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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改革的文化困境
俄罗斯改革的文化困境
李景阳
2011-3-2611:
51:
45 来源：
《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6期
面对俄罗斯20世纪最后10年的全面社会危机，笔者不仅看到了其危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而且曾试图从文化角度探讨这种危机的根源。
鉴于这种研究尚具有试探性，所以只能就某些侧面进行片断的思考，深层的全面的理论概括尚为笔者所力不能及。
一文化定位与取向的迷惘
任何社会变革总是以思想文化的变革为先导，俄罗斯也不例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场改革的文化实质就是一些激进思想家企图把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念和价值引入俄罗斯社会。
问题是，西方的观念和价值一经引进，就遭遇到俄罗斯本土文化的强烈抵抗，而且由于以西方为榜样的政治经济试验屡遭败绩，西方的价值和模式在俄罗斯很快失去了说服力。
于是，俄罗斯的社会意识领域便呈现出一种精神迷惘的状态，这种状态甚至延续至今，以至使俄罗斯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徘徊在社会改革基本道路抉择的问题上。
纵观近10年的改革，俄罗斯人始终没有摆脱一个基本问题的困扰，这就是如何看待西方价值，要不要引进西方价值，如若引进，照俄罗斯人的说法，怎样解决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二律背反”问题。
俄罗斯人的精神迷惘首先表现在激进改革初期对于扑面而来的“残酷现实”的毫无戒备和与此相伴随的“精神惶惑”。
这种局面正是俄学者所说的——“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危机”。
这种危机在大众意识中表现为—种“民族认同危机”，表现为“统一精神空间的丧失”。
所谓民族认同危机即指“对核心价值的民族认同的丧失”。
而在社会科学中则表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危机”，即人们不知以什么标准来判别“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生存规范”、“精神误区”这样一类问题。
从社会调查材料看，尽管激进改革在最初的阶段里表现出高涨的社会热情，但实际上，这种热情大约只维持了一年的时间。
由于国家政策的失误和经济的不景气，民众中的怀疑和否定情绪不断蔓延，人们甚至从经济现状的否定开始，进而否定民主和市场价值。
例如，1992年2月～1994年2月两年间，在4次调查中，对市场经济的支持率依次为：
50％，48％，33％，26％；对计划经济的支持率依次为28％，28％，34％，41％。
改革伊始，民众情绪就徘徊在两种价值体系之间，变革心理与怀旧心理并存，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每一次动荡都会引起民众意念的剧烈摇摆，社会文化观念系统显得异常脆弱。
正因如此，一些支持民主与市场改革的学者不断发出哀叹：
“社会将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即相当数量的居民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民主制度和价值的态度将是不支持、远离甚至敌视，而且这种态度几乎每时每刻处在游离和摇摆中”；“俄罗斯社会，正如20世纪初所出现的情形一样，可能经受不住加在它身上的现代化重负，社会震荡会再次中断民主制度在我国的建立”1。
俄罗斯精神迷惘的第二阶段的表现是激进主义的退潮和保守主义的上升。
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激进改革明显受阻之后，俄共代表久加诺夫的固有价值观便毫无掩饰地公诸于世。
他在1996年出版的《俄罗斯——我的祖国》一书中反驳民主派A．H．雅科夫列夫的“返回世界文明”的观点时将其对待西方价值的立场刻划得淋漓尽致。
他说，“返回世界文明”的口号是“向俄罗斯输入从西方旧货摊收集来的各种代用品——有关管理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奢谈”，是要“宰割活生生的数十年甚至几百年形成的独一无二的苏维埃以及俄罗斯的社会和国家的机制”2。
俄罗斯另外一位近年来很活跃的思想界代表人物A．C．帕那林同样表现出这种拒斥西方价值的坚决态度，而且他进一步为俄罗斯找到了精神文化的归宿。
他将俄罗斯文化的核心点进一步东移，提出了比历来斯拉夫主义者的观点更疏远西方的属于俄罗斯的独特文明。
他先把俄罗斯文明的现存结构界定为“联结斯拉夫——突厥因素的新的有说服力的统一体”。
他说：
“我们庞大国家性的现存结构是传统的斯拉夫一突厥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总统访问鞑靼斯坦或巴什基尔比起访问美国或日本来重要得没法儿相比。
