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当代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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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的当代反思
中国考古学的当代反思
——一个考古学理论的视角
刘岩
2012-2-314:
22:
49 来源：
《南方文物》（南昌）2011年2期第25～37页
【英文标题】TheRetrospectiononChineseArcheology:
AVisualAnglefromArcheologicalTheory
【作者简介】刘岩，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西方考古学，已经处在比较成熟的阶段，成熟表现为对考古学理论的关注，对其他不同学科理论的接受①。
而当代西方考古学存在众多的理论流派，如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进化考古学，生态考古学，认知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等等②。
每一派别都有系统的理论，而不同派别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理论论争③，也正是在这样的论争中，考古学家们对考古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反思，从而使考古学的发展充满活力。
中国考古学自从二十世纪初由西方传入以来，经过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很多学者就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进行回顾，结果发现，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大多是在研究的问题、方法以及田野考古方面，而在考古学理论方面，则十分欠缺④。
虽然在近十余年来，中国陆续出版了对西方考古学理论进行介绍的著作⑤，但总体而言，中国考古学界对西方考古学及考古学理论了解程度还不够。
而理论对考古学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考古学中最精华的部分，对考古学研究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考古学家及他们从事的工作，为考古工作提供观念、问题与视角，为考古材料的阐释提供指导框架。
即便是那些最富实践性的工作，那些自称不需要理论指导的考古学家的工作，也在运用着理论，只不过他们没有形成对考古学理论的觉解。
中国的考古学便是如此，考古学家们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缺乏理论思维，注重对材料的解读和阐释，停留在描述上，因此影响考古学对历史的复原。
一些受过西方考古学训练的学者们意识到中西方考古学发展的差距，意识到提升考古学理论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要，呼吁中国考古学应该注重理论的发展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从考古学理论这一角度，通过分析考古学理论的结构，归纳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因素，对比中西考古学的发展，说明中国考古学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未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途径。
考古学与考古学理论的结构
在反思之前，首先应该对考古学与考古学理论有明确的认识，对考古学及其目标的认识不同，会导致考古学的理论形态存在差异，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样关系到本文所进行反思的框架。
在中国，考古学被定义为，“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⑦。
可见，考古学在中国被定义在历史学下，以历史学为研究目标，运用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去构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则自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任务。
其实，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上流行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
文化—历史考古学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柴尔德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重建欧洲史前史是这一流派之经典⑧，考古学家们就像柴尔德的工作一样，运用“考古学文化”，通过考古材料拼合出过去的历史⑨。
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发生了变革，理论方法发生了多元化的趋势。
美国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则提出让考古学更加科学、更加人类学⑩。
考古学的目标是通过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主要是假说——演绎的实证主义方法），描述、解释以及检验作为过去人类社会遗存结果的文化行为（11）。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后过程考古学则运用释义学、关联（contextual）、反身（self-reflexive）的方法，强调运用内部视角，辨证地对物质文化进行文本（text）式的解读（12）。
后过程考古学使得考古学更加人文化、社会化，考古学涉及文化遗产所有权、少数群体的权利等更加现实的问题。
可见，考古学的不同流派对考古学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也使得不同流派的考古学家们运用不同的理论了解过去。
而理论是什么？
西方的学者将理论定义为：
意图去解释一组事实或现象（尤其是反复出现的）的，或者是被广泛接受的、可以用来对自然现象做出预测的一系列陈说或原则；或者被合理地、科学地接受的可以解释自然现象的普遍规则（13）。
而在考古学中，则很少存在这样的可以对一切现象做出解释和预测的规则，也就是特里格（BruceTrigger）所说的“高级理论”，更多理论是对具体考古学问题进行解释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即特里格所说的“中级理论”和“低级理论”（14）。
而即便是这样，考古学中的很多理论都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而来的，如“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就是借用民族学与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概念（15），过程考古学中“文化生态系统”的理论则来源于生态学（16）。
