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从概念到实践以藏省略质文化遗产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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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6627（200906-0092-06
我国目前有三座正在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分别为青海热贡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北京宣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本文所关注的藏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从媒体报道来看,三座博物馆的筹建均始于2008年,目前仍在建设施工中。
藏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为福建省第五批重点援藏项目之一,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开馆。
一、词源考古:
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回归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升温,传统的文保单位博物馆是否应介入抑或以何种形式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逐渐进入了学界的讨论视域。
细究博物馆一词的源起,西文中的博物馆（Museum有两个潜匿的意义和指喻。
博物馆一词起源于希腊语mouseion,意即供奉缪斯（muse及从事研究的处所[1]（36。
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缪斯原只是一位歌唱女神,后来成为诗歌、艺术和科学的总管。
在古希腊时期,Museum原指缪斯庙,也是用于收藏由女神掌管的艺术品场所。
音乐（Music一词也与之同源。
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缪斯庙是建于公元前280年的亚里山大城的缪斯庙,它对希腊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被认为是现代博物馆、美术馆的先驱。
此外,Museum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喻,即与记忆联系在一起,因为缪斯的母亲是记忆女神。
因此,从博物馆的词源考据来看,诗歌、艺术、音乐与记忆是其原初的内涵所指。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威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涵盖以下五个方面:
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2.表演艺术;
3.社会风
收稿日期:
2009-09-18
作者简介:
肖坤冰（1981-,女,四川资阳人,厦门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族群认同理论、民俗文化变迁研究。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
俗、礼仪、节庆;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从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博物馆的词源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口头传说与表述是乡民社会（folksociety里集体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尤其是在无文字民族中,口述更承担着保存和传承族群历史记忆的重要任务,因此,口头传说与表述的核心指向乃是记忆。
其次,表演艺术、礼仪、节庆等内容可归纳为艺术;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则指向知识。
从博物馆的历史演变来看,博物馆中收藏的物原本是与艺术、记忆、知识等密不可分的文化之物,但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帝国殖民、东方主义（orientalism等因素的影响,物被逐渐从其仪式的、文化的和经济的背景中移出,使博物馆将文化载物（culturalmaterials变成了艺术客体（artobjects[2]（25-32。
因此,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或可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实践,乃是博物馆对其原初意涵所指的回归,也是时代赋予博物馆的使命。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发展现状
中国博物馆在多年的发展中,在遵循国际博物馆公认的博物馆工作职能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其一是关注文物标本,强调文物标本的实物性、科学性和珍稀性;
其二是将文物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中解释和展示;
其三是强调发挥文物的现实教育作用,使人民通过文物认识自己的力量。
虽然中国政府也很重视对语言、音乐、戏曲、传统技艺等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主要是通过建立专门研究和教学机构、专业表演团体,以及组织大规模的民间传说搜集记录活动等。
总的来说,在计划体制下,博物馆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的职责分明,相互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并不太多[3]（42。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不断深入、保护模式不断丰富,而国际社会自上而下掀起的遗产运动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了推动作用。
2001年,我国的昆曲与古琴艺术被列入第一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时之间成为国内最热门的文化词汇。
