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走势及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影响与对策Word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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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导致1993年以来宏观紧缩的主要原因已与八十年代有了明显区别，即不是由于增长瓶颈的限制，而是由于要素市场的混乱，这也是我国在1993年实施宏观紧缩以来，仍可以使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在9％以上的重要原因。
经历了长达4年的宏观紧缩，我国已经顺利完成了经济“软着陆”的任务。
同比的通货膨胀率10月份以来已出现负值，1997年全年可能只有1％。
由于在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持续严格控制需求，到目前为止已出现了供给总量大于需求的格局，并形成了丰厚的物质储备。
近年来，能源和主要原材料的增长率始终在低位徘徊，到今年底国家外汇储备将超过1500亿美元。
与此同时，长时期的需求紧缩也使企业效益递减，倒闭企业和失业、下岗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多，在局部地区甚至已形成社会隐患。
因此，适当放宽需求已应成为下一阶段宏观调控政策的主题。
由于我国实际上在目前已不存在任何制约经济增长的物质方面的瓶颈，而唯一限制增长的瓶颈只有宏观需求政策，所以，一旦在1998年对宏观需求政策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就必定会看到经济增长率的明显反弹，因此我估计明年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11％，而且这一轮经济增长热潮必定会持续3～5年。
现在有许多人怀疑，政府放松需求后，经济增长速度是否真的会出现明显回升。
他们的理由有两个：
一个是认为1990年以来在上一次经济紧缩的低谷区，政府也曾想用放松需求的政策引导经济回升，但真正的景气恢复直到1991年下半年才出现，其间间隔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另一个是认为，虽然目前不乏有钱的投资者，但市场普遍感觉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成为启动下一轮经济的严重障碍。
关于前一个问题，应当看到，1990年启动经济的背景是，1988年经济增长的潜能已接近枯竭，即使是采取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由于原有的增长瓶颈不可能马上消除，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反弹。
而目前的情况是，已不存在任何制约增长的物质瓶颈，唯一的瓶颈是宏观需求政策，所以随着需求政策转向，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显著上升。
实际上，自10月份以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放松需求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目前对需求变动影响程度最大的是投资，1997年1～10月累计增长率只有12·
2％，比去年同期约下降了6个百分点。
虽然今年出口需求有较多上升，但是由于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比出口要大得多，投资需求的下降仍然导致了总需求增长的低迷。
但是10月当月投资银根显著松动，1～10月中长期贷款的增加额是902亿元，而10月当月是136亿元。
由于中长期贷款大幅度增加，10月当月的投资增长率相应上升到17·
8％，而投资需求的上升又使当月的工业增长速度明显提升。
今年头9个月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率是11％，10月份则上升到11·
8％，11月是11·
6％。
所以，只要政府放松投资需求，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回升。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结构调整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向，1979～1984年是农业主导增长时期，1984～1988年则是以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为代表的新一代耐用轻工产品主导增长时期，1989～1991年在宏观紧缩中出现市场低迷，则是我国经济增长从“轻型化”阶段转向重化工业阶段的信号。
经过“八五”期间的建设，我国的基础产业得到极大充实，基本上消除了80年代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这前三个阶段的变化，都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工业化过程的结构变化阶段，以及各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极为吻合的。
按照产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重化工业阶段中越过基础产业发展阶段后，应进入重加工业发展阶段，就是日本人常讲的“以设备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时期”。
从我国情况看，在主要工业产品中，目前增长率大大高于平均增长水平的，几乎都是重加工业产品。
例如，1997年1～10月工业增长率为13·
2％，同期在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150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中，有38种产品的增长率在17％以上，而在这38种产品中只有3种是消费品，有7种是重基础工业品，其他近四分之三都是重加工业产品。
但这些产品的国产化程度一般都很低，大量的中间产品，如机电产品的元、器件、化工产品的中间体，或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设备，以及制造这些设备的设备等都需要进口。
这样，虽然对重加工业的最终需求增长很快，却难以拉动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中间产业的发展，也不能充分吸纳90年代以来国内基础产业所新形成的巨大产出，而只能拉动相关的进口产品增长。
1991年我国机电产品进口的比重还只有30％，1996年已上升到40％。
重加工业发展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投资不足。
从机械电子部门看，日本在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重加工业发展阶段，对这一部门的投资比重一般年份在四分之一左右，最高年份接近30％，我国近年来对机电部门的投资比重却一直在5％以下。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重加工业以准备打仗为目标，曾长时期超前发展，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有企业高度集中在这一部门，缺乏内部积累机制，而国家又长时期未对这一部门进行倾斜性投资，导致我国原有的重加工业长期得不到改造，因此虽然存量规模庞大，却极不适应目前以高技术、高知识附加值为特征的重加工业中间产品需求，由此造成目前我国重加工业的产品市场低迷。
