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历史与民族史讲座Word文件下载.docx
《新疆历史与民族史讲座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新疆历史与民族史讲座Word文件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从各地陆续发现的石器遗物的特征分析，至迟在距今约1万-2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疆大地已经出现人类活动的迹象，早期新疆北部人群主要从事狩猎采集活动。
至公元前2000年，新疆地区步入了青铜文明的大门，其特征是广泛使用青铜冶炼、铜制工具和铜制兵器，并产生了畜牧业和农业。
人们因地制宜，从事不同类型的经济生活，哈密盆地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青铜器文化遗址、农牧并举的罗布泊地区的小河遗址，以及天山北部和帕米尔高原以畜牧经济为特点的青铜器遗址等，来自东西方不同渊源的多种文化并存的雏形已经出现。
公元前700年到西汉时期，新疆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主要分布在天山南北的察吾乎、焉不拉克、苏贝希和伊犁河流域等遗址，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各相邻文化及与周边文化之间交流频繁。
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继续得到发展。
新疆成为欧亚大陆东西两大文化的交流融汇之地的证据日益增多。
楼兰美女及新疆的人种
说到新疆早期的历史，就不能不对新疆远古时期的居民情况有所认识，亦即当时这里都居住和生活着一些什么样的人群？
众所周知，“人种”或“种族”与人们熟知的“民族”，是两个内涵相异的不同概念。
史前时期的人群聚落唯有人种之分，并无民族之别。
由于新疆所处的特殊位置，尤其是独特的干旱环境保存下来诸多的古代干尸，使这里成为古代“人种博物馆”。
在这里可寻找到各种不同来源的人种类型。
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若羌县境内罗布泊西北的雅丹台地的古墓中发现一具成年女尸，据调查披露，该女尸保存较好，深褐色长发披肩，上身裹粗毛布，下身裹羊皮，头戴毡帽，帽侧插羽毛，随葬有草编篓、木梳等物。
经过对墓地出土毛布和毛皮标本的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3880年左右，属于青铜时代。
后来人们经过对这具女尸的复原，就形成了现在人所共知的楼兰美女像。
除此，考古工作者曾在楼兰故城以及附近地区出土数具古人干尸。
楼兰古尸深目高鼻，头发呈黄色，具有原始欧洲人种的典型特征。
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属于史前时期的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沟遗址、小河墓地和哈密焉不拉克古墓出土的人骨测量及对古尸容貌的观察研究表明：
这些居民中一部分是欧罗巴人种（白种人），还有一些属于蒙古人种（黄种人）。
并且，东部地区蒙古人种因素多一些，而西部地区欧罗巴人种特征多一些。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种形态则呈各人种支系类型混杂或变异特点。
例如小河墓地和孔雀河古墓沟的人种学资料证明，至少在青铜时代早期，具有原始欧洲人种成分的居民已经定居在罗布泊地区；
哈密市五堡、焉不拉克墓地资料则显示，大约在距今3000年，哈密地区已经出现了蒙古人种成分的居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当地居民里蒙古人种的特征更加明显。
新疆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推动东西方两大人种在新疆地区接触、融合，使新疆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已呈现出种族多元、文化各具特色的人文历史格局。
它直接影响到汉代以后乃至现代新疆居民的人种构成类型和基本特点。
周穆王西巡的传闻
早在先秦时期，新疆就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北部的草原丝路和南部的玉石之路很久之前即已畅通。
新疆同中原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在《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等我国先秦时期的汉文古籍里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
这些传闻资料真实反映了先秦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反映先秦时期新疆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的相关传闻记录中，流传最为广泛的就是周穆王西巡及其和西王母在瑶池相会的故事。
那么说到周穆王，据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确有周穆王这个人，他是我国西周时代的第五位皇帝，姬姓，名满，距今约3000年。
至于所谓西王母其人，虽然人们有很多传闻臆测，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观点是，她很可能是史书中对于远古时期的我国西北地区某位少数民族首领的称呼。
我们目前对于周穆王西巡的相关记录，主要见载于战国时期形成的一部古书《穆天子传》，这部重要的先秦时期的古籍本身的问世现身就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原来在我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盗墓贼一次偶尔的活动失误方才使《穆天子传》为世人所知。
根据《穆天子传》书里所述，周穆王当由宗周（洛阳）出发，游漳水、过雁门、渡黄河，经过燕然山（今杭爱山）至今青海西宁市，然后从柴达木盆地西进塔里木盆地，登昆仑山，与西王母饮宴酬酢。
复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饮楚河水，猎于塔拉斯草原，经阿尔泰山南部，渡额尔齐斯河，顺丝绸之路草原路东进入河套地区，一路经居延海，逾阴山，东归陕西华县地。
往返2.5万里，历时两年。
郭沫若先生指出，《穆天子传》一书的传神之处就是把当时我国西北地区各族人民以及和中亚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通过周穆王西行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因为目前研究表明，周穆王在位时的确曾经发兵西征，讨伐西北部族犬戎，但是否到过新疆及以西地区，还未有可靠的史料依据，所以有人以为，《穆天子传》里记述的周穆王更像一位冒险到西域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的商贾形象。
在这支西行的商队同当地交换的物品中，玉石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在赠予物品里，又以丝织品、布匹为大宗，所以这种以贡赐形式表现出来的西域同中原地区经济往来的关系似乎还告诉我们：