”接着，他又提出了更远离西方的“太平洋文明”概念，并企图把俄罗斯归入“太平洋文明”3。
当然，这类思想并不限于社会思想上层的个别人。
明确提出“西方的价值在俄罗斯的国度里根本没有土壤”这类观点的学者专家还有很多。
其实，这个保守主义活跃的时期呈现的仍然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迷惘。
因为这种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并不为全民所接受，站在这种意识形态对立面的以及游移于两极观点之间的人仍很多。
也许正是由于看到了这种民族精神涣散的情况，叶利钦提出了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理念，并责成专门机构来完成“国家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制定工作。
然而这种企图仍是归于“流产”，这其中的难点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在当今的情况下，那种足以将各种力量纳入新的意识形态框架的整合机制是不存在的4。
俄罗斯在过去8年中长期未能摆脱危机状态的文化原因，正是由于整个社会缺少了这种起维系作用的东西。
而从当今通行的“文化整合”的观点看，一个社会的大系统如果失去其文化整合的机能，势必造成社会各子系统（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的失控和失范，整个社会的运行就不能不陷人一种紊乱状态。
二伦理价值的冲撞
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说伦理价值的困惑造成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危机。
但是，通过某些中介因素，深藏在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的确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起着某种内在支配作用。
一个尤其值得重视的事实是，俄罗斯人对于当前这场改革的评价，不仅使用政治标准的尺度和经济（特别是利益）标准的尺度，还独立地使用一种伦理道德标准的尺度，这一点，在俄罗斯的改革现实中表现尤为突出。
这种情况的造成，则是俄罗斯特定文化传统（包括俄帝国时期和原苏联时期）的表现。
即是说，历来追求“终极理想”的俄罗斯人不仅从“现代化大趋势”这个角度来理解这场改革，而且不忘记以他们心存已久的并成为某种心理定势的伦理观念采评价这场改革。
具体来说，使公众对改革持否定性评价的伦理观念的提法至少有如下三种。
其一，“理想与信念的丧失”。
俄罗斯人对理想与信念的无比推崇首先来自于宗教虔诚。
如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赫克所说，俄国人心灵的宗教特性是“对上帝和神性真理的热切的思慕与寻觅”，“对俄国人来说，宗教首先就是敬拜和冥想”5。
这种宗教虔诚，在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中，以东正教为最。
俄国人被外国人称作“上帝使者”和“上帝追求者”。
斯拉夫文化优越论的倡导者之一霍来亚科夫则称俄罗斯为“上帝的工具”。
陀斯妥耶夫斯基企图让俄罗斯讲出一种“世界上的人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真理”。
普希金所说的“俄罗斯民族的使命是拯救欧洲和整个世界”，也是基于对某种理想、信念和道德力量的笃信。
俄罗斯人这种对理想和信念的无比尊崇在原苏联时期则转变为用以进行大众教育的“共产主义精神”。
但是，自从俄罗斯以西方为模本的激进改革推行以来，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悄然渗入，市场运行机制也把社会角色引诱到或逼迫到个人奋斗的道路上去，充满理想信念的俄罗斯人开始更多地关注物质，且在思想意识中不断滋长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反过来，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理想和信念的淡薄。
于是，俄罗斯的普通人惊呼：
“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都丧失了”；“多年来的信仰一下子失去了，我们的生活支柱倒塌了，而信仰的丧失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不幸”。
社会学家则哀叹当今的青年和大学生政治热情低落，不参加选举，不参加政治集会，不读政治报刊，甚至把“祖国”也看成“空洞的字眼”，如此等等。
我们且不去分析，关于“理想信念丧失”的社会性的指责里有多少合理的成分和多少值得重新思索的东西，至少，这种伦理价值判断构成了改革离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二，“道德的沦丧”。
俄罗斯民族也是一个怀有高尚道德情感的民族。
无论在俄帝国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人特有的同情心、怜悯感、宽恕精神、赦免精神以及对于至善境界的追求，都是举世闻名的。