作为传统的文化保护单位,博物馆也逐渐将眼光投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2年10月,主题为博物馆、无形遗产与全球化的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的上海宪章启动了亚太地区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实践,提出了博物馆保护与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指南[4]（91-92。
就目前我国博物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来看,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形式:
一是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主要是建立在民族地区的各种生态博物馆、村寨/露天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等,其特征表现为没有封闭的空间、橱窗陈列的展品,而强调一种原汁原味的社区整体的呈现相对于静态的传统博物馆,此类博物馆是一种活态的生存空间的展示[5]（85。
二是依托于网络平台,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数字/虚拟博物馆。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过程和完整性的特点,虚拟博物馆能将声音、图像、视频与文字材料结合在一起进行动态的展示,因而也成为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重要形式。
第三类是直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命名的实体博物馆,目前此类博物馆尚无已建成的实例。
2009年春,笔者在西藏林芝地区参与援建的藏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即是对此类博物馆的尝试。
下面将以该博物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遗产保护实践进行讨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
（一展厅的分类
在博物馆的前期设计中,如何对展厅进行分类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虽然藏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展示角度被明确定位于历史的林芝、文化的林芝、民族的林芝、宗教的林芝、
自然的林芝,但这几个概念互相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在民族地区,文化、民族和宗教根本无法分开,因此不可能按照此五个角度去分布展厅。
在2007年8月的设计方案中,项目组初步决定按照林芝的四个主要少数族群工布藏族、珞巴族、门巴族和僜人对展厅进行分类。
博物馆依托的建筑尼洋阁一共五层,第一层主要展示林芝地区国家级、自治区级文物和一些重要领导在林芝地区考察的图片、重要题词以及林芝地区发展简介等,其他四层则分别介绍和展示一个族群。
但方案很快也遭到了否定,因为这样的分类既无法表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区别于一般民族博物馆的特征,而且也太过笼统,难于操作。
反复讨论后,项目组最终按照民族与服饰、农耕文化、狩猎文化、藏医藏药、建筑艺术、民间歌舞、文学艺术、手工技艺、竞技体育、宗教信仰、节庆文化、生活习俗将博物馆划分为十个展厅。
无可否认,这一基本遵循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延的分类比此前的分类更合理,也更具有操作性。
以林芝县地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米纳羌姆为例,作为庆祝丰收、祈祷风调雨顺的一种神舞,它既与农耕文化有关,也带有明显的宗教信仰色彩,同时也是当地娘姑拉苏节的一项主要活动。
它的舞蹈形式是林芝民间歌舞的杰出代表,演出时极具特色的整套服饰与道具又涉及到服饰文化。
因此,仅此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涉及到农耕、宗教信仰、歌舞、节庆、服饰等多项展厅的内容。
在实际操作中,米纳羌姆被划分在民间歌舞展厅,通过实物与多媒体、图片和文字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而在其他展厅则只简单提及。
（二展示内容与形式的选择
费孝通先生在谈到我国民族博物馆的建设时曾说:
我想民族博物馆搜集、研究和展出些什么应该决定于它的任务民族博物馆的关键问题不是在缺乏材料,而是在选择材料。
[6]许多遗产类型由于被附丽了政治性民族国家的品牌性和象征化特质,大有架空与高悬之嫌,于是遗产的某些特质被突出,而某些未达到或未满足民族国家政治高度的部分则被漠视甚至去除。
比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许多民族遗产,其中含有大量祭祀、巫术、生殖、迷信等的内容已经被删除或不被强调;
被强调的部分则必须符合中华民族利益[7]（37。
尼洋阁的主题定位于团结、进步、和谐,其他所有的布展设计都必须围绕这一主题。
在尼洋阁一楼大厅正中央,一幅3m11m的文成公主东南教化图占据了整面墙。
虽然文成公主是否曾到过藏东南地区还有待考证,但比之于历史真实性更为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已成为汉藏民族团结的一个符号,符合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符合博物馆的主题定位。
但教化二字仍隐含着一种先进/落后、文明/蒙昧的价值判断。
壁画的表现手法并没有采用藏地特有的唐卡、堆绣或岩画,而是选择了福建省著名的漆画工艺,这也透露出博物馆承建者的地域身份福建。
透过这一幅壁画,唐代的文化使者文成公主进藏,与今日各经济强省的对口援藏工作完成了历史的并接。
而在宗教信仰展厅的设计上,最初计划在展厅中间建造一座气势恢宏的祭台,后来考虑到不宜过分彰显祭祀、巫术等内容,从而放弃了这一方案。
可见,博物馆的分类和展示都暗含着特定共同体的价值和主张,彰显出某种政治的意味。
尽管遗产概念一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声称为具有中立性,然而其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主张却往往在真实的多样性世界中遭遇困境[8]（60。
（三如何呈现活态性
法国学者雨果戴瓦兰将传统博物馆的特征归纳为三点:
