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二两汉经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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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二两汉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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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学术发展简史之二：

xx经学

xx撰（xx纂集资料）

梁启超曾谓中国与西方学术演进的不同在于：

“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1]所论合乎实际。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先秦学术百家争鸣的局面也随之结束。

秦朝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在地方推广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为封建王朝政治和国家管理制度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术上，秦王朝把极端化的法家学说作为官学，这为秦国定鼎中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焚书坑儒等严刑峻法的政策也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陈胜、吴广起事于田垄之间，项羽、刘邦争霸不休，战事连年，直到公元前202年才由刘邦建立统一的汉朝。

汉初的学者陆贾、贾谊、晁错等人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沉重教训，探讨大一统政权长治久安的良方，以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与刑名之术相结合，形成汉初的学术主流。

随着大汉朝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作为政权巩固的思想武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儒吸取先秦各家学术思想的养料，补充、改造和完善儒家学说，形成“经学”。

经学，是指训解、阐释儒家经典之学，汉代的国学呈现出经学一统江山的新局面，使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形成以儒学为主的大融合，为后世的国学形态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对整个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汉初学术与经学制度的确立

汉初，是对秦及以前历史进行总结并对新的社会结构进行探讨的时期。

陆贾《新语》主张“无为无不为”，贾谊《新书》提出民为“万世之本”，晁错《论贵粟疏》、《言兵事书》、《举贤良对策》等探讨汉代社会治理之方，他们的主张往往对儒、道、法诸家学说兼收并蓄。

学术史方面，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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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诸家有系统性的精辟评论。

这些都体现了汉初学术融合与继承发展的基本特点。

总体看来，汉初占主流的学说，是以先秦道家思想为基础，融合法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综合而成的“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初成于战国末的稷下学宫、兴盛于西汉，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安期生等，因其自在无为的基本思想适合汉初休养生息、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需求，得到统治者的推崇。

王盛鸣《十七史商榷》卷六谓：

“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王生、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宗之。

”对黄老学说进行阐发的著作主要有《淮南子》和《黄帝四经》（又称《黄老帛书》）。

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撰写的《淮南子》，其《要略训》云“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

《黄帝四书》是对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乙卷前面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种黄帝书的统称，是研究黄老学派的重要出土文献。

与黄老学说盛行相比，儒家学说在汉初只是逐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陆贾“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战略眼光给汉王朝指明了发展方向。

孙叔通向刘邦进谏“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征鲁诸生制礼作乐，得到了刘邦的认可与重用。

秦代焚书坑儒，给中国学术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学术并未因此而完全断裂，先秦的典籍在秦博士那里还有私藏。

汉初的文化政策较为宽松，儒生对《诗》、《书》、《易》、《礼》和《春秋》等典籍的经文传授、经义阐发逐渐增多，这种训解、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被称为“经学”。

对汉代经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董仲舒（约前179-前104），被认为是中国经学史上的奥古斯丁。

他在著名的“天人三策”（答汉武帝征问“天人关系”的三篇策论，也称《贤良对策》）中提出崇教化、抑豪门、选郡吏等主张，深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其学说得以广行。

董仲舒是今文经大师，专治公羊之学，代表作是《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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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阴阳之说来比附社会，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思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董仲舒传》记其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

?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指出黄老之学日见严重的弊端，改造和系统阐发儒学在安邦治国上的优势，投合汉武帝加强皇权一统、盛世至治的愿望，儒家学说被汉武帝采纳而成为官方学说，大大促进了以五经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的发展。

汉代经学发展，是与博士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的。

博士官制度起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制度，汉承秦制，博士官制度在汉代得以保留。

汉文帝时，申公、韩婴为《诗》博士，汉景帝又以辕固生为《诗》博士，余经未立。

武帝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乐》经失传，《书》、《礼》、《易》、《春秋》四经只有一家博士，而《诗》则有鲁、齐、韩三家。

汉武帝以后，经学发展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多，据《后汉书?

