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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曾经被普遍认同的对女性生活的一般看法以及对主体性的基本假设也经受了巨大的挑战，并导致了明显的分化。
这促使很多人对研究方法本身进行反省---对研究行为，女性主义者在研究中所处的位置、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哲学定位、知识的本质、研究报告的撰写、以及女性主义研究对研究者所处学科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都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下面简略加以介绍。
表9.1日益复杂的女性主义研究及其代表作中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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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席和匿名
FinchandGroves（1982）,Lorber（1975）,NakanoGlenn（1990）
2．谁能知道？
CookandFonow（1986）,Jordan（1997）,MacKinnon（1982）,Ruzek（1978）
3．未能限定的研究框架
a.框架及其评论
男性导向:
Gilligan（1982）,LewinandOlesen（1981）,Smith（1974）
白人女性主义者导向:
Collins（1986）,Davis（1978）,Dill（1979）,Garcia（1989）,Green（1990）,Hurtado（1989）,Zavella（1987）,Zinn（1982）
西方女性主义者导向:
Mohanty（1988）,Spivak（1988）
体格健全的女性（able-bodiedfemale）:
Fine（1992）
异性恋者:
HallandStevens（1991）,Lewin（1993）,StanleyandWise（1990）
b.学术风格
后现代主义:
Clogh（1992）,Flax（1987）,Haraway（1991）,Hekman（1990）,Nicholson（1990）
女性：
缺席和匿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研究的热点主要是女性在某些领域的缺席和匿名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此类研究问题明确，政治态度也很鲜明。
这些研究关注由于男性占统治地位而带来的性别和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一些调查者以批判的态度考察了诸如医学（Lorber,1975）和法律（Epstein,1981）这样一些女性被排除之外的领域。
然而，这些研究也让人们意识到，在完全由男性主导的环境中加入一些女性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准入或不平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其实反映了更深层次且相互交织的各种制度性问题，这个观点在DarleneClarkeHine（1989）对非裔美国女性与护理工作的讨论中讲的非常清楚。
而后，英国和美国的研究分析了妇女对儿童、非健康人群和老年人的关心与照顾，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这些工作就应该让妇女来干，分析了它的压迫性、和它对于女性自身以及对于社会的价值（Able&
Nelson,1990;
Finch&
Groves,1982;
Graham,1985;
Nelson,1990）。
这类研究强调了女性生活值得深入探究的一面，并促使一位杰出的英国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质疑社会学的劳动分工完全是针对男性建立起来的（M.Stacey,1981）。
Hochschild和Machung（1989）则进一步细分了有工作的主妇（workingwife）在家里的劳动，认为家务劳动与家庭情感中的政治经济学密不可分。
后来AnneMurcott（1983）对威尔士妇女的家务活动以及MarjorieDevaule（1991）对美国家庭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妇女的备餐活动，这些研究显示：
妇女的烹饪工作既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也给女性带来满足感，而且烹饪也是展现女性性别特点的活动舞台，这样的结果给女性主义研究增加了难度和复杂性。
除了PhyllisPalmer（1989）对家政史的分析之外，一些有色人种妇女把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扩展到了重要且从未涉及到的主题—按劳取酬的的家务劳动者，如EvelynNakanoGlenn（1990）通过访谈和对历史上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数据进行分析，清晰地说明了1905年到1940年间从事家政服务的日裔美国妇女是如何在她们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压迫中克服困难与冲突。
JudithRollins（1985）通过参与观察方式研究了为白人妇女服务的黑人妇女（她本人曾做过这样的工作），她的研究显示了女性内部的种族统治问题，MaryRomero（1992）对拉丁美洲家政女工的访谈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问题。
这些女性主义研究者所强调的阶级、种族分析法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是女性主义者强调的分析方法（Sacks,1989），但实际研究中却难以真正实施（Cannon,Hiffinbotham,&
Leung,1991;
Ferguson,1993）。
谁能建构知识？
与此同时，对谁能够成为知识建构者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的质疑（Code,1991,p.xi）激发了女性主义者的探究兴趣，这个问题与妇女作为参与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角色相关。
法律专家CatherineMackinnon（1982,p.535;
