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数学家钱伟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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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家钱伟长

应用数学家钱伟长

　　在我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头，只要领导重视，天下没有一件事情中国人办不到！

我相信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必然在各个科学领域里头，都要占世界上风的．我们有这个志气，也是能做到的！

——钱伟长1978年9月9日

　　当一个民族自己晓得自己是落后的，不自高自大了，那么她就可以下定决心赶上去．

——钱伟长1982年4月21日

　　我们的教育要求也要降低，我们现在教育要求太高了，都希望培养尖子的、培养天才的，天才教育的思想很严重．因此有“神童”班出来，我就不相信天下有天才．我们都是后才，都是从社会里头培养出来的，学习里头成材的，只要有条件，谁都可以达到高的标准的．

——钱伟长1986年4月14日

　　要立足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做好本职工作，把它搞好，其他一切不必计较．

——钱伟长1990年

　　这十五年来，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丰富的政治社会活动，广阔的学术天地，使我的生活无限充沛而有意义．虽然岁月催人老，但是欣逢盛世，在党中央的号召之下，愿夜以继日地发奋工作，以补偿二十年来失去的珍贵年华；愿以自己的点滴汗水，汇入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奔腾洪流中去了．

　　桑榆匪晚，奔腾不息．

——钱伟长1993年7月21日

　　钱伟长（1912．10．9—）是江苏无锡人．他是物理学家，也是应用数学家．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他是著名的国史大师钱穆（1895—1990）的侄子．对中文电脑的开发有贡献．

　　他曾在1943～194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随冯·卡门（vonKarman）教授做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1946年回清华大学当教授．

　　周恩来曾把他和钱学森、钱三强誉为“三钱”．

　　1958年被划为右派，撤销一切职务，仅保留教授，降三级任用．尽管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仍孜孜不息的从事科学钻研．下面是关于他的故事：

清贫出身钱伟长

　　1912年10月钱伟长生在江苏无锡县的七房桥．

　　钱的祖先是五代吴越武肃王钱镠的后裔．远祖由浙江迁居，他的十九世祖曾是巨富之家，拥有啸傲泾两岸良田十万亩．生七子，在啸傲泾上分建七宅，于是命地名为七房桥．

　　可是由于每房人丁的不同，有些依然富贵，有些就变得赤贫．钱伟长的祖父是晚清的秀才，做私塾先生，40岁就去世．父亲钱声一（1889—1928）和叔叔钱宾四（钱穆1895—1990）是靠钱家的义庄领取粮米，艰苦求学，以后在家乡的小学教书．

　　他16岁那年父亲病逝，他和叔父钱穆在苏州读书．钱伟长的母亲王秀珍是一个勤劳节俭的妇女，除操持家务外，还养蚕、挑花、糊火柴盒贴补家用．

　　钱伟长在80岁回忆以前在乡村的生活说：

“我幼年就深知生活贫困的艰辛，在进大学之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并经过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腰部都是折叠着缝起来的．随着年龄逐渐放长，时间长了别处都褪了色，腰部就像围了一条深色的腰带．布鞋布袜都要补了又补，有的补到五六层之多，穿起来很不舒服，夏天干脆赤脚．”

　　“为了糊口生活，争着帮助祖母、母亲和婶母采桑养蚕、挑花刺绣、拾田螺、捞螺蛳、捉田鸡、挑金花菜、马兰头、荠菜等田岸边上的各种野菜，放鸭子、摸小鱼小虾、湖边挑灯捉蟹、泥中拾蚌等各种能添补家用或助餐的活计．”

清华唯一低于标杆刻度新生

　　“幼年由于生活贫困，农村中卫生条件又很差，曾患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等多种疾病．在缺乏医药的条件下，我终究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留下了一个发育不良的瘦弱体格．”

　　“当我19岁进入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马约翰教授亲自为我们进行体格检查，测量身高和标杆最低刻度在1.50米．我是全班最矮的一个，在刻度以外．马老喊着说‘Outofscale’（刻度之外）．后来马老告诉我，我是清华大学多少年来唯一的一位标杆刻度以下的新生．”

