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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述评

21世纪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述评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理论近年成为一种显学,也成为批评理论的学术前沿。

自从诞生以来,它便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活力,吹绿了学术界。

  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一种结合了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双重视角的批评理论,它批判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剥削。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麦茜特认为,对妇女和自然的双重剥削开始于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时期。

那时,现代科学的机械主义世界观取代了以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为中心的有机论世界观。

在这种机械论的倡导下,人类为了自身利益,在不断膨胀的欲望驱使下,对大地母亲肆意践踏,对自然进行掠夺和破坏。

人类为此终于付出了代价,遭到了自然的惩罚。

许多环境问题不断出现,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诞生的。

  面临生态危机,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一些生态学家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

1962年,美国女生态思想家蕾秋?

卡森(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tng)出版。

卡森在该书中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进行了批判。

一些生态学家把女性与自然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在生育与养育功能方面有极为相似之处,而且女性与自然都处于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

1974年,“生态女性主义”一词在法国学者弗朗西丝娃?

德奥博尼(Francolsed‘Eaubonne)的著作《女性主义或者死去》中首次出现。

1978年,她又出版了《生态女性主义:

革命或者转变》。

德奥博尼认为我们需要掀起一场生态女性主义革命,因为“(生态女性主义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所谓的更美好和更公平的社会,而是生存,让历史得以继续,而不是让我们像大洪水前的动物和鸟类那样消失。

”这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后来由伊内斯特拉?

金(YnestraKing)提出,并因为1980年以“地球上的女性与生命:

8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主题的阿默斯特会议而形成为一场运动。

生态女性主义分析了父权统治对于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于自然的压迫之间的内在关联,批判了文化中包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压迫和对于自然的剥削在内的所有统治性行为。

在这一批评视域中,被“边缘化”与“他者化”的女性与自然从“缺席”走人“在场”。

生态女性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的双重解构。

  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苏珊?

格里芬(sIlsanGriffin)、斯塔霍克(starhawk)、范达娜?

席瓦(vandanaShiva)、卡洛琳?

麦茜特(carolynMerchant)、多罗西?

丁内斯坦(DorothyDinnerstein)、卡伦?

沃伦(KarenJ,Warren)、瓦耳?

普鲁姆伍德(ValPlumwood)、查伦?

斯普瑞特耐克(charleneSpretnak)等。

  生态女性主义按其流派可以分为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自由生态女性主义、激进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生态女性主义、原住民生态女性主义、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

  美国生态批评家格劳特费尔蒂在她编辑的著名论集《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的里程碑》的“导言”中提出,生态批评可按照肖瓦尔特的女性批评三个发展阶段的研究模式来建构自己的批评。

第一阶段,考察自然一妇女在经典文学中的再现,树立生态一女性意识,从对自然意象和女性意象的分析中揭露对自然一女性的定见;第二阶段,寻找妇女文学一自然写作传统,研究(女)作家生活的环境条件;第三阶段,考察文学话语内部的性别一物种的象征结构,男女、文明一自然的二元对立,在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的基础上建设生态女性主义理论。

  墨菲可被誉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开拓者。

他的生态女性主义著作有《文学、自然、他者: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理论、文本阐释和教学》。

他把巴赫金“对话诗学”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使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呈现出开放性和对话性。

生态女性主义的对话性把这种新生理论与多种文论、多种学科和多种文化联系起来。

  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最终在文学研究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文学研究者开始把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纳入到文学批评中。

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研究首先出现在美国。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将《寂静的春天》认定为第一个文学文本。

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许多经典作品得以重读,如哈代的《还乡》、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

一些非主流作家的作品也绽放出新的光彩,如多莉西?

华兹华斯的诗歌,玛丽?

奥斯丁的《干涸的土地》、勒吉恩的《常常回家》、玛丽?

