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演进的三个阶段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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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
20世纪40年代初——50年代末：
结构主义思路的早期繁荣时代
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公认，1943年由P.N.罗森斯坦—罗丹发表的论文《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的问世，同时也意味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那篇文章中，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农业过剩人口”、“社会分摊资本”、“货币性外在经济”与“技术性外在经济”等概念，认为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若依赖激励私人企业投资的常规过程是行不通的，这样的投资会因单个投资者回避风险而按不同比例分布在不同行业中，使投资低于最适度规模，因此，为使某一地区所有新兴行业的投资能够达到足够大的规模，国家应积极干预，有计划地创造一个相关行业之间需求互补的系统，以便降低风险，使外在经济得到利用。
数年之后，大量结构主义思路的文献相继问世。
1949年，H.W.辛格在题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进步》一文中指出，经济发展是一种以递增收益为特征的操作，发展的最具生产力的形式是在生产中（特别是在运输和动力领域）系统地创造出不可缺少的外在经济。
1950年，辛格在《贷方国家和借方国家之间收益的分配》一文中批评新古典理论隐含的有关各国出口和国内部门的生产率均等的假设不适合发展中国家，认为现有的比较优势及禀赋结构不能当作国际分工的长期前提来考虑。
他把技术进步带来不同的价格效应、不发达国家进口结构不合理以及发达国家垄断部门的存在视为引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主要原因，并认为这种恶化不仅是周期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
他甚至觉得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不象对发达国家那样重要。
同年，R.普雷维什在题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小册子中，从“中心——外围”的相互关系中推出了相同命题。
他强调,寓于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中有关技术进步的利益势必通过均等化机制在全世界范围内分配的假设适合于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但不适合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
按理说，国际分工本应促成价格关系因“中心”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而有利于“外围”，但事实上，由于“中心——外围”结构的非均衡性质、“中心”国家收入增长快于生产率增长和发达国家实行保护关税等原因，致使工业“中心”不仅保留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各种利益，而且使“外围”国家技术进步的部分利益向“中心”转移。
为此，他力主发展中国家通过保护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
1952年，R.纳克斯受A.斯密命题“分工受市场广度的制约”的启示，在《经济发展问题的某些国际方面》一文中提出了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引诱受市场规模的限制”的命题。
他从人类欲求多样性与需求互补性的关系推出了投资互补性，进而提出了“平衡增长”理论。
1953年，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能导致递增收益的最重要的外在经济，是那些表现为增大市场规模形式的外在经济。
要想促成不发达国家突破“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实现平衡增长，即对相关的不同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通过克服不同产品供求弹性差异来取消或减弱激励个人投资的障碍，这样就能为其他行业的新企业提供广阔市场并引诱新的投资，由此扩大市场规模。
他还试图用制度分析工具对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金银珠宝、商品与货币囤积等领域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炫耀性消费对资本形成的负面影响作出了解释。
W.A.刘易斯在1954年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创立的二元结构模型是这一阶段最有影响的理论模型之一。
他接受了古典学派关于在“维持生存工资”水平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将经济发展解释为伴随着扩张的资本主义部门不断地从传统部门吸收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的剩余劳动的过程。
同古典学派一样，刘易斯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
他提出了二元结构模型，旨在为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不适合的国家（如亚洲国家）设计一个分析框架，以便说明通过使用剩余劳动来创造资本和推动经济发展。
他在第二年发表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经常谈到土地租佃、长子继承权等制度，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有人甚至宣称制度不再是经济学家的事。