　　就是因为他童年生活的困苦，养成了坚忍不拔，同情农民，敢为群黎疾苦吹与鼓的精神．

钱伟长的中学教育

　　中国以前有句话说“裁缝的孩子没新衣穿”．钱伟长的爸爸是教师，可是他却没有钱上学，只能偷偷地跟着爸爸或叔父，在哪个小学里上课就挤进去．如果父亲换学校，他也跟着换学校，所以常三天两头换学校，没有很好的念书．主要原因是当时小学教师的职位不稳定，父亲和叔父从来不拍校长的马屁，看不顺眼还提意见，结果要常卷被子离职．

　　初中二年级他念了6个月，停了4个月．后来他的叔父钱穆当苏州中学语文教研组主任，他就去考苏州中学．

　　在进入苏州中学的前11年小学和初中，由于军阀战乱连连，经常停学逃难，或失学在家，真正上学的时间不到5年．国文历史更是家庭自学，看《史记》，读二十四史．他没有学过四则问题，数学是一塌糊涂的．平面几何只学一学期，立体几何和三角从来没学过，解析几何，大代数也是莫名其妙．由于没有上过初中，他不知道物理，外语也没学过．他没有小学和初中的文凭．

念文科的材料

　　他的叔父叫他考大学．也考了五个大学，他的历史和语文不是100就是99分，可是其他的都是20分、30分，考六门课加起来也能考取．

　　后来他决心进清华大学．他的语文考100分，做了一首词，朱自清和闻一多看中，他认为他会念语文系，而历史系的陈寅恪出了一套题目是二十四史的卷数，作者跟加注的人，钱伟长全答对，给100分，陈寅恪以为他会念历史系．

　　1941年9月10日，他进清华大学，第一个星期是选系，他选了语文系．朱自清很高兴，把他召到家里谈，知道他是钱穆的侄子，说他们家学有渊源．可是第二天就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一夜间侵占东三省．

　　他一气愤觉得读文不能救国，一夜之间想改系转念物理，第二天去找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说要念物理．

　　物理系难念，许多人被淘汰，只剩三分之一残存．吴有训查看他入学考试的成绩，见到物理才考15分，中文考得这么好，建议他仍进中文系．他怎么也不肯收，他说学理也可以救国，钱伟长执着地立在那里不走．

以前读书的方法不行

　　吴有训走到那里，他也跟到那里，缠了一个星期，吴有训没法子，就说：

“你的热情我同情，你的成绩太差，我可以同意你学，可是你不能后悔．有个条件，第一年的大学普通物理、微积分、普通化学，三门课都要过70分．”

　　他就赶快把中学的物理、化学、数学硬补，最初他用学语文的方法，什么都背，元素周期表，公式全背．背了两个月，得了神经衰弱，每次考试都很糟．清华大学每门课每星期一定有15分钟的小考，结果他考得一塌糊涂．

　　同学看他这么用功，又考得真糟，非常同情他，对他说：

“你不能这样学，死背是没有用的．你得弄懂它，不要背，懂了就行了，懂得了是不会忘的，你不懂的背下，不用三天就忘了．”

　　他才知道以前读书的方法不行．

钱伟长在清华拼搏

　　钱伟长由于读中学的时候，物理、化学从来没有弄清楚过，数学是七零八碎的没有系统的学过，代数符号都搞不清，英文又不行．因此为了能留在物理系，达到科学救国，他决定怎样都要苦读，怎样难都要迎头赶上．

