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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但因为不良社会心态影响被管理者及管理者的行为，进而将影响到社会管理效能，更因为良好社会心态本身就是社会成员幸福程度的群体性表征，是社会管理的目标所在。
本文拟结合社会管理创新，对社会心态建设的重要意义进行阐述，并分别从影响社会心态的外因入手，提出创新社会管理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物质性、基础性手段；
从影响社会心态的内因入手，提出感召和引导良好社会心态建构的对策。
关键词：
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心态
心灵治安综合治理
继社会心态被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后，2011年5月4日，中国社科院等机构发布了首部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报告《社会心态蓝皮书：
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将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心态纳入了公众视野。
在此之前，从4月21日开始，《人民日报》已连续刊发5篇“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文章，提出诸多“软治理”课题，如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等。
在笔者看来，上述“软治理”正可以说是我们社会管理创新所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甚至可以说，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已进入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在“幸福”、“尊严”、“公正”、“和谐”[1]这些有别于以往经济、物质增长的客观指标已成为社会建设主题词的当下，社会心态建设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已不言而喻。
打捞“沉没的声音”[2]：
社会管理须高度关注心态建设
社会心态（socialmentality），一般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和感受，以及社会价值取向[3]。
社会管理（socialmanagement），通常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我们提出社会管理须关注“沉没的声音”，因为社会管理并不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组织的一种单向性活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心态会对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产生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不但体现为良好社会心态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因素，更体现为良好社会心态是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得以有效进行的公众心理基础。
首先，“沉没的声音”不会始终沉没，“弱势心态”、“边缘心态”如果任其蔓延就可能演变为多数人的社会认同，进而危及到社会稳定。
当前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不但社会矛盾多发，社会管理中的利益协调难度也在加大。
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必然导致社会成员心态的不平衡，新旧观念冲突会导致迷惘焦虑的心态弥漫，政策环境变动较大也导致人们不安全感从生，并由此衍生一系列助长阶层对立、危及社会稳定的负面心态，一旦淤塞过久，甚至会演变成“爆炸的声音”。
譬如“仇富仇官”心态导致“湖南永州数名法官被枪杀”、“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某区政府遭连环爆炸”等系列极端暴力事件或群体性事件；
“绝望激愤”导致“福建南平血案”等，尤其在转型期因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利益分配及“相对剥夺”感，已使得对社会现实不满“弱势心态”日渐扩大化，如不注意疏导，必然引起社会失范行为，影响社会稳定。
而近代各国变乱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普遍对现实不满、阶层对立和相互仇视、对沟通和解绝望往往就是酿致社会动乱的根源。
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我们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其次，“沉没的声音”也代表一种疏离和拒绝的社会群体共识。
社会管理不是单向的，而是管理主体与社会公众的一个互动过程。
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得以有效进行，有赖于公众对社会管理者的普遍信任、积极参与和自觉配合，很难想像当“沉默的大多数”普遍不信任、不关注、不配合、甚至不寄希望于社会管理时，社会管理及管理创新还能在非理性的社会环境中顺畅进行下去。
当“仇官心态”成为主流，社会管理就会丧失“统治的心理权力”[4]，公众对政府的每一项社会管理措施都会首先以恶意揣度，进而产生抵触情绪；
当“边缘心态”成为主流，不安全感、焦躁心理就会侵蚀社会共信，进而丧失对未来的预期，违规违法行为就会成为短期博弈下的最优选择；
当“弱势心态”成为主流，社会管理就不会被视为实现公平正义的事业，而沦为单纯的逐利工具乃至巧取豪夺的权力资源，为政者就会偏离社会管理的管理目标和价值规范，甚至丧失从政道德。
所以说，一项社会管理措施的提出、实施和贯彻程度，甚至效果，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要求、认同和接受程度，取决于社会心态是否良性。
此外，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社会对公共利益的需求和对公众个体利益的保障。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要求我们实施社会管理应以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为理想，要求我们切实尊重公民作为人的价值实现及其尊严，致力于公众幸福指数的提升。
