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必胜经典材料研读林则徐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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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梁启超、严复等人也曾“广译五洲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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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林则徐：
与其说福建人开放不如说福建人包容
“由于自小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熏陶，林则徐不仅拥有博大胸襟，还善于吸收知识并能付诸实际行动。
”在采访中，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馆长林峰对记者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句名言中的‘海纳百川’一词并不是林则徐原创，是他从四书五经中提取而来。
”
“在前人的思想里，学理论是没用的。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中，被灌输以‘经世思想’，即所学理论应与实际结合。
他首次在中国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和龚自珍、魏源、黄爵滋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林峰说，“在八闽大地上，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世界禁毒史上名垂千史，在中华名族领袖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领袖中得到充分肯定。
开眼看世界重经世致用
“开放是主动的，包容是被动的。
事实上，福建的开放性不够，福建人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一种包容性。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是具有包容性精神的典型人物。
“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在私塾教书，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林则徐不断接受爱国及民族思想的熏陶。
虽然他在参加三次会试后才考中进士，入仕做官。
但在此之前，林则徐在厦门，早已初识官场。
”林峰说，“第一次会试落第时，他到厦门担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专门负责商贩洋船来往，并感叹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太大，岂料自己一生的事业大部分都献给了禁毒。
“1839年，澳门的巡阅，给了林则徐一次近距离、全方位接触和观察外国人生活方式的机会。
在澳门的日子，林则徐开始聘请翻译，将‘所得夷书，就地翻译’，翻译了大量资料，并制作成抄报递交皇帝。
林则徐组织译员翻译了大量外文书籍和新闻报刊，开国人现代翻译之先河，林则徐的《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澳门月报》等书籍，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也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
”
“‘今日时势，观其外表，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看清楚现状的林则徐不得不更加坚定“向西方学习”的信念。
”林峰说，“这位士大夫，开始了自己“开眼看世界”的壮举，勇敢地在那片封建的土地上，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兴利除弊的改革。
对国际贸易的包容
“林则徐的包容还体现在他对中外贸易的一种包容。
在林则徐巡查澳门期间，他宣布国际贸易不能断，但非法贸易绝不可有。
”林峰感叹，“林则徐用他的包容让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他用自己的广博的知识以及睿智的远见为落后的中国敲响警钟。
“林则徐的包容也体现在他对事物的宏观认识上。
林则徐在江苏任上时，他不仅禁止鸦片贸易，而且在研制戒烟药也下足了功夫。
”林峰对记者说，“林则徐不仅有胆有识，凡事也想得周全，他意识到单纯的禁烟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专门组织研制根绝烟瘾的戒烟药，希望能够缓解甚至根绝吸食鸦片者的烟瘾。
首例运用国际法智斗英国人
“林则徐是第一个了解国际法，并运用国际法与英国人作斗争的中国人。
为了用新知识捍卫国家的主权，他组织翻译国际法，成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
“1839年，一批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殴打当地居民，其中一居民林维喜因伤重于次日不治身亡。
案发后，林则徐严令义律交出凶犯抵罪。
义律拒交凶手，并无视中国法律主权，在一艘英国船上自行开庭“审讯”，以“该犯罪不发觉”为词，使凶手逍遥法外。
”林峰说，“因为熟识国际法，英方的砌词狡辩被林则徐识破，他根据国际法准则要求英方交出凶犯，据理力争，有理有节。
在遭到英方拒绝之下，他下令停止向英船供应柴米食物，并撤走为英国人工作的中国人，这项命令逼得英国人不得不离开尖沙嘴，但最终无法逼他们交出凶手。
”多年来对林则徐的研究，林峰不禁感慨万分，“在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西方侵略者的船坚利炮，使林则徐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海防、军备的落后，他开始打破以‘天朝’自居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开始了解、包容、吸收西方的新事物。