先秦时期东西经济交往的主要物品还是玉石、丝绸，所以一些人饶有兴致地将早期的丝绸之路又称为“玉石之路”，这的确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国古籍《山海经》《尚书大全》《列子·
穆王篇》《史记·
周秦本记》中皆有西王母来朝贡献玉石的记载。
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一座王室墓葬（商王武丁妻子妇好）里，出土有玉器756件，这批年代距今3200余年的色泽鲜润的玉器，经专家鉴定，其材料都是新疆软玉。
新疆各地诸多考古文物也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人们发现，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的陶器大多源于东方系统，如双耳菱格纹彩陶罐就是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的典型器物；
陶器上流行的垂带纹、网格纹、手形纹又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陶器接近，可见，早在距今4000年前，马厂和四坝这两种甘肃早期文化已经扎根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
新疆远离大海，本地不产海菊贝，但是，从哈密天山北路、五堡、焉不拉克墓地，经吐鲁番盆地的洋海、和静的察吾乎沟口，西到罗布泊和洛浦县山甫拉墓地都普遍出土海贝类制作的装饰物，如珊瑚珠等，这类海菊贝都源于我国东南沿海。
乌鲁木齐南山矿区以及阿拉沟等地墓葬里还陆续出土了一些中原地区输入的漆器、丝绸以及铜镜等物品。
西方文献中很早就有“赛里斯”的传闻，“赛里斯”是“丝”的音译，后来变成当时人们对于传输丝绸到西方的中国人的统称，说明华夏先民的步履早已进入新疆，新疆各地同中原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联系。
第二讲汉朝统一西域的进程（上）
汉代司马迁书中开始对新疆地区有了清楚的记录。
天山南北广阔地区多民族聚居生活的真实图景逐渐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西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使“汉之号令颁西域矣”，新疆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疆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西域三十六国及其文化
我国先秦时期的史书中，将当时新疆的古代部落或民族群体统称为“西戎”，这是以黄河中、下游的所谓“中国（中原地区）”为坐标，与此相对应的其他周边区域还有东夷、南蛮和北狄。
西汉时期，当时的人们将今天阳关、嘉峪关以西地区称为“西域”，也就是汉朝的西部地区。
西域地区以天山为界，在北部地区主要活动的是逐水草而流徙的游牧民族，故被称之“行国”，主要是塞人、月氏人、车师人、乌孙人和匈奴人等；
天山以南则主要是农耕定居的各个民族群落，他们往往以沙漠边缘的绿洲地区为团聚地，过着日出而起、日落而居的农业田园生活。
史籍中称他们为“城郭”，因为当时以绿洲为中心的城郭数量不少，故史称“城郭诸国”。
西域所谓“三十六国”中的大多数指的是他们，其居民主要是塞、吐火罗和羌人等。
《汉书·
西域传》称：
这些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
上述诸国中，又有“当道”和“不当道”之分，即是否位处丝绸之路孔道上。
除帕米尔高原诸国外，上面各国都在“当道”。
一般讲“当道者”经济文化比较发展，反之则相对落后。
这些所谓“行国”或“城郭诸国”当然与我们现代具有严格的组织机构与政治意义的国家是不同的，只能是一些以绿洲或草原地域为单元的地方或民族名称，反映了我国古代某些部族或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生产为单位的某种生存方式，例如城郭诸国中，最小的单桓国，只有27户，194口人，充其量只是一个环绿洲而聚居的村庄而已。
至于那些游牧民族的行国，逐水草而行，更连固定的疆域都没有。
汉代西域是一个诸多族群、民族聚居生息的区域，除了上述土著居民外，后来迁入的还有匈奴、大月氏、乌孙等。
西域自然地理和社会生活环境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列的特点，还使这些族群的来源和文化类型各有不同，呈现出繁复多样的显著特点：
塞人，我国史书称作“塞种”，西方文献称谓“斯基泰”，古波斯史籍称作“萨迦”等。
秦汉之际的伊犁河谷、和田等地居民多为头戴尖顶毡帽的塞人。
《汉书·
西域传》：
当时乌孙活动的伊犁河谷一带“本塞地也”。
又称：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
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
新源县出土的青铜塞人武士俑同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书中对于斯基泰人（希腊人对塞人的称呼）装扮的记述完全一致。
语言学方面的材料有助于表明，于阗地区则使用的是于阗塞语，于阗文是一种婆罗迷字母直体书写的文字，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
语言文化特性从一个侧面也折射了当地居民来源和分布图景的复杂性背景。
羌人，古代莎车、叶城等居民则多有羌人血统。
考古文物“汉归义羌长印”即是对文献的有力佐证。
月氏，我国先秦典籍中，也写作“禺知”“禺氏”，应是月氏的同名异译。
《史记·
大宛列传》记载：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月氏势力一度强大，匈奴役属于月氏。
文献记载，头曼单于宠爱阏氏所生少子，欲废太子冒顿而立少子，便将冒顿作为质子送往月氏。
冒顿既质，头曼便发兵攻击月氏。
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月氏善马逃回匈奴。
这是《汉书·
匈奴传》中记录的一个故事，所以，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继位以后，发兵“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
既归，西击走月氏”。
月氏为匈奴所破，迁徙至今天的伊犁河谷一带。
月氏人于是“西击塞王。
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
西域传》记载说：
“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这里说的是月氏人后来又被乌孙人所驱赶，向南迁往大夏地盘，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地区阿姆河流域农业区，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朝。
秦人故事
汉人同样也是西域早期居民之一，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
大宛列传》中就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的是汉武帝时期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2年之间两征中亚大宛国，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受命率领汉军第二次征伐大宛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围城之初，曾想倚赖切断该城水源迫使其投降，后来才得知大宛城守军是因为得到了“秦人”的帮助，学会了打井取水，才未使断水之策。