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等。

  二、21世纪生态女性主义在国内的研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兴起后,国内学术界做出非常迅速而敏感的反应。

它很快被国内学术界引进、接受,并得到发展,在21世纪取得了更加显著的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被曹南燕和刘兵引入中国。

他们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代表作进行了推介。

1996年关春玲在《国外社会科学》上评介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分析了该思潮的各个流派。

后来,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女性、自然和艺术的关系。

同年出版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也抓住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策略,指出其“把建构女性文化作为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同一,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万恶变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确立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

  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在21世纪更具开放性和对话性。

它与多种文论、多种学科、多种文化结合起来,使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绽放出更加瑰丽的光彩,使这种新兴批评理论焕发出特有的活力。

国内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归纳如下。

  

(一)与多种文论相结合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与其他文论相结合更显示出其对话性。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不是一个垄断的理论,它与其他文论相生相成,本身就体现出这种理论的生态精神。

国内研究者在这种精神的启发下,从多重视角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研究。

  有的研究者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郑湘萍在其论文《自然观:

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比较研究》中认为,在自然观上,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都反对机械论自然观,都主张未来社会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都超越了一般的环境主义立场,但是,两种自然观的理论基础、理论分析方法不同,其理论贡献以及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别。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批评理论,与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也自然结合到一起。

陈茂林在《双重解构:

论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实践中的策略》中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策略是:

质疑、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和‘菲勒斯中心主义’。

其文学实践是研究自然和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揭露、批判物种歧视和性别歧视;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挖掘其中的生态意识、生态智慧和女性意识;质疑和解构西方思想中文化一自然和男人一女人的二元对立,在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构生态女性主义诗学理论”。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跨越性使它很快传播到各个国家。

在不同的国家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有不同的发展。

这就为生态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研究理论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赵媛媛与李建珊的论文《生态女性主义:

地域视角的解读――欧美生态女性主义与亚洲生态女性主义之比较研究》从地理位置的不同,对欧美生态女性主义与亚洲生态女性主义作了一个详细的比较分析,以适应不同地域环保理论和生态运动的发展要求。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也被纳入到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之中。

段宇晖的论文《(一千英亩):

美国当代文化批评语境下的(李尔王)重述》把生态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结合起来,分析了这个美国中西部农业家庭的历史叙事中蕴涵的对当今人类发展状态的强力寓言。

  

(二)与多种学科相结合

  生态女性主义是极具包容性和交叉性的批评理论。

它的触角可以延伸到不同的学科。

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在交叉性研究方面呈现出其多样性。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被成功地运用到翻译学中,有效地改变了人们的翻译思想。

孙宁宁的论文《翻译研究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提出,翻译研究应该借鉴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使“翻译研究在关系论、整体论和多元性的基础上构建新理论话语”。

沈同的论文《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对翻译的影响》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对翻译研究与实践的启示。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与美学的结合促进了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思考。

王明丽的论文《1980年代以来女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了女性的现代化的生存经验和现代性的审美体验,即女性生存的真实生态和本质。

万莲子在其论文《性别:

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导论(1985―2005大陆)》中指出,“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把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

  生态女性主义自然与女性的生理有关,所以它也被应用到医学研究中。

刘兵在《医学与哲学》2001年第8期发表的论文《女性主义对现代医学的政治批判二题》讨论了女性主义学者们对于西方当代医学的政治批判,对于人们思考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式,将具有可能的借鉴作用。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也被借用到法学、哲学和政治学中。

陈娟的论文《生态女性主义法哲学范畴研究――基于环境保护法视角》从女性与自然、妇女权益与绿色正义、法律女性与环境保护三对范畴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内蕴的法哲学含意。

欧阳逸璇的论文《生态女性主义流派比较》从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三个主要流派的理论和实践,即自由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和激进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生态学和女性主义相结合的批评理论很自然地与环境学结合了起来。

赵媛媛、李建珊的论文《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之比较研究》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的共同点和差异点,拓宽了环境伦理学研究。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仅需要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也需要社会的生态和谐。

因此,生态女性主义与社会学也被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陈耀的论文《论性别和谐与社会和谐》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探讨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问题。

  (三)与多种文化相结合

  在全球化语境下,生态女性主义的跨越性和开放性促进了它的传播。

传播到各国以后这种批评理论便与各国的多种文化结合起来。

国内研究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

  儒学是中国传统法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蕴涵着一种生态思想。

一些研究者把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挖掘儒学中的生态智慧。

李慧利的论文《儒学与生态女权主义》探讨了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生态女性主义的联系及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