可见，考古学不是孤立的，它的发展是受到外界影响的。
因此，我们不妨以一个更加广泛的视角来理解考古学与考古学理论。
首先，考古学是一个由理论、方法、田野工作及社会实践所组成的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如图一），这种作用是双向的。
而考古学理论是开展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环节，在宏观上，它包含了考古学家所采取的哲学观与文化观，包含了考古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些主要侧重于哲学层面；在微观上，包含对具体考古学问题解释所采用的具体理论、前提与假设，及分析处理考古材料时的方法。
图一 考古学的内部结构、世界存在方式及其对其理解方式图
而我们可以把考古学理解为我们了解世界存在方式的方式（如图二），也是了解世界存在方式的方式的方式，即可以对了解世界存在的方式（科学，历史，哲学，宗，艺术，逻辑等等）做了解（17）。
同时，考古学也是知识的一种。
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Parsons）根据知识是否能被检验以及知识是否是评价性的，将知识分为意识形态、宗教、科学与逻辑（如图二）（18）。
而考古学考查的文化包含了分类中的所有知识，因此了解世界存在方式的方式及世界存在方式本身都是知识，而考古学同时又是对这两种方式的考查，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考古学理解成对知识的考查（19）（如图三），对已经被遗忘的知识的再现。
而这些过程都是人的参与，是人在了解一个属人的、历史的、文化的、知识的世界，是人赋予所有的一切以意义，可以说，考古学也是关于人自身存在意义的理解、思考与追问。
图二 知识的类型图
图三 考古学在知识类型中的位置
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因素分析
可见，考古学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它是人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产物与结果，人与外部世界是考古学存在的前提。
由此，考古学理论来源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
特里格分析过影响考古学发展因素，包括时代思潮、政治经济状况、中产阶级的需求、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发展等等。
这些因素影响着考古学家从事考古学的方式，即从事考古研究时所采用的理论。
而通过上面的分析，这些因素也正是考古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由此，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因素包括了考古学自身，客观存在的、考古学之外的世界，以及作为两者联系的纽带的、将两者赋予意义的人。
下面分别说明以上因素对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一）考古学自身：
内部因素
这是影响考古学理论的内部因素，包括了考古材料的积累、研究方法、田野考古以及考古学的社会实践。
考古学中经历了漫长的古物学时期（欧洲的古物学阶段约在十九世纪中叶前），西方在这个时期诞生了欧洲的古典研究、埃及学和亚述学，中国的金石学著述也十分丰富，到了清代达到顶峰，“乾嘉学派”很重视对古物的收集与研究。
这些虽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但为日后的考古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汤姆森（C.J.Thomson）的“三期说”理论就在积累的大量的前期材料的基础上才提出的。
在方法上，主要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科学技术推动了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进步。
其中，年代学的进展则是考古学理论转向的重要因素：
相对年代方法的出现，使考古学家得以进行文化史的研究，文化历史考古学的理论得以形成；而绝对年代测量法——碳十四的应用，这给考古学从理论到方法都带来了巨大的革命，使史前及原始考古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0），使考古学从文化编年的研究中解脱出来，转向文化变化的研究，关于文化如何运作与演变的理论得到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航空摄影技术以及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对聚落考古及环境考古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
戈登·威利（GordonWilley）对秘鲁维鲁河谷的研究，就是早期聚落研究的经典案例，在研究中，威利运用航空照片、空间分析方法及生态学理论，分析了该地区史前聚落的模式，从而开创了聚落考古的研究模式（21）。
田野考古方面的影响主要在方法层面以及材料的积累。
如田野考古先驱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皮特里（Petrie）、惠勒（Wheeler）、谢里曼（Schilemann）等人的田野发掘，形成了现代田野考古发掘规程的雏形：
如皮特—里弗斯将军制订了考古发掘规则，皮特里发明了“序列断代法”，惠勒发明了探方发掘法（22）。
而这些先驱们的发掘，也为后期的研究积累了材料。
在社会实践方面，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民族群体共同工作，刺激了考古遗存的归属、考古学与政治相关性及个体与身份考古学相关理论的诞生。
比较经典的案例，如1991年美国纽约的非裔美国人墓地项目（23）。
这一项目由美国职业考古学家、非裔美国人类学团队，以及其他对此感兴趣的团体及个人共同参与。
该项目讨论了在欧洲中心主义观点主导下，对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忽略和曲解，让现代非裔美洲人正确地认识到了其祖先所遭受的、曾一度被忽视、曲解的悲惨遭遇，给他们提供了可以了解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
像这样的项目也使得考古学家们思考政治及社会情境对考古学研究的影响，并关注社会哲学家们的各种批判理论。
（二）考古学之外：
外部因素
在考古学之外，影响考古学理论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外部世界，以及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其他相关学科）。
外部世界主要包括时代思潮，时代下的社会状况。
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的主要思潮有启蒙主义、进化主义、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对其的反思等，这些思潮都是围绕着对人类进步性以及科学的态度展开的。