增设西洋大炮，整顿海防，了解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以一个包容的态度去拯救一个国家的开放。
异乡为官未了故乡情
这些是罂粟花，它们可以制成鸦片，吸食鸦片将极大地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
在那些与鸦片抗争的年代，我们要感谢并记住林则徐爷爷。
”在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内，鲜艳的罂粟花在投影仪的作用下遍地开放，游客们忙于惊叹眼前的景象，一位妈妈向8岁左右的小儿子介绍着民族英雄林则徐。
本网记者走进福州林则徐纪念馆，采访了馆长林峰。
林峰向记者介绍，“林则徐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在中国历史上，林则徐、郑成功、孙中山、陈嘉庚均享有中华民族英雄美誉，但是林则徐在当中尤为典型，放眼西方、抗敌御侮，所有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英雄豪情，使他的民族英雄称号实至名归。
爱国忠君爱乡爱民
“毛泽东曾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揭幕者’。
在抗敌御侮期间，林则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福建精神让所有人叹服。
”林峰说，“林则徐身上的爱国爱乡精神是不言而喻的。
清代的为官制度，是不允许官员在家乡本地任职，任职至少要在5百里以外的地方。
两次丁忧期间，林则徐返乡为家乡人民做了多件大事。
林峰说，“道光年间，地处福州城西南角的乌山是城内的一处名胜，而城外的仓山地区是租界地，洋人可以在城外租地但是不能入城。
某日，英国的一名传教士和一名医生租赁了乌山神光寺的几间房屋，租期为六个月。
城内人员劝说他们搬出城内却遭到拒绝，此事引起了林则徐的不满，他本不是福建本地的官员，却积极联合城内部分乡绅以及福州城内书院的学生上书提出抗议，要求效法广州，驱逐英人。
“林则徐有强烈的爱国爱乡情结。
”林峰说，“林则徐晚年，他顾虑英军北上，故带病雇一条小船，亲自坐船到闽江巡查，沿着闽江一路视察两岸形势，一直走到入海口。
在考察福州海防后，他将自己所看所想写在报告中递交官府。
在报告中，他强烈建议在闽江口修建和加固马尾的北岸炮台、南岸炮台，连江的长门炮台和琅岐的金牌炮台。
他提议的这些举措在防范外国侵略上起到极大作用。
还福州人民一个西湖
“正值春天，福州西湖的桃花开得鼎盛。
福州人与西湖有着深厚的感情，历史上，西湖湖面最广时曾达到方圆40余里。
而这个与福州人息息相关的湖，在清朝道光年间，却开始慢慢变小了。
”林峰说。
“西湖变小，主要是因为西湖周围的那些地主土豪，他们为了扩大占地面积，强行把土块推到湖里，并乘机将淤积起来的土地开发成肥沃的农田。
长此以往，西湖的面积越来越小。
”林峰说，“西湖一缩小，对水涝、旱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福州西湖的水是直接流到内河里，缩小的西湖直接影响到内河水的问题。
官员、群众等都意识到了西湖缩小的不良影响，但无人站出来。
“道光八年，因父亲去世，时任江陵布政使的林则徐回到福州守孝。
当得知西湖的情况，他毅然站了出来，并征得了当时的闽浙总督孙尔准和福建巡抚韩克均的同意，撰写了《清厘福州小西湖界址告示》。
告示一公布，便得到了众人的支持。
但同时也刺激了那些既得利益者，许多豪强劣绅为保住自身利益，开始反对，四处造谣说，疏浚西湖是林则徐等人在为自己谋利。
“后来，林则徐等人的倡议获得了朝廷的支持，并获准疏浚西湖。
疏浚西湖期间，林则徐将办公场所设在西湖内的宛在堂，并亲自督工疏浚工作。
”林峰说，“他布署了具体的施工的方案，注重细节，严禁施工的工头从中谋利，严禁克扣民工的工钱，在他的层层把关下，西湖的疏浚速度大大加快，一年左右就完成疏浚任务。
“为了杜绝西湖日后再被人侵占，林则徐在西湖湖边砌筑了石驳岸。
在石驳岸的保护下，西湖至今还维持着林则徐当年疏浚后的面积。
在疏浚西湖之后，林则徐将李纲祠移建到了西湖边，并题写了一对楹联：
‘进退一身关社稷；
英灵千古镇湖山。
’”林峰感叹道，“这对楹联真实地反映了林则徐对故乡的心境。
他的一生爱民为民，是福建精神的典型代表。
返乡支援敬节堂林则徐是慈善家
在采访中，林峰特向记者介绍一个石碑，碑上刻有“省会敬节堂”字样，这个石碑是当年林则徐等人在福州组织慈善创办“敬节堂”的例证。
林峰说向记者介绍石碑来历，“1825年，闽浙总督赵慎畛倡议建立敬节堂，并带头捐赠白银一千两。
随后，林则徐等人纷纷捐钱支持此举。
因母亲病逝，林则徐返乡守孝，在丁忧期间，他对敬节堂处处上心，并撰写了《敬节堂章程并叙》。
“敬节堂类似于现在的福利院，专门从事慈善救济事业。
当时的敬节堂主要救济读书人家中无儿无女的寡妇。
”林峰说，“林则徐非常关心敬节堂，这面古碑，使人们重温了那段感人的历史，林则徐不仅仅是中华民族英雄、世界禁毒先驱，同时也是一位心系同乡疾苦的公益慈善家。
“英夷”不怕林则徐
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让一向以“天下共主”自居的堂堂天朝上国暴露了其虚弱不堪的本相，也让当时的许多“治世之能臣”一生的事业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甚至从此走上了人生的下坡路，成为大时代造就的悲剧式人物，如琦善、耆英、伊里布等等。
以琦善为例。
此公年纪轻轻就坐上了清政府中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员——直隶总督的位子，可谓是满人中的佼佼者。
但自从被道光皇帝派往中英交涉的前线之后，面对陌生的敌人，琦善立即进退失据，威风全无。
在和英国人签订了《穿鼻草约》之后，即被皇帝罢官免职，还被抄没了家产。
虽然此后不久，他重获起用，前去弹压太平天国运动，但鸦片战争中的这段经历，对于琦善而言，真可谓是其人生的一大败笔。
与琦善相比，另一位满族大员耆英更加不堪。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乃至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之内，耆英实际上担当起了清政府的外交部长的责任。
他忍辱负重，极力与“英夷”虚与委蛇，倒也把洋人哄得团团转。
可是，在那个年代里，他的这种处理外交的柔软手段，很容易被朝廷里占大多数的强硬派指责为有失“天朝上国”的脸面。
最终，耆英极其狼狈地从中英交涉场上退出，并因此而丢了性命。
当然，由于时运极为巧合等偶然的原因，有的人也因为同样一场战争而成就了万古流芳的英名，如几被后世尊为“神话”的林则徐。