而重基础工业由于其前向关联产业的增长停滞，也陷入了市场低迷状态。
显然，目前市场低迷的现象，与1989～1991年期间出现的“市场疲软”，反映的都是同一类情况，即我国经济又进入到一个结构升级阶段，1989～1991年是从轻型产业阶段向重型产业阶段过渡，而目前则是到了要从重基础工业向重加工业过渡。
这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后期阶段，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即高附加值化，则有赖于大批重加工产业的极大发展。
只有如此，在未来15年左右时间里，才有可能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反过来说，当我国经济发展迈过重基础工业阶段后，由于它的前向关联产业严重发展不足，不能充分吸收基础工业的产出，基础产业部门就很难出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在我国，由于大批基础产业的兴建是依靠贷款来完成的，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更为严重，将会使许多基础产业企业陷入还贷的困境。
所以，我国下一阶段的产业发展重点是重加工业，这是我国经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启动下一阶段经济的投资热点。
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当前最主要的经济任务是结构调整，但重点似乎是放在了压缩原有的长线产业方面，例如提出明年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压缩棉纺工业，而对如何振兴重加工业仍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具体的政策。
所以，在未来几年中，急需尽快出台类似于日本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时期出台的“机械工业振兴法”那样的政策，以引导投资结构的转向。
但这并不是说明年就不可能出现由投资需求所带动经济增长率反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着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现象，在城市化建设方面存在着大量基础设施欠帐，据估计，到2010年，我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需要大约40～60万亿元的投入，而这方面的投入仍是由各级政府所主导。
所以下一轮经济增长热潮的出现，很可能首先是受到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带动，然后逐步过渡到由对机电产业投资的带动。
明年经济增长的加速力，还将来自于微观层面的变化。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以来，始终没有触及到国有及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这个核心问题，而党的“十五大”终于肯定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由此我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了产权制度改革时期。
我们都不会忘记，当在1979年以后的农村改革时期，由于农村生产关系适应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曾经呼唤出巨大的农业生产力，以至于在1979～1984年间，出现了长达6年的农业“超常规增长”。
今天，城市产权制度改革正在全国迅速推开，对这场社会大变革的影响和后果，我们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它必将成为我国今后乃至未来推动工业化增长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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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news.page--] 另外，推动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加速的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今年以来首先袭击泰国，然后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
二 描述亚洲金融风暴过程的文章已经很多，无庸赘述，重要的是分析其原因及影响，特别是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原因目前有许多观点，例如亚洲各国的泡沫经济、国际金融制度的缺陷、国际大炒家的出现，以及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变化等。
而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本质原因是，世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
以主导产业转向服务业为完成工业化的标志，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率先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到70年代中期，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也完成了工业化任务。
在7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未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时候，资本运动与有形的生产和物质流通过程结合的还是比较紧密的。
例如70年代初期全世界每年的货币交易量还不到10万亿美元，其中约五分之一左右与现实的生产和流通有关。
但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越过工业化阶段后，其资本运动脱离有形物质生产运动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
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生产量的增长还不到4倍，但是世界每年的货币交易量却增长了40倍，目前已超过每年400万亿美元，而其中只有0·
02％与现实的生产和流通有关。
正是由于有越来越多资本日益脱离物质生产过程，而到这以外的领域牟利，才给货币的投机活动提供了如此巨大的规模和市场，才促使主要服务于货币投机活动的金融衍生工具，自70年代以来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以至于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授予了两位以期权和衍生证券理论为主要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
所以，亚洲金融风暴说明，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由于世界经济一体性的发展，和国际投机性货币交易达到如此的规模，任何国家背离市场要求所制定的政策以及所导致的不均衡状态，都有可能成为被国际游资投机所利用的机会。