而“幸福中国”，不能用GDP指数来标识和证明，不能由第三者的观点来评价和定义，它应当是社会公众的一种普遍感受，应当是多数人共同具有的一种社会共识，它不全然包括社会心态的各个层面，但必然属于良好社会心态的一种。
因此社会心态建设不但对社会管理具有良性促动作用，是社会管理的前提基础和精神资源，更是社会管理的直接目的。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曾建言：
“将心态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起，纳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整体建设的基本架构。
”[5]
消解“弱势心态”[6]：
社会管理当尽力体现公平正义
社会正义是影响社会成员个体心态的重要认知与情感元素，对社会正义信赖和感知的程度，是建设“奋发有为、理性平和、开放包容”健康社会心态的前提性条件。
当代中国社会，就个体权利的保障程度而言，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立、依法治国已深入人心，对社会公众个体权益的尊重与保护已超越此前的任何时代。
就社会公众个体生存、工作的物质条件而言，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代应当说也提供了从无到有的、远好于过去的经济保障。
在此情形下，“弱势心态”日益蔓延成为一种“社会病”，笔者认为更多地要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寻找。
其一，是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心理预期提高，其二，是社会生活中“非竞争性不公”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得社会公众的无力感、不安全感、不稳定感等“弱势心态”被成倍放大。
此二者才是“弱势心态”滋生蔓延的根源。
那么，如何用公平正义来消融“弱势心态”及其他一些负面心态呢？
首先，在社会管理的民生领域，要关注“底线生存”，实现分配公平。
民生问题不但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现实利益分配的问题，更影响到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和社会心态的良性发展。
当前，我国民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表面化和显性化超越了公众的心理底线，与既有“按劳分配”的公平分配观形成反差，使人难以理性面对，部分底层人群基本生存条件窘迫，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乃至温饱问题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个别极端者因此对社会正义近乎绝望，在此心态驱使下基于自身的一些特殊经历走上反人伦、反社会之路；
另一方面，“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就业难”等热点问题尤其是上述领域中屡屡出现的拉关系走后门、“萝卜招聘”乃至“拼爹”等现象，使普通公众对社会欠公平、不公正产生切肤之痛，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失望。
因此，当前社会管理领域必须切实加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一是在社会保障上要尽快建立起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机制，实现贫者有食、病者得医，应保尽保。
二是在社会分配上要由“效率优先”向“更加注重公平”转变，适当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提高劳动报酬在社会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让更多社会公众普惠地分享发展成果。
三是要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重点领域改革中，要通过不断调整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建立起相对公平均等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尤其要尽力消除“非竞争性不公”，让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有分享的可能、有发展的希望，使社会公众感受到公平，感受到被重视，感受到和谐，由此社会心态才可能良性发展。
其次，在社会管理的利益调整环节，要强化法治水平，确保正义伸张。
法治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是协调利益冲突最好的调节器，因为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唯有统一在法治原则之下，同受法律约束，才可能有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尺，才会有厘定是非、协商整合的基点，“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即蕴含此意。
同时，只有法治才能以其刚性为社会公众提供对未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建构基本的可控信念，避免产生不安定感和焦躁心态。
因此社会管理必须贯彻法治原则，做到民主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诉讼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殊公民，没有超越法治的所谓潜规则，做到依法保障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依法引导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促进社会矛盾与利益纠纷在法治的框架下公正解决[7]。
再次，在社会管理的方式手段上，要吸纳公众参与，体现以人为本。
一段时间以来导致“官民对立”甚至仇视的热点事件，如暴力拆迁、暴力执法等，往往都暴露出当前社会管理在方式手段上缺乏弹性，缺乏沟通、协商及对人的尊重、对私权的尊重。
利益表达受阻、私权伸张无果必然导致负面心态淤塞，造成公众对管理者及社会管理具体措施缺乏正确的认知和理解，甚至对社会公平正义失去信心。
对这一问题，公众的民主参与恰恰是不满情绪的重要排解机制。
因此，必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更加注重民主和透明度，全方位拓展民情民意表达的渠道，为公众表达诉求、伸张私权提供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也只有通过合理的程序机制接纳公民对社会管理的民主参与，社会正义才会越来越彰显，社会心态才会越来越健康。
此外，在社会管理者的自律方面，要调适从业心态，践行责任良知。
