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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教育民主化;

教授治校;

大学治理

  

  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公共化”的进展进程中,曾经令一般民众遥不可及的大学教育慢慢变得日常化,它与社会中的个体发生着愈来愈紧密的联系,而作为一种民主教育治理思想的“教授治校”,那么从来为教育研究者及社会各界所关注。

近期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进展计划纲要(2020—2020)》提出,将成立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要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同时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这对我国的教育民主化建设的意义非同一样,能够看做是我国教育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因此,在那个新的历史背景下,以教育民主化的视野去厘清“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外延也就额外重要。

  一、“教育民主化”与“教授治校”是形殊质同的统一体

  1.教育民主化。

进入20世纪以来,教育民主化日趋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与教育有关的人最关切的问题”,教育民主化改革那么成为一股新的浪潮慢慢席卷了世界各国。

很多学者对教育民主化的涵义都做出了深刻的探讨,比如:

有学者提出教育民主化是“民主原那么在教育实践中深化和扩展,并追求民主目标的进程”;

还有学者以为教育民主化有“教育的民主”和“民主的教育”两个层面的涵义,包括教育机遇均等、治理的民主化及教育进程的民主等内容。

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那么提出教育民主化包括实现教育机遇均等、提倡教育内容的民主性、培育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民主参与意识三个方面的内容。

  本文以为,民主本来是一个政治学术语,表现的是社会权利及优质资源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占有与分派关系,教育民主化那么是民主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与深化。

依照主体的不同,教育民主化要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受教育者作为主体时,教育民主化表现的是受教育者在教育眼前人人平等,即平等的受教育机遇、平等的受教育进程和平等的教育结果;

第二是当教育者作为主体时,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活动中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即教育治理的民主化。

  2.教授治校。

作为一种教育治理思想,“教授治校”最先起源于12世纪的巴黎大学,那时巴黎大学教师自发成立“教师行会”,一起决定大学内部事务,并将其制度化以对抗世俗与神权的干与。

巴黎大学教授治校的显著特点为:

大学校长由教师选举产生,而且由教授担任,教师参与决定教师的聘用、课程的设置、学生的选拔和大学进展政策等。

后来成立的英国剑桥大学沿袭了教授参与学校治理的传统,美国耶鲁大学给予了教授治校新的理念,形成了董事会指导下的校长治校这一独特制度。

19世纪德国的洪堡校长那么在柏林大学将教授治校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提出学术自由的理念,并确信了讲座教授的制度。

  归纳说来,“教授治校”的要紧特点是以“教授会”、“评议会”等组织机构为权利主体,以保证所有教授在学校事务中的决策权,随着“教授治校”活着界各国的实践与变迁,对教授参与“所有”事务的决策慢慢演化为参与“与学术相关”的事务的决策。

  3.“教育民主化”与“教授治校”的和谐统一。

从二者的涵义能够看出,“教授治校”本来即“教育民主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教育治理民主化的重要表现。

由于受“官本位”思想的阻碍,最近几年来我国高校治理体制呈现出科层化、行政化偏向,教授在学校事务的决策中日趋边缘化。

因此,去行政化并保障教授在学校事务中的决策权,实现教授治校,成为推动教育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宏观政策及教育理念在具体领域的操作化。

换句话说,教授治校是民主化建设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重要表现。

  另一方面,“教育民主化”是“教授治校”得以推行和实施的重要保障。

若是说“教授治校”是制度,“教育民主化”那么是能够阻碍制度存废的物质基础,若是说“教育民主化”是民主思想在教育领域的表现,“教授治校”那么是实现这种社会理想的具体实践。

因此,从操作层面来看,没有“教育民主化”的社会气氛,那么可不能有“教授治校”的落到实处,“教育民主化”是“教授治校”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二、教育民主化视野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外延

  

(一)教授治校是“体”,而非“用”

  近些年,教授治校的呼声之因此愈来愈高,要紧有两方面的缘故。

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办学管得过量,干扰了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乃至违抗了高等教育教学活动的规律,让高校和教师不堪重负。

另一方面,从高校内部看,官本位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在某些教师眼里,大学的前途及师生的命运掌控在各个“长”与“主任”的手里,教师对学校事务鲜有参与乃至发表意见的机遇。

乃至在很多高校,行政权利在学术权利之上,以至于有行政操控学术的险情。

内外双重压力使得教师有相对剥夺感和边缘化的体验,于是愈来愈多的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一线的教师有了强烈的念旧情绪,希望能将学校事务的决定权交到教师手中,真正实行教授治校的治理体制。