在启蒙运动之前的欧洲中世纪，人们的世界观主要是受基督教的影响，人们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并且是在不断退化的，人类是上帝在近东的伊甸园创造的，并且人类自诞生之后就不断地堕落。
而对古物的解释也完全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而很多的解释在今天看来都是荒谬的。
17世纪的启蒙主义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的认知方式，人们相信世界是不断进步的，人类对进步持乐观的态度。
同时近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观察、分类、实验）形成，这使得人们认识世界有了有效的方式。
此时，考古学的前身古物学，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走向了科学化。
19世纪进化论思想诞生后，刺激了关于人类起源研究及旧石器考古的发展。
进化论使得考古学家更关心进化过程，莫尔蒂耶就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建立了法国旧石器时代的年代进化序列，认为所有人类群体都经历相似的发展阶段，即所谓的“单线进化模式”。
此后，又发展出了多线进化论，以及当代依然存在的进化论考古学（24）。
而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族主义则刺激了关于民族文化的研究，文化—历史考古学在研究民族文化的浪潮中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战以后，人们对时代及科学的信心增强，科学主义成为时代思潮，流行对人类历史存在模式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改善的信仰。
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新的方法与理念，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如科技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等等。
这些方向的诞生，使考古学的研究从研究史前文化的时空分布的历史学目标，转向了研究史前文化的变化与史前人类的生活，最终于20世纪60年代诞生了具有宏伟目标的新考古学。
20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意识到了科学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进而开始对科学产生怀疑和批判，这样，后现代主义开始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思潮。
后现代主义对考古学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后过程考古学，后过程考古学的批判、反思、多元解释大多来自后现代主义思想（25）。
而后现代主义同样影响了当代考古学的发展，后文会对其进行具体阐述。
在社会层面，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比较明显的，是西方自由主义体制下与前苏联国家主义体制下，考古学所采取的理论形式有显著不同。
西方的理论争论很活跃，而前苏联只有马克思主义一种理论形态。
中国的情况与前苏联相近，社会结构的一元化，知识的技术化，传统的人文化（26），使中国考古学以研究本国的历史为目标，在研究中使用地层学与类型学进行文化史的研究成为主流，使得中国考古学不进行理论思考，理论很匮乏。
在认识世界的方式方面，主要有科学、历史、哲学等的影响。
科学方面，主要是科学技术及科学方法。
科学技术已经在上文考古学方法部分讨论过，恕不赘述。
科学方法上，主要是归纳法（包括观察、分类）、演绎法等，分别影响了文化—历史考古学、过程考古学。
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类型学就来自古生物学中的分类，而考古学文化的建立，本身就是基于“一批总是反复共生的遗存类型——陶器、工具、装饰品、葬俗和房屋式样”的归纳（27）。
过程考古学运用“假说—演绎法”，试图证实有关社会科学中的法则，从而得出史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规律。
历史方面，主要影响了文化—历史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以历史学为研究目标。
除此之外，还有历史传统及历史发展过程的影响，在后面会单独论述，故在此恕不赘述。
而这些归根结底还是哲学观念的影响，是思想的影响。
正像柯林武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28），正是思想影响着考古学家从事考古工作的方式，影响着考古学理论的发展。
其中明显的是科学哲学影响了过程考古学，历史哲学与后现代哲学影响了后过程考古学。
而根本上的则是唯物主义与观念主义的影响，唯物主义影响了进化考古学、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生态考古学及过程考古学等，而观念主义则影响了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后过程学派（29）。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在说唯物主义与观念主义或唯心主义哲学观的对立，事实上，恰恰相反，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后过程主义者就试图让考古学摆脱这样的二分法，否认唯物主义与观念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对立。
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总是尽可能地获得真实的历史，而事实上，这种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时，得到的历史事实更是少之又少。
这就是考古学中的“霍克斯”阶梯（30），即通过考古材料，可以更多地了解史前社会的经济和技术，因为这些是考古学家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手段获知的普遍物理过程（31）；而由于缺乏过去的历史情境，了解史前的社会组织与意识形态则相当困难。
就像这样的一个比喻“历史是一面被打破的镜子，摔在地上成了千百片的镜子，每一块镜子在每一个捡起它的人面前都映射着一片天空，人们不能把千百片碎镜子的天空连成一片”（32）。
也正因为历史不能被完整地复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方法只能告诉我们相对真实的史前社会基本的生活状况，而那些不能获得其真实的东西则需要我们运用现代的知识进行理解，这就是观念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方法。
（三）人：
连接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纽带
