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明轩新版《孙中山全集》的成书及其创新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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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它还对研究中国人民近现代英勇奋斗的历程，开展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对于在今天极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逝世以来，经过一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孙中山文集或全集，林林总总，有不下数十种不同的版本问世。

1925年4月，甘乃光所辑、广州孙文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孙中山先生文集》，是试图反映孙中山重要著述的第一部文集。

此后90年来，以《中山全书》、《中山丛书》、《总理全集》、《孙中山全集》或《国父全集》等不同书名，陆续出版发行了众多篇幅不一、指导思想也不一的版本，以供当时学术界和一般社会读者研读参考。

每种版本都各有所长，但由于时代、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同时又都各有所短。

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中华书局1981—1986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11卷，和台北秦孝仪主编，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国父全集》12册，编纂为好，也较为完备。

前者500万字，后者为参补中华书局版而修订其1973年版而成，有600万字左右。

这两部书，特别是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出版三十余年来，曾多次印刷发行，对研究孙中山及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但是，随着孙中山研究的深入和新史料的发现，现在看来，该两部书有颇多不足之处：

首先是，近些年来，中外各界人士挖掘披露的新资料和对该书错漏辑佚考辨的成果，频频涌现，数量很多。

初步统计，约有250万字左右的新资料，为现有的《孙中山全集》和《国父全集》的佚文；

而对其存在的种种不足和差错，见于报刊的批评、纠误文章，已有50余篇之多。

但30多年来，该两部书均不曾作过增补和修订。

其次，在编辑体例和文献编排分类方面，不够理想。

中华书局版不分著作性质，完全按年代顺序编排。

记得该书出版不久，胡绳先生曾对我说：

“按年代顺序编排孙中山全集，对查找资料却增多了麻烦。

”通过读者的检验，在使用上确实给读者造成了不便。

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版，基本按著作性质分类编排，却在有些分类上存在不妥之处。

如，该书设有“杂文”一个大类，竟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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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发刊词》、《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欢迎俄舰祝词》、《与宋庆龄结婚誓约书》等多达191篇著文列为杂文类。

这样的分类办法名不符实，既不确切，也不科学，理应从新分类，回归它们的属类处。

此外，在文件取舍上有明显的政治偏见，竟不收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致苏联遗书》等多篇孙中山的重要著作。

第三，台北版的取材不一，字误颇多，在外文部分译校存在差异；

两书在注释方面均有详略不当的缺点。

因此，既充分吸引前人的优秀成果，又站在当前时代的学术文化高度，重新编纂一部完善的《孙中山全集》，以适合当代读者阅读，供当代学者研究参考之用，就很有必要，并且在客观上也具备了诸多的可能和有利条件。

众所周知，编纂《孙中山全集》这类属于鸿篇巨制，有超千万字篇幅的书，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其意义之大又非一般，所以任务很重，责任巨大，并且又是一项集体作业，其编辑工作师需要众人群策群力分工去做的一椿事业，要想编好确实很难，很难。

我们且不说尚未公开的藏札秘籍，难以找到；

即使公开发表的东西，由于散见于为数很多、且分散各地的各种报刊书籍，要想网罗无遗，也实非易事。

这就要下功夫去做。

更重要的是，必须编辑谨严，不许出现一点混乱。

还要求在搜罗宏富的基础上，慎重选择底本，求其良善，求其权威。

在考校勘比和甄别辨伪上认真，不能丢掉佚文、异文，失去当收而未收的材料，更不能错收伪文。

对于文字的校勘注释要妥贴、正确，避免注释过广、过滥，或当注未注。

也就是说，众多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的掉以轻心。

为着开展和保证新版《孙中山全集》的质量，我们先后组成了学术编辑委员会和出版委员会。

前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九位近代史研究专家组成。

他们为本全集的编纂方式、体例规范、统一结构、学术审查、搜集资料、确定凡例，以及辨定文件真伪取舍与如何划归范围，和改进注释、修订段落与标点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力求新版能有所完善和创新。