儒林列传》记载：

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

”众博士依据的本子、讲经的方法各有师承而不相同，这就在同一经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谱系，使汉代讲经讲究师法和家法。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

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

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

师法、家法所以分者：

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

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

”也就是说，师法是源，家法是流，西汉时是否尊师法可以根据自我的意愿，到东汉如果不守家法则要受到同门的攻击，甚至是朝廷的责罚。

两汉对家法和师法的注重客观上有利于经书的传承，但“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勿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这样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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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导致了国学发展的凝滞，也导致解经的日趋繁琐冗余。

汉代经学的师承情况可参见表：

国学学术发展简史：

二、xx经学

表例说明：

1）凡传授不断者，以——为识；传授不明者，以?

?

为识。

2）所表传授人，只据故书，其真伪费著者之责任。

3）每经于汉初第一本师，旁以··为识；立宇学官者，旁施△△为识。

汉代经学空前发展，讲经的学者众多，所传经文彼此出入较大，阐发的微言大义也多有不同，为了统一与实用，出现了校订经文和审定经义的活动。

甘露三年，汉宣帝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

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收集奏议共一百五十五篇（已佚，杜佑的《通典》中存有少量片断）。

汉章帝建初四年，仿照西汉石渠阁会议旧事，召集群儒于洛阳白虎观考论经义异同，连月始罢，会后编纂为《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

汉灵帝熹平四年，召群儒正定经书文字，由蔡邕等人书写，历时九年刻石，立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

据王国维考证，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和《公羊》、《论语》二传。

汉初的讲学授经是私淑关系，到武帝元朔五年设立了太学，有了官方的教育机构，《汉书·平帝纪》载：

王莽奏“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道、县、邑、侯国曰校。

校、学置经师一人。

乡曰庠，聚曰序。

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经学的教育机构逐渐得到完善。

随着经学的发展，太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多，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参加反对宦官专权的太学生人数有三万之多。

汉代的私学也十分发达，据《后汉书》所记：

经学大师“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的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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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书的讲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经解的体裁，有“传、说、章句、笺注、解诂”等。

经学的“经”，指的是在先秦时期所形成的儒学元典，是相对于其他解说体裁而言的，在汉代主要是《易》、《诗》、《书》、《礼》、《春秋》五经。

“传”是儒家先师解经的权威之作，如《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

“说”侧重通论经书大义，“章句”侧重经书内部关系的解说，两者界限不甚明显，都是后师对经和先师所作的传的解释，“说”多见于西汉中后期，而“章句”多见于东汉时期。

随着解经人数的增多，说和章句越来越趋向繁琐，班固记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现象很普遍，《后汉书·桓荣传》记朱普的《尚书章句》有四十万言之多，桓谭《新论》谓秦延君说“曰若稽古”四字至两万言，《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序”中刘歆批评道当时“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这是经学丧失生命力的表征。

东汉的古文学家不屑于章句之学，他们注重经书的训诂和大意，郑玄在注《诗》时，将自己对前人注释的发挥、补充、订正夹在经文之间，创造了“笺注”体裁。

后代学者在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更多丰富多彩的解经体裁。

汉代是经学全盛的时代，解经讲习需要对字词的意义进行训诂，于是经学的发展带动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

文献记载，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汉代扬雄作《训纂篇》、司马相如作《凡将篇》、賈魴作《滂喜篇》，这些字书带有童蒙识字发凡性质，多已亡佚，仅有辑本和部分残简传世，唯一流传下来的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著的《急就篇》。

《尔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训诂学著作，作者不详，一般认为是经师代代相传、递相增益而成，其目的在于“正名命物”、“以通六经之语言”。

《尔雅》分为19篇，《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将经书中的同义词归拢并用一个通用的词语进行解释，余诸篇分义类解释各类名物的词义，是解释经书及上古文献的重要工具书。

