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徽城镇化发展策略研究王方030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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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徽城镇化发展策略研究王方0305
目录
2.2国内城镇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1
2.2.1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特征1
2.2.2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5
2.2.3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8
2.2.4中国城镇化地域差异9
2.2国内城镇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2.2.1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特征
（1）新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镇化的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它蕴涵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张、工业化步伐加快推进、城市功能迅速提高的辉煌历程。
杨风、陶斯文认为，
根据城镇人口的变化特点，可将新中国城镇化阶段大体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①恢复和起步时期（1949～1957年）。
这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较快时期，城镇人口从1949年的5765万人增长到1954年的994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7％，是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2．2％的3倍多。
这一时期可再细分为两个时期：
①1949～1952年的3年恢复时期。
该时期城市经济迅速恢复，安排了大量失业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较多，1951～1953年间年均人口净迁入率为33．1‰，城镇人口年增长率为7．5％。
②是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也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时期。
为满足工业建设项目的需要，“一五”期间从乡村进入城镇的人口达1500万之多，加上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至1957年，城镇人口增加2400万，年均增长7．0％左右，成为城镇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②超高速冒进时期（1958～1960年）。
这一时期受大跃进的政治氛围影响，强调赶英超美，在“以钢为纲”、“全民大办工业”的浪潮中，出现了爆发性的工业化过程和超高速城镇化过程，三年间新设城市33座，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
③停滞时期（1961～1976年）。
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1961～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二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由于盲目大跃进，至1961年时我国出现了经济大滑坡，中央政府不得不大力调整工业结构，通过提高设市设镇标准而大量精简城市人口。
其结果，城市数由1961年的208座下降到1965年的171座，同时期内的城镇化率也由24．7％下降到18．0％，出现了城镇化的大回落。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出现强烈的政治动荡，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出现了第一次城镇化的大回落，其显著特征是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量的城市干部被下放到农村。
在工业建设方面。
过份强调国防意识，导致“三线”企业的布局过于分散，阻滞了基建投资对城镇建设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城镇人口的增长完全由自然增长所致。
④城镇化增长时期（1977～1983年）。
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全国工作重点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伴随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发展，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城镇的发展，并适时适度地在1979年前后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如允许知青回城、允许下放干部返城等，从而使城镇机械人口、特别是大城市的机械人口增长加快，使城镇化水平整体提高。
⑤城镇化高速增长时期（1984～）。
这一时期，中国城镇化进入了持续、加速和健康发展阶段，展现出一幅世界城镇发展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图景。
此阶段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中国由计划到市场的体制转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是在高新技术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实现的。
此时期可再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到1992年。
中国开始设立特区，打破计划经济壁垒，探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城镇化进程继承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管制特征，同时也开始探索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模式，呈现出市场化的特征，如户籍管理中出现了自理口粮，招商引资催生了土地市场，乡镇企业成为新生力量，市场化力量在特区成为推动城镇发展的主要力量。
第二阶段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到2006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际上，苏联和东欧剧变解体，柏林墙被推倒标志着冷战时期彻底结束，经济全球化遂成席卷全球之势，世纪之交中国也加入了WTO，正式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技术层面，世界进入网络社会，信息高速公路打破了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这一时期，在税收、行政、土地等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学习了世界各地的城镇化经验，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城镇化的实验场。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七大召开至今。
2007年党的十七大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开始着手改良前一时期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各种类型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始了新一轮探索；以美国次级贷危机为导火索，新一轮经济危机的乌云遮蔽全球，自由泛滥、缺乏监管的经济全球化受到广泛置疑，新的全球秩序正在碰撞中形成，历史迫使我们走上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1984年，全国设市城市数为300个；到1994年底，设市城市数即增加到622个，平均每年增加32个。
据《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暨<城市蓝皮书>发布会》统计，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