建筑、收藏、展示,由此可见传统博物馆有固定的建筑,一切工作的中心为有形的实物[9]（115。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呈现。
虽然非物质必须以物质为载体进行文化诠释,但传统的实物展示形式显然不足以表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和完整性特征。
在传统博物馆的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至少还应增加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如何对展示物背后的人文环境、地域景观、族群特征、认知、信仰等加以深描;
二是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传承人融入到博物馆环境之中。
资料信息的陈列不能等同于传统博物馆的陈列,不能仅限于文物藏品的摆设,或者罩在玻璃柜里,人为
地分裂人与物的亲情关系[10]（99。
在尼洋阁项目中,针对如何对歌舞、手工技艺、史诗及口头传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进行活态的展示,项目组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尝试:
一是收集了大量原生态的视频录像,并对之进行剪辑,歌舞表演和史诗说唱保留其现场录音,手工技艺则配上同步的画外音解说。
二是在手工技艺展厅,对极具地方特色的重点展示项目的制作流程进行分解,以展现从原材料到成品完成的整个过程。
例如,工布藏族的毕秀（响箭制作技艺就被分解为十四个步骤,每一制作流程都配以未完工的半成品及文字解说,同时在该展厅播放工匠制作毕秀的视频文件。
三是依托于博物馆外围的藏东南非物质文化博览园,请相关的传统技艺持有者定期在博览园进行现场演绎。
尼洋阁对如何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的努力在目前尚无成熟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应该值得肯定,虽然其实际效果还有待在开馆后检验。
（四实物征集
自2003年UNESCO通过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尽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即使一些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感到难以准确理解和把握,但群众已普遍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
群众的这一觉醒,在博物馆的实物征集中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一方面,关心和热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心人,主动向项目组提供和联系一些民俗实物;
另一方面,某些稀有实物的持有者将博物馆对实物的征集视为捞一笔的发财机会,虚抬价格。
在涉及门巴族的相关实物收集时,墨脱县的退休老干部扎巴丁增多次主动打电话给项目组,对博物馆的布展提出建议,并与墨脱当地的亲戚朋友联系,捐献出四孔笛、六孔笛、竹制除草器、铁制除草器等多件实物。
其中,较为珍贵的四孔笛是丁增再三地说服一位门巴老艺人捐献出来的。
此外,作为项目组特聘的民族文化顾问,他还对整理好的文字说明材料进行核对,及时指出和修正某些不实之处。
类似于扎巴丁增这样的民族文化热心人,既与他们自身的工作生活经历有关他们一般都曾在地方党政机关任职,对政府工作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相当信任,并有与之交往的渠道,同时这几年如火如荼的遗产运动所带来的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觉醒,都使他们成为民族地区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
与之相反,另一部分人,通常居住在较为偏远的乡村,家中保留有一些年代久远、已很难找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他们往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甚了解,只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东西,但却将其简单等同于历史文物概念,在得知博物馆要征集后往往报出天价。
笔者在一个珞巴族村落调查时,有村民曾主动与我们联系提供一把祖传的长刀,但开价却要70万,这与此长刀的实际价值相差甚远。
（五专业人员的欠缺
从目前我国博物馆的发展现状来看,绝大部分博物馆都属于由各级政府拨款兴建和管理的官办模式。
运用行政权力建设博物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能最大限度地综合和调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但这也造成博物馆的主要参与者非专业的自我限定。
虽然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也大量参与了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建设,但他们的介入大多数是临时性和短期的,比如前期的调查规划、现场指点以及开馆后对其社区效应的追踪调查,鲜有专家能够自始至终参与某一博物馆项目施工的全过程。
作为国内的首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尼洋阁项目涉及到藏东南地区各族群的习俗、信仰、认同、仪式、制度等丰富而复杂的内容,而有些内容在千百年的传承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变迁,要通过博物馆的展示呈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求长时间的、深入扎实的调研工作。
但实际情况是邀请的专家通常待不了一个星期,对林芝地区的环境稍微熟悉后马上又要离开,因此给出的建议大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可操作性,而接待专家的差旅住宿等费用,反而加大了博物馆的开支。
四、一些思考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权力/话语角力
在当今遗产政治学的语境里,阶级、社会等级、权力以及民族主义都卷入了遗产的表述、再表述与被表述之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在最近几年一跃成为最热门的文化词汇,源自诸多他者因素,包括国际社会的作用、树立国家形象的需要、地方政治的考评、大众旅游的推动等综合性力量[12]（3。