在他看来，制度会影响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他讨论了制度因素可能对增长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1958年他以《无限劳动力：
进一步说明》一文来回应来自新古典主义者的批评，认为1954年的论文同时阐明了几个现代经济学不能解决的经济增长问题；
他还明确指出，没有足够的资本为每个人提供就业机会这一事实构成为他的模型同新古典分析的最重要的区别。
1955年，S.库兹涅茨的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探讨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是扩大还是缩小以及哪些因素决定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水平和趋势的问题。
他的结论是：
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趋于缩小是相对近期的事情，而不发达国家的长期收入结构同发达国家相比更加趋于不平等。
他觉得也许能假设在长期收入结构中存在一个不均等的长期摆动过程：
当工业前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不平等会扩大，随后会有一段收入不平等相对稳定的时期，然后在后来的阶段上收入不平等将缩小。
这就是著名的关于收入不平等趋势的“倒U曲线”假说。
上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思路的另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成果，是罗森斯坦—罗丹于1957年以1943年那篇论文和1955年的另一篇题为《计划化理论及其在意大利的实践》的论文为基础，对“大推进”理论所作的完整阐述。
他1955年的论文谈到，传统新古典理论最薄弱之处是其投资理论，由于私人边际净产品同社会边际净产品的差异、投资者预见不完全、资本的不可分性以及资本市场不完全等原因，分散的个人投资不可能达到最佳资源配置，这就需要通过审慎的政策来履行投资任务。
他1957年完成的《略论“大推进”理论》的短文，考察了经济达到均衡的路径，而不是经济处于某一均衡点时的诸条件，并认为外在经济起着扰乱均衡的作用。
他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市场更加不完全（例如不存在完善的期货与保险市场等），生产函数不可分性、需求互补性和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导致产生外在经济、递增收益和规模经济，在造成价格机制不能给出最适度解所要求的所有信息的同时，也使得投资的最低限度规模变得非常大。
这些原因决定了不发达国家应实行“大推进”式的工业化，并使之达到足够大的规模，犹如飞机升空之前有一个必须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一样。
这一时期对计划化作过广泛而深入探讨的是H.B.钱纳里。
1955年他在《发展计划中工业化的作用》一文中，表达了生产要素使用中存在结构性非均衡和生产部门的相互关联而引起的外在经济是价格制度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两个主要原因的观点，并就这两个因素对发展计划中行业投资最适度数量和构成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1958年他在《发展政策与计划化》中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的短期政策目标是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收支和防止失业，而让经济增长听任于市场力量，但在发展中国家，旨在分析长期政策的模型应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分析短期政策的模型。
他认为，投资资源的配置是发展过程的关键，在所有影响投资决策的政策工具中，可以考虑贸易保护措施以及在政府投资和激励私人投资之间作出选择。
1959年H.B.钱纳里与P.G.克拉克合写了《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对投入—产出模型、产业关联模型、结构分析及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G.缪尔达尔于1956年1957年发表的《发达与欠发达：
略论国内和国际经济不平等机制》和《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两部著作也对发展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探讨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与国际不平等问题，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一直在加剧，再自由的贸易也不能减弱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新古典正统理论无法解释不平等的存在及其持续增大的原因，这是因为正统理论中隐含着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的假定。
他从“循环与累积因果关系原理”出发，说明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缩小国内和国际地区贫富差距的“扩散效应”和扩大这一差距的“回波效应”两种力量。
鉴于不发达国家扩散效应弱，市场力量若任其自然，将会使原有的不平等更加加剧。
他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实行以增加投资增量为主要因素的国民发展计划，通过创造外在经济来克服刚性，增大“扩散效应”，以减弱不平等趋势。
他还认为，新古典理论不能解释经济发展动态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忽视了探讨非经济因素。
他尝试用制度分析工具讨论某些发展中国家以种姓制度、种族和宗教隔阂、封建或半封建秩序等为特征的权力结构以及因发达国家的资本、企业和熟练劳动流入而形成“飞地”等这类“硬化的不平等制度”对落后国家经济进步的不利影响，并强调土地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还是打破停滞的社会阶级结构基础的手段。
总之，这一时期在发展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结构主义思路，该思路表现出批评早期新古典理论，追求创立“宏大”的新理论体系，强调不发达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种种特征，突出结构与制度分析的理论倾向；