  其实,教授治校并非是能够保证人人都能参与决策的灵丹妙药,它更重要的角色是——治理理念。

在教育民主化视野中它已升华成为高居于具体的大学制度之上的价值观层次的精神性内容,成为大学活动的一种价值取向。

既然教授治校成为一种教育治理理念、一种教育活动的价值取向,就意味着它并非是具体的操作技术。

操作技术是实现治理理念的具体实施方式,是途径,是载体,治理理念那么是贯穿整个活动进程的指导原那么。

教授治校并非意味着学校事务事无巨细,都要由教授事必躬亲。

大学教授把握着高深的专门学问,明白得大学精神与高等教育的宗旨,熟悉教学、科研活动的规律与标准,他们有义务也有能力来参与教书育人、学术进展等教学科研活动的治理。

可是,随着高等教育向公共化目标的不断推动,高校办学规模愈来愈大,大学内部、外部都有海量的事务性工作,教授全面参与只会使他们陷入追求学术与处置事务性工作的两难境界。

因此,教授治校仅仅是民主参与的“体”,而非具体实施的“用”。

  

(二)教授治校,亦是教师治校或一起治校

  教授治校的英语表述为“facultygovernmance”,可见教授治校的主体“faculty”本来确实是一集合名词,指代群体而非个体。

从本源上来看,教授治校的主体应该是教授群体,这是无可非议的。

它不仅突出了教授在大学治理中的自主地位,也彰显了高等教育治理的民主化进程,是教育治理思想进展进程的一个重大进步。

可是,在实践进程中,事实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不管在欧洲仍是在我国,教授治校排斥职称在正教授之下的教师,只有正教授才是“教授团”名正言顺的成员,正教授之下的其他教师鲜有参与决策的机遇。

即即是教授治校的主体仅仅指的是正教授,在很多大学的实行情形仍然是牵强附会的。

随着教授治校呼声的高涨,大学里负责教学和学术决策的领导和其他职能部门的领导纷纷有了教授或副教授的职称,从而陷入了教授治校的另一个误区。

  负责教学和学术决策的领导和其他职能部门的领导有了教授和副教授的职称,并非是实现了教授治校;

由政府录用教授、科学家担任大学校长,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亦很难说是真正的教授治校。

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等教授团的设立也再也不是教授治校的突出标志。

新时期,衡量是不是真正实现了教授治校的标准,应该看治校主体的组成。

大学的主体不单单是正教授,更有正教授之下的其他教师、大学行政治理人员和学生等。

  随着二战以后民主思想的深切人心,高校内其他人员要求参与治校的诉求与日俱增。

不管是学术事务,仍是行政事务,一般教师和治理人员都有参与权和知情权,乃至在有些国家,社会人士也能够参与大学治理。

只有正教授才有对学校事务的参政、议政权利,显然是与民主教育治理思潮相违的。

因此,教育民主化进程中的教授治校,亦可称为教师治校或一起治校。

治校的主体应该是包括一般教师和大学行政治理人员在内的懂学术、懂教育的广义教师群体,而非狭义的教授群体,更不能是某些教授个体。

  (三)治校的理想是学术自治,行政其中

  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利是高校权利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份,二者的关系在专门大程度上阻碍着高校的进展速度和进展方向,也直接阻碍着高校的办学质量。

顾名思义,学术权利是指拥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学者在其学科领域内阻碍他人或组织行为的一种权利形式,对专门知识和真理的占有是其权利的要紧来源,它能够保证教学、科研工作衡量标准的相对科学性。

行政权利,那么是科层制给予治理人员对大学事务及其他大学内部成员的一种支配力,是贯彻国家各项教育方针的重要媒介,也是使大学行政事务标准化、有序化的重要工具。

  很显然,二者的权利范围与实施主体并非是相互矛盾的,他们只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理应和谐共处,互为补充。

但是一直以来的事实却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确实是西风压倒东风,似乎从来不能和谐共处。

潘懋元先生曾经提出,现代大学治理体制最大的短处是行政权利与学术权利的失衡。

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以后,行政权利在高校权利结构中独占鳌头,却没有为学术权利预留一席之地。

一时刻,行政命令对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及科学研究工作的粗鲁介入,扰乱了高等教育的大体规律,极大地阻碍了大学教师的踊跃性,也损害了教育事业的健康进展。

  咱们应该熟悉到,教育民主化进程中的“教授治校”是有特定意义的。

它是在内化教授治校这一理念的基础上,由教师们来参与决策某些特定范围内的重要事务。

“大学在发达的初期,其目的不外乎传播已有的知识,培植后起之人材,后来学校进步,始有机遇从事探讨,直到近代,它才恍如变做了科学研究的故乡。

”生产知识、培育学生、进展学术,自大学产生以来一直是高等学校的主流业务,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不仅是学术繁荣的关键,也是大学进展的内在逻辑。

