民本思想的起源形成与总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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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的起源形成与总结
民本思想的起源形成与总结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对中国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它发端于夏商时代，其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
历史证明：
中国古代的每个历史时期，只要统治者重视民本，施政体现民本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和社会鼎盛。
一、民本思想的起源
民本思想对中国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其最初到底起源于我国的哪个时期呢？
据考证，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已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
根据可靠文献记载：
帝尧曰：
“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
”故一民或饥，曰：
“此我饥之也。
”一民或寒，曰：
“此我寒之也。
”一民有罪，曰：
“此我陷之也。
”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
如此关于民本思想的萌芽在先古时代还有很多，但都是初具雏形，散见于某些史书中，是少数智者的主张，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没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追本溯源，中国民本思想的萌芽最集中的时期是在夏商周三代，也可以说中国的民本思想起源于夏商周时期。
其典型代表人物有夏禹、盘庚和周公。
1.夏禹的民本思想。
夏禹是中国的着名先期统治者，他治水的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无人不知，而其施治中的民本思想却是他对中国历史所做的最大贡献。
他首先提出了民本思想的概念，并在其施政过程中真正地实践了他的以民为本的思想。
他的民本思想可以总结为一次回忆、一次谈话、一次实践。
一次回忆指的是太康失邦，昆弟五人洛水以北等待了100多天后，回忆大禹之戒，作的《五子之歌》。
据记载《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其第一首就写到：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在明，不见是图。
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概念，其意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稳定了，国家才能安宁。
同时也承认了“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离开了他们，国计民生都无从谈起。
这种对于百姓，只能亲近，不能轻贱；百姓是立国根基，根基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天下的百姓比我们聪明，面对亿万百姓要存戒惧之心，不可随意欺凌的执政理念，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思想的一次飞跃，也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一次巨大推进。
一次谈话指的是大禹和舜帝、益、皋陶讨论政务和治国见解的谈话。
夏禹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首次提出了民本思想的概念。
据《尚书·大禹谟》记载：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水、火、金、木、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德罔克，民不依”；“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yī，治理安定的意思），黎民敏德”。
而大禹还曾说：
“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这些言论无不体现了大禹政事的根本在于养活和教育百姓，端正人们的德行，为百姓的物用提供便利，使人们的生活富足的民本思想。
一次实践指的是大禹治水。
大禹不仅首次提出了民本思想概念，形成了一些民本思想言论，而且在其施政的过程中还切实加以实践。
《尚书·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全过程，这虽然是一部关于地理方面十分有价值的文献，但也体现了大禹治水的巨大贡献。
据《贾谊·修政语·上》记载：
“大禹曰：
‘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
’故鬟河而道之九牧，凿江而道之九路，洒五湖而定东海。
民劳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于民也。
禹尝昼不暇食，夜不暇寝矣，方是时也，忧务故也。
故禹与士民同务，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谕矣。
故治天下，以信为之也。
”这充分证明大禹不仅在思想上提出了民本思想概念，而且也在身体力行着民本思想。
2.盘庚的民本思想。
盘庚是汤的第十世孙，商的第二十位君主，也是商代的一位明君。
他在位时为了避免都城水灾，把商都迁于殷。
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都集中在《尚书·盘庚上》、《尚书·盘庚中》、《尚书·盘庚下》三篇中。
他关于重民的民本思想也集中体现在为迁都殷而发表的三次演讲中，所以盘庚的民本思想也可以概括为三次演讲。
第一次演讲：
盘庚为了都城人民生活的安定，避免水灾，决定第五次迁都，而臣民却有很大一部分不愿意去新邑居住，而且有一部分大臣不仅不支持迁都，还煽动平民也不迁都，在这种情况下，盘庚把一些贵戚近臣召集起来进行教导，发表演讲。
盘庚在这次演讲中明确指出：
“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
”他教导贵戚近臣：
要抛却私心，给予百姓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要把迁都的原因、善言和思想正确无误地传达给百姓，切不可谣言恐吓和煽动百姓反对迁都避祸的大行动。
这是他民本思想的最初显露。
第二次演讲：
盘庚在对近臣贵戚发表第一次演讲后，把那些不服从迁移命令的百姓召集起来进行耐心说服。
盘庚用诚恳的态度劝导他们：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天时”；“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
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
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
用奉畜汝众”。
这第二次谈话通篇贯穿了迁都为民、使民安居乐业、避灾躲祸的思想，提出了顺应天意民心，帮助、养育百姓的民本思想观念。
第三次演讲：
盘庚把都城迁到新邑，安排好百姓住的地方后，把百官召集起来，发表演说，对百官进行告诫：
“无戏怠，懋建大命。
”“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
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
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
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
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盘庚在第三篇演说中重点是劝诫百官不要贪图嬉戏游乐，也不要疏懒怠惰，要努力完成重建家园的重大使命。
同时他指出：
你们要想想自己的职责，我将认真考察你们照抚民众而取得的政绩，我不会任用贪财好货之辈，而只会任用努力帮助百姓的人。
凡是能够养育百姓并使百姓安居乐业的人，我都要根据他们的政绩的大小而给予他们应得的敬重。
最后还告诫：
不要聚敛财宝，要努力为帮助百姓谋生而建功立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对待民众的情况来考察、使用干部的用人理念，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周公的民本思想。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是西周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
因以周太王所居地为其采邑，故称周公。
周灭商后，周公在总结商朝灭亡的教训时提出：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靡常”。
强调只有实行德政，才能长期获得人民的拥护。
周公认为君王必须爱护人民，保护人民，使人民能过安宁的生活。
他总结商亡的教训，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正式实施了“德治”主张。
所以周公的民本思想可以总结为“敬德保民”和“教化”两个方面。
“敬德保民”的思想。
周公敬德保民的思想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其中在《尚书·康诰》中最为集中。
《尚书·康诰》是周公告诫康叔勤勉治理殷民的诰词，他精辟论述：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民。
汝丕远，惟商成人，宅心知训。
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天畏忱，民情大可见。
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民。
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敬哉!
