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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论巴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08秋汉语言文学本科杨云贤学号：
20081060605
[摘要]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创作最丰饶的作家之一，巴金在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众多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形象，其中女性形象占有重要的位置。
有理想中的革命女性，封建礼教制度的牺牲者和反抗者，战乱时期的知识女性，还有在寒夜中寻找光明的女性形象。
这些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巴金进步的妇女观和对中外文学中关注妇女问题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是他一个突出的文学贡献。
[关键词]女性形象；妇女观
巴金小说中的女性个个形象鲜明，她们虽然生活在同一时代，同样受着封建制度残余的影响和毒害，然而她们的性格，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待生活、命运的态度，以及她们的最终命运都不尽相同。
下面我们就试以作者创作的先后，来归纳一下作者创作的几类女性形象，从而探讨作家的妇女观，分析他创作的动机以及这些女性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理想中的革命女性
巴金从事创作一开始就尝试着描写理想中的女革命者形象。
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描写一个病态革命家杜大心灭亡的悲剧，同时又写了一个曾经受过杜大心深刻影响的少女李静淑，后来成为“一个深得人们敬爱的”领导上海纺织工人大罢工的领导人。
虽然这只是小说末尾的一个简单交待，却寄托了作者渴望出现这样一个美好的女革命家的希望，体现了作者当时的思想倾向和对未来的向往。
《灭亡》的姊妹篇《新生》描写了两个从事革命运动的青年女子，一个是男主人公李冷的妹妹李静淑，一个是李冷的恋人张文珠。
她们对李冷摆脱个人主义走向革命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她们穿起“深蓝布短衫，束一条白布头巾”，像一个乡下姑娘，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到纱厂做工，到工人中间教书，讲解社会现状，进行革命宣传。
她们了解了工人们的痛苦生活后，决定牺牲自己去为人民谋幸福。
她们还要把李冷“从空虚的个人主义里面救出来”。
特别是张文珠，曾经是一位杂志编辑的太太，却摆脱了被丈夫供养的寄生生活，走上了革命道路。
她豪迈的宣称，“有一天我会看见整个旧社会在我的打击下面粉碎，那时候我这只手会拿起武器，我会勇敢的跟着群众前进，我相信我不会比你们男人胆小。
”这样的豪言壮语，谁能不为之所激励呢？
《新生》中李静淑、张文珠两个女性形象，虽然没有得到充分、正面的描写，对她们的思想、生活描写都很简单，人物形象有点概念化。
但是比起《灭亡》，作者的创作还是有所发展。
在后来创作的《爱情三部曲》中，《电》一篇更加突出的表现了作者热情歌颂女性革命者的思想。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女革命家，也就是被巴金认为是“一个近乎健全的女性”[1]（P24）的李佩珠。
在她身上，作者倾注了自己的理想和情感。
在作者笔下，李佩珠是一个勇敢坚定、思想较成熟的女革命者。
群众集会时，面临军警的包围，她从容镇定地指挥大家。
当自己的同志有危险时，她冒险去报信。
但当别的同志有浮躁盲动情绪时，她则严肃地告诫：
不要单纯追求轰轰烈烈的英雄行为，尽管我们已献身于这个事业，但却“没有理由轻易牺牲”。
她不在困难前退缩，不在危险中慌乱，从不轻率任性，准备随时为革命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她是一个健康、富有朝气和希望的女性形象，在她身上看不到作者忧郁、悲观的色彩。
所以，巴金把她和另一些革命青年比喻成暗夜里的一束束耀目的闪电。
从李静淑、张文珠到李佩珠，这些革命女性，都是作者理想的化身，作者之所以塑造她们这样的女革命家，反映了他对妇女解放的向往和对女性美好品格和革命积极性的赞美。
那么作者创作这些革命女性的依据是什么呢？
主要因素是他早期受外国小说的影响较多。
“他的《灭亡》、《新生》等作品及至稍后的《爱情三部曲》里的‘充实生命’，都与西方，特别是俄国革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巴金孕育、创造‘充实生命’的重要材料库。
”[2]（P71）给作者印象最深的是两位俄国革命女性——苏菲亚和妃格念尔。
他曾把苏菲亚“看作当时所知道的世界中‘最可爱的人’”。
[2]（P65）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青年们都以苏菲亚为榜样。
在《雨》中，作者具体描写了妃格念尔的回忆录对李佩珠等青年的思想情感的影响。
由此可见作者对这两位俄国女革命家的推崇和敬爱之情。
也正是因为对她们的这种景仰之情，使作者渴望现实生活中也能出现这样的女革命家，希望要求进步的女性来学习她们。
因此，他塑造了众多革命女性形象，希望追求新生活的青年向她们学习。