因此,在与此相关的一些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应该发挥专职教师的踊跃性,做到行政权利尊重学术权利,实现学术自治。

  另一方面,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事实是,现代大学离中世纪的象牙塔已经愈来愈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愈来愈紧密,也就意味着大学的行政事务愈来愈繁重。

为了顺应新的社会形势,提高高校工作效率,高校的行政治理工作需要专门的人材,以实现治理的专业化。

在某些事务性、辅助性工作的范围内,学术权利应该尊重行政权利。

总的来讲,在教育民主化进程中,教授治校的理想应该是实现学术自治,行政其中,直至二者浑然一体。

  三、教育民主化背景下“教授治校”的实现因素

  1.从政府层面来讲,学术权利法制化是实现教授治校的制度保证。

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

“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打算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功效等有关学术事项”,“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治理和监督,保护教职工合法权益”。

顺应潮流,很多高校及二级院系都依法设立了教授会、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学术权利组织,但在实际操作进程中,这些委员会只是“顾问”性质的摆设,最终成为行政权利决策合法化的一个道具。

最近几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切,学术权利在与行政权利的博弈进程中,取得了必然程度的增强与巩固,但由于固有的科层制治理模式,学术权利的边缘化状况并未取得全然改善。

那个问题的本源在于,《高等教育法》尽管规定了高校的学术权利,但仍是将行政权利置于其上,规定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由党委基层组织“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进展和大体治理制度等重大事项”。

因此,能够看出,治校的权利并非在校长手中,更不在教授、一般教师手中,治理大学的权利集中在党委基层组织手中,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由“行政”来领导“学术”的独特高等教育权利结构体系。

只要这种权利结构不改变,学术权利依附于行政权利的现状就可不能有全然性的改观。

其实,确立学术权利的地位、实现教授治校与坚持党的领导并非是矛盾的。

党是先锋队,高校基层组织更是要踊跃发挥先锋队作用,由教授和一切会治学、懂育人的教师一起发挥先锋队的示范作用,将党的各项教育方针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岂非两全之策?

因此,教授治校的实现亟须使学术权利的地位取得法律的保证。

  2.从学校层面来讲,要致力于构建以院系级决策为主体的权利体系,做到权利下移,停止行政对学术的干与。

有研究指出,美国之因此能够拥有世界顶级、最具活力的大学,缘故之一是“教授治校”,而且院系是实施治校权利的主体。

美国大学每一个院系都有凌驾于各类规章制度之上的类似于宪法的“大体法”,“大体法”规定了教授在院系里的决策权,院系的决策机组成员包括各个级别的教授,能够一起决定聘用、晋升、经费等重要事务,而且整个决策进程都由教授们独立操作,其他人无权干与。

如此的治理体制,有效树立并巩固了教授及学术权利的权威地位,抗击了行政及其他外力对大学事务的干扰。

  最近几年来,我国高校治理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探讨。

如2020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推出新举措:

校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行政权利退出学术权利的领地。

2020年12月28日,山东大学召开2020年第十四次校长办公会,邀请了3位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参加。

关于推动高等教育治理民主化来讲,这些都是难能宝贵的探讨。

整个学校的治理决策体制转型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将学术权利由校级慢慢向院系级下移,院系级的教授会、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成员可由各院系全部教师一起选举产生,院系领导可由选举进入各委员会,但必需是代表个人发表意见,不得以行政身份干与委员会决策。

因教师是连接学生和学校的重要媒介,尊重教师的选举权、重视每位教师的参与权,能够有效提高教师参与学校事务的踊跃性和主动性,更好地践行“教授治校”的理念。

  3.从整个社会文化层面来看,应该慢慢营造民主治理的文化气氛。

西方高校“教授治校”之因此能够取得专门好的贯彻,首要缘故是民主观念的深切人心,自由和民主已经深深植根于国民观念中,在大学实行民主治理体制、尊重学术自由、追求学术自治是理所固然,而行政干与学术、企图专制独权注定是困难重重。

而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民主办念长期处于缺席状态。

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倡中庸,注重群体而轻忽个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取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那么来成立政体,有民主更有了集中。

因此,传统文化在必然程度上造就了国民性格的集体主义、隐忍的一面,同时也在必然程度上抹杀了个体的制造性与自我表现力。

  在全社会营造民主参与的文化气氛,并非是要违抗民主集中制的原那么,而是要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理念和原那么落到实处。

只有将民主的理念深切人心,在民主的基础上做到“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中,才会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参与的踊跃性。

具体到教育领域,“教授治校”的民主治理理念也才会顺利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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