经过60年的曲折发展，如今，以特大城市为依托、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已经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及辽中南、中原、武汉、长株潭、成渝、闽东南、山东半岛、关中天水、北部湾等城市群，以不到全国１／１０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１／３以上的人口，创造了全国１／２以上的GDP。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我国的城镇化高速发展已成为21世纪最引人瞩目、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
（2）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特点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化发展过程，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政治变幻和经济发展走过的曲折道路，城镇化的发展显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独特性，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快速工业化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主要由工业发展推动，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①工业化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②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深入，尤其是完善城市新区，开发区建设，为之配套的服务业全面发展起来，提高了沿海城市的现代服务业的水平；③工业化进程带动了城镇投资环境的改善，促使城市居民的工作与居住环境质量向着现代化城市、生态城市方向发展；④工业空间布局促进了城镇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全国各地开发区、高新技术区的出现，吸纳了大量的农业人口，促使了城镇化发展的加速。
近十年来，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从过去主要依靠工业化带动，逐步趋向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三轮驱动的新模式。
第二，政府及国家计划控制对城镇化发展产生决定影响。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进程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意志所主导。
由于经济建设一直处于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城镇的设立和发展主要受政府支配，城镇功能偏重于工业生产，而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决策机构和工业化的发动者，所以形成了政治市心与经济中心两位一体的城镇网络。
在某些时期，城市发展的政治指向甚至优先于城市发展的经济指向。
在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指导方针下，各级政府的投资重点一般均放置在所在城市或其周围地区，其结果是各级行政中心也就自然成为所在地区的最大经济中心，中央直辖市、省会城市、县城所在地的发展都是如此。
这种城镇网络的优点是能够集中有限的资本、人力和各生产要素，发展若干急需发展的产业，形成便于统一管理的城市体系；其缺点是容易形成政府对企业的过多行政干涉，挫伤企业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原有城镇化政策进行修订并颁布了一批新政策，这些政策对促进我国城镇发展和推进城镇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市镇建制方面，我国于1984、1986和1993年相继颁布有关标准或对先前标准进行修订。
随着市、镇设置标准的放宽，小城镇蓬勃发展，使得我国城镇体系规模等级趋向正常。
在城镇建设方针上，政府在不同时期也提出了不同指导思想，从1978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到1980年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再到1989年“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近年来已越来越倾向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政府对城镇化发展发挥主导作用还表现在政策导向、宏观调控等多个方面。
如早期通过强有力的方式从农业中获取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积累，通过制定地区经济发展规划、调整投资和产业发展重点、房地产宏观调控、户籍制度改革、“三农”制度创新、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等多个方面，加速或减缓城镇化发展过程。
在人口迁移方面，政府利用户口管理等手段，通过强有力的措施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过度流入，从而使城镇发展限定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避免像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形成城市失业大军和城市贫民区。
但这些措施却造成了城乡壁垒，强化了城市居民所具有的世袭性特权，限制了乡村青年的发展。
80年代起，我国在城乡户籍方面允许农民进城落户政策的制定是一项历史性改革，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城乡封闭状态，促进了城乡人口的合理流动。
第三，二元结构性特点比较突出。
虽然我国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统一发展过程，但由于现实和历史原因，我国城市发展和小城镇发展通常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二元城镇化结构。
一方面，由中央和各级政府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过程是在强调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设市城市的技术构成一般都比较高，且城市的地域规模、人口规模和产业规模发展都较为有序。
以行政性职能为主的原有大、中城市发展速度较快，特别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初期城市体制改革的向前推进，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对城市发展拉动较大，大、中城市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加强。
另一方面，由乡村剩余劳动力自发转移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农村城镇化过程，却是在资金不足、人才匮乏和技术构成较低的情况下起步的，因此表现出明显的小规模、分散化的特征，虽然近十多年来，中国小城市获得了较快发展，但主要是行政区划变化使然，表现为明显的城市个数增加，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大、中城市。
而且，小城镇的基础设施较差，城乡差异不大，劳动力转移更多的表现为职业上的转变，而不是空间上的转变。
以上城镇发展的两种模式呈差别较大的二元形态。
2.2.2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间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基本动力
a.产业的空间集聚与重构
同其它国家一样，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最基本动力也是由于产业的空间集聚，而产业的空间集聚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过程。
18世纪后期爆发的产业革命，使工业化成为近代经济的主要内容。
工业化的根本特征是生产的集中性、连续性和产品的商品性，所以要求经济过程在空间上要有所集聚。
正是这种工业化的集聚要求，才促成了资金、人力、资源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有限空间上的高度组合，从而促进了城镇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近代工业城市上海的形成和发展正是这一过程的缩影，而中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所显现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也证明了城镇化的基本动力确实是来源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的演进会改变城镇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镇化的发展过程。