　　例如学微积分，中间有代数运算，他不明白，就问同学，他也找了几本中学教科书，问同学要查哪一节呢？

同学告诉他要查那一节，他把中学教科书念完了、弄懂了．

　　在这一年，他一天顶多睡五个小时，他是早晨六点起来，晚上学校宿舍是10点熄灯，由于宿舍厕所的灯是通宵开的，他就跑到厕所里看书，一直到12点才回去睡．

　　他自以为了不起，是读书最用功的一个学生，结果有一天早晨六点就起来，走到一个他常去的地方，那是一个露天的长板凳上，忽然看见一个人老远的一摇一摆的走来，这人是谁呢？

　　他就是华罗庚！

华罗庚跟钱伟长同一年进清华，当清华数学系的文书，专门管发讲义、收卷子、管杂务的教务员．

　　华罗庚没有念过很好的中学，靠自学．他利用时间去旁听微积分，和钱伟长上同样的课．钱伟长发现华罗庚比他还用功，他每天是三点就起来，当钱伟长六点钟起来时，他已经三个钟点的书念完了，在散步了，而钱伟长刚刚起来念书．

　　华罗庚这一种拼搏的精神深深激励了钱伟长．当钱伟长念四年级的时候，华罗庚大学的课全听完了，而钱伟长很多课是不听的．

　　华罗庚比钱花在读书的时间多，因为钱伟长到了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受了马约翰教授的影响喜欢运动，变成个运动员．而一到考试，总开运动会，他变得更分心了．

　　而华罗庚却由于残障，一条腿不行，于是不分心，一天到晚就钻研数学，成为一个大数学家．

　　钱伟长时常就以这个故事勉励年青的一代，不要以为自己数学不行就放弃，世上没有什么东西一辈子学不会，只要肯下决心，都能学好，可是得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

马约翰改变他的体质

　　钱伟长由于年幼体弱多病营养不良、身体衰弱，进入清华，他体高是全校最矮小，连篮球都丢不到篮球框．

　　在一年级时，他被同学拉去凑数参加一年一度的年级越野比赛．平时既无训练，也不知道越野赛有多远．第一次在体育竞赛场上亮相，只能忍受困苦，尽力往前跑，坚持到底，得到了不算太差的成绩．

　　马约翰看中了他那像骡子似的蛮劲儿，选他入大学的越野代表队．以后，每天下午4点半到6点锻炼时间，风雨无阻亲自指导他运动．

　　他后来居然能跑能跳，400米跨栏能跑57～58秒，万米能跑35～36分左右．在田径队，他曾和张光世、张龄佳、方纲等参加过北京五大学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在越野队，他和张光世、罗庆隆、孙以玮、刘庆林被称为清华五虎将．

　　他原先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病弱体格，在清华6年期间（本科4年和研究院2年）大大改善，毕业时身高1.65米．

　　他的体育训练的习惯一直维持到40岁左右，到了60岁时，在教研组内跑万米还是跑在前面．

　　他曾说：

“缅怀往事，在清华大学体育馆前大操场上，不论冬夏，马约翰教授总是穿一套白衬衫灯笼裤，打着黑领结，神采奕奕，严肃而慈祥地指导着各项活动．他声音洪亮地向我们呼唤着：

‘Boysofvictory!

’这情景已隔半个多世纪，犹宛然如昨蕴藏在我心中．”

　　“马约翰老师不仅使我得到身体健康和体力精力的锻炼，更重要的是使我得到耐力冲刺，夺取胜利的意志的锻炼．这对我一生在工作上能闯过不幸的困苦年代，能承受压力克服种种艰辛，而不失争取胜利的信心的斗志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钱伟长的学习方法

　　在1982年，他看到中国的高考制度，使得许多学生去背书，中小学生都像科举时代的书呆子，只会背书过日子．由于数学和语文两门考197分能进重点中学，196分只能进一般中学．为了能进重点中学，学生只好死背书．

　　钱伟长看了很反感，他在清华工学院校庆时对学生演讲说：

“这些背下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呢？

我说屁的用处也没有！

”

　　“在你们这些大学生里头，有许多是高分考进大学的．可是进校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当中不少人是高分低能．什么叫高分低能呢？

”