当然，作者在创作李佩珠等革命女性形象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作者在艺术上更多的表现出了主观的、理想的、激情的特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缺乏深厚的生活基础，故而影响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使之不够血肉丰满。
尽管如此，这些革命女性形象，特别是李佩珠这一形象，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当时的文学创作多侧重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妇女命运的悲惨、男女青年的苦闷等等方面，总体上格调都比较灰暗低沉，像李佩珠那样，对未来充满乐观的信心，对革命富于英勇献身精神的人物形象还是不多见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李佩珠的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代女性形象画廊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二、封建礼教制度的牺牲者和反抗者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反封建家族制的集大成者，也是巴金描写妇女悲剧命运最深刻的杰作。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十多位青年妇女形象。
作为年轻女子，她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
封建婚姻制度可能给她们带来的厄运。
《激流三部曲》正是侧重通过这个与妇女切身有关的问题来展开描写的，从而展示这些女性的形象特点。
瑞珏和梅，她们都与觉新有感情纠葛。
她们善良、温柔，对待爱情真诚坚贞，都渴望和追求幸福的生活，都一样被旧制度、旧礼教所扼杀。
然而，她们都是顺从的、软弱无力的。
她们虽然在心中都有不满，有怨言，但是，在封建桎梏下，她们还是把眼泪吞进肚里，强颜欢笑，从不反抗，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
她们都由家长包办婚姻，瑞珏侥幸遇到了觉新这样一个忠厚善良的丈夫，她将自己的爱毫无保留的付出，成了公认的贤妻良母。
然而，从出嫁的第一天起，她就处在和觉新、梅之间微妙难堪的处境中，即使如此，她仍然压抑着内心的痛苦，真诚的关心梅，抚慰觉新的精神创伤。
这样一个善良大度的女性最终还是充当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牺牲品，断送了她年轻的生命。
梅和觉新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然而由于长辈们在牌桌上的一点小矛盾就被拆散，被迫远嫁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一年不到又守了寡，抑郁终生，凄然告别人世。
巴金还写了另一类女子的命运，这就是为觉慧所爱恋的鸣凤。
比起瑞珏、梅来说，像鸣凤这样一个佣仆更是像牲畜一样可以任主人随意买卖赠与。
鸣凤具有反抗性，竟敢爱恋小主人，反抗高老太爷的命令，决不愿作封建淫魔冯乐山的玩物，终于投湖自尽。
她用自己美丽的青春和生命向封建专制制度发出了沉重而又悲惨的抗议和控诉。
她的死唤醒了琴、淑英等许多女子，使她们懂得了除了象梅那样顺从屈死外，还可以像鸣凤那样以死来抗争。
巴金通过这些妇女的悲惨命运，给人们展示了一幅幅血腥的图画。
他把一个个封建制度的牺牲者摆在人们的面前，以此来控诉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他在无情的撕破这个封建罗网下的残酷、悲惨的同时，在描写这许多年轻灵魂的同时，渴望着、呼喊着人们去战斗，去追求合理的给人温暖幸福的新生活。
因此，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还写了像琴那样的封建礼教制度的反抗者形象。
琴是《激流三部曲》中连续出现的一个主要人物。
她幸运地受到“五四”运动的感召，有机会进入学校接受新的文化教育，她从觉民、觉慧兄弟那里，初步接触到了比较进步的思想，有了反抗封建礼教制度，争取独立自主的要求。
她在给好友倩如的信上写到，“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决地奋斗，给后来的姐妹们开辟一条新路，给她们创造幸福。
”通过自己的努力，她一点一滴的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
进入了男女同校的学堂，争取到了婚姻自主等等。
虽然由于家庭的影响，她并未像觉慧那样叛弃家庭，成为英雄，却也是这个窒息的环境里为许多青年女子所羡慕敬佩的先行者。
无论是写哪一类女性，都渗透了巴金对于妇女命运的关切和同情，对于女性的尊重和爱护。
作者对这些年轻可爱、富有生气、热爱生活的女性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在她们身上，作者既写出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也不回避她们因袭的封建思想重负。
同时，作者既写出了封建制度的残酷性，写了“五四”运动以后，青年女子的觉醒和进步，她们正在开始挣脱封建枷锁，走上妇女解放的道路。
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有过许多作家写过类似题材和女性形象，但像巴金这样，描写的女性形象如此之多，涉及的生活面如此广泛，以封建大家庭的崩溃史为经纬而形成的艺术结构如此宏大，却是不多见的。
而且像瑞珏、梅——鸣凤——琴这样一组典型的艺术形象能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喜爱，并产生深刻的影响，也都是非常难得的。