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
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
”这些论述，充分证明了他的关心百姓、保护百姓、施行德政、满足百姓所需、安定百姓之心、使百姓康乐安定的“敬德保民”思想。
关于“敬德保民”他还有许多论述：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
”（《尚书·酒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引养引恬。
”“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
”（《尚书·梓材》）“朕教汝于民彝，汝乃是不，乃时惟不永哉!
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
汝往，敬哉!
兹予其明农哉!
彼裕我民，无远用戾。
”“惠笃叙，无有遘自疾。
万年厌于乃德，殷乃引考。
王平殷乃承叙，万年其永观朕子怀德。
”（《尚书·洛诰》）这无一不是他“敬德保民”思想的体现。
教化的思想。
教化思想是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深化，也是周公执政思想的精华。
关于教化，周公专题论述的并不多，但其在许多言论中都蕴含了这种思想。
其中较为典型的教化思想集中在《尚书·康诰》之中。
周公在《尚书·康诰》中告诫康叔：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
‘我惟有及则。
’”“爽惟民迪吉康。
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
”这两句话是周公民本思想教化方面的集中体现，他告诫康叔不仅要自己遵守法令，还要用法令去教导百姓，要用文王敬德忌刑的风范把百姓引上正道。
同时更明确地指出：
教化能够使百姓善良，国家安康。
民本思想在夏商周三代虽然没有形成体系，但在这个时期中民本思想的萌芽有了巨大突破，完全可以说民本思想起源于夏商周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概念，第一次提出了以对民的政绩来考察、使用干部的用人方略，第一次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执政理念，同时他们三个典型代表人物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提出了民本思想，而且作为当时的执政者，在其施政过程中也都身体力行地实践了其提出的民本思想，这对我国民本思想的体系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二、民本思想的形成
民本思想在夏商周时期经过三位杰出人物的提出与丰富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特别是在当时的士阶层中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和阐释，由于士阶层处于统治和被统治之间，对民的作用的认识更加清楚，所以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更加着意阐释、鼓吹，成了这一时期的一股思想大潮，并在萌芽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的体系。
同时，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思想家，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民本思想体系是民本思想的精华，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民贵君轻的思想。
孔子以舟水相比喻：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孟子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见解，更加深入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命题。
二是安民利民思想。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
者得失天下，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因此，统治者必须安民利民。
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孔子率先提出了“足食、足兵、民信”（《论语·颜渊》）等安民利民的治国思想，并强调民信是最重要的，进一步论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无立。
”（《论语·颜渊》）三是平政爱民的思想。
如荀子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王制》），强调“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
”韩非子提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四是顺从民意的思想。
在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论着中都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和“天命即人命”的观念。
如齐宣王攻打燕国，获胜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这个邻国。
孟子就把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作为先决条件，他说：
“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燕民不悦，则勿取。
”（《孟子·梁惠王下》）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已经意识到了统治者必须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而不能任意妄为。
春秋战国时期着名思想家的民本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每位思想家的民本思想却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其中孔子、孟子、荀子这三位为民本思想形成体系做出不朽贡献的思想家，他们的民本思想的侧重点都各有千秋，孔子侧重于“为政以德”，孟子侧重于“仁者无敌”，而荀子的侧重点则是“平政爱民”。
1.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
孔子完备地继承了周公的“德主刑辅”的思想，而且又有所发展和完善，将德与礼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在吸收了春秋时期德治资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
他指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则格。
”（《论语·为政》）从而形成了自己较为详备的德治思想体系。
当然，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强调把礼的执行建立在仁的基础上，赋于礼以道德的品格，把外在的强制转化成内在的自我约束，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实质和它的意义所在。
孔子“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主要是围绕两个层面来展开的：
一是为政者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如何对待、如何管理庶民百姓的问题。
前者是“修己”问题，后者是“治人”问题。
修己是对统治者而言的，它要求统治者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行；治人是对广大庶民百姓而言的，是对民众管理和教化的问题。
对于广大民众首先要满足其生存需要，解决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其道德修养。