除了内部与外部因素，对考古学理论有影响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人。
考古学是人类关于其自身的研究，是人在寻找自身的意义，有了人，考古学才有了意义，所以说人对考古学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
这里的人，包括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还包括了对考古学理论作出卓越贡献的考古学家。
其中，前者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考古学（33）：
有的为考古学理论提供了反思的维度，如在20世纪80年代极盛一时的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德里达，对语言与文本的关注与批判，就使得后过程主义者于其中得到借鉴；有的影响了整个的时代，影响了人们的认知方式，如牛顿与爱因斯坦将人们认知世界的视角分别引向了宏观与微观，笛卡儿的机械世界观（认为世界就像一部系统运转的机器）和心物二元论（将人与物理世界分离开来）则使得17世纪欧洲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科学古物学阶段；有的则为考古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如培根的归纳法，笛卡儿的演绎法，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整体观、唯物史观、辩证法等，这些方法都在考古学中具体地应用，并形成了不同的考古学理论流派。
如果说上述这些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他们是思想的发出者的话，那么那些卓越的考古学家们就是这些思想的受用者。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些考古学家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考古学研究范式，更重要的是他们勇于接受考古学之外的优秀思想，勇于在考古学理论方面进行探索，他们不仅仅关注田野考古，同样关注考古学理论。
如柴尔德，我们通常对他的评价是欧洲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大师，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而他的整个思想则分为文化历史考古学、经济学与功能主义、受苏联考古学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四个阶段。
可以说，每一个阶段的演变，都是柴尔德对考古学理论不能满足于研究问题的需要而做出的新的探索。
柴尔德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敢于接受当时先进的思想并在考古学研究中得以应用（34），都在进行考古学理论的探索，晚年的柴尔德还在为运用考古材料验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而努力。
柴尔德的探索与敬业精神，是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学习的。
更不能或缺的是每个个人，包括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以及考古学之外的公众。
对从事考古学的学者而言，对考古学及其理论所采取的态度及理解，直接决定了学者们在工作中是否运用理论，运用什么样的理论。
以复原历史为目标的考古学家，则多半不会关注有关解释的理论，因为这一目标完全可以通过田野考古方法得以实现。
同时，考古学不是封闭的，它的实践需要面向社会公众，公众的不同需要会影响考古学对公众的表现形式。
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古文化热，使得文物、考古发现、博物馆及文化遗产保护在公众中大为兴起，此方面的出版物大为增多。
这也使得公众对考古学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复原过去及文物保护的层面。
而考古学的大众化、社会化，让公众真正地了解考古学是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责任，这就需要考古工作者首先应该对当代考古学的目标有清晰的认识，而要想得到这样的认识，则要重视和运用考古学理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影响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包括了考古学自身（材料的积累、方法的运用、田野考古及社会实践），考古学之外（时代思潮、社会背景、科学、历史、哲学等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连接考古学与外部世界的人（杰出考古学家、考古学工作者、社会公众）。
正是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考古学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使得不同地区的考古学理论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
而纵观世界各国考古学的发展，一个国家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该国考古学研究的水平。
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水平相对不高，与中国主流考古学理论的落后有密切关系。
下文将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行反思，分析中国考古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展望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途径。
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反思与展望
霍德曾从历史与当代的角度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进行回顾，因此下文也将从这两个角度，通过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对比中西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以及论述后现代思潮对中国考古学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行反思与展望。
（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指出了反映考古学研究对象内在规律的重大事件，它们是（35）：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发掘；
2.1931年，梁思永先生揭示的后冈三叠层；
3.1948年，苏秉琦先生发表《瓦鬲的研究》；