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计划化和实行进口替代，核心是突出计划化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问世的“大推进”和“平衡增长”理论为计划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分析等数学工具则被用来解决计划配置中的有关技术性问题。
二、
20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末：
结构主义思路的稳步推进阶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随着“新古典主义复兴”运动的兴起，新古典主义思路逐渐向发展经济学领域渗透。
这一时期的结构主义思路虽然失去了前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创立时期那种激昂豪迈的势头，但仍然在如下四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
第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第一阶段形成的部分理论观点。
1961年P.斯特里顿在《不平衡增长》一文中从人类欲求、产品与要素、储蓄与投资、进口与出口、生产与消费等变量之间广泛存在的互补性关系中寻找平衡增长的论据。
在他看来，作为价格机制（即作为信号与激励系统）主要本质的连续性调节在不发达国家不起作用，因为价格机制不能产生平衡增长所要求的同步的、相互支持的互补性需求，也就是说，几件事情同时完成而不是一件一件地连续完成并不是一回事。
惟有通过政府或私人有意识的协调才能创造出互补性需求。
1963年他在论文《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中进而写道，市场力量寻求的是以无限小的步骤来进行调节，这种“边际的”调节方式能否实现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
平衡增长理论尤为适合不发达国家的理由，在于该理论假定不可分性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协调即计划化的必要性。
他的看法是：
不可分性在不发达国家更为重要，而边际调节更为罕见。
1963年D.西尔斯在《特例的限制》一文中得出了建立在私人企业工业经济特征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其他类型经济只有有限的适用性的结论。
他从生产要素、经济部门、公共财政、对外贸易、家户、储蓄与投资、动态影响7个方面归纳了这种“特例”的各种特征，认为由于新古典理论假定了不受任何外在约束影响的、具有自动伸缩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此结构内个人能独自对所提供的物质奖励作出反应），这就意味着该理论实际上假设制度为给定；
此外，新古典理论还假定了静态的分析前提并忽视时间因素，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封建土地制度、传统的劳动技术、地区差别、种族隔阂等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也没有讨论土地改革、国有化、募集资本、提高成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这类政策工具的经济含义，因此，它不适合用来分析非工业经济。
他觉得，分析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一种动态思路。
H.W.辛格1964年出版了论文集《国际发展：
增长与变迁》，进一步引申了前一阶段提出的某些论点。
他肯定了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科学与工业之间相互累积性扩张等因素的递增收益效应，并且把它们称为“投资前基础设施”。
他坦承，第一阶段结构主义者过于重视有形投资而低估了人力资本（技艺、训练、科学知识及协作习惯）等无形投资，但他又认为，好的发展计划能够创造一个人类活动得以展开的环境，由此而产生的增长比单纯由个人投资而促成的增长更为持久，更具有自我持续的性质，个人投资不过是在落后经济中创造了若干“飞地”，未能产生乘数效应。
此外，他把制度建设看作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要素，认为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制度和许多不同的人协作的网络基础上的，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确立适当的制度或者提供一个鼓励这一制度得以迅速发展的环境。
他提到，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往往取决于法规明确、产权、租佃权有保障、土地改革特别是土地得到更好的分配和使用这类制度因素。
刘易斯在1966年完成的《发展计划：
经济政策的本质》一书中，根据多年来参与制定不发达国家经济计划的经验，就实施经济计划的战略、方法及过程的问题在理论上作出了总结。
在该书中，他不仅直接使用了投入—产出表和线性规划技术，而且对前一阶段某些理论命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他认为，只有工农业平衡发展或者对外贸易取得重大进展才会出现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当一国进口替代活力被耗尽同时又没有取得农业上的突破就会产生结构性通货膨胀；
他还指出，农民对价格变动并非不敏感，而是他们对新技术反应迟钝，如果唯一地依靠提高价格这一武器，而不同时采用其他提高生产率的手段，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同一年发表的论文《发展与分配》中，刘易斯写道：
结构主义模型显示了因供求弹性低以及传统部门不能对经济机会作出迅速而足够的反应等结构因素所致，发展理论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瓦尔拉或凯恩斯模型，这是因为假设的改变不仅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而且更多地体现了政策建议的不同。
他以“飞地经济”为例，说明发展不可能从经济的每一部分同时开始，因此发展过程必然是非均等化的。