后者由人民出版社领导及资深编辑十四人组成。

以提高各个编辑环节的水准，保证编书质量，并对全集的装帧、版式设计、体例格式统一，以及每项编排细节的审定、查证、查校等诸多方面全力以赴，力求最大限度地完善全集的编校出版工作，促其成为编书质量上乘又装帧稳重大方的一套全集。

我们从2009年开始这项工作后，首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翻阅了现有的近20种版本的中山《全集》、《全书》和《文集》（包括胡汉民的《总理全集》，黄季陆的《总理全集》等），分析了各版文献的收载情况、体例结构编排、分卷原则、资料辑录、底本选择、以及校勘、考释和标点分段等的情况。

如何在已有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是我们考虑的关键。

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依照近代中国出版家张元济出版《四部丛刊》中的《二十四史》所采用的“百衲本”方式，即每一篇都选择一个最优善本为底本，然后在该版本基础上再做整理和加工，同时吸收近些年中外各界最新研究成果，予以补充修订。

如此，既能加快工作进度，保证质量，同时也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

在编纂理念上，我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就要破除以往种种成见，站在历史角度总结前人经验，以求最大限度的完整重现孙中山的宝贵思想。

孙中山思想是中西双向互动的产物，他的著述文献最突出的特点是明显地跨文化、跨语际。

因此，在总体上应该从文化的视角，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联系当今的国际形势，重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突出“孙中山中西文化观”相融合的一大特色，以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孙中山。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有世界性眼光，另一方面也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譬如孙中山的文献资料一大特点，就是档案材料较多，而我们编纂《孙中山全集》并非单纯整理档案，这就需要注意体现古人所谓的“文笔之分”。

一般说来，政治人物的作品，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分为两大类，一以政党领袖身份所产生的文字作品为“文”，即文章著作等，一以行政首脑身份发布的超出“文集”概念的批牍公移等，为“笔”。

较之单纯的人事命令、统一签发的一般公牍等档案文件，那些由他亲自执笔所著的政论性著作和方略性规划等，更能充分反映孙中山的立国思想与建国设计，更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故而两者的性质根本不同，应区分开来，轻重有别。

我们突破已有的孙中山全集的编排模式，把较能集中体现孙中山思想精华的“文”挑选出来，单独编排为“专论”和“文集”（包括论著、序跋、自传与回忆、碑传祭悼、祝词与遗嘱等），而将孙中山以行政首脑身份发布的一些公务性、格式化的宣言、声明、政见、通告、布告、启事、条例等编为《文告规章》等卷，以助读者更好认识和理解孙中山的思想精华存在着党务、政务等不同活动的文字界域。

选择了恰当的整理方式，树立起科学的编纂理念后，我们又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保证新版全集的编纂质量：

一是建立完善底本文化资源信息系统，筛选、整合权威性底本，以便查核、校对已有的成果。

由于新版全集是采“百衲本”的整理方式，借取已有成果，故对底本的审核就显得必不可少。

我们早期主要全力搭建此平台，搜集、收集、甄选、判断、成稿，虽耗时不少，却方便了后期的查校工作，奠定了新版全集最重要的“百衲本”式底本基础。

底本选择适当与否，是衡量《孙中山全集》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从开始这项工作起，就高度着力于底本的选择，曾派专人先后分别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有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图书馆和档案馆，对底本信息进行了仔细比对和勘误；

并专程赴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等处，查阅核对相关档案信息，以及搜集新资料，力争能成为资料来源更为可靠的文集。

二是在工作程序上，保证各环节均可回溯。

在全面搜集孙中山公私文献后，以类相从，整理成册，再分送给学术编委会成员加以审核、校改。

编委审核校改过的稿件收回后，再分别安排责任编辑进行编辑加工，并随时与学术编委保持沟通，必要时需再次返回稿件到编委处，重加校订，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最后，全稿由主编通览校订和定稿。

这样循环往返，虽然时间跨度较大，但在编辑整理工作期间的每一环节，都做到了可回溯，这会大有益于全集整体质量的提高。

三是规范制度，态度认真，不贪多，不求大，宁缺勿滥。

要求参与者广事钩稽，多方查找，在每个环节都要严肃认真，避免粗心大意。

强调从增补资料、编辑体例和编辑质量三个方面着重改进工作。

对书的编纂理念、编排结构、凡例要求以及工作规范等的要求和初稿，经《孙中山全集》编辑整理工作研讨会暨编辑委员会会议多次讨论通过后，要求统一行动，从而进一步保证了编书的质量，使其更具科学性，也得以确保其学术价值的权威性。