安乐哲主编的《儒学与生态》更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道教的研究,也是一个新颖的进路。

陈云在《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文《道教与女性研究述评》研究了道教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关联,认为老子阴阳和谐理论的《道德经》以及道教提倡的贵柔守雌的原则,对于父权社会来说无异于一支解毒剂,对生态与妇女问题的解决颇具启发性。

陈霞在《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文《国外道教与深生态学研究综述》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蒋朝君著的《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全面的研究。

  把传媒文化与生态女性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又是一个新的视角。

王波的论文《颠覆与重构之间――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传媒批评的反思》对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在媒介行业中的现实生态展开批判。

张佳慧的论文《国内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初探》对媒介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行了批判。

  女性与自然都属于被“消费”、被“吃”的对象。

生态女性主义与消费文化相结合的研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何畅与闫建华的论文《试论中的消费主义意识》把消费主义与生态女性主义相结合,以更为全面的视角考察了阿特伍德笔下“可以吃的女人”的深层含意,指出女性只有通过重新建立起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和重塑自然母亲的神话才能摆脱被“消费”和被“吃”的命运。

  三、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理论困境

  生态女性主义还是一个新生的、不断发展的理论。

它的开放性一方面使它洋溢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使它容易陷入不可把握的理论困境。

有的学者对它还持有敌对态度,并对它深表怀疑。

“试图把众多环境写作命名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那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

  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热潮中,国内许多研究者开始挖掘经典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化,使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但是,由于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误读,以及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界定不够清晰,或仅仅是追逐学术时尚,一些研究有些牵强附会,把一些作品和一些文化现象生搬硬套到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

  基于这一问题,建议国内的学者通读原版理论著作,把这一理论理清读懂,而不只是断章取义。

另外也可以多举行生态女性主义的专题研讨会,同行专家们多进行交流,把握确定这一理论的学术内涵,从而提高研究质量。

  

(二)极端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不同于激进女性主义。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压迫的根源在于男性特征本身,如剥削、贪婪、暴力等,所以,消除这些动机的唯一办法是用女性价值取代男性价值。

而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的等级结构,认为社会可以重新建构,以确保一切平等。

生态女性主义不主张用女性特征来取代男性特征。

这只会颠倒父权价值观,而这却是等级制度的基础。

生态女性主义寻求一种女性建构原则,以转变人们的意识和全球范围内生存与繁衍的关系。

  因此,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的是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和谐共处。

但是国内的研究中却发现了极端主义倾向,过分夸大了女性的作用,过分强调女权,割裂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这就违背了生态女性主义精神。

  由此看出,国内的研究者有必要对生态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进行研究,调整心态。

不应激励女读者对男人世界的仇恨以及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

男女的世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

极端主义并不能帮助女性真正获得自由,也不利于生态和谐。

  (三)译介少

  国内的研究者之所以出现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误读,另外一个原因是译介少。

国内对西方生态文学理论的译介不多,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译介更少。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被曹南燕和刘兵引人中国之后,别的研究者也有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推介,但是不够系统,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专著的译介就更为罕见。

这就限制了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

  为了拓宽国内研究者的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建议外语界的专家们多读这方面的原著,在精确理解的基础上多进行高质量的译介。

  (四)与国情联系得不够紧密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开放性和跨越性使它很快全球化,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移植到中国。

国内研究者迅速接受并进行了大量的、多方面的研究。

但是,国内的研究对象大多还是欧美文学作品,在自己的国家里研究别国的问题,与国情联系得不够紧密。

  生态女性主义移植到国内后,如果要它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焕发出其特有的生机和活力,研究者就必须在自己的土壤里思考自己的问题。

建议国内的研究与中国的国情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与国内作家的作品相结合,与国内的女性问题相结合,与国内的环境问题相结合,与国内的社会问题相结合。

唯其如此,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才更能为我所用。

  四、结语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新生的理论,自它诞生以来,就以它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以及它的跨越性、开放性、包容性,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国。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女性主义被引入中国以来,国内研究者以特有的热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国内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具体建议。

生态女性主义是极具潜力和前景的一种批评理论,相信国内研究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发现不足之后,会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多、更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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