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研究理论以及怎样创新理论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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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本身的研究也需要发展，它的发展也是没有止境的。

当人们用这么高的标准要求马克思时，对自己的理论要求必然降低了。

马克思曾经说不是物产丰富的温带、而是条件艰苦的寒带更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来说，也有类似的情况：

马克思理论本身太伟大、太丰富，致使马克思理论的后来者很难抵挡当懒汉的诱惑，他们不自觉地坐享其成、坐吃山空，使马克思的理论难以继续发展。

似乎可以说，马克思理论太伟大反而损害了马克思理论的发展。

这种情况迫使我们思考：

怎样才能真正更好地发展马克思的理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首先向马克思请教。

在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的时候，笔者发现其间必然会面对一个取舍的问题：

（1）当研究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基本的目的时，我们的注意力不得不主要集中于怎样的研究才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这样对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关心程度和感受程度必然降低。

（2）当研究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为基本目的时，我们关心的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本身。

至于必须用哪一种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则不必刻意追求。

问题第一，理论第二，能够解决问题的理论才是好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对理论研究中必须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要求必然降低。

在笔者看来，这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悖论。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必须对这个悖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理解它，并最终加以克服。

二、为完善经济理论本身进行的研究

经济研究五花八门，笔者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完善经济理论本身而进行的研究，一类是为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而进行的研究。

为完善经济理论本身而进行的研究首先要肯定需要完善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

同时，也承认该经济理论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一些新的经济现象、政府执行的新的经济政策等未能给予较好的解释。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通常被认为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在坚持该理论的基本理论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对该理论的完善、拓宽和发展，使该理论能够较好地适应新的情况。

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

该制度的要点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和“多劳多得”。

我国实行这样的制度，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或者从指导思想的角度看，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着非常明显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分配逐渐从“按劳分配”制度演变为“按要素分配”的制度。

这种制度，具体说，就是：

提供劳动可获得工资收入、提供资本可获得利息收入、提供土地可获得租金收入。

这种分配制度，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麻烦事接着就来了，因为这种分配制度非常象萨伊极力宣扬而马克思严厉批判的收入价值论；

看上去，我们似乎是从马克思回到了萨伊。

一方面，马克思是对的，改革也是对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和改革的实践又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在这个时候，往往会产生这样的需要，即怎样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使马克思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改革的实践。

例如，钱伯海教授提出了“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理论试图解决上述的矛盾。

钱伯海认为他的理论不仅坚持了劳动价值论，而且能够很好地解释按要素分配的改革实践。

当然，也有人认为钱伯海的理论根本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这就引起了理论上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创新的理论是否违背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

三、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多元化理解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呢？

什么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呢？

这个问题看上去没有什么疑义，确实并不好回答。

首先，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其着作中是以不同的形态出现的。

第一，直接以经济理论形态出现，如『资本论』。

第二，作为指导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哲学研究，如『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三，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体现的方法论思想，如在『资本论』中体现的被称为“大写”的逻辑。

第四，在一般经济问题研究中体现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方法论思想。

很难说这四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上，马克思进行的经济理论研究也未必完全一致，有“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说法。

最后，更成问题的是，存在众多的马克思理论的解释者。

马克思在世时就说过：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的却是跳蚤。

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是马克思理论的权威解释者。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理论不完全一致。

以后，在俄国，对马克思理论最重要的解释者是列宁和斯大林。

在西方，虽然马克思理论要算异端，但研究者并不少，我国学术界一般将其笼统地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之外。

我国学术界习惯于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者。

不过，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军分布在政府、文教、宣传、新闻、科研等各部门，其总的规模可能属世界第一。

由于种种情况，各人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完全是清理之中的事。

有人说，有一百个人研究马克思，就有一百个马克思主义。

这句话看似荒唐，其实是真理。

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认识马克思，因此，他们说出、写出的马克思已经不是原来的马克思，而是带有研究者个人色彩的马克思，包括带有研究者自身种种局限的马克思。

这好象并不是一件好事，但也只能如此。

“我注六经”可能是事实，但是，“注六经”的“我”已经是“六经注我”的“我”了。

主观和客观处于同一个系统中，对客观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主观的烙印。

社会科学领域如此，而被称为“真正科学”的自然科学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正因为观察者和观察对象处于同一个系统中，物理学上才有“测不准”定律一说。

因此，那些自封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都是大可怀疑的。

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

由此可见，“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看上去相当简单的问题，深究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并不容易回答，因为各人有各人的理解。