巴金之所以能在《激流三部曲》中成功地塑造众多女性形象，主要原因是由于作者自己长期生活在封建家庭中，对于这些女性的思想性格、感情愿望、命运遭遇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对于封建礼教制度对女性的压迫、摧残有着深刻的体验，因此才能写的那么真切生动、入木三分。
“那些人都是我当时朝夕相见的”[1]（P385）作者在童年时曾看到一本《烈女传》，其中所谓烈女的血腥遭遇使他感到疑惑和不平：
“为什么这些命运专落在女人身上？
我不明白！
”[1]（P354）因此当他成年后，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以后，将自己的感情融进了小说中，“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的女人叫出了一声:
‘冤枉！
’”[1]（P354）。
三、战乱时期的女性侧影
抗战时期，不管生活怎样艰难，巴金还是不停的写作。
在这个时期，除了写完上述的《激流三部曲》之二、三部《春》、《秋》以外，他还写了《火》三部曲和《憩园》、《第四病室》等中篇小说。
有趣的是，《火》三部曲的主人公冯文淑是一位女性，《憩园》、《第四病室》中作者倾心歌颂的也是两位女性：
万昭华和杨木华。
《火》第一部描写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件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一群青年的爱国活动。
冯文淑是一个中学生，她觉得自己有着满腔热情，只想为抗日多做一点事情。
她敢于当面驳斥思想反动的父亲，她为祖国的神圣领土被蹂躏感到痛苦，她为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伤员们的慷慨激情所激励。
她在伤兵医院做义务护士，但觉得还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力量，于是又斗志昂扬的走上前线。
《火》第二部则写冯文淑随战地服务团到大别山一带活动的情形。
冯文淑向农民宣传抗日，这使她对于朴实真诚的农民群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这两部作品中，冯文淑一直是主要人物。
她的热情开朗、单纯而带有稚气的性格，强烈的爱国心，追求真理的热情和献身精神都被描写得生动鲜明。
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壮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一些爱国青年的侧影。
比起瑞珏、梅——鸣凤——琴来，冯文淑处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更广阔热烈的社会环境里。
她已经走出了封建家庭，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开始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去。
她思考的追求的已远不是个人生活中的得失、婚姻的幸福，而是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
比起李静淑、张文珠和李佩珠，冯文淑的艺术形象要丰满生动些，她的气质、思想、情感、性格更亲切真实而富有生活气息。
特别是《火》第一部中的冯文淑，作者是以自己的未婚妻肖珊及其活动作为原型进行描写的，以自己在“八一三”战事爆发后在上海的见闻经历和感受为基础的，这就与单纯的寄托理想、采撷外国史实进行再创造的效果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说冯文淑的形象在作者的创作上有了较大进步，这是一个崭新的、富于时代特征的形象。
《憩园》中的万昭华是一个美丽、温柔、善良的女性。
她有知识，热爱生活，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世界上的人们都能过一种互相同情友爱的生活，希望“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在治家、教子方面，她与丈夫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尽管耐心的规劝，却从未得到过丈夫的尊重和支持，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处在苦闷和孤独的抑郁之中。
然而除了在书中得到一点安慰外，她只能让自己美丽的青春和生命寂寞的消逝在可怕的旧家庭坟墓里。
在万昭华身上我们隐约可见瑞珏和梅的影子，可见瑞珏她们的命运仍然在抗战时期的部分女性中积蓄。
这也是作者再一次对旧家庭的控诉和鞭挞。
《第四病室》是巴金根据一九四四年在贵阳一段住院生活写成的。
作者笔下的这个病室中的种种阴暗、冷酷、痛苦、不幸，可以说是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在那众多的病人、医生、护士、杂工、家属等人物中，只有一个年轻女医生杨木华是善良、热情、有生气的。
杨木华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作者当时住在那个地狱般的医院里，亲身体验、观察到了病人的痛苦、医院的混乱腐败。
因此渴望出现一位热情、善良的医生，即使给病人一点点及其微弱的、无济于事的笑容，那也将是极大的温暖和安慰。
杨木华就是在这种动机下创造出来的。
对于冯文淑——万昭华——杨木华这一组女性形象，我们尽可以对作者的艺术描写不满意。
诸如冯文淑形象不够深刻，万昭华形象缺少新意，杨木华形象显得比较单薄等。
但是，作者喜爱她们，把自己许多美好的感情寄托在她们身上。