另一方面，巨大的国际剩余资本，也给发展中的各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所以，在今天的时代，为了防止国际金融风暴的波及而因噎废食，闭关锁国以求自保，只会被国际社会所淘汰，只有坚持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趋利避害，求得最快的发展。
许多人指出，由于在亚洲金融风暴打击下，我国周边国家的货币都显著贬值，将对我国经济在未来的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甚至会降低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
这种判断在1997年7～10月间东南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国家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同，经济结构比较接近，一旦货币贬值，的确会对我国的出口行成冲击。
但是10月份以后，发生了东北亚金融危机，韩国和日本被卷了进来，这场金融危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首先，韩国，尤其是日本，是对亚洲地区输出资本的最主要国家，90年代以来，东盟国家所得到的外资，有60％以上是从日本流入的。
而日本经济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泡沫经济成灾，及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不力，在金融系统内形成大量不良债权。
据有关资料，日本金融机构仅摆在账面上的不良债权就达40万亿日元之巨，而类似山一证券20多亿美元以上的账外不良贷款，估计也有20～40万亿日元，这些不良债权合计，可能占到日本金融系统资产总额的15～20％。
10月份以来日本出现的一系列金融机构和大企业倒闭现象，只是冰山之一角，估计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倒闭风潮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日本国力雄厚，有可能自己走出这潭泥沼，但据估计，日本金融机构要想消化掉几十万亿日元之巨的银行不良债权，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在基本上消化完这些不良债权之前，日本金融体系必将而且已经进入了一个通货紧缩过程，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能力继续向东南亚地区大规模输出资本。
也不会出现一个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
东盟诸国陷入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出口结构过于单一，都是以电子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
1995年以来，国际市场电子产品严重供过于求，导致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显著失衡，又不切实际地维持高汇率，就为索罗斯等国际大炒家有机可乘。
这些国家要想恢复国际竞争力，必须对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进行调整，而在金融风暴打击下，国内金融机构已普遍失去了融资能力，日本又陷入了国内的麻烦，难以向东盟国家输出资金。
所以，虽然东南亚国家的长远前景仍然看好，但是在未来3～5年内，却有可能因为失去结构调整动力而进入一个低速增长区。
韩国陷入金融危机的原因与日本有类似之处，都是由于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不力，以至于形成了巨额的不良债权。
韩国要想摆脱这场麻烦，恢复正常的经济增长，可能比日本需要的时间更长。
由于韩国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实体，摆脱金融危机需要国际社会注入的资金比东盟诸国要大得多。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已承诺为韩国提供57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但据估计可能800亿美元也不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承诺了为印尼提供400亿美元，为泰国提供170亿美元，以及为菲律宾提供10亿美元。
这部分资金总量已超过了1000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所有的全部资金也只有760亿美元。
目前国际套头基金估计有1·
2万亿美元之巨，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只有不足800亿美元，这是对抗国际金融投机力量的唯一主力军，对付东南亚几个小国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尚可，在韩国这样的大经济实体也卷进来后，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了，这也必然要减低亚洲国家走出金融危机的速度。
所以，在东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亚洲金融危机就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
可以预计，在未来3～5年内，亚洲国家将进入一个相对低速增长区，亚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可能在5％以下的区间内运行，日本和韩国则还要低得多。
1998年以至以后两年亚洲国家将进入经济增长的低谷区，而我国在今后三年内则有可能出现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这种一低一高的明显对比，将可能构成对我国经济发展极为有利的态势，因为国际上仍有很多游资需要找出路，过去东亚地区是最好的投资场所，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下都不敢再来，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又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机会，所以他们一定会高度关注中国的经济情况，并被我国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强有力地吸引过来，而外资的大量进入，将会成为推动我国1998年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推动力。
香港是在此次亚洲金融风暴中唯一本币没有贬值的地区，但为了捍卫港币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利率，由此导致香港股市和房地产的大幅度下跌。
由于港币严重高估，不仅港股和房地产受到打击，香港的贸易和旅游收入在未来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并将导致香港国际收支的进一步不平衡。
90年代以来，香港的贸易收支逆差始终呈不断加大趋势，1995年已达190亿美元，国际金融风暴后国际收支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对港币投机压力就会始终存在。
所以，香港股市在1998年有可能再次走低，房地产价格也有可能进一步下跌，这就使国际资本对通过香港资本市场始终持警惕的态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到国内的外国投资有六成以上来自香港，而香港投资者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国际资本在香港资本市场购买“中国概念股”筹集。