既然如此，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就更不容易回答了。

作为学术问题，只能寄希望于自由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时间老人的考验。

以上说明，从学术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很相对的。

但是，从政治上看，则不能允许这样对待马克思。

政治需要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绝对的意义。

在我国，执政党的地位是由宪法规定的。

为了巩固执政的地位，执政党必须了解和掌握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为改进这种利益而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究竟是什么、怎样做才能真正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执政党内部肯定存在不同的认识。

为了尽可能地保证获得这种认识的正确性，迫切需要能够使执政党获得正确认识的指导思想。

我国宪法作出规定：

这一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正因为如此，我国执政党或政府在宣布重要的政治主张时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证其正确性，即论证它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就是我国政治文件为什么经常充满强烈理论色彩的内在原因。

任务的性质决定了在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具有可讨论的随意性，而只能具有不可讨论的绝对性。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讨论可以无休止地拖下去，但时间不等人，政策必须马上贯彻、执行。

这种不可讨论的绝对性尤其是针对同一时点而言的，就是说，在同一时点上，只有官方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被认可，而其他的则不被认可。

在不同时点上，改变原先的理解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可以被解释为理解的深化，或理论的发展。

理论可讨论的本性和它在政治领域中的不可讨论性必然构成冲突。

按理说，两军对垒，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但是，到目前为止，总是后者成为战胜者。

显然，官方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其绝对性就会压制、打击正确的理解，从而使错误的理解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在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方面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这些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

当然，官方的理解也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正确的理解只有通过讨论的方式才能被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也只有通过讨论的方式才能不断地获得认识上的进步。

因此，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如果用官方理论的绝对性排斥、打击理论本身的可讨论性，那么，其结果总是一方面会损害理论，另一方面当然更会损害政治。

马克思曾经辛辣地指出，庸俗经济学的研究不是取决于是否科学，而是取决于是否违背“警章”。

如果马克思的理论也成了限制自由思想的“警章”，那么，这肯定是马克思本人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我们曾经看到，在经济体制变革较为迅速的时期，理论不得不频繁地“改口”。

每一项新的变革都需要理论论证其正确性。

理论对当前变革的正确性进行论证越是有力，就越是有力地批判了论证原先状态的理论，就越是有力地贬低了理论自身。

另一方面，当新的变革出现时，从而对新的理论论证的需要出现时，原先论证的理论越是有力，现在就变得越是可笑。

经过这样频繁的“折腾”，理论的威望一落千丈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五、马克思怎样“继承和发展”前辈理论？

为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

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的理论呢？

一个最常见的提法是：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还有一些更为切近的要求，诸如“先继承，后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等等。

但是，怎样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差距很大。

这其实是一个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

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方法论,一般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以及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等。

但是，在这里，方法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即应该怎样正确对待我们的前辈理论或理论前辈。

如果我们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那么，就应该遵循理论的彻底性原则，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这件事情上马克思的原则是什么呢？

在这件事情上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似乎很难有一个答案，因为要求马克思对他死后出现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作出评价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看一看马克思本人是怎样对待他的前辈理论或理论前辈的。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马克思的实践，间接地探寻马克思在这件事情上的原则。

在经济理论方面，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前辈理论家当属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马克思从他们那儿吸收了许多理论养料，但是，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提出要继承和发展亚当.斯密的理论或大卫.李嘉图的理论的任务。

相反，马克思给自己的研究工作提出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

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任务或研究目标，一个是完善前人的经济理论，一个是解决当前实际的经济问题。

显然，马克思选择了后者。

一个经济理论的价值主要不是取决于理论自身是否完善，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提出或解决了当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以及理论的一般性和深刻性。

我们可以试想，假如马克思规定自己的研究目标是完善亚当.斯密的理论，将如何。

假设马克思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对斯密理论中诸如斯密教条、收入价值论等错误的东西进行了修正，使斯密理论的叙述更为连贯了，甚至还在斯密理论中注入了某些新鲜血液。

通过这样的继承与发展，斯密理论更加完善了。

即便如此，又将如何呢？

我们知道，斯密理论是斯密时代的产物，它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被马克思完善了的斯密理论没有赶上斯密时代，对斯密时代来说一无所用。

完善了的斯密理论对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会起怎样的作用？

前人的理论，只要是优秀的，对后人来说总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而经过后人完善的、被注入当代人眼光的前人理论则更是如此。

但是，无论如何，它基本上是用逝去的眼光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基本上反映了逝去的时代精神。

从斯密时代到马克思时代，经过了近一个世纪。

当代人不仅对一些固有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而且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思考。

这就是说，时代变了，人们遇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变了，时代精神变了。

时代呼唤着新的理论对新的情况进行概括，只有当代人才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只有当代人才能对当代的问题有最深切的体会。