在那阴暗冷酷的环境里，只有她们保持了美好的品格和感情，给人们以希望。
由此，我们可以说，就是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苦难岁月里，巴金对于妇女们积极的贡献，善良坚强的灵魂，悲惨不幸的遭遇不仅没有丝毫的忘却和冷淡，相反，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在关注她们，描写、歌颂她们！
四、在寒夜中寻找光明的曾树生
《寒夜》是巴金在解放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巴金迄今为止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女主人公曾树生则是巴金描写旧时代知识妇女形象中的最后一个。
她像是巴金所塑造的那个时代一系列妇女形象的一个总结、一个代表。
在旧时代临近终结的时候，在最黑暗寒冷的夜晚，她们苦苦挣扎、彷徨、苦闷，还没有寻找到自己的出路和归宿，她们渴望温暖和光明。
在那样特定的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曾树生的思想性格也非常的复杂和矛盾，所以在巴金创作过的几十个女性形象中，她是一个引起读者和评论家们争议最大的女性。
我们不能简单地对她加以评价和褒贬，不能简单地说她是一个正面人物，或是一个反面人物。
曾树生早年受过大学教育，她和丈夫从教育系毕业后，共同编织过美好的理想，希望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
这种理想尽管微不足道，但在那个社会也是一种奢侈的幼稚的幻想。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像他们那样的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和广大人们一齐推入到灾难的深渊。
作品的艺术力量正在于对那个罪恶的社会进行了强烈的控诉。
作品中的三个人物都是无辜、善良，值得人们同情的“小人物”。
对于曾树生，巴金也像对过去作品中所有的年轻女子一样，充满了同情与希望。
曾树生有弱点，她不够坚强，爱慕虚荣，不能毅然抵抗那些庸俗腐朽的灯红酒绿的生活的诱惑……。
但她也是善良的，无辜的。
在她身上充满了矛盾：
她对丈夫有很深的感情，不仅将工作所得赡养一家，照顾有病的丈夫，还要时时受到婆母的挑衅和侮辱。
在这个灰色凄凉的家庭她感受不到一点生气和乐趣，一旦离开去兰州，她又充满惶惑和犹豫。
后来与丈夫分手了，但她仍深深牵挂着汪文宣，不断寄钱来。
直到重新回到重庆，她原想告诉丈夫：
“只要你好，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而汪文宣的死给她感情上的打击是沉痛的。
曾树生真的追求虚荣到了高兴做银行经理夫人吗？
恐怕并非如此。
在那样的社会里，曾树生为了养家糊口，不能不周旋在经理主任之间，所以她说：
“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
”那个年轻的陈主任向她求爱，她不能得罪他，但是“她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
她“也不想答应”对方的求婚。
即使后来与汪文宣分手了，仍然对自己的前途犹豫未决，因此她才再三说，“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
曾树生与《激流三部曲》中的一些妇女相比已经向前跨进了一个时代。
她有了受教育的权利，有了自由恋爱结婚的权利，有了对事业的追求，而且对婆母的侮辱也有了较强的反抗意识。
她还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幸福。
然而她仍然是不幸的，是一个受屈辱，但又软弱的孤立无援的知识妇女。
对于她们一家的不幸，曾树生明确的表示，“我不相信这是命。
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
”这清楚地揭示了给这一家人带来不幸和灾难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
曾树生不像汪文宣那样失业，但她的职业却有损于尊严；她也不像汪文宣那样患了不治之症，但她徒然有健康的身体，饱满的精力，却不能得到生的乐趣。
因此，她并不比汪文宣好多少。
汪文宣悲惨的死和曾树生徘徊街头的生同样是不幸的，都是对国民党统治和日本侵略者的控诉。
曾树生的命运恰恰说明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
只有民族的阶级的解放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前途。
“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作者对这个不幸的女性的爱护和同情在这里充分流露出来：
她活得并不比别人好，在寒夜，她也需要人们的帮助和关怀。
在当时的环境里，有多少像曾树生、汪文宣这样的知识分子挣扎在生命线上，他们都还没有机会接触到进步革命的力量，也不可能凭借个人的力量为改变命运而斗争。
他们都在盼望一个新的、温暖的明天。
因此，我们说曾树生是旧社会普通知识妇女的一个典型。
她的生活命运和彷徨苦闷正是那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一个真实写照。
曾树生形象的深刻社会意义也就在这里。
巴金的《寒夜》是以他当时在重庆的见闻、周围亲友的遭遇为素材，加以艺术的概括和提炼写成的。
他写的环境、人物、氛围都是天天接触到的、极为熟悉的。
因此，经过巴金细腻而曲折有致的艺术描写，曾树生这一形象特别丰满，富有艺术魅力。
她的思想性格充满矛盾，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给人以思索咀嚼的余地。