刘歆在《七略》中将周秦以来的这些字书及“六书”之学称作“小学”。

为了解决语言不同造成“五经之训所不解”（《与刘歆书》）的问题，扬雄仿照《尔雅》的体例，对众多方言词汇采取分类编次的方法进行解释，写成《猷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全书共分为13卷，是中国第一部方言专著。

东汉许慎本着“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的要旨，于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著成《说文解字》，根据“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原则编次，将所收录的9353字分540部，在文字的解释上先释字义，次用“六书”剖析形体构造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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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再说明读音，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构造和考究字源的字书，对古文字、古文献和古文化的研究与应用都有重大参考价值，黄侃称其为小学“主中之主”。

汉末，刘熙撰《释名》，因声求义，探究事物命名的本源，是第一部以声训为主的著作，给后世的韵书以启迪。

清代学者王引之在《〈经籍籑诂〉序》中评价：

“训诂之学，发端于《尔雅》，旁通于《方言》，六经奥义、五方殊语，既略备于此矣。

嗣则叔重《说文》，稚让《广雅》，探啧索隐，厥谊可传。

”至此，小学不仅是经学的工具，也成为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今文经学与xx经学之争

v两汉时期，经学师法不同，形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派别，两派各守门户，开展了激烈而持久的学术论争，大大促进了经学的全面发展。

（一）今文经学与xx经学的分歧

先秦的文化典籍多书写于简牍或锦帛之上，辗转传抄，数量很少。

秦朝焚书坑儒，将民间的典籍焚烧殆尽，项羽占领咸阳时焚烧宫殿，秦博士保存的《诗》、《书》及诸子典籍几近湮灭。

因此，汉初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搜罗、发现、整理先秦时代的典籍，最简捷的方式就是重新回忆、记录这些典籍的经文。

秦统一中国后，推行小篆，后来又演化为隶书，因而重新记录的典籍多是用篆体或隶书来书写的。

《史记·儒林传》“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

言《尚书》自济南伏生。

言《礼》自鲁高堂生。

言《易》自菑川田生。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这些先师在讲经时，用的是篆体或隶书书写的本子，这些经书称为“今文经”。

与今文经的口耳相传且用时行字体书写不同，古文经则来源于流传或重新发现的古本经书。

汉惠帝四年解除挟书禁令，文景之时广开献书之门，天下所藏匿的古书开始频频出现。

《汉书·艺文志》载：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汉书·景十三王传》谓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为搜罗民间所藏，“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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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王充《论衡·正说》记，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

”随着古文经书发现的日益增多，古文经学的私人传授与研究也随之兴盛，逐渐形成势力，但受到列于学官占主流地位的今文经学的抑制。

古文经学家对今文经学的压制与排挤日见不满，西汉哀帝时，刘歆上书请立《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于官学，遭到五经博士强烈的反对。

气愤之下，刘歆与五官中郎将房风、光禄勋王龚联名撰写《移让太常博士书》（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指诉他们“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斥责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由此开启了国学史上古今文第一次重要学术论争。

这次论争以最终刘歆被迫离开朝廷而告终。

汉平帝期间，王莽当权，施行托古改制之策而重用刘歆。

王莽好古文经学，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于公元5年将《毛诗》、《左传》、《古文尚书》、《逸礼》立于学官，还将六经各立五家而成为六经三十博士。

东汉建武二年

（26），古文学家尚书令韩歆上疏请求为《费氏易》、《左传》立博士，建武四年

（28），光武帝召集公卿博士在云台进行讨论，《易》博士范升与韩歆等人“相互辩难，日中则罢”，随后古文学者陈元与范升相互诘难十余次，光武帝最终决定设立《春秋左氏传》于学官，李封为博士。