　　“因为在中学时靠背书过日子，到了大学以后，他的学习必然感到很困难，因为大学的书太厚了，背不下来了，他们觉得不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

　　“所以我说，孔夫子那句话‘学而不思则罔’还是非常重要的，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发现，现在很多大学里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学生到了二年级时，神经衰弱症就出来了，睡不着觉．我听说各个学校都有那么一批学生，神经衰弱．这些是上大学后，仍然采用中学时代时习惯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而产生的结果．”

　　他对这些学生介绍他的读书方法．他说他小时候是很会背书的，读四书五经，背了许多老书．他说他初中时有一位国文老师，眼睛瞎了，讲书不用书，全都是背书，他还带着他们朗诵，由于习惯这样的教法，他也是靠背“学而不思”过来的．

　　到了高中，他可头痛，数学背不下来，数学成绩很差，学物理，背公式也没用，作习题还是不会，这时体会到“学而不思则罔”．

　　有一位年纪大的朋友告诉他，中学物理只有13个公式，每个公式有3个变量，两个已知数，求第三个未知数，不是乘就是除．

　　可是他把公式背熟，做题时就按不是乘就是除去套，可是因为他不理解，搞不清楚该乘哪一个该除哪一个．

　　上清华大学时碰到吴有训教授，教普通物理，这课一年要上120堂课，吴教授把大学物理分成一百多个题目，每一堂课集中讲一个问题．

　　例如他讲什么是质量？

他先讲质量这个概念，从前人们是怎么认识，后来怎么认识，为什么会产生质量这个概念？

　　接着又讲为什么质量不是重量，它和重量又有什么关系？

　　在进一步讲人们如何根据伽利略的实验，证明了质量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然后进入牛顿三大定律．

　　最后在讲现在质量怎么样量，他在国民经济中占怎么样的地位？

量的时候用什么单位等等．

　　他讲书时，许多教科书都没有的材料，书上有定义，但他却讲得很少．一堂课上再加上几个实验表演，讲完后，他说去看几本书，这一本是第几页到第几页，那一本是第几页到第几页．还有很多东西，他根本不讲，要学生自己看，看完了照样要考．

　　开始时钱伟长不习惯这样的教法．吴有训是要学生学会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以后慢慢改变，影响了他以后研究的方法．

　　他开始上大学，上课记笔记，下课看笔记，考试背笔记，可是效果不好．他就向一位学习好的同学请教怎么记笔记．

　　这位同学告诉他，上课时不要忙着记笔记，要坐在那里仔细听老师讲，老师问什么问题，你就动什么脑筋，真正听懂了你就记，听不懂就不要忙着记．他就照样模仿，可是后来觉得还是不行．

　　他再跑去问这同学，这同学告诉他还有一条，上次没告诉他．每次下课不要就跑，要先好好的想一想，这堂课老师讲些什么？

他有几层意思？

每层意思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用一分钟的时间去思考一下，巩固一堂课的内容．

　　如果觉得还不够，晚上把课堂上听的和下课后想的，写出一个摘要，大概一堂课不超过一页．

　　而他就用这两个阶段记笔记的方法，发现效果不错．

　　可是钱伟长的一个同学叫林家翘，他的记笔记的方法更好，他的课堂笔记要整理两次．除了每天晚上整理一次，写出一个摘要外，每个月后，他还要重新整理一次，把其中的废话删掉，把所有的内容综合起来，整理出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

　　每学期结束时，一门课的笔记经过综合整理后，只有大约18页的薄薄一本，温习时，边看边回忆边思考．因此林家翘把老师和别人的东西，经过自己的消化思考，变成自己的东西，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以后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及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获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

　　1939年8月1日，他和孔祥瑛结婚．新婚三星期之后，中英庚款会发表他和林家翘、段学复、傅承义、郭永怀、张龙翔等九位西南联大学生考取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

　　当时力学只录取一名，可是钱伟长和林家翘、郭永怀三人考分总分却是一样，于是破例三人同时录取．

　　他们本来是准备9月2日到达香港，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去英国的客轮全部征作军用，他们只好返回昆明，等候另外出发的日子．