我们的工作，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部分内容，径自采用已有成果，用百纳本方式，比较参证，如遇其中不当、不妥、不足之处，则略加修订。

总之，我们力求能汇整梳理各种孙中山文集之成果，挖掘整理国内外的新旧资料与新成果，进行认真地考校增补与缜密整理和安排，期望能编纂出一部具有自己特色、结构完整、首尾一贯、内容更加完备、科学性更强，可以完整地反映孙中山一生政治主张与奋斗业绩的方方面面，力求为读者提供一部全面反映孙中山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集。

在整个工作进程中，基于全集编纂任务量重繁杂，往往为了一篇资料，要从各个方面查询搜集，工作量大大超出预计；

编委们工作进度也参差不一，造成工作完成时间不得不一再向后推迟。

最后，在全力投入工作中的24人的团结互助，群策群力推动下，历时六载，磨难良多，终以十六卷本的规模圆满成书，在孙中山诞辰149周年纪念日于北京市中山堂首发，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新版全集之新，集中表现在编排创新、结构严整、内容更完备和科学性更强诸方面。

我们把收录整理的孙中山现有全部著述，按文体性质分类（含有多种性质者，据其主要倾向归类），按时间顺序编次，按类别和字数列卷。

把孙中山生前曾单独发表过，且集中体现的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五篇重要著作，即《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五权宪法》，列为“专论”，置于卷首。

整个卷式按著作性质分类，各卷内部按时间）编排。

全书连同附录，共分为22大类，并按照国际学术规范编制了重要人名、重要地名和专有名词索引，以方便读者检索查阅，并附《孙中山传略》一文，以便读者参阅。

在内容上，增加了外文著述和题词遗墨两大类并单独列卷。

前者主要收录孙中山以英文发表之文件，并附少量英、俄等媒体或私人转载、记述之文件。

这些文件己翻译成中文，并将所有译文依其性质分别列入各类目中。

考虑别与其他孙中山亲自执笔之文件相比较，译文并不一定完全保持孙中山思想原貌，特汇集所有外文原文，编为一卷，以供读者查证参考。

后者为以往各种版本的《孙中山全集》所无，考虑到其反映着孙中山当时的活动和社会交往的轨迹线索，具有历史、文物和书法艺术价值，特首次单独设卷。

通过吸收学术界、文物收藏界等相关研究考订成果，和挖掘国内外新发现的文物资料，收录孙中山题词及其中部分题词的真迹共235幅。

至于在新卷名，新目录的设定及内容的选取整理标准等方面，新版全集旨在打破以往各卷本的编排体系格局，重新建构新的篇章结构，并按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为研究核心，组织编排文献资料体系，以使整体的体例、体裁、内容划分标准清晰，科学性也更强，并且总体路径均符合学术研究脉络和规范。

再就新版全集的增补遗阙和考辨真伪而言，除在前人几部较为详备的孙中山全集、文集基础上吸收外，又广泛搜罗了近30年来中外学术界及各地披露的新资料和辑佚考辨成果，故而史料得以丰富与确切。

如此，既填补了空白，又能为今后这项工作的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奠定基础。

三就数量而言，根据统计，新版全集收集整理稿件共11500余篇，计10106千字，比较当前公认的最完备的中华书局版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版，前者增多3000余篇，增加501余万字；

后者增多2000余篇，增加410余万字。

最后就质量而言，新版全集不仅重新核校了海峡两岸大部分原始底稿，修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还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对200余篇文件做了进一步的考释辨证，使其准确无误。

并且收录了从国内外浩翰的档案文献资料中发掘出来的有22篇从未发表或从未在海峡两岸发表的新文献，涉及中日、中苏关系及内政建设诸多问题。

人们常说“全集难全”，特别是孙中山足迹之广布全球、言论之宏伟富瞻，想要达到罗掘无遗，是不可能的。

而新版全集，谓其为迄今为止，孙中山全集的最完善者，却也并非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