实际上，这个被后世史家范文澜先生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踌躇满志地抵达各国商人云集的广州之时，其思想并未脱离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华夷之别”的范畴，他对英夷的认识还停留在“夷兵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紧，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的可笑水平。
因此，他对待在他眼里和怪物没有多少差别的英夷，不可能采用平等的视角，必然是将贩卖鸦片和一般的中外贸易混为一谈，最终使得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事变。
后来，道光皇帝等人指责他“轻启边衅”。
平心而论，这个指责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
关于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以上是被后人所忽略的部分。
不仅如此，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还有不少被后人所误解的部分。
譬如，1840年6月下旬，英军远征军六七千人在海军司令伯麦和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的率领下，先后抵达广东海面后，他们并没有直接攻击禁烟运动的中心广东沿海一带，而是只留下了数艘战舰对广东海口进行封锁，之后，余下的大部队径直舍弃广东而北犯福建、浙江、上海和天津的大沽口等地。
对此，我们的教科书长期以来都一口咬定这是林则徐在广东积极备战的成果。
正因为林则徐领导下的广东对英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做了积极而充分的准备，才让英国人有所顾忌，不敢在广州滋事，而是避实击虚，选择骚扰准备不足的更北面一些的沿海地区……
可以说，这种近似完美的解读，一方面进一步凸显了和强化了林则徐所固有的高大形象；
另一方面则暗含着侵略者都是“纸老虎”，并非不可战胜的逻辑，终于让我们这个失败者获得了一种近似于阿Q式的精神意淫的快感。
正如中国近代史专家茅海建教授在其著作《天朝的崩溃》（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4月第1版）一书中的精彩论述，“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
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
而且战局越失利，局势越危急，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
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回溯一下历史的话，就会知道这样的误读，其实并非解放后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哺育下的新史家的得意之笔，而是其来有自，颇有些渊源的。
还在1841年5月，林则徐刚刚获罪免职之后不久，广东民众在一份充满了使气斗性、徒逞口舌之快的檄文里，就这样质问英军：
“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
”由此可见，当时即有不少广东的民众认为：
如果朝廷不撤换林则徐，则英国人是断不能取胜的。
英国人之所以在中国境内攻城略地易如反掌，并不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是因为朝廷改用了诸如琦善之类的“奸臣”。
这样，林则徐就因为没有在任上和英军直接对垒，幸运地成了民间的一种精神寄托。
应当说，这种思想在当时还是非常普遍，很有些“民意基础”的。
即使是官方和知识界也有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
茅海建教授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说：
1841年1月，闽浙总督颜伯焘和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就不顾道光皇帝的忌讳，主张重新启用获罪革职的林则徐，其理由之一正是——“夷所畏忌”。
而鸦片战争之后产生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舰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皆谓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英军无隙可乘，遂北犯定海。
“他们把后来广东战事的失败，归结于林则徐的去职；
他们将各地战事的受挫，归结于当地没有林则徐。
”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一向互相敌视，拥有不同的话语模式的清朝官民倒是出奇地一致。
当然，尽管众口一词，颇有些三人成虎的况味，但是，倘若衡之以当时的史实，则我们不能不说，将英军没有直接进攻广东的原因解读为英国军人害怕与林则徐交战，是完全违背基本史实的一厢情愿的误读。
茅海建教授对此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
“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的武备”。
事实上，当时的英军之所以没有选择进攻广东，并不是害怕林则徐的武备，而是英国的军事行动的既定方针就是舍弃广东，撇开林则徐，北上清朝政治版图的中心地区，寻找比林则徐官职更高的官员解决争端。
而一旦谈判不成，则将在长江下游和北方地区继续开战。
上述英国的整个战略可见于当时的首相巴麦尊给英国远征军的训令。
其中的详情，郭廷以和茅海建等教授的著作中均有披露，综合其要点为：
一是在珠江口建立封锁；
二是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
三是在进至白河口（大沽口）后，向北京投递照会，如无满意答覆，可决定进一步行动。
对照其后英军在中国沿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可以知道他们完全是遵照战前所制订的预案采取行动的。