1983）提出的“意识醒觉”观点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她和其他研究者的工作为女性主义方法论打下了基础。
SherylRuzed（1978）在对妇女健康运动的兴起进行分析时运用了女性作为知识建构者的女性主义视角，她的研究阐述了女性主义者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是如何不同于标准的社会学研究。
她认真探讨了一个社会学问题---医疗领域的职业化问题，但是研究重点却放在了妇女在医疗实践特别是在妇科方面取得的经验与知识上，研究揭示了妇女对社会组织、妇科自助门诊的普遍不满，认为这是引发妇女健康运动的原因所在。
BrigitteJordan（1977）通过现象学研究,表达了女性如何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准确判断自己是否已经怀孕，尽管没有经过科学检验前这样的判断结果得不到医生的认同。
多种理论框架
如果谁是知识建构者这样的问题让人产生了困惑，那么用来解释研究结果的理论框架，特别是那些从男性经验中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也应当受到质疑。
吉利根CarolGilligan（1982）在其著名的女孩道德发展研究中，质疑了其他学者以男孩为对象获得的研究结果。
吉利根发现，与男孩不同，女孩在这道德发展过程中并无缺陷或受到阻滞，而是表现出一种适合她们特点的独特的道德发展规律。
EllenLewin与我的合作研究证实了成功不应该只被看成是男性化的对更高地位的不断追求。
在我们的研究中，护士将自主性和满足感看作是成功的标志。
以男性为标准和受男性控制的理论框架未必是唯一遭受批判的研究视角。
有色人种妇女、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残疾女性、女同性恋者也都对白人女性主义者有关妇女的生活与地位的一般性结论提出质疑，认为这些结论可能只适用于白人妇女,不具有普适性。
白人女性主义者不加思考地用某几个女性来代表全世界女性的做法首先遭到了黑人美国学者AngelaDavis（1978）和BonnieThorntonDill（1979）的抨击。
她们认为受到美国曾实行过的奴隶制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黑人妇女的情况大相径庭，其性别关系的复杂性远不是白人女性主义者所能理解的。
二十年后，法律学者KimberlyCrenshaw（1992）在评论1991年的ClarenceThomasHearings时发现有必要重申这一批评
这些批评主要通过MaxineBacaZinn（1982）,AidaHurtado（1989）,和EstherGarcia（1989）对拉丁妇女,EstherChow（1987）对华裔美国妇女，RaynaGreen（1990）对美国土著妇女的研究得以表达。
她们谴责了那种替别人建构知识、代表别人说话的倾向，用贝尔.霍克斯bellhooks（1990）的语言说就是“似乎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PatriciaHillCollins（1986）通过援引非裔美国社会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的研究进一步提炼了这些观点，并提醒社会学家尤其是女性主义者去了解“黑人妇女的家庭经历,这些经历清晰地显示了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对她们家庭生活的影响。
”PatriciaZavella（1987）对那些在罐头厂工作的墨西哥裔美国妇女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女性主义者的强大批评使“女性”不再是一个大一统的概念。
她们和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以及后殖民解构主义者一起，都对“定义他人”（对研究所涉及到的人进行遭人反感、具有压迫性和简单化的定义）展开了大量的批评，批判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的一些学者（Clifford,1986;
Marcus&
Fisher,1986）更是将讨论引向深入，尽管这些批判家起初对相关的女性主义著述了解甚少。
人们也清晰地认识到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框架并不能完全解释不同群体妇女间的鸿沟或差异”（（Kirby,1991,p.398）”，所以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框架难以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语境中产生作用。
随着对研究权威性问题的质疑，GayatriChakravortySpivak（1988）和ChandraMohanty（1988）提出了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是否有说话权利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
另一方面,女性中的残疾人及非异性恋者的生活给妇女概念增加了不同的内涵,由于这些群体在美国社会中被贴上负面标签，她们的声音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是听不到的，而受制于文化规范的影响女性主义者也很少关注这些群体。
MichelleFine（1992,p.142）在评论残疾妇女问题研究时，极有见地地谈到：
即使很有人情味的关于残疾女性的研究也只关注了她们作为残疾人的一面而忽略了残疾女性的多重身份。
Stanley和Wise（1990,pp.29-34）指责学术界对女同性恋者缺乏关注和理解，这也使得女同性恋者的女性主义研究过于顺从传统的道德规范，例如，PatriciaStevens和JoanneHall（1991）采用历史分析法讨论了药物是如何起到了影响了同性恋倾向的不良作用、EllenLewin（1993）对美国社会中有女同姓恋身份的母亲进行了访谈研究，讨论了母亲角色对她们的极端重要性。
社会性别的意义和建构是有待澄清的根本性问题，这首先引起了女性主义人类学家（Ortner&
Whitehead,1981）的关注，近来有更多哲学家（J.Butler,1990）和社会学家（West&
Zimmerman,1987）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假设提出了挑战，但相关讨论仍有待深入。
类似的关注热点还包括正逐渐起到影响作用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冲击着由男性建构起来的学术领域，而且也同样对女性主义研究形成了冲击。
正如JaneFlax（1987）所说：