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根基的东正教长期以来不仅向人民灌输了圣经中诸如爱心、和睦、弃恶扬善、勿当恶人等道德信条，而且将正义、良心、义务、幸福、理想等世俗道德作为宗教伦理加以推广。
在苏联时期，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使利他主义、自我牺牲精神等得以发扬。
但是，在近年来的社会变迁中，俄罗斯人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情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照俄国人的说法，他们在当今社会中看到的是“自私、贪婪、疏远、冷漠、见利忘义甚至厚颜无耻”，看到的是“对别人不幸的无动于衷和起码的道德情感的丧失”。
他们还惊叹，在普通居民阶层竟有40％的人认同“与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生活哲学，而在企业家和富豪阶层中，认同这一人生原则的竟达60～70％。
当然，摆在人们面前的还有形形色色恶性犯罪的事实。
毫无疑问，这类否定性的道德评价在相当广大的人群中成了远离甚至反对当前改革的心理根源之一。
其三，“财产和收入的不平等”。
这是俄罗斯人近10年来抨击改革现状时最常使用的说法。
这个看法反映了差不多是全社会的心理不平衡。
不可忽视的是激进改革后出现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以及由于经济滑坡带来的60％以上人口的不同程度的贫困问题。
然而，我们也从俄罗斯普通人的看法及见诸报端的专家见解中看到了一种把收入差异与社会不平等等同起来的思想倾向，人们可以从中窥见源于俄罗斯长期文化积淀的平均主义财产观念的影子。
从原苏联时期只有3倍的最高与最低收入差距一下变成目前的十几倍，这个事实会引起公众的怎样的心理反应，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还应看到，对于长期以来接受了东正教精神的俄罗斯人来说，不仅收入差异这种结果，甚至于商人和企业家的赢利活动本身的合理性问题，都是曾经受到质疑的。
基督教中新教的革新意义在经济上的表现正是在于它对私有财产给予了承认并认可了商人旨在获利的经营活动的合理性。
在坚守基督教传统教义的东正教国度里引进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同样要有一个这样的伦理认可过程。
三政治变革的心理桎梏
叫心理桎梏也好，叫精神枷锁也好，俄罗斯人在这场根本性的政治变革的实际操作中，始终未能摆脱历史与传统加在他们身上的某种无形的观念或心理习惯的束缚，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使西方的东西在俄罗斯本土发生严重的变形。
这里，只以一个问题为例，即在确立社会权威问题上俄罗斯人所遭遇到的严重文化挑战。
适应现代公民社会和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社会控制系统和机制所需要的“权威”是法理权威。
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转型中的俄罗斯总是摇摆于两个极端，要么是不要任何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要么是摒弃法理原则的君主式的个人独裁。
正是潜藏其中的深层的积蓄甚久的文化要素决定了俄罗斯在寻找和建立真正意义的权威问题上显得异常艰难。
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是，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对专制主义的最激进的突破和否定最终造成的竟是以西方“三权分立”形式出现的、据认为权力集中超过了俄历史上君主立宪时期的新的“总统集权”。
而“民主俄罗斯”的首届总统，一个民主改革的旗手，竟然最终被西方人以及俄罗斯人称作了“沙皇”——“经全民选举的沙皇”，而叶利钦也毫无避讳地自称“鲍里斯一世”。
西方体制与原则在俄罗斯的这种严重扭曲与变形，不能不使我们去思索其中的文化问题并找寻出此种“悖论”的文化渊源。
叶利钦从一个“民主改革的旗手”渐渐演变为一个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的君主形象，首先得益于1993年12月通过的确立了“总统制”的俄罗斯新宪法。
然而，叶利钦向“新沙皇”的转变并不能单单诿过于比西方走得更远的“总统制”。
很重要的是，新的体制渐渐带上了他的个人风格，以至于他的个人风格渐渐抽空了所谓西式“三权分立”体制的实质内容，最终使“民主政治”徒有其名。
这里值得探讨并具文化意义的是，叶利钦的个人风格所挟带的其实是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他的政治品格与苏联集权主义时期的领导人乃至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的君主有“一脉相承”的因袭关系。
笔者最近看到俄一位学者对革命领袖与旧俄沙皇做了这样的类比，他说，在列宁（包括斯大林）与彼得一世（包括伊凡雷帝）之间存在着思想体系的一致性。
然而这仍然是形式上的类比。