4.1959年，夏鼐先生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5.1975年，苏秉琦先生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的演讲；
6.1985年，苏秉琦先生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的演讲。
以上这几大事件，表明理论与方法的进步这一内部因素，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的近代考古学是“五四”运动之后，由西方传入的。
1921年安特生的考古工作，开始了中国的近代考古学。
随后，在国外学成归来的李济、梁思永先生，将西方近代考古学带入中国，中国有了从事科学发掘与研究的能力。
1931年梁思永在后冈遗址的发掘，以土质土色来区分地层，成为后来考古发掘的典范。
1948年，苏秉琦以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出土的陶鬲为主，发表了《瓦鬲的研究》，对陶鬲的源流进行了综合分析，将斗鸡台出土的陶鬲划分为四类五种，根据形态的相似程度及形态在制作工艺上的原始性与进步性，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和演化轨道，并从功能的角度，对陶鬲的变化进行了解释（36）。
这一研究对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对建国以后考古类型学的研究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出现，是与五四运动及历史学领域的古史辨运动密不可分的，这种科学理性与怀疑精神，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对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在1949年之前几乎一直是由地质古生物学家在主持发掘与研究。
而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初，便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郭沫若先生于1928年写的《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最新的考古发现，将中国的史前时代定在商代以前，认为商代和商代以前是氏族公社社会；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郭沫若先生更进一步用唯物史观分析了尧舜时代是亚血族群婚的社会，唐虞时代的禅让是氏族制度的反映等。
建国以后，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与经济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考古学进入了一个迅速累积材料的时代。
由于体制上学习苏联，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科的指导思想。
但考古学中滋生了教条主义思想，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被批判成了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史。
这也激起一些学者对考古学内部规律与基本理论的探索。
其中夏鼐先生发表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夏鼐先生采纳了柴尔德的观点，认为考古学文化是用来“表示考古学遗迹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是“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的类型品”，并“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来命名考古学文化，对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应具一定的条件（37）。
这一文章的发表，考古学界开始了有关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分型的研究。
随着众多考古学文化的建立及分期、分型研究的深入，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
但上世纪6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考古学与外界的联系中断，其发展主要是靠中国考古学者自身的努力与摸索。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探索，苏秉琦先生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六个区（38）。
更重要的是，苏先生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分析法及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的观点（39）。
苏先生这一理论一直成为中国新石器考古学的指导性理论，在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相互关系及中国史前史的重建等问题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随着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的进展，考古学界开始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帝国的道路等问题予以关注。
苏秉琦先生的《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表，标志着学界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与研究（40）。
随后，苏秉琦先生又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即裂变、撞击与融合；中国国家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古国、方国与帝国；中国国家的三个发展模式，即北方地区的原生型、中原地区的次生型及北方草原地区的续生型；并将中国境内的古文化、古文明划分为面向大陆与面向海洋的两大块（41）。
而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层次表述，则是重建中国史前史，这也是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的希望。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科技史与科技考古逐渐发展起来。
主要包括，对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及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大量应用，产生了动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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