香港资本市场前途不明，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渠道就有可能发生变化，采取直接进入中国的方式，特别是通过上海资本市场进入中国，这就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给上海加速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1992年以后，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从国际贷款转向外商直接投资，但最大量的国际资本是掌握在各类基金的手中，而基金投资的主要形式是通过资本市场购买债券进入到一个国家。
我国要想利用周边国家经济增长低迷的时机更多吸引外资，就要尽快考虑加大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速度，AB股并轨，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
由于国际游资的动向目前还难以看清楚，对开放国内资本市场还需要持谨慎推进的态度，在初期阶段可以采取开放部分A股市场的作法，即把外资购买A股的额度控制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内。
而在开放资本市场的初期，更要严格限制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经济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
今后三年在中国经济“一花独放”，亚洲经济持续走低的过程中，由于香港经济“中国概念”的特点，在中国经济景气恢复的带动下，香港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益情况将普遍好转，这就会使香港经济相比较率亚洲其他国家，率先走出经济增长的低谷，逐步与内地经济上扬的态势取得一致，这个“拐点”变化可能是在1998年末或1999年初到来。
三 有许多人怀疑，中国是否已经逃过了亚州金融风暴冲击？
因此怀疑在亚洲金融风暴“余韵未消”的时候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是明智之举。
应当看到，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是国内的“泡沫经济”、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经济结构及政策方面的问题。
我国自1992年以来虽然也出现了泡沫经济现象，但是由于醒悟即时及治理得力，在金融、股票及房地产方面的问题不能说完全解决了，也可以说不良势头已经得到了扭转。
近年来，我国贸易结构不仅实现了多元化，而且保持了很高的增长率，到目前为止，我国外汇储备已接近1500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我国的外债是以中长期外债为主，这些都与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其他国际有很大不同。
但是，我国目前仍蕴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我国金融机构中的不良债权比例太高，大约在三分之一左右。
而我国银行体系不良债权的形成原因与亚洲各国有着显著差别，主要不是产生与股票和房地产投资方面的“泡沫经济”，而是产生于国家长期以来为维持国有经济的运转，不断向大批生产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注入资金。
所以，那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是才是中国经济中最大的“泡沫”。
这些泡沫近年来已经开始被“吹破”了，由此在近两年突然出现了近600万失业工人和1500万下岗职工，并使我国的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风险突然增长。
因此我国如果发生金融危机，诱因一定不是产生在外部，而是产生在内部；
诱发问题的主要领域也一定不是象亚洲其他国家那样，是在股票、房地产等第三产业，而是在国有经济最集中的第二产业。
化解我国金融风险最主要的办法，是降低现有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
目前主要市场国家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一般为50％，而我国目前国有工业企业则平均在75％以上的高水平。
要想把现有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降低到正常水平，就意味着要消化约2万亿元人民币的不良债务，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银行体系的危机也可同时化解，因为银行的不良债权，主要是由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构成的。
按照“三年搞活国有企业”的要求，从今后三年国家对企业改革的安排看，化解不良债务大约有三个途径，一是每年安排300亿元的技术改造资金，三年大约有1000亿元；
二是每年400亿的破产准备金，三年也是1000亿元出头；
三是每年300亿[!
--empirenews.page--]元的上市新股，按目前到二级市场的平均溢价比例1：
6计算，三年约6000亿元；
三项合计三年内可向企业注入的资金不会超过一万亿元，还有一万亿元在那里呢？
90年代以来，香港作为中国实际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为搞活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目前H股和“红筹股”在香港股市上的市值已经超过5500亿港元，已近香港股市市值的六分之一，到1997年末为止，已筹资近1500亿港元。
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前，继续把更多的国有企业推上香港股市筹资，原是国有企业实现增资减债的重要途径，但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可能性已大大减少了，这就突出了尽快进一步开放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
以上分析说明，国际资本想大批流入我国寻找出路的态势，从1998年开始大约只会维持3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之后随着亚洲经济的逐步复苏，势头将会减弱。
所以，今后三年是我国利用亚洲金融危机化解我国内部金融危机的极好机会，应当充分利用国际资本，达到为国有企业增资减债的目的，当然，这还必须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造相结合。
如果因害怕国际金融危机的袭扰，反而采取缩小资本市场开放度的政策，就会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是否会引起国内资本市场的失衡，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人民币的走势如何？
如果开放后是象许多人猜测的那样，会导致人民币的显著贬值，其结果也可能与东南亚国家殊途同归。
人民币的走势主要取决于未来时间内我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收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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