可以说，曾树生是巴金创作的一系列女性人物画廊中最复杂而有特色的形象之一。
当我们在巴金创作的人物画廊中，专为女性形象作了一次匆匆的巡礼之后，当我们对作者创造这些女性形象所涉及的社会历史背景做了一些粗浅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1．巴金具有进步的妇女观。
从少年时代开始，巴金对妇女受压迫受奴役受歧视的社会地位和痛苦不幸的命运就有所了解，并愈来愈感到深恶痛绝。
他对年轻可爱的生命的枯萎和死亡怀有很深的同情和关注。
所以，从他执笔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就不断表现她们的悲惨屈辱的生活命运，喊出了她们的冤屈和控诉；并且还用极大的热情描写了他们的智慧、才干、美好的品德以及革命的积极性。
他尊重她们，关心她们的命运，真诚的希望她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巴金的这些思想不自觉地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相通。
马克思曾经精辟的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的衡量。
”[3]恩格斯也表明了同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3]正是类似这种思想观点使巴金对于妇女问题表现了特殊的热情和关注，有意识的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塑造了大量的美好的妇女形象。
2．巴金继承了中外文学中关注妇女问题的优良传统。
巴金曾在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时指出，他之所以能写出《家》和《寒夜》里那些受苦和斗争形象的女性，是因为“有两个因素影响我最大。
第一是中国的传奇小说，在这些巨著里，你可以看到女英雄们的非凡业绩。
第二是俄国小说，这里面女性常常是积极和革命的人物。
”[1]（P83）关于后一个因素，我们前面已简单介绍过，至于第一个因素，其影响也是巨大的。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无论是传奇、戏剧，还是叙事长诗都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色彩鲜明、美丽动人的妇女形象。
尤其是文学名著《红楼梦》更是影响了巴金的创作。
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角度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历史面貌，表现了作家们对妇女命运的特别关注。
“五四”以来，巴金和其他进步作家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巴金则可以说是其中取得较大成绩的作家之一。
3．巴金创造的妇女形象是丰富多彩的，这些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巴金的作品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
有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反对残暴军阀统治和外国侵略的女革命家，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学生，有医生、护士、职员、家庭主妇、地主家庭小姐、佣仆等等平凡的“小人物”。
她们分别活动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封建家庭里、军阀或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深受各种压迫、摧残和屈辱，有的在呻吟中死去，有的觉醒起来斗争，有的还在苦苦挣扎，作者描写了一幅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妇女生活命运的特殊的艺术图画。
作者笔下的她们都有一颗善良的、美好向上的心灵，都有一个单纯、明亮、懂得爱情、富有同情心的灵魂，甚至还有动人的容貌、温柔贤淑的性格。
这些女性形象都不同程度的保留了中国女性传统的美德和民族的特征，又或多或少吸收融入了先进的民主的思想养分，尽管她们各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但又具有巴金式的思想感情特色。
她们都以一种美好的形象出现在那个污浊阴冷、黑暗残忍的生活环境里，给人以希望和温暖，或者正在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
这样，她们受压迫、受摧残的生活，她们被毁灭、被践踏的命运也就更加具有强大的控诉力量，促使人们愤发抗争。
正因为如此，巴金创造的这一系列美好的女性形象也就成为他丰富的文学业绩中一个突出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参考文献]
[1]唐金海.巴金专集
（1）[C]..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2]张民权.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3]胡永修，周芳芸.巴金研究[M].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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