更深刻的区别在于，前两位的活动是民族一帝国式的，后两位的活动是帝国一国际式的。
两位沙皇适应的是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君主专制政体，两位共产主义领袖则是与他们所在时代的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趋向相悖的6。
我们且不管这种类比和评析是否确当，至少，我们从叶利钦这个“民主造反”起家的新总统身上粗略看出这两类人物（领袖也罢，帝王也罢）的影子。
叶利钦的历史角色并不是沙皇，令人联想起沙皇形象的是他作为总统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所挟带的色彩。
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苏维埃时期地方行政长官出身的叶利钦不习惯于“三权分立”的权力过于分散的政权结构，他要在这个体制内加入一些旧官僚体制的要素，以使其有利于实行总统“一元化”领导。
他当政期间，长期使用着相当于旧中央政治局的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被称为“政府之上的政治”的总统办公厅，就是其“一元化”倾向的明证。
叶利钦总统对“三权分立”政权框架的“微调”实际上使这框架成了一个空壳。
其次，作为“西式”政权结构主脑的总统叶利钦的行为方式时常让人们联想起苏维埃旧体制下的不良行政习气。
有统计说，7年间政府改组20余次，撤换部长以上官员百余人；另有一种说法，俄高级官员平均任职时间不足一年。
他的行为方式时常令人联想到旧官僚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一切过错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拉一派打一派”等恶劣习气。
既然是从文化角度探讨问题，就不能不分析一下民众政治心理，以搞清在新的民主政治框架内“帝王”何以能够得到社会认可。
一位俄罗斯学者说：
“叶利钦式总统制的性质受制于如下因素：
领袖形象；他周围的人；社会基础的特点；公众意识的特点，等等。
”7那么，这种作为“叶利钦式总统制”存在基础的公众意识是什么呢?
简言之，就是俄学者所说的“集权意识”。
照笔者的理解，从公众的角度说，这应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集权的认同和服从意识。
这种“集权意识”是怎么成了集权者存在的文化条件呢?
库瓦尔金在说明了俄总统的个人专权性质后接着指出：
“法律真空，很低的政治文化水平，程序的不严密与疏漏，为总统在‘灰色地带’的非法与违法的行为打开了广阔天地。
在这个‘灰色地带’里，无论法律，还是风俗，乃至先例，都暂时不能起作用。
”看来，公众的“很低的政治文化水平”为总统在‘灰色地带’（即无规范约束的领域）里为所欲为提供了良好气候。
另有一位叫B．帕斯图霍夫的学者对此做了更精辟的剖析：
“他不是具体权力的符号，而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强权国家的权力。
历史地形成的俄罗斯人有一种面临政权更换时的‘默示录’式的恐惧……所以，在俄罗斯，比起其他各种文化来说，权力更靠惯性力量来维持。
为克服这种惯性，需要时间和相当大的努力。
政权的价值被公众意识转移到了总统形象上去。
在被改变的形态中，俄罗斯人对政权的传统态度成了对叶利钦的正面接受。
说支持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是与赞同他所推行的政策相联系的，那是谎言。
叶利钦受公众的支持并不取决于他实行什么样的政策。
这种支持与其说是在有意识的水准上，不如说是在下意识的水准上。
”8“下意识的（подсознательный）支持”，这种“下意识支持”与政策认同的相分离，这种“支持”之作为一种盲目的历史惯性力的表现，所有这些，都是对俄罗斯公众政治意识的极确切的描述。
俄罗斯人这种对集权制度与偶像的盲从意识由来久远，根深蒂固。
对于这一点，20世纪初年的别尔嘉耶夫说过这样的话：
“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集权国家的典型，它建立在对于全体人民所必需的正统观念的基础上。
俄罗斯共产主义接受了庞大国家的生活，笼罩着极端的国家主义形式，这令人遗憾地与俄罗斯国家的旧传统一般无二。
”他还说，“集权性、对信仰整齐划一的要求，作为帝国的基础，与人民的深刻的宗教社会本性相适应”9。
照他的看法，无论作为俄罗斯文化传统支柱与核心的东正教，还是俄国历史上所经历的两种社会制度，都是内在地统一在集权主义的基础上的。
尽管别氏是站在反共产主义的立场上讲话的，但他对俄罗斯集权主义根源的挖掘仍值得我们深思。
四经济变革的精神障碍
俄罗斯在经济变革中所遭遇到的精神障碍甚至比政治变革还要多。
俄罗斯仿效西方的政治变革尽管艰难，但至少在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等问题上尚能找到某种文化的支撑点。
虽然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人的人性观有别于欧洲的人道主义，但毕竟植根于民族地域特征的俄罗斯民族崇尚自由的天性，成了引进西方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良好土壤。