“后现代话语是解构性的，即力图使我们远离有关真理、知识、权力、自我和语言等人们内心已理所当然地接受，而且其合法性已得到西方文化承认的观念与看法。
”这种思维模式产生了一些有争议的结果，如出现了大量有关女性的主体性问题的理论分析，这些分析试图说明女性的身份是多元的，这样就不会陷入实在论的泥潭。
正如这一简短的文献回顾所指出的，女性生活的主题已日趋不同。
在讨论这些从不同主题中产生出来的各种研究模式和研究议题之前，有必要先根据分析的层次或水平（现象学的、关系的、结构的、政策的）对研究的边界与范围进行大致描述。
女性主义质性研究的范围
主体性
人们会认为女性主义质性研究会关注妇女的主体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觉得质性研究不能涉及制度与结构这样的宏大问题，但这种看法所依据的假设存在着缺陷，而且批评也不对路。
事实上，如今的女性主义研究能利用所有的质性研究方法并且研究内容也包含了制度层次上的问题。
（详见Reinharz,1992）
妇女健康领域有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案例探讨了妇女的主体性和女性经验问题，这些研究采用了我们先前提到的那些类型多样，并能产生一定的理论和实际影响的方法。
通过对那些不遵守医嘱的女病人的访谈，LindaHunt,BrigitteJordan和CaroleBrowner（1989）发现女性并不是难相处且固执的怪人，相反从她们自己的生活轨迹上看，其行为是合情合理的。
RobinSaltonstall（1993）对男女分别进行了深入访谈，结果发现在对健康的认识和理解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通过倾听那些来进行求助的，经常被虐待的妇女们的叙述，LoraBexLempert（1992）描述了女性自己来解释并反思这一经历，特别是向不相信她们经历的人进行解释时所面对的困难。
SusanBell（1988）对DESdaughters的叙述性分析揭示了个人问题和集体行为间的联系。
关系和互动
女性主义者还通过研究女性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来考察语言和会话中表现出来的男权控制问题。
通过话语分析，AlexandraDundesTodd（1989）和SueFisher（1988）对女患者和男医生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分析，发现男性主导下的这种互动关系对诊断和治疗都有很大的影响。
CandaceWest（1988）论证了当患者是男性而医生是女性时，性别是如何取代职业地位而成为互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发现再次反映了性别的主导作用。
人们对各种工作场景中女性间的互动和关系进行了调查。
MariaPatriciaFernandez-Kelly（1983）对边疆工厂的参与式调查揭开了在那里工作的墨西哥裔美国妇女的生活面纱。
AnneGame（1991）祥述了澳大利亚秘书职业的父权特性。
FrancesKatsuranis和我分析了没有社会福利保障的临时职员是怎样努力完成工作并把她们的工作与私生活联系起来，尽管一些女性主义者会认为这群人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权利，也没有可以依托的机构。
ArleneDaniels（1988）对于上层女性志愿者及其工作情况的访谈研究揭示了女性间的互动如何再造了阶级地位。
社会运动、组织和结构
对互动的分析在有关组织机构的女性主义研究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如对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但这些研究要依赖于对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分析。
DorothyBroom（1991）叙述了澳大利亚由州政府资助的妇女健康诊所的情况，描述了工作在其中的女性主义者在投身于卫生保健制度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冲突。
TheresaMontini（1991）分析了各个州与乳腺癌患者接受治疗前的同意书而相关的法律条文，并对关键人士进行了访谈，她发现医学需要与患者意愿都能对治疗方案的选择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出于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注，她还发现行动主义者虽然愿意借用女性主义的原则，但却不愿意把自己看成是“女性主义者”，同样也不认为自己正进行着女性主义实践。
BrandyBritton（1993）也运用了历史分析和访谈的方法对受虐待妇女组织的政治运动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发现各个州或联邦政府的基金对运动组织中的成员在种族、阶层和性取向方面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以上三个研究都力图弥补探究宏观背景或大的社会组织中的研究与微观的互动式研究之间所谓的种种鸿沟。
这种研究方式很像正在流行的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interactionism）分析法，Clarke（1990）称之为mesoanalysis，意为“内部结构”或“社会和制度力量如何与人类行为相互协调”（Maines,1982,p.10）。
AdeleClarke的历史研究揭示：
随着避孕品的出现女性生育健康这一领域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这些分析家着眼于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和科技问题，并由此将研究目标从为了帮助妇女提升到对一直由男性统治的自然科学进行有力地批判，同时也批判了科学对女性的控制以及对政策的束缚。
政策
回顾了英国的质性分析与政策之后，JanetFinch（1986,p.127）乐观地指出女性主义质性研究对理解和制定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女性主义质性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影响不大，因为这些人可能更偏爱定量方法，但质性研究揭示了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老龄化问题为关注点，CarrollEstes和BeverlyEdmonds（1981）发展出了一套符号互动主义模式来理解新政策是如何出台的。