作为一种在前台呈现的被表述符号,在民族地区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哪些内容得以进入博物馆展示,哪些内容不能入选,哪些特质被重点彰显,哪些特质则只需略微提及,以及布展形式的选择,无不受到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话语机制操控,隐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背后的是文化持有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角力与挣扎。
（二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关系
毫无疑问,博物馆是诠释物的话语机制的最佳场景,因为不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物质载体还是历史文物,就物本身而言,它处于一种失声（dumb状态,只有通过展示（display和保存（conservation,物才会被固定化和获得意义[13]（159-175。
然而,基于视觉效益（visualinterest及文物的价值判断对物进行选择、收集并移植于博物馆的活动,实质上将物剥离了其非物质文化语境及属性,脱离了文化的价值本意。
因此,一些不值钱之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中可能成为代表某一文化类型的文化之物,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在实物征集的价值判断中应注意的。
另外,在使用环境与博物馆环境中,人与物的关系并不一样。
在使用环境中,人对物并没有明确的建构企图,但博物馆中的物代表的则是一种文化、一种地方性知识,因此,建立合乎逻辑的、连贯的知识体系,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应具备的特点。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持续性问题
由于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的博物馆一般都建立在经济较落后的民族地区,因此在博物馆建成后,如何维持其后期的正常运转是博物馆建设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民族地区博物馆闭馆通常有两点直接的原因:
1.项目实施者没有持续不断的资金与技术可供支持;
2.博物馆所在地没有内生出维持博物馆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
于是,当建设者一撤离,项目便逐渐陷入瘫痪状态。
另一些学者则对产业化载体主要是指现代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对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拉动作用持乐观态度[14]（4-5。
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避免文化商品化所带来的舞台真实（StagedAuthenticity则一直充满争论。
其实,将博物馆的管理权部分下放到民间,充分调动当地文化精英与群众的参与,并让他们参与博物馆的利益分红,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尝试。
这也可以激发民族地区的博物馆内生出持续发展的机制,实现从他者推动到自我发展的良性转变。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与社区文化传承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群体社会历史感与认同感具有加强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过程中,伴随着的是潜在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过程[15]（6。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人确立机制是较为成功的尝试,它使博物馆从单纯的关注物扩大到以人为中心,而人正是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核心。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通过定期邀请相关项目的传承人进行现场展演,可以激发地方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族群认同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虽依托于博物馆建筑,但不应该仅局限于建筑内的空间,博物馆所在社区的民众参与程度将是博物馆能否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一个判断指针,毕竟社区才是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原生态环境。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博物
见杨正文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地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与保护项目实施项目研究结题报告（暂未出版。
馆及其周边所营造出来的开展的空间互为主体的结合为一个理性经验与感官直觉俱存的整体,人们在这个整合的（integrated博物馆情境中,得到的是四方延续、认知连接的累积之知识与美感经验[1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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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resent,though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hasarousedgreatersocialconcerninChina,thepracticalworkfortheconstructionofintangiblecultureheritagemuseumisstillatinitialstage.Inviewofthis,theauthorbasedoncasestudyofimplementofprojectofNiyanggeinSoutheast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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