李封病死后，《春秋左氏传》又被今文家逐出学官。

此后至汉末，古文经学再也未能立于学官。

东汉章帝时，古文学家贾逵、郑众等与今文经师李育等人展开长期论争，以建初四年

（79）白虎观会议上双方辩论最为著名，班固将会议各家的见解编成《白虎通》。

经过这次交锋，古文经学在朝野的影响力得到拓展，章帝令贾逵等选优秀儒生传授古文经，虽不立学官，却可封爵而给事廷署，等于承认古文经学的合法地位。

东汉桓、灵之际，今文经学日趋衰落，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以求重振公羊学，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榖梁废疾》以难《左传》和《榖梁传》，郑玄与何休针锋相对，著《发墨守》、《针膏盲》、《起废疾》以反驳，成为汉代古今文的第四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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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汉代，今文经学虽然占据官学的地位，但古文经学逐渐取得优势并成为东汉经学主流。

今古文经学在不断的冲突与争论中也趋向融合，出现了一批古今文兼收并蓄的学者，如：

今文学家李育涉猎古学，张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古文学家贾逵教授《大夏侯尚书》，郑兴少学《公羊春秋》等。

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家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都是出身古文家而兼通今文，其同学及后学也多如此。

郑玄（127-200）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打破二者界限，融会贯通而为一，以毕生精力校释儒家经典，成就斐然，《后汉书·郑玄传》谓：

“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

?

凡百余万言。

”郑玄融汇众家，天下学者翕然归之，因而汉代今文《易》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鲁、齐、韩三家，《礼》大小戴二家，流传渐少，散乱殆尽。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除在字体上不同外，在文字、篇章、名物、制度、解说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文字上，因所用底本不同而有出入，其后各经的注疏及《经典释文》中都有说明。

篇目上也有不同，如孔安国《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多十六篇。

说解方面，今文学家认为孔子是为后世立法的素王，为此目的而手定五经，故他们多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并掺杂阴阳谶纬之说意述己意；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皆史，孔子只对其中一部分进行过整理，故他们在解经时侧重章句训诂、名物典制的考释，力求还其本来面目。

目的不同导致五经排序方面也有不同，今文家按照学习层次的难易排序为《诗》、《书》、《礼》、《易》、《春秋》，古文学家则按照时代排序为《易》、《书》、《诗》、《礼》（古文学家认为周公作《礼》）和《春秋》，《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分别是这两种排序方式的代表。

今古文经派的争论在汉代，但对整个后世的国学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可谓中国学术领域内的第一大公案。

经过两汉近四百年经学派别的论争与磨合，儒学最终得以经学的形式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性学说。

汉以后，历代都提倡儒学，儒学经典的地位不断提高，说解、注释、补充儒经的著作也倍受尊崇，经学不断发展，由“六经、五经”相继增为“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等，至北宋宣和年间，朝廷以《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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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论语》、《孝经》、《孟子》合称“十三经”，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合刊《十三经注疏》，明代李元阳、清代阮元重刻《十三经注疏》，经学典籍之数得以固定，其重要注疏也得以广泛流传。

（二）xx谶纬学说及其批判

随着经学的发展，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极为盛行，顾颉刚认为：

“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

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

”[2]战国时代的邹衍将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创造“五德终始说”和“符瑞说”，被秦汉道家和儒家所借用，开启汉代天人感应说的先河。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将整个世界纳入该模式中，提出“三统”、“三正”的学说，确立三纲五德的理论，为中国社会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学理基础。

汉代谶纬学说的兴盛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有很大关系，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将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汉代儒家学者为巩固自身地位，也利用谶纬学说来宣扬儒学思想，使两者进一步结合起来。

于是，“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以政令配月令”等思想成为整个汉代的主流世界观与思维方式。

形成于东汉末的道教更是充满了阴阳五行学说，如在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和于吉的《太平经》中就有突出的表现。

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多言灾异祯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六》谓：

“按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

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

”析言之，“谶”是指对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预言，《史记·秦始皇本纪》“亡秦胡也”是其例证，据《说文解字》所引，谶多为与《河图》、《洛书》相关的书籍。