她们认为模糊性是多数政策的特征，并且意图的变化（对政策的解释）会显示谁能限定和控制从模糊的政策中推出的解释。
JoyceGelb和MarianLiefPalley（1987）详述了女性组织在贷款（credit）歧视，TitleIX和生育选择问题上的发展状况。
PatriciaKaufert和SonjaMcKinlay（1985）通过对学术性和非专业性文献的内容分析，显示了临床医生和医学研究者的不同见解，这说明人们对于某些政策性议题的看法千差万别，难以得到统一的观点。
ShellyRomalis’s（1988）对加拿大内科医生和那些想在自家分娩的女性的研究勾勒了家庭环境和医院背景下各种政策上的冲突。
英国女性主义者对健康（（MvIntyre,1985））、教育（（Stanworth,1985））和住房（AusterberryWatson,1985）的研究也揭示了政策问题上的种种论辩。
RosalindPetchesky（1985）分析了有关堕胎问题的各种辩论，她发现女性主义者和其他人对女性健康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AmandaRittenhouse’（1991）则对经期前综合症为什么正在变为一种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
然而，女性主义研究也不得不探究其它领域，如政策的制定（例外情况包括MargaretStacey（1992）对于英国医疗委员会的观察研究，SusanChase（1992）对女校长的叙述性研究）；
以及女性主义者启动的政策是怎样被实施的（如Craddock&
Reid1993在一个妇女健康诊所进行的参与式研究）；
或国家对女性的定位和控制，如政治学家WendyBrown（1992）质疑了BarbaraEhrenreich和FrancesFoxPiven（1983）有关政府能保护妇女利益这样一种乐观的女性主义观点。
这些论文与NancyFraser（1989）有关女性需求的研究一样，都属于理论分析研究，目的在于对国家及其制度提出批评。
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模式
本章开头深入描述了女性主义研究的特征，但对研究范围的讨论则不够具体。
很显然，反思什么是女性主义的实质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7年，哲学家SandraHarding指出某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反映了认识论的变化，这也适合于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历史和文学领域里的女性主义研究。
下面我将讨论这些研究模式，包括女性主义立场研究、女性主义实证研究、后现代主义以及快速发展中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
我的讨论可能会使这些观点显得更抽象，但我希望讲清楚每种方法的核心特征，以此反映对这些方法的批评，并进而引出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将会面临的问题。
前面提到的急剧变化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各种各样的研究类型，但因为章节所限，这个任务无法完成。
女性主义立场研究
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者对各种研究报道中女性的缺失或对女性的边缘化报告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通过反思这些批判，采用立场理论进行的研究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应该从妇女的经历中发掘研究内容（Harding,1987,p.184）。
社会学家DorothySmith（1974,1989,p.340）的著作，从概念上界定了女性视角，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NancyHartsock（1983,1985）研究了传统的劳动分工之下，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体验（Stanley&
Wise,1990,p.34）。
由于Smith的立场和观点来自于对传统社会学的尖锐批判，我将更全面地论述她的观点，这并不是说要有意忽略Hartsock对立场理论与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前面提到的多数研究都可以看成是立场研究，尽管这些研究不是全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导向，也不是每个研究都能很清醒的考察研究者在“统治关系中的位置”，如DorothySmith所呼吁的。
但许多采用了内容分析法的女性主义法律学家（Ashe,1988;
Bartlett,1990;
Fry,1992;
MacKinnon1982,1983;
Matsuda1992）的著作也都属于这一流派。
DorothySmith（1987）把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的研究视角整合了起来，她突破了人们对质性研究中，特别是人种学、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互为主体问题的关注。
由于意识到女性被排除在众多领域之外，而不仅仅被排除于学术领域之外，她认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是由生活在里面的女性不断塑造的，这一塑造过程受到外部物质因素的制约，因此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必须受到质疑。
为了了解女性在一定的物质环境中不断亲自创造并改造着的日常生活世界，研究者不能像传统的社会学那样创造一个主客体分离的研究对象。
相反，她必须“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社会学的思考和探究模式的新方法进行工作”（Smith,1992,p.96），而且要考虑日常生活中的支配与统治关系。
这样做无疑需要女性主义质性研究者能有较强的反省能力，并且认识到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在研究中是如何“在统治关系之下，以被控制的对象身份来参与研究”（p.96）。
她以自己和Ali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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