而在经济转轨问题上，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准备和积蓄就显得十分薄弱。
这里只以所有制变革为例。
关于俄罗斯实行私有化的艰难，我们姑且不去细谈这样一些现象：
民主派的私有化方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所遭到的激烈反对以及叶利钦不得不以总统令来强行推行私有化；在私有化浪潮的冲击下，俄共的“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妥协含着怎样的羞涩；左翼势力在国家实行私有化后提出“将财产还给人民”和“重新国有化”的主张意味着什么；“中左派”普里马科夫任总理时对私有化重新评估的意向在社会中引起怎样的猜测和恐慌……笔者只想以私有化观念在独联体各国的比较来说明俄罗斯实行私有化的艰难。
有意思的是，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及外国专家已在社会调查中看出了这种区别。
一位外国社会学家在非国有化的酝酿阶段对俄公众心理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合作社只在个别年龄段的居民里和个别地区得到支持，而表示公开反对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苏维埃合作社运动的发展处在“社会的敌对氛围”中。
这位专家因此断言：
对私人经营活动的敌对观念在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是“一贯”的。
俄罗斯学者援引“外国专家”的材料并辅以他们自己的社会舆论调查得出结论：
对于市场经济和私人经营活动的支持，许多其他共和国要比俄罗斯强烈。
为了进一步说明私有化在俄罗斯的特殊艰难历程，不妨再看一看“苏联当代改革的先驱”对私有化的谨小慎微的试探态度。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他们那里都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反差；政治改革很“超前”，而所有制改造速度极缓慢。
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和工业党、农业党的“理念”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里已相当“激进”，但他对“个人财产”的承认程度（当然这还谈不上“私有化”）是非常局限的。
那时对“个人财产”的松动说法不过限于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副业和日常生活用具，并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有一所住宅”10。
而凡是经营土地、小汽车、住房或“从事私人企业活动”者均被视为“规避社会有益劳动”、“过反社会的寄生生活”，均可给予“强制在新住地劳动”的处罚11。
再看戈尔巴乔夫。
他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上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但他的所有制观念怎样呢?
我们不妨看看1986～1988年这三个年头的情况。
1986年1月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决定“发展市场关系特别是合作社活动”，此后连续公布了一系列鼓励非国有企业活动的法令。
然而这些法令带有明显的保守性，例如规定私人企业不允许使用雇佣劳动（1986年11月《个体劳动活动法》）。
1987年2月颁布的《关于在居民生活服务方面建立合作社》的法令中规定，建立合作社不仅要得到当地政府有关委员会的批准，而且要得到国有企业和组织的认可。
1988年的《合作社法》据说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非国有企业活动的利益，但仍申明要划清“社会主义企业活动与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界限”。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思想（所有制观念）与他的政治思想有多大的距离，由此可以看得很分明。
再做深层次的思考，就会很自然地将俄罗斯的所有制观念追溯到延续达七百年的村社传统。
关于村社制度，不必在这里做详尽的描述。
俄国的斯拉夫派有一个著名论点：
“斯拉夫的或俄罗斯的民族精神自古就是集体主义的，具有经济集体主义的倾向，独具风格的俄国农村公社的存在就是证明。
”具有自由派倾向的俄国“新精神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弗兰克对此评价说：
“这种把宗法制的集体主义农村公社作为俄国民族文化和国家生活的惟一支柱的乌托邦浪漫主义理论，成了俄国保守主义的经济和国家政治的基础……”“这种政治惧怕独立的和自信的私有者……”12大概正因为俄国有这样一种极独特的传统，马克思在论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农民的剥夺时才说：