而英国当局之所以有如此的军事计划，民国时期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认为，这是英国人不了解当时清朝的国情。
如果他们了解的话，必然会找林则徐，“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是主战派的领袖”（见《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但对于林则徐个人而言，正是因为英军的这一“不懂中国国情”，才给了他完身而退的一个绝好的机会，也于偶然之间成就了一个关于林则徐的不可战胜的神话。
因此，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在《清史大纲》里有这样的评述：
英国人没有进攻广东，那是林则徐的运气好，这“成全了林则徐的令名，而国事也就不堪问了”。
言外之意，假若英国人的战略目标确定在广东一带的话，那么，林则徐的失败就是必不可免的事情，他的下场并不会比后来的琦善、耆英以及叶名琛等当轴诸公好到哪里去。
这样立论并非危言耸听。
单从当时广东的军事实力而言，虽然林则徐充分考虑到了英国可能发动的军事行动，并为此而积极备战，整军修武，充实水师，加固炮台，举办团练。
但其战略思想和军事实力与浙江的定海、宁波等地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就军事战略来说，无非是玩弄些“民心可用”的老教条；
就具体的战术而言，也还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纪冷兵器时代的水平，用郭廷以先生的话就是“所用武器不外弓、矢、刀、戟、藤牌、鸟枪、扛炮、喷筒”（见《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这些武备与沐浴着工业革命阳光的英国人的“船坚炮利”相比，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可以说，这些落后的玩意儿，英国人压根儿就没有放在眼里，自信“二艘军舰即可将其赶散”、“中国之敌外国不过纸上言语”。
因此，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惧林”之说。
上述的这个结论还可以由林则徐去职后，虎门大角、沙角炮台等岸基防御阵地的轻易失陷和广州的被围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的突然沦陷作为参照。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各个海口的失陷可以归过于琦善等人的妥协和无能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那可是1842年之后将近20年时间内所发生的战事。
按道理讲，彼时广州等地的防务应当比当年牢固多了，强大多了。
但在英军的进攻之下，还不是轻易地就丢掉了省城广州，甚至连总督大人叶名琛都成了英军的俘虏吗？
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的是，以当时中国上层集团封闭落伍的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水平和中世纪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广东也好，浙江也好，直隶也罢，对于虎视眈眈挟着先进的西方文明而来的英国人而言，都是不堪一击，根本不在话下的“小菜一碟”。
这一点已经被近代以来无数次中外纷争的结果所证实，自是毋庸讳言。
因此，倘想在欧美列强环伺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谋求国家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传统的那些老办法是万万不可能的了，非得痛下决断，洗心革面，别寻新法不可。
关于这一点，慢慢觉醒过来的林则徐其实是最清楚的。
后来，他在遣戍新疆的途中，写了一封信给友人，信中他这样总结道——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
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
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
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
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
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
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
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
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转引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别的暂且不论，单凭这一点，我们这位运气奇好的林大人就具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服善之勇”，犹然不失古君子之风。
生活在21世纪的吾辈不必像蒋廷黻先生那样一味苛求贤者，说他一味明哲保身，明明看出了大清朝的疲弱所在，却“不肯公开提倡改革”，甚至说“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与时人奋斗”，云云。
须知，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情，林则徐作为一个慢慢觉醒的中国人，他不可能超越当时种种主客观环境的制约，做出更加惊世骇俗的大事来。
毕竟，战后的林则徐还是说出了类似的心里话，虽然他是在私人信件里面说的，而且一再叮咛收信人不要对外张扬他的这些观点，但此举仍然弥足珍贵。
与此相较，当世和后世那些顽固地认为英国人害怕林则徐，只要朝廷不将这位忠臣革职，不重用只会屈膝投降的奸佞小人，那么在鸦片战争中大清国必将完胜英国的论史者，其见识实在还远远不如当年这位迁戍新疆途中的年近60岁的老翁。
而且战局越失利，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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