责任意识缺失会导致工作消极懈怠，内心良知湮没会导致冷漠无情、甚至摧损本已微弱的弱势成员利益，不当的社会比较会导致心理失衡进而私欲放纵……社会管理者的心态问题又会在公众视野中被放大，导致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及其现状产生否定性评价。
因而社会管理者尤须注重心态调适，将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为社会进步努力奉献统一起来，从谨守职业道德中体会到人格力量的伟大，从践行责任良知中体现到奉献的快乐，并通过自己的履职言行，维系社会管理者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声誉，维系社会共识，增强社会互信和宽和互敬精神。
涵养自信包容：
社会管理当着力建构理性精神
我们在前文中将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心理预期提高视为“弱势心态”蔓延的一个主观因素，并非否认这种进步的正当性，事实上就社会管理的角度而言，我们理当切实尊重和顺应公众不断提升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需求。
但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心理预期提高，必然会随之而来感受到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进而滋生对现实不满、对未来丧失信心等负面心态。
那么如何引导公众理性认识、正确对待，就成为当前社会管理需要有所作为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笔者看来，主流价值的倡导与塑造，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情绪疏导途径的创设和完善，对社会心态具有直接的疏导、涵养和引领作用。
第一，塑造正确的主流价值观以指引心态建设。
社会主流价值观塑造，就是社会管理者通过社会治理来彰显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并通过不断地重复、传播，使正确的道德价值内化为公民的信仰和道德信念。
健康的社会心态内含对真善美、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心理追求，并以此种心理指导行为实践，两者具有明显的同向性[8]。
人只有以正确的价值观看待、理解和分析自身处境、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才可能以理性平和、宽容自信的心态去应对这些处境和问题，才能不断催生自己的优秀素质，体现积极向上的追求。
所以，社会管理应当注重主流价值观的塑造及其倡导，引导人们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社会，培养人们用宽容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各种问题，以引领良好社会心态的塑造。
第二，加强文化建设以指引心态建设。
文化建设的成败决定了社会管理者向社会公众提供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这也是社会主流观念、社会共识的重要塑造因子。
因此，实施社会管理要注重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培育，要充分挖掘、梳理、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精神文明元素，通过诉诸文化的力量，通过文化的感召、浸润来建构理性精神，引领心态的良性发展。
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变化，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但物欲主义、功利主义喧嚣尘上的结果，也使得人们发出了“精神家园无处安放”的疑问。
而安详与和谐之美，事实上可以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学习中安放，可以在域外的优秀精神文明元素中找到。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欲”[9]是一种自得其乐，“圣人之道，为而不争”[10]是一种豁达理性，“不产生欲望的，同产生欲望而得到实现的，都可算快乐”[11]也是一种明智的态度。
可以说，对传统文化及域外优秀文化元素精髓的继承与弘扬，将有助于我们在追求现代人生价值以及在满足人生欲望的过程中，保持心态上的和谐。
第三，社会成员个体心态的调适和情绪疏导机制建设[12]。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
“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一方面，在社会管理中要注重开展经常性心态健康教育，使社会成员个体了解自己的心理结构，掌握自己的心理特点，明白自己的心理缺陷，诊断自己的心态问题或心理疾病，从而有意识地调适自己不平衡的心态，在心态上自我超越，实现自我升华。
另一方面，要克服传统误区，积极发展心理咨询、心理诊疗、心理疏导事业。
为社会成员提供经常性、多渠道的心理咨询和疏导服务。
第四，社会心态的瞭望、感知、洞察机制和疏解支持系统。
在社会矛盾多发期，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往往透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等层面影响社会心态，有些也是转型、转轨中无可避免的。
但是社会心态具有显著的辐射性、渗透性和弥漫性特点，任由其积聚则可能对社会公众的行为趋向产生负面引导。
因此，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应对，当前社会管理者还必须特别注意社会心态的趋向，要构建起全方位、多角度的社会心态瞭望、感知、洞察机制和疏解支持系统。
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强民主参与的行政程序机制建设，通过全方位拓展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创设化解社会矛盾和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多种途径，构建起社会成员诉求表达的渠道和网络，将“沉没的声音”打捞吸收以成为社会管理施政的镜鉴；
另一方面，在突发事件、公共事件应对中，特别需要注意事件的传播和报道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问题，掌握应对突发事件中的公共关系处理技巧，及时进行信息公开，把握舆论主动。
第五，媒体的社会责任培育。
媒体是社会脉搏的听诊器，是社会成员的情绪出口和意见表达管道，但更是建构社会共识的平台。