“纬”较少独称，仅在《汉书·李寻传》中有“五经六纬”之说，是与经相对举而言的，纬书多以经书证谶，以谶讲经，预言祸福吉凶、治乱兴衰。

西汉时期，谶纬之说未盛行。

王莽篡汉、刘秀起兵等都矫符命、造谶语，由于他们的利用和提倡，谶纬之学方始大兴。

《隋书·经籍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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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

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文本。

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

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

”《后汉书·樊英传》李贤注列明《七经纬》的篇目为：

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

《书》纬《琁机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

《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

《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

《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也。

《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

《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

实计三十五篇。

谶纬之学从内容上看极为芜杂，从性质上看多为荒诞迷信之说，在刘宋和隋代多有禁毁。

今传纬书多为后人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讹脱和舛误较多。

今有日本安居香山等人编辑的《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谶纬学与古今经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

东汉的一些谶纬学家往往兼通五经，《后汉书·方术列传》中的谢夷吾、杨由、李郃、廖扶、樊英等人，在明风角、星算的同时，往往通一经或五经。

他们往往附会、曲解经义，实际上加速了今文经学的衰亡。

古文经派多反对谶纬之学，《隋书·经籍志》评曰：

“汉时，又诏东平苍王，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

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

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

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

”

古文经学家也有涉及谶纬之学者，如贾逵曾利用《左传》附会谶纬，郑玄遍注群经时也大量引用纬书。

东汉时期，古文学、今文学和谶纬学三股学术思潮是彼此交融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

白虎观会议就是试图精简章句并对三种学术倾向进行统一，班固编就的《白虎通义》是以今文经学为主，兼采古文经学，大量引用谶纬学说，打破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经学和谶纬学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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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学说导致经学的神秘化和庸俗化，曾招致众多学者的不满，前期有扬雄、桓谭、郑兴、尹敏等，后期有王充、和张衡等。

扬雄（前53-公元18）曾效《论语》作《法言》、仿《周易》著《太玄》，以“玄”为核心构建一套宇宙论，对儒学的谶纬化有一定程度的反思与矫正。

桓谭（约前23-公元56）的《新论》对形神关系多有论术，主张生死皆自然之法。

王充（27-？

）为学博通多闻而不守章句，独立思考而标新立异，著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其《论衡·佚文》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

疾虚妄。

”王充着力批判鬼神观念，《论衡·订鬼》认为鬼神产生原因在于“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

《论衡·论死》认为人死后精神也与之同灭，“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

”他对汉代的天人感应论提出质疑，认为天人不相知，《论衡·明雩》谓“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应人”。

张衡（78-139）是汉代伟大的科学家，以制造地动仪和浑天仪闻名，著有《灵宪》、《算岳论》、《太玄注》等。

《后汉书·张衡列传》载他上书对谶纬之说进行猛烈抨击：

“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

”他认为是虚伪之徒欺世造出谶纬之说，主张“宜收图谶，一禁绝之”。

这些学者对谶纬学说的批评，显示了汉代学术的科学性和进步性。

当然，汉代纬书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保存了不少历史传说和语言文字资料，对学术研究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三、汉代其它学术的发展简况

汉代经学十分繁荣，其它门类的学术也各有发展。

如子学虽只是先秦诸子学的余绪，成果仍然相当丰厚。

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扬雄的《法言》、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荀悦的《申鉴》、桓宽的《盐铁论》、王符《潜夫论》等，各呈风采，于经学多有补益，不遑细论。

惟汉代史学成就斐然，可与经学为羽翼，故略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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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向来重视历史的国家，梁启超《中国学术概论》谓：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

”《礼记·玉藻》记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有记载本国历史的文字，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

孔子对史书极为重视，有删定春秋之说。

《楚汉春秋》为汉代较早的历史著作，作者为陆贾，《隋书·经籍志》评曰：

“其属辞比事，皆不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