两个问题的核心点就是：
强调了把统治者的修身视为治国平天下（安人，安百姓）、实现德治的前提条件。
在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中，为政者作为德治之主体，其政治道德修养在国家政治系统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成为实行仁政德治的前提。
为政者首先要自身品行端正，使自身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
他说：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欲善而民善矣。
”（《论语·颜渊》）他认为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安定有赖于执政者与百姓之间的和谐、亲密关系。
为政者要“爱民敬民”，体察百姓疾苦，爱民如子，减轻民众负担，维护百姓利益。
在孔子看来，君主的个人道德修养及个人道德人格力量决定了国家政治之前途及君民关系之命运，修身乃一切之根本，乃治国安邦之基础，执政者只有严于律己、勤于正己，“欲而不贪”，具有高尚之道德品质，才有治人之条件。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为政者欲有所作为，就必须先“正其身”（《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者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论语·子路》）其次要勤其政。
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很显然，孔子把统治者的修身、修己看作是治国平天下、实现德治理想的前提。
孔子“为政以德”思想是建构在君主具有崇高道德修养的基础之上，然后延伸到“治人”的层面上，具体说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这是统治者在实施德治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孔子遵循“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的原则，把“爱人”放在为政之首位。
孔子认为，要使社会维持和谐稳定的等级秩序，在处理君民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以道德原则来对待庶民百姓，用自身的高尚道德泽惠于民，取信于民。
在孔子看来，老百姓的信任对为政者至关重要，“为政以德”必先取信于民，取信于民必须诚实无欺，讲究信用。
子贡曾问政于孔子：
“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
‘必不得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
‘去兵。
’子贡曰：
‘必不得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
‘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孔子把“民信”看得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把取信于民看作是治理国家至关紧要的东西。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负其子而至矣。
”（《论语·子路》）尽管孔子时代还没有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但民在国家社稷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不言而喻。
因为民为国家之本，国家之财、君主之用皆源于民，一国之存在，不可须臾离民，无民则国将不存。
因此，执政者为了维护自身政权之稳定，首先必须稳定好根基，满足百姓日常的生产生活需要，有了丰裕的生活资料无论对百姓还是对君主来说都十分重要，也就是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从这一层面来说，民足是君足的先决条件。
没有民足，就没有君足。
这是维持君民关系的最基本底线，在这一底线范围内，君民之间可保持基本的和谐与平衡，超越或破坏了这一底线，社会将面临“上下失序”的混乱局面。
孔子把富民置于为政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施行“德治”如果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那就失去了“德治”的意义，检验为政者“修德”的标准就是看国家是否兴盛，民众是否安居乐业，因为民富则国强，民安则国安。
他认为只要做到“足食足兵”，就可获得民众之信赖。
（《论语·颜渊》）并以使民“富之”作为人口众多后的首要选择。
（《论语·子路》）为了实现其富民的政治理想，孔子要求统治者多予少取，要施惠于民。
他认为，为政的首要任务是“足食”、“足民”，然后再“庶之”、“富之”（《论语·子路》），让百姓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在孔子看来，民富则安，民安则国安，民贫则乱，民乱则国危。
作为统治者，要时刻关注民众的意愿和要求，要“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顾
宝田等：
《左氏春秋译注·哀公十一年》）；“薄赋敛则民富”（赵善诒：
《说苑疏证·政理》）；切不可漠视民众之合理要求。
孔子的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历史的深刻考察和总结得出的真理性认识。
民之富固然重要，但孔子没有停留在此，而是把民之教作为管理的最终目的。
孔子对民众毫不犹豫地以“教之”作为“富之”之后的最重要环节。
指出“既富，乃教之也”。
（赵善诒：
《说苑疏证·建本》）孔子最早论述了富民与教民之间的辨证关系，可见，孔子主张先让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进行教化。
把富裕作为教化的先决条件，这可以说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条真理性的原则，强调在富民的基础上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民众就不会萌发犯上作乱之心、非分逾越之想，就会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各守其位，各尽其责，社会也就不会出现上下失序、贵贱失常的混乱局面。
虽然孔子“为政以德”的民本思想提出后不停地游说列国，虽然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当时各国诸侯的重视，也没有得到实际的贯彻实施，但是客观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得到了后来儒家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较完备的思想体系。
2.孟子“仁者无敌”的思想。
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吸收了孔子民本思想的精华，对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系统而完备地提出了他“仁者无敌”的民本思想学说。
对于仁，孟子自然是继承了孔子的衣钵，但他对仁的思想更比孔子要开放的多，不拘泥于周礼的繁文缛节，不拘于往旧，而是发挥尧舜禹汤文武的历史传说，把仁的使用范围明确地扩展到“民”，给仁注入崭新的含义。
在《梁惠王下》中，“与民同乐”和“与百姓同乐”混用，说明在孟子眼中，百姓已与民是相同的概念，或包括在民的概念中，属于民的一部分。
孟子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
仁政的具体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养生送死无憾”。
孟子“仁者无敌”的民本思想又可具体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仁政于民的思想。
孟子认为，仁政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是一个君主受民爱戴的根基。
他精辟地指出：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
与王敌?
