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解读清代儒学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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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解读清代儒学
清代儒学
清代儒学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上起十七世纪早期的明清之交，
下迄1916年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历时近300余年，其间大致可划分为清初、
乾嘉、道咸和晚清四个阶段。
中国历史发展到清代，封建制已经日渐衰落，新的社会制度的因素正在萌发。
在这种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匡时济世、通经致用的清代儒学呈现出由性理之学转
向考据之学、崇实黜虚、注重启蒙的特点。
第一实学
中国实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实学是指自先秦以来注重现实、经世致用
的学问；而狭义实学则是指发韧于北宋中叶、昌盛于明末清初，针对明末居敬主
静、明心见性的理学及“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王学末流所造成的种种积弊进
行理性反思和深层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股社会变革思潮。
清初实学在力矫晚明颓习的基础上，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改空谈为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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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独断是质测，把学术研究领域扩大到自然和社会的众多实际领域，如天文、地
理、九经、诸史、风俗、吏治、财赋、典章、制度等。
其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
宗羲、王夫之及方以智等。
顾炎武（1613──1682）字忠清，江苏昆山人，人称亭林先生，是清朝初年
思想家和学者。
顾炎武“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
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
以救世”（潘耒《日知录序》）。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
括，他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
在治学方法上，“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人，明末
清初思想家、文学家，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三大儒。
他深受王守仁心学影响，提
倡以修儒为心学之本，以慎独为入德之要。
力主穷经、治史，指出，“学者必先
穷经、经术，所以经世。
不为迂儒，必兼读史。
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
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清史稿》卷四八0）。
倡导经世致用，开创一代求实
学风，成为清代史学之祖。
批判宋代理学空谈性命和治学，不以《六经》为根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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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俗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
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南雷文定集?
集编修弁玉奐君墓誌铭》）。
哲
学上，主张气本论，认为“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明儒学案?
河东学案》）；
在道器关系上，坚持“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南雷文约?
先师蕺山
先生文集序》）的观点；在理心关系上，认为“我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无有碍
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明儒学案》），力主“心即气”的观点。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今属湖南）人，世称船山先生，
明清之际思想家。
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己任，有鉴于明代学术蛊坏，
世道偏颇，强调将理性思辩与经验见闻相结合，以求“思学兼致之实功”（《搔首
问》）。
其学术贡献不仅以博大精深的哲学思辩见长，而且长于“江山险要，士马
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王敔《薑斋公行状》）。
哲学上，他提出“理在
气中”的命题，认为“气者，理之依也”（《思问录?
内篇》）。
在道器观上，认
为“道不离器”，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
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
（《周易外传》卷五）。
清代实学产生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交，其在痛定思痛中高扬的“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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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深刻影响了整个清代儒学历程。
颜李学派、浙东史学、特别是在晚清中华民
族生死存亡之际的晚清儒学，都从清初的实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动力。
第二颜李学派
颜李学派是清代初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因该派的创始人为
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而得名。
颜李学派标帜“实学”，主张“实文、实
行、实体、实用”（《习斋记馀》），与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学相对立，在社会
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被称为“颜李之学数十年，海内之士靡然成风”（《秦关
稿序》）。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初思想家、教育家。
主讲肥乡漳南书院，以文事、武香、经史、艺能诸科教生。
著作《四存编》、《四
书正误》、《习斋记馀》、《朱子语类评》，后人编入《颜李遗书》。
颜李学派的主要思想特征大致有这几个方面：
一、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崇尚实学。
颜元提出，程朱是与孔孟对立的，所
以“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
他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申明尧、舜、周、
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
读，而在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解者”（《存学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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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六德”，即知、仁、圣、义、
忠、和；“六行”，即孝、友、时、姻、会、卹；“六艺”，即礼、乐、射、御、书、
数。
李塨继承了颜元的这一思想，批评宋明儒者专为“无用”之学，认为学术研
究的目的是有益于世道，倡导亲身习行践履。
他与颜元一样，强调学者要能干济
实事，有用于世，致力于“礼乐兵农之学，水火工虞之业”。
二、反对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盛赞孟子的“性
善论”。
颜元认为，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
他认为只有气
质之性，才是人性，他赞同孟子确定人性本善是有功于万世，强调理、气、性、
形不二，指出人的恶行是由后天的“引蔽习染”而导致的结果，并提出性、情、
才三者相统一的人性论。
李塨认为“气外无理”，主张理气不可分，提出“理在
事中”，还进一步发扬颜元注重实际知识的思想，认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
之阅历少”（《恕谷先生年谱》卷二）。
三、效法三代，力主复古。
颜元主张恢复井田、封建、学校的“王道”政治，
又提出以“垦荒、均田、兴水利”七字富天下，以“人皆兵、官皆将”六字强天
下，以“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九字安天下。
李塨强调要“考古证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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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回到“封建”制问题上，李塨认为“惟封建以为不必复古。
因封建之旧而
封建，无变乱；今因郡县之旧而封建，启纷扰”（《存治编?