　　回到昆明，钱伟长从王竹溪教授借到一本拉夫著的《弹力学的教学理说》，知道当时国际的弹性板壳理论非常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形状的板壳都有不同的方案．于是他决定研究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

　　他利用高斯坐标的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量，居然成功获得新的统一内禀理论．

　　中英庚款会在12月底又通知这批留英学生，在1940年1月底，去上海集合，通过海运转加拿大留学．

　　这一批22人留学生上船后，惊异地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横滨停三天并上岸游玩参观，同学们认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蚕食中国半壁山河，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于是全体同学携行李下船登陆，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这种民族的屈辱．

　　他们第二次放弃留学，英国代表对这批学生的爱国举动跳脚蛮骂，他们还坚持民族尊严返回昆明．

　　直到1940年8月初他们第三次接到通知，再到上海集中乘船去加拿大．这次总算顺利横渡太平洋，28天之后到达温哥华，然后乘火车转到多伦多．

　　他们去多伦多大学读研究所，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同时读应用数学系，钱学弹性力学，而后两人学的是流体力学．

获名师指导莺啼初唱

　　钱伟长的指导教授是辛祺（J.Lsynge），他原来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是英国有名的应用数学家．

　　由于1939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大规模空袭伦敦，许多市民疏散到乡间，而辛祺教授却转移到加拿大，他在多伦多大学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应用数学系．

　　在系里有著名的教授像爱因斯坦的大弟子因费尔特（L.Infeld），因费尔特写《物理学的演化》，以及伽罗瓦的传记小说《上帝所钟爱的》，还有像万因斯坦（A.F.Weinstein）以及史帝文生（A.F.Stevenson）．

　　他们都是德国哥庭根学派的传人．哥庭根学派受希尔伯特（D.Hilbert）的影响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但有更好的物理过程的理解．

　　钱伟长和辛祺教授第一次面谈时，发现他们都研究相同的板壳问题．钱伟长在《八十自述》里写道：

“记得1940年冬，我第二次见导师辛祺教授，我详细汇报了我在昆明研究的弹性板壳内禀理论．”

　　首先说明我选用以板壳中面为基础的高斯坐标，他立刻就指出宏观理论也才用同样的坐标，并指出正确选用坐标系，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基础．

　　我说明我应用了在变形中各点坐标不变的拖带坐标系（Comovingcoordinates），但变形前坐标框架的基本张量和变形后坐标框架的基本张量不相等，其差值的一半定义为应变张量．

　　他认为是一个创造性的观点，在应变不大的条件下，这个定义和经典定义相等，他认为这是典型应用数学思想指导下的创造．

　　当我介绍不论变形前和变形后的基本张量的黎曼曲率张量必须等于零，因为他们都代表实质的平坦空间，所以也就是代表变形协调条件，他拍案叫绝．

　　他说：

“你的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已经完成，不必介绍了．去详细完成具体计算任务吧！

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应用数学家，你已经懂得重视物理观念的深化认识，同时也懂运用现代的数学工具简洁地描绘物理观念的认识．”

　　“我和辛祺教授在第一次见面就发现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但他研究的是宏观理论，我研究的是微观理论，当时既是同一实质问题，最后一定能统一起来的．”

　　辛祺教授第一次见面就高兴地决定要在一个月中用我们已得的结果，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送交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系主任冯·卡门教授60岁的祝寿论文集．

　　这个论文集是在1941年夏季刊出．论文集中共刊出了24篇论文，作者都是第二次大战时集合在北美的一批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老赖斯纳（HansReissner麻州理工大学弹性力学教授），冯·奈曼（vonNeumann，电子计算机发明者），铁木申科（S.Timoshenko板壳弹性力学教授），柯朗（R.Courant，应用数学权威）等，我是唯一的青年学生，而且是中国的青年学生．