在工业化初期主导产业均为劳动密集型，如纺织、煤炭、基本工业消费品生产等，产业间的联系较少，依存度低，因此城镇规模一般均较小，城镇化过程相对缓慢。
到工业化中期，主导产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如钢铁、机械、电力、石油、化工和汽车工业等，产业间的依存度提高，导致产业在空间集聚范围上迅速扩大，引起城镇化过程加速。
在工业化后期，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如电子、计算机、生物制药等），工业生产过程的管理步入到更现代化阶段，致使工业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力大大下降。
但同时又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对城镇生活产生新要求以及生产现代化对城镇服务设施的需求更多，因此城镇的地域范围会进一步扩大，第三产业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第三产业的发展赋予城镇新的活力，会使城镇化进入到更高层次。
城镇化进程便是产业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演变的伴生发展过程。
b.城乡间以及城市间的相互作用
城乡间、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是城镇化发展的又一基本动力。
乡村人口向城镇的不断流入导致城镇化的持续发展，而城市或城镇间的相互作用则会使一个地区形成新的城市体系。
相互作用的大小体现为：
①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②空间交通网络的主导轴；③小城镇对中心城市辐射和扩散的吸纳力与传递力；④乡村地区对人口的推力。
中国现有的7000多万乡村流动人口，其中的绝大部分生活在现有大、中、小城市中，尤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主，这些流动人口是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巨大力量。
c.科技进步
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深厚而久远，是城镇化发展归根结蒂的原动力。
。
中国开辟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引进外资和新技术，也大大促进了这些区域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步伐。
（2）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政策动力机制：
a.行政区划变动因素
行政区划变动实质上是政策的执行过程。
它时时体现政策的意志，又反过来影响新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在中国，由于行政的作用巨大，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也是多层面的，除设市、设镇标准变化对城镇化产生的影响以外，市镇行政区域大小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城镇化过程。
一个市的市域范围的扩大会增强该市的直接影响区域，从而促进该市的总体发展实力和发展速度，相反一个没有发展余地的城市，其发展步伐会相应变慢。
另外，由于中国城市具有鲜明的等级层次，不同层次的市具有不同的权限，如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等。
因此通过行政区划来改变城镇等级层次，也会影响到该城镇的发展和所在区域的城镇等级。
b.各类开发区与工业园区以及大型项目建设驱动影响
大型项目具有投资多、回报期长、影响部门广等特征，一旦布局在某一地区，即会对该地区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国家级、甚至省级的大型项目建设一般都会给所在地的城镇发展带来巨大促进，有时甚至会形成新的城镇和新的中心。
如大型水电枢纽工程、大型钢铁基地建设、大型石化基地建设、大型港口建设，一般都会形成新的城市或大大改观已有城市的发展格局。
c.特殊的城乡土地制度及其改革
土地制度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得建国以来的艰难探索充满了曲折。
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土地管理政策的嬗变，不同时期实行的土地管理政策通过不断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对城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国初实行土地改革后，国家规定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同时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继之而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将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同时又不允许集体自由买卖，而政府即使出于非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以廉价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这实质上是土地国有。
1975年《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直到1982年的《宪法》，才明确“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
1979年颁布施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可以出租批租土地给外商使用。
从此，国有土地由无偿、无期限使用向有偿有期限使用转化。
2002年的《土地承包法》允许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2008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土地新政，一是促使农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从而在提供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同时，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和城市转移，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
二是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各种形式进入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一方面有助于满足城市建设对土地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
落实上述土地新政，把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同时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必将对城镇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d.特殊的城乡户籍制度及其改革
户籍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性工作。
中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大致经历了1958年前的自由迁徙期、1958年至1978年的严格控制期和1978年以后的半开放期3个阶段。
这一制度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在城镇化发展方面产生过一些负面作用。
现行的户籍制度虽然在历史上曾支持了中国工业化的最初起步，但付出的社会成本极大，既显失公平，也损失了效益。
它虽然抑制了城市的人口膨胀，同时也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使人口流动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违背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它虽然使我们这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小农经济国家，通过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短期推动了国家工业化的这个特殊历史进程，但同时也迟滞了城市化的进程，使城市功能全面萎缩，并在精神层面形成了社会的“城市户籍崇拜”心理，乃至造成人口素质劣化，农业劳动率低下，农村人口贫困化，城乡差别拉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对现行户籍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浮出水面，国家相应地在政策层面上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些局部性改革。