书后》），这就是说，
当时改郡县为封建是一种“复古”，它将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第三乾嘉学派
乾嘉之际，学风大变。
百余年间形成“古典考据学独盛”的局面，汉学“几
乎独占学界势力”。
《清经解》收录考据名著157家188种1408卷，其中大多数
是乾隆、嘉庆年间的著作，世称乾嘉学派，也称考据学派。
该派主张为学应先求
而后得，先学而后知，提倡治学要经世致用，强调“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的结
合。
他们还反对空谈性理的宋明理学，但又以宋学中继承了辨疑的优点，既提倡
“考查一字之义，必本六书，群经以为定诂（《清儒学案》）的求是精神，又提倡
学与思的结合，打破了砂锅纹（问）到底”的辨疑精神。
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
两派。
吴派得到皇帝的支持，皖派得到学术界的推崇。
吴派即苏州学派，以惠栋（1697-1758）为开创者。
该派主要特点是博而尊
闻，罕及义理，信古尊汉，述而不作。
吴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钱大昕、孙星衍、
王鸣盛、洪亮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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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派即徽州学派，以戴震（1723-1777）为创始者。
该派从音韵训诂入手，
直探儒家经典义理，主要特点是通人情，致实用，断制谨严，条理绵密，研究范
围较吴派为大。
其经学宗旨为：
欲明经义，必先考订文字，训古音义，“经之至
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
皖派的其他代表还有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孙
诒让等，他们在音韵、文字、训诂诸方面都有卓越的创见。
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术，在训诂、考据、音韵、文字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空
前的，其精密、严谨的治经方法，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在专制政治和文
字狱的威压下，这百余年的思想文化界在总体上是沉闷的，乾嘉儒学与清初儒学
相比较，明显的由“经世”向“逃世”的退化趋向。
第四今文经学
清代今文经学是继清代乾嘉古文经学衰落之后，于道光年间前后复兴再起的
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和学术思潮。
它的开创者是庄存与，而其真正奠基者则
为刘逢禄、宋翔凤，复兴发扬者则为龚自珍、魏源，继承延续者则为康有为、梁
启超。
由于庄存与、刘逢禄皆为江苏常州人，他们与其后学者或具有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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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存有师生之谊，且都推崇《春秋公羊传》和西汉今文经学，故清代今文经学派
又被称为“常州学派”或“公羊学派”。
常州学派的兴起实际上是对乾嘉汉学的一次反动。
这一学派以汉代今文经学
为家法和理论来源，以《公羊传》和董仲舒、何休的著作为经学依据，其基本特
色是借发挥孔子的“微言大义”来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借“张三统”、
“通三世”、“受命改制”等等说法来做自己托古改制的理论依据。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号养恬，江苏武进（今常州）人。
他治经虽
然并未完全排斥古文经学，但他不着重于名物训诂考据，而专力于阐抉经典义理，
尤精于春秋公羊学，所著《春秋正辞》一书，为清代今文经学的第一部著作。
他
的经学思想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不拘汉、宋门户之见，重在阐抉经典义理，
“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
之外”（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第二，尊崇春秋公羊义理，重在讲求取法
致用。
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号申甫，江苏武进（今常州）人。
他笃守今
文经学家法，专宗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学说，反对东汉许慎、郑玄的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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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主张阐究微言大义，力攻乾嘉烦琐考据之学。
他的学术思想，标志着清代今
文经学的真正兴起。
刘逢禄的经学思想主要表现在：
第一，博治儒家经典，宗归
今文经学；第二，借助公羊义理，讲求经世致用。
继庄、刘二人之后，复兴发展了清代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道光年间的
龚自珍、魏源两位今文经学大师。
梁启超曾评之说：
“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
魏。
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沈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
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
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
能之；能之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
经学者则既有以异。
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
也”（《清代学术概论》）。
而龚自珍、魏源之后的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托“公羊改
制之义”，提倡维新变法，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
第五晚清儒学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伴随着西方强大的经济侵略，西方的思想文化也以空前的规模、力度和深度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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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传统文化。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面对这一文化危机的挑战时，
主要产生了以下三种不同的主张：
宋学派的经世致用说该派以唐鉴为代表，追随者有倭仁、曾国藩等。
宋学派强调儒者除自身守道外，尚应重视“辅世”、“救时”，因此，大多不尚空
谈，重视躬行，而该派影响最大的主张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这一思想不仅客观上冲击了儒家重道轻器的传统，而且
从实际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维新派的今文经学该派以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为代表。
他
们打出“孔教复原”的旗帜，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发挥《春秋公羊传》的思想
学说，干预时政，并出于政治需要，对传统儒学实行尊孟抑荀，对宋明理学实行
崇陆王贬程朱。
他们还将西方的进化论与儒家的变易思想、三世说相结合，提出
一套进化史观。
国粹派的古文经学该派的主要成员有章炳麟、刘师培、邓实等。
他
们以《国粹学报》和《国故月刊》为舆论阵地，主张发明国学，保存国粹，注重
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涉及经学、史学、音韵、训诂、诗词歌赋、金石书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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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宣传儒家重夷夏之防的思想，借以鼓吹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
认为古文经学
优于今文经，并通过为古文经辩诬，批驳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说，以反对改良。
针对当时不少人“醉心欧化”、排斥传统文化的倾向，他们认为只有国粹才是真
正的救国之方，抨击新文化运动为“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以放荡
为自由，以攘夺为责任，斥道德为虚妄，诋圣贤为国願”，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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