故曰：
‘仁者无敌。
’王请勿疑。
”（《孟子·梁惠王上》）他指出：
一个君主只要施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就能够达到“仁者无敌”的目的。
他进一步指出：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恕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孟子·梁惠王上》）进一步论述了施行仁政能够王于天下的道理。
这就是说，真正能够爱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因此，他就随时启发施政者去爱人民、争取人民。
在具体措施上要“与民偕乐”、“与民同乐”，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他深刻指出：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下》）“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在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中，也劝说齐宣王放弃霸道，施行王道，“保民而王”。
在这次谈话中，孟子集中阐述了他的仁政思想和经济思想，描绘了一幅“保民而王”的社会蓝图。
他从齐宣王有“不忍”之心说起，鼓励齐宣王发扬“仁术”，推恩百姓，以德服天下。
总之，在孟子看来，仁者无敌，得民心者得天下，“保民”是王道的基础。
二是民贵君轻的思想。
孟子认为，民众是国家、诸侯、天子存亡或变更的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民众的地位和作用比君主更为重要。
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既然民众比君主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所以“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孟子·尽心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因此，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齐宣王问汤武放伐之事，怀疑臣不可以弑君。
孟子则直告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这些话在当时看来，都是极其大胆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孟子不仅把孔子的“爱人”发展为“爱民”，而且把民放到了历史决定性因素的地位。
认为君王可以变置，社稷可以变置，而民是不可变置的。
孟子就是从历史中得出结论：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
可见，孟子把民的地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即是在今天看来，也很有现实意义。
孟子要求君王“与民同乐”，并认为君臣之间有某种对等的关系：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君权在孟子的眼里再也不那么威不可犯了，他经常通过委婉或直接的方式斥责君主，如“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梁惠王上》），“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上》）。
他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人为大丈夫。
正因为如此，孟子呼唤的是仁者治国，呼唤“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社会。
3.荀子“恩惠于民”的思想。
荀子是孟子之后又一位着名民本思想学家，他的民本思想吸收了前两位的重要内容，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
他提出了：
“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
传曰：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荀子·王制》）他以“恩惠于民”的思想对孔子、孟子的民本思想加以补充和完善，从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民本思想的初步体系。
一是“平政爱民”的思想。
“平政”的目的是要使百姓“安政”，要使“庶人安政”，绝不能滥用刑罚，暴虐人民，而应该是爱民，施恩惠于民，养民富民。
荀子认为，要“平政爱民”，就要“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
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
故君人者，欲安：
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百姓安政，国君才能安位。
民安君安，社会才能安宁和谐。
所以，荀子认为：
“平政爱民”，“隆礼致士”，“尚贤使能”是国君执政的三个“大节”。
“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矣。
”（《荀子·王制》）要“平政爱民”，就要反对“上溢下漏”，“筐壁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的剥削行为。
荀子认为，“王者之法”，取于民要合理，要按等级收税，要办理好民众的事情，利用好万物。
荀子说：
“田野什一，关市讥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
相地而衰政（根据土地的好坏收税），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
”（《荀子·王制》）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养民”，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条件。
这是“平政爱民”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要“平政爱民”，就要反对滥用刑罚，施强暴于民。
“重法”，施刑罚于民，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民安、君安，达到社会的安定。
荀子说：
“凡节奏（礼法制度）欲陵，而生民放宽；节奏陵而文，生民宽而安。
”（《荀子·致士》）“临事接民而以义变应，宽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
”（《荀子·致士》）从荀子“平政爱民”的政治主张中，可以看出荀子虽然认为“人之性恶”，但是仍然以“爱民”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也可以说，荀子把“人之性恶”作为政治立说和施政的“方便法门”而已。
二是“节裕富民”的思想。
他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求富求贵求荣是人的情欲之一。
为了满足人民求富的欲望，荀子提出了“富民”、“养民”、“裕民”这一治理目标。
荀子说：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
节用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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