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随着巨大数量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务工，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二元结构，给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带来了生活和工作的不便，尤其在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带来很大困难，阻碍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不利于城市化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成为严重影响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制度性障碍。
中国的城镇化问题，说到底，就是在人口压力大而资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之下，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转移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力争合理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
户籍制度只有通过改革，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剩余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的流动，创造自由流动的良好就业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城镇化发展。
2.2.3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
中国城镇化发展独具特色的动力机制，决定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
这些模式主要有：
（1）自上而下模式
政府根据城镇整体发展战略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依靠计划手段和经济手段发展若干城市并由其安排城镇建设资金的一种城镇化发展模式。
由于政府主体在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政府主体决定了城镇化的方向、速度和形式。
政府自上而下型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大中城市在国家大规模集中投资下，城市地域人口和产业集聚呈扩展型发展。
这种方式的城镇化过程能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转移到城市中或新的工业镇中，其转移途径主要通过三种形式进行：
一是通过国家大型企业或重点项目的建设；二是通过新型工业城市的建立和发展；三是通过既有城市经济发展的扩散。
这种方式的城镇化主要受如下因素的制约：
国家的财力、物力状况；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和工业技术构成的高低；农业提供商品粮的数量及国际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等。
这种方式的城镇化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a.行政指向型。
这是中国自上而下城镇化的主要模式。
中国行政中心的乘数效应使各级行政中心均成为中国城镇化网络下的重要节点。
一旦某一区域的行政中心迁移，则迁出地的城镇会有所衰落，而迁入地的城镇则会飞速发展。
另外，低级层次行政中心的升格。
如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也加速城镇化过程。
相反，一个地区如果没有自我独立的行政中心，比如有县无城的话，即使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过程也会相对缓慢，如福建省的莆田县、江苏省的无锡县等。
b.重点项目带动型。
国家级或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如交通枢纽、大型港口、大型工矿企业建设等）的布点，有可能在一个地区形成崭新的城镇，从而带动周围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如攀枝花（钢铁）、大庆（石油）、克拉玛依（石油）、钦州（港口），我省的马鞍山（钢铁）、淮北市（煤）等。
c.大城市扩散带动型。
随着产业结构的更新调整，大城市的若干产业项目即有可能扩散到周围地区，从而使项目接受地的工业化过程加快，城镇化过程加速，大城市周围卫星城的形成便是这种情况。
（2）自下而上模式
这种方式的城镇化发展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形成的一种独特过程，指农村社区、乡镇企业以及农民家庭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以农村人口、产业结构转化与空间集聚为表征，以农村小城镇发展壮大为中心的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
在中国人口稠密、商品经济和商品意识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江浙一带的小城镇在这方面表现尤其明显。
在这一方式的城镇化过程中，非农产业的形成主要通过如下几种途径：
一是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二是发展乡镇企业；三是发展个体工商企业；四是劳务输出。
而人口的地域转移则多种多样，有“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继续留在农村的；有“离乡不背井”，进入城镇或边远地区的；也有“进厂又进城”，进入城镇或小城市的。
这种方式的城镇化，深刻地受制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和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辐射扩散能力。
这种城镇化过程可再细分为如下两种类型：
a.苏南模式。
主要发生在江苏南部地区，以苏锡常地区最为典型。
该地区开发较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历史上素有农工相辅之传统，手工业一向发达。
该地区城镇密度高，中心城市辐射力强，人多地少．乡村剩余劳动力压力大。
改革开放以后，为解决剩余劳力过多的问题，在原有集体经济的社队企业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起以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系，城镇化得以较快发展。
目前在市场经济驱动之下，乡镇企业出现了向更大城镇集聚的新趋势，从而有可能使城镇化步入到新阶段。
b.温州模式。
主要发生在浙江沿海地区，以温州和宁绍地区为典型。
该区地少人多，交通不便，但该区素有经商传统，因此一俟改革开放，该区即以商促工，发展起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农村个体经济体系，在生产领域发展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开辟专业市场，并通过个人外出经商，使生产与消费结为一体。
遍布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浙江人聚落，以及遍布各边远地区的浙江人，无疑加速了中国城镇化的步伐和浙江本地区的城镇化过程。
但由于个体经济的规模较小．规模经济效益难得发挥，技术构成难以提高，这种方式的城镇化面临一定的困难。
（3）外力推动模式
这种方式的城镇化是在外力推动下起步和发展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因此包括外资、外贸和旅游在内的外向型经济也获得了较快发展，从而带动了城镇化飞速发展。
这种城镇化模式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a.外资带动型。
主要发生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重点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区，以珠江三角洲最为典型。
在这些地区，三资企业聚集，形成了较强的外向型经济体系。
这些三资企业成片、成带布局，对乡村剩余劳动力引力巨大。
深圳从十几年前的小渔村一跃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的特大城市，正是外资带动的结果。
近几年来，整个珠江三角洲、福厦经济发展带以及若干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也遵循了这一发展模式。
b.边贸激发型。
主要发生在边境地区，以内陆口岸城市的诞生和发展为其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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