西方对农民的剥夺，“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
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
13从如上引述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认识，即俄罗斯在以建立公有制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就曾存在过公有制，而且，这种公有制曾是民族文化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支柱。
很显然，由激进民主派在90年代初轻松宣布的全面私有化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改革措施，它毋宁说是对俄罗斯源远流长的公有制和“公有制文化”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宣战。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私有化的难产不仅在于它所遇到的文化观念障碍，而且在于，“产后”的私有化之婴实际上是一种“怪胎”。
按照俄国人的看法，目前俄罗斯经过改造后的所有制是一种“形态不确定的所有制”，实际上是一种“人民所有制”，有人干脆把私有化过程（特别是大中企业的私有化）称作“工业的集体农庄化”。
“在实现计划经济乌托邦的试验之后，我们在最近5年又实行了‘人民企业’乌托邦的试验”14。
五简短的结语
以上各节，实际上是抽取政治、经济、文化（文化自身）的一些问题和现象给予文化层面的说明和解释。
对俄罗斯危机的文化原因，只能谈一些概括的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引发了严重而持续不断的危机，其根本原因是俄罗斯国家和民族所背负的过重的“文化包袱”。
过于沉重的“包袱”使这个世界巨人举步维艰，行动迟缓。
这种情况正好与20世纪初的那场革命——十月革命相反。
那场革命是一场顺应俄罗斯传统的革命，因而一触即发，驾轻就熟。
目前这场变革则是违反俄罗斯传统的，因而艰难异常。
俄罗斯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背上了比其他民族显得更重的“文化包袱”，原因有四：
1．地理的因素。
俄罗斯的“既是欧洲又是亚洲、既非欧洲又非亚洲”的独特地理位置及相应的朦胧的民族自我定位使它既搞不清自己也不知应借鉴当今世界的何种模式，而创造新模式的愿望和努力又常常因不切实际或缺乏实施能力复又变为对旧传统的怀恋。
2．宗教的因素。
俄罗斯的文化保守性使其从接受具有东方色彩的东正教开始终于成为他们自己所称的“第三罗马”，并由此衍生出长期束缚他们并成为吸收外来文化障碍的俄罗斯特有的民族优越感。
3．民族历史传统的因素。
俄罗斯引进东正教之前的具有浓厚蒙昧主义色彩的多神教、农村公社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被侵占期间从蒙古接受的东方专制主义等，都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拖后因素。
4．苏维埃传统的因素。
延续70余年的苏维埃体制所带来的僵化思维、行政习气、“集权意识”、长官意志、粗放经营方式等，都是当今俄罗斯实现现代化、建立法制化市场经济及公民社会的文化障碍。
第二个看法是：
在政治转轨方面尤其在经济转轨方面俄罗斯陷人了文化困境。
此外还须注意到，帝俄时代尚不健全的私人经济因70余年的时间跨度而形成的“断档”，造成了当今市场化中的人员素质准备不足的状况。
而市场经济机制（自由市场经济也好，社会市场经济也好）的特点，决定了这种机制的活力恰恰在极大程度上仰赖于微观经济主体的主动进取精神和富有成效的经营开发能力，这就涉及到国民素质和性格问题。
在这方面，俄罗斯人所表现出来的弱点恰恰比其他民族要明显得多。
第三个看法是：
鉴于俄罗斯改革所遭遇的文化困境，可以预测，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尤其是经济转轨还将走一段很长的路程，付出很多的学费。
这不仅因为学会十分陌生的东西须付出超常的努力，而且因为在文化选择上的民族心理的摇摆仍有可能持续下去，从而影响社会变迁时代的文化整合，影响国民行动的坚定一致性，影响本应持久如一的新体制的实验。
当然，笔者强调文化的障碍因素，并不等于主张“文化决定论”。
影响俄罗斯未来改革进程的还有经济、政治及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
同时亦应看到，民族文化也可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而更新演进。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比起政治、经济来说，文化是稳定得多的东西，它由深厚的历史积淀而成，极其微妙地渗透溶化于历史变革主体——人的主观精神之中，每时每刻制约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至使预定的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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