在一些负面情绪滋生，公众宽容、理性心态有待养成的当下，如果一些媒体只出于市场或传播的考虑，率先放弃客观理性，采用“情绪表达”，去层层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对社会负面心态的非理性蔓延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媒体践行理性精神，注重对社会心态的正面引领也是十分重要的。
舆论当然不可忽视新闻规律、市场规律，但也不能停留于对社会表面喧哗的“直播”，而更应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鲜明的正义感，“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把握社会现象的本质，通过理性表达和积极参与，助推具体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改革的渐进，以此引领社会成员良好心态的形成。
和谐从心开始：
“心灵治安综合治理”
作为我们实施社会管理的施政纲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高度重视社会心态问题，强调要“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这是一种十分积极的导向。
但笔者认为，应将“培育”递进为“建设”。
“培育”一般止于个体自我养成、舆论引领、社会氛围影响等“软手段”，而“建设”不仅注重个体养成和舆论文化引领，更可借助国家总体倡导、社会宣传推进、行业和组织强力推动，形成整体机制和刚性举措，其推进的力度、强度、高度、宽度，是“培育”无法达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偏重于影响社会心态的外因，立足于通过改善影响社会成员心态的物质性、基础性、外在性条件来推进社会心态的良性发展；
建构理性精神引导社会心态，侧重直至人心，通过感召、指引、浸润来直接影响社会心态的良性发展。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其实质就是引导社会成员外求公正，内敛修养。
需要从社会管理的宏观方面把握，并有体系、有意识、目标明确、多措并举地综合推进[13]。
因此，笔者认为，社会心态建设，就整体而言构成了一项类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强调手段综合、资源整合、各方参与、多方协力、互相配合、整体推进的“心灵治安综合治理”工程。
笔者在这里提出“心灵治安综合治理”，是因为心态问题虽然从“心”开始，却不能仅仅局限于心理疏导的层面上来理解。
相较传统的心理咨询、心理干预，“心灵治安综合治理”也关注心理状态问题，但兼顾个体和整体，且注重正面建设，层次更高、体系更全面、效果更好；
相较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心灵治安综合治理又积极借助了心理学、医学手段，还注重文化和心灵指引，注重世界观、人生观培养和价值引导，内涵更加丰富，更易于为当今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公民个体所认同和接受；
相较公共关系学领域的危机应对，心灵治安综合治理重在柔性预防，强调危机事件发生前的负面情绪渲泄、引导及其干预，对利益诉求等深层次问题的分析也更加贴合人情心理。
因此，这是此前我们社会管理领域较少被关注，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已无法回避、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建设课题。
注释：
[1]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2]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提出“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
”见《人民日报》2011年5月26日A02版。
[3]杨宜音：
《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
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4]迈克尔..罗金斯：
《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页。
[5]马贤兴：
《社会主义心态建设的逻辑展开——以基本理念与制度建设为视角》，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9月8日，第5版。
[6]人民网、新浪网、人民论坛网2010年所做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73.5%的受访网友认为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其中，45.1%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57.8%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55.4%的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另据调查采访，受访对象认为自己属“弱势群体”的原因，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
“收入与预期有距离，生存、工作压力大”、“社会竞争中产生不公平感，导致相对被剥夺感强烈”、“许多个人权利得不到有效维护”。
见《“弱势”缘何成了普遍心态——不同群体“弱势”感受对比分析报告》，《人民论坛》2010年第34期。
[7]刘武俊：
《良好的社会心态来自民主法治》，《法制日报》2011年5月6日，第4版。
[8]马向真张雷：
《道德价值建构与社会心态塑造的同向性探析》，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1卷第4期。
[9]《老子八十章》
[10]《老子三章》
[11]伊壁鸠鲁、卢科莱修：
《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包利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9页
[12]李有发：
《当前中国社会心态演变的趋向》，《北京日报》，2010年06月07日，第18版。
[13]“有体系、有意识、目标明确、多措并举”，正是笔者所理解的“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要求，这是作为社会心态建设内容的内在各分支间必然具有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也是“综合治理”之必要性和复杂性的一种证明。
这一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提出及其手段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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