马克思时代，最需要的不是完善的斯密理论，而是最能反映该时代时代精神的理论。

幸亏当年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工作局限于“继承和发展”斯密理论，否则今天也就不存在可供我们“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了。

虽然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工作局限于“继承和发展”斯密理论，但是不能说在马克思理论和斯密理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事实上，斯密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源泉。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马克思理论是对斯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

关键在理论的出发点：

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还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理论。

把理论定位于“继承和发展”某个过去的理论，就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这种理论是没有出息的，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种理论充其量只是为了别人、为了死人做嫁衣裳。

真正有前途、有出息的理论是基于解决当前实际经济问题的理论。

马克思的理论正是这样的理论。

对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来说，处于第一位的不是理论，而是问题，理论只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工具或手段。

当然，进行这样的理论工作，也不可能完全白手起家，凭空造大楼。

我们只能既借助于前人的眼光，又借助于自己的眼光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在理论上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

由于这里的中心是问题、是解决问题，对于理论的运用就不必拘泥于某家某派，而是可以“博采众家之长”，完全以我为主、以问题为主。

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形成了新的理论。

显然，这个新的理论是对过去理论“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需要提起注意的是，它不是对过去某一特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对过去广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19世纪，马克思的理论是崭新的理论。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既有斯密的影子、李嘉图的影子，又有配第的影子，甚至亚里斯多德的影子，等等。

更需要提起注意的是，对过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不是通过对旧理论的完善实现的，而是通过对新问题的观察和思考、通过建立新理论而实现的。

如果拘泥于重农学派的思想方法去完善魁奈的『经济表』，那么，这种“继承和发展”就不会有什么意义。

但是，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在一个以新人的眼光对新的问题进行新观察而形成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中，魁奈的『经济表』，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被安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作为新理论的一个部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才是对旧理论“继承和发展”的成功范例――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

简言之，第一，既然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那么，对前辈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必然是广泛的、而非单一的。

第二，只有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才有可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前辈的理论。

六、经济研究的理论意义在哪儿？

有些人不太看得起实际经济问题，认为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都是一些所谓的“理论问题”。

例如，怎样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解释当前按要素分配的改革政策就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理论问题。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只是一个假问题，因为这一研究所起的作用只是为现存的政策辩护，而没有揭示客观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

后者才是真问题。

在这里，真问题至少包括：

这一分配政策对经济效率有何影响、对分配状况有何影响、是否包含某些分配效应，等等。

所谓“真问题”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实际的经济问题。

但是，在实际经济问题和经济理论之间并没有隔着万水千山。

对于实际经济问题，当然可以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

这也是一种认识经济现象的方法，但是，“就事论事”的认识不可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相反，如果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考察，揭示出被考察对象一般的因果联系，那么，这样的认识就达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为了解决一定的实际经济问题、为了对这一实际经济问题所包含的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行解释，需要使认识达到一定的理论化的程度。

由此建立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理论、才是具有生命力的理论。

由此可见，实际经济问题不是不重要，而是太重要；

实际经济问题不是远离经济理论，而是离开了实际经济问题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经济理论。

当然，实际经济问题有大有小。

小的有关于“电波打架”的经济问题，大的有关于生产方式更替的经济问题。

研究的实际经济问题无论大小，只要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探求事物固有的因果联系，这样的研究就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意义，因为它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高我们对经济现象的认识。

科斯从“电波打架”的经济问题中概括出产权问题、交易成本问题，最后促成了经济学一个新的分支的出现。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以及生产方式本身的更替入手考察经济的发展问题，使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提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

有人可能会说，用马克思对待斯密的态度来规范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的不对的，因为马克思和斯密是完全不同的。

斯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经济学家。

诚然，就此点而言，马克思和斯密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都是经济学的伟人：

在18世纪，是斯密；

在19世纪，则是马克思。

同时，他们都具有经济学伟人的局限，他们都没有完成对经济学的探寻。

在这一方面，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对待斯密的态度完全值得我们去借鉴。

七、结论

本文的结论是：

真正做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就必须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作为第一目的。

为达此目的，必须广泛借鉴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一切人类精神财富，建立新的理论。

这种新的理论能够对现实的经济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并且对经济工作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常识并没有过时，所不同的是，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由于马克思杰出的理论工作，我们对经济现象理解的起点就是高水平的。

但是，躺在马克思的身上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么好的理论条件，认真研究我们面对的重大经济问题，提出新解释、新见解，发展出新鲜的理论。

如果我们真心希望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上有所建树、并沿着马克思的路线发展经济理论的话，那么，首先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是：

马克思研究理论、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究竟是什么。

答案在哪儿？

答案不仅在马克思的书中，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实践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