这里所谓“秦人”指的就是我国西北地区“秦朝”的子民。
大致战国及秦朝以后，中原周边的北方和西域各族将内地汉人统称“秦人”，因为秦朝或秦国距离较近之故。
汉人之称源自汉朝，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成为汉族统称。
“秦人”在西域地区的聚居活动情况，近代新疆地区出土的文物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拜城县保留的“东汉刘平国治关亭诵”刻石拓片（拜城县黑英山乡喀拉塔格山麓的博孜克日格沟谷崖壁，这里是汉代龟兹北通乌孙的孔道）就是一个例证。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夏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从谷关八月一日始斩山石作孔至十日止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戍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
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在此刻文近处，又刻：
“淳于伯隗作此诵”。
这里永寿四年系东汉桓帝年号，即158年，上述刻文表明东汉晚期，汉朝政府仍在西域指挥当地官吏修筑工程，服此役的有内地迁往西域的汉族民众。
这些证据说明早在西汉之前，秦朝人就已经来到这里定居生活。
先秦时期新疆各地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后来西汉对新疆地区的统一管辖奠定了基础。
汉朝统一西域过程
西域的自然和区域特点还使该地社会处在互不相属的割据状态。
“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
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6年，匈奴南下击败月氏人，控制了西域，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管理该地事务，“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利用西域为后勤基地经常劫掠汉朝边境地区，所以，匈奴进入西域及其统治不只改变了原来该地割据松散的政治格局，还对西汉王朝构成严重威胁。
这就直接导致了后来西汉王朝统一西域的进程。
众所周知，汉匈关系乃西汉时期重要的政治内容之一，汉文帝所谓：
“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
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实际上讲的就是西汉初年的政治格局，而且，在最初的汉、匈政治和军事对峙中，汉朝曾长期处在劣势地位。
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30万大军讨伐匈奴，反被匈奴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东南的白登山。
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派人贿赂单于阏氏，始得解围而出。
之后，汉朝皇帝采用刘敬之策，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维持联系。
这种状况直到西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才得到根本扭转。
公元前138年，为了消除匈奴人对汉朝边境地区的威胁，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力图联络当时活动在今中亚地区的一个名叫大月氏的部族，结盟共同对付匈奴。
张骞的西使历尽艰辛，功绩卓著，客观上加深了两地彼此间政治、经济的了解和联系，扩大了汉王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
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受命率军西征，打败了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政府随即在此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汉朝这一军事行动切断了匈奴同西北氐、羌诸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汉朝与西域各族间的往来联系。
公元前108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穿越阳关、玉门关西进，攻占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
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2年，汉朝两次伐大宛，特别是公元前102年，汉军攻克时常与汉朝作对的位居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显示了汉朝国力的强盛，将汉朝的政治影响向西延伸到中亚广大地区。
这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极大提高了汉朝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
公元前101年，为解决驻扎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汉朝开始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设使者校尉领护，屯垦戍边由此成为历代中央王朝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重要举措，“使者校尉”应是汉朝政府设在西域地区最早的地方职官。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漠北草原的匈奴政权发生内讧，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恐遭不幸，率部众自愿归服汉朝，汉朝派出在西域执行公务的郑吉前往迎接，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汉朝中央政府设西域都护管理军政事务，郑吉被任命为首任都护，并护南、北两道诸地，府治建立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
匈奴设置的“僮仆都尉由此罢”。
郑吉传》：
“汉之号令颁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西域都护的设立是新疆地区统一于西汉中央政府的显著标志。
汉朝借助于西域都护治理西域的措施及制度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设置机构，任命官吏。
2．驻军镇守，戍边屯田。
3．遣子入质，贡献方物。
4．修筑城堡，建立烽燧。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