　　这篇论文是第一篇有关板壳的内禀论，几十年深受国际间的重视．从此，我提高了自信心，敢于向一些疑难的问题进行冲击．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很受弹性力学、应用数学以及纯数学界的重视．

　　在1982年美国的噶拉克（R.H.Gallagher）教授在上海提到：

“钱教授关于板壳统一内禀理论，曾经是美国应用力学界研究生在40—50年代必读的材料，他的贡献对以后的工作很有影响．”

　　荷兰工程力学教授哈里·鲁登（HarryS.Rutten）在他的名著《以渐近近似为基础板壳的理论和设计》中推崇这论文：

“辛祺和钱的工作，继承了19世纪早期柯西（A.Cauchy）和布桑（S.D.Poisson）的工作，在西方文献中重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被打成右派

　　解放初期，他当清华大学的副教务长和教务长．1956年又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社主任，力学研究所成立之后，他兼任副所长．

　　在1953年，他参加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人民代表，又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科学院的学术秘书．

　　他的公务、学术行政和教育行政任务繁重，可是他仍坚持科研工作，还出版了几部科学论著．他当时是40岁的中年人，希望能有更充裕的时间，为国家的科学实验作出更多的贡献．可是许多科学工作却要在晚上9时之后，挑灯夜战从“业余时间”中挤出来．许多像他一样忙于社会活动的科学家都为了时间不够用而焦虑苦恼，因此他呼吁采取措施“保护科学家”，为他们创造工作和科研的必要条件．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国务会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久报纸社论要人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是这种“鸣放”为时很短．

　　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负责人曾昭抡、苏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我国目前科学家很少，科学基础相当薄弱，要开展科学研究，争取12年内使我国最亟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的解决时间、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的使用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他们建议：

（1）除少数例外，有领导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60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传授后代，更应如此．

（2）保证每个科学家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连续从事研究工作，希望政府考虑规定教授和研究员的休假及进修制度．

　　（3）除少数例外，科学家兼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的，一般只限担任一职，地方的不兼中央，中央的不兼地方．

　　（4）由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科学家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得长期请假．

　　（5）招待外宾，非必要时不应作为科学家的任务．

　　对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他们觉得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他们希望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对待．

　　反右活动中，钱伟长被指为右派，停止一切工作，虽在清华当教授，却由一级降为三级．他的儿子也受牵连，高考成绩优异却“不予录取”，被分配到工厂当搬运工．

　　他不能发表任何论文，也不能出版专著，他在1962年写了一份应用数学讲义，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反右后停止出版，还要他贴“毁版费”，这书到了1993年才由安徽出版社出版．

成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1979年夏天，中共中央宣布55名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律予以改正，并恢复名誉，钱伟长是还活着的七人之一．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院通知他恢复为学部委员，可是清华大学当权派却对他的右派改正问题迟迟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到了1983年1月12日，中央决定将他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之后的一个月勉强发了一张“改正书”．

　　钱伟长后来在他的《八十自述》一文这么写：

“当日我即辞去任职达38年的清华教授，并且于翌日只身赴沪，向上海工业大学报到．我终于挣脱了牢笼，重新获得了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不懈奋斗的全新条件，从而开始了新起点．”

　　作为校长，他提出了拆掉四堵墙的办学方针．即拆掉学校与社会，校内各学科之间，教学和科研之间，以及教与学之间的墙．

　　他看到上海市改革开放，必须开拓办学路子，适应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变化的需要，从而密切联系社会与工厂企业，并为他们服务．

　　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生长点是跨学科的，或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因此必须逐步努力打通这些学科之间的人为界限，拓宽专业．他认为以前工业大学的专业太狭窄，综合性不够．工程教育的综合性尤其不够．他要求学校里每一个学科，都要把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渗透到自己的学科发展中间去．

　　第三堵墙是教育与科研的墙，他认为一个教师在大学里能否教好书，与他搞不搞科研关系很大．教师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听课进修，而是靠做研究，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