虽然飞地有可能通过多种途径促进传统部门的发展，但也有可能在飞地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周围传统部门的收入却原地不动。
在发展中国家收入非均等化并非由于缺乏垂直的利益渗透，而是由于对飞地以外地区的发展缺乏横向的推动；
相反，在发达国家收入差距不会持续很久，劳动力会迅速向富裕地区转移，资本会迅速流向贫困地区。
G.缪尔达尔1968年发表的鸿篇巨制《亚洲戏剧：
对各国贫困的考察》，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南亚及东南亚11个国家贫困的原因及发展障碍等问题，其中不少见解是对第一阶段他所提出的观点的进一步阐发：
他提到经济发展意味着对社会制度中使不发达状态持久化的许多不良状况加以改善；
他讨论了南亚、东南亚各国实行经济计划化的理由，用“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分析了这些国家的劳动市场，并探讨了造成发展中国家贪污和腐败的原因及其后果等问题。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是I.阿德尔曼和C.T.莫里斯于1973年出版的著作。
她们利用44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层相互作用分析，结果发现，所有欠发达国家在发展起步时都经历了收入份额的显著下降，大约60%的最贫困人口在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内收入份额持续下降，而在发展中国家中约1/3相对而言最发达的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上，政策选择决定着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是否会得以改善。
她们的结论是，最有效地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有别于那些能最佳地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政策工具。
1978年I.阿德尔曼与S.罗宾逊合作的著作《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
韩国案例研究》剖析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韩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
韩国经济迅速增长与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相伴随，而且在后来的年份里恶化更趋严重，其原因在于与增长相伴随的农业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即来自发展的收益的大部分份额归于城市富裕阶层和专业人员手中，而乡村穷人人均绝对实际收入几乎没有改进。
他们的结论是：
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而言，收入分配对政府的政策干预极为敏感，经济政策是一种在不同职业及社会经济群体中对贫困的分布范围进行重新组合的最有效的工具。
这一结论强化了结构主义者有关收入分配牢固地植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路径则随时间推移取决于该社会所选择的基本发展战略的观点。
钱纳里等人1974年合编的论文集《与增长相伴随的再分配》，评估了有代表性的国家中增长和分配的关系，将增长与分配问题作为重构经济计划化技术的必要前提来重新加以考察。
在他们看来，必须放弃作为传统福利经济学核心内容的将最适度增长同分配政策从理论上隔离开来的做法，相反，应当强调再分配政策大体上同促进增长的政策并行不悖，以便对贫困产生长期影响。
1976年M.S.阿鲁瓦里亚写了《不平等、贫困和发展》一文，用计量方法重新讨论“倒U曲线”，得出了同S.库兹涅茨相同的结论。
他认为，即使某些分析似乎能解释在后面阶段上收入分配得以改进，却不能说明早期阶段上收入分配的明显恶化现象。
1979年M.S.阿鲁瓦里亚、N.G.卡特、H.B.钱纳里三人在联手之作《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贫困》中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过去25年内取得了印象深刻的总量增长，但这种增长带给穷人的收益却非常有限，根源在于现有的分配模式使最穷的穷人处在经济增长过程之外。
他们提出了体现国内和国际行动相结合的减少贫困的政策建议，这就是在加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使来自增长的利益得到更平等的分配，并设法降低人口增长率。
第二，推进了对外援及贸易理论的研究。
早在1961年，罗森斯坦—罗丹的文章《对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从理论上就如何对不发达国家实行国际援助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主张，援助计划的目的不在于使受援国提高生活水平以使其收入达到最大化，而在于使其追加努力达到最大化，亦即国际援助应投向具有最大催化效应的领域，使受援国能达到自我持续增长的水平。
他把自我持续增长阶段的标志概括为两点：
一是拥有模仿和吸收其他国家生产技术的能力；
二是形成了包括工业生产最低限度总量与增长在内的有差别的生产与投资机构。
他再一次提到，援助中也应考虑让社会分摊资本先行，并努力使互补性投资按计划达到所要求的规模水平。
受援国的吸收能力与偿还能力也被加以考虑，大大高于平均储蓄率的边际储蓄率被认为是接受外援的主要条件，对于那些偿还能力低于吸收能力的国家，一定比例的援助将以包括40至99年期（其中10—20年为低利率期）的、可用当地货币偿还的“软贷款”形式提供。
1962年钱纳里与M.布鲁诺联袂写成的论文《开放经济中的发展选择：
以色列案例》对建立国外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两缺口”模型作了最初尝试。
他们以为，正规的增长模型聚焦于储蓄与投资的相互关系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替代的可能性，却没有阐明发展政策的几种工具之间的关系。
结构关系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在发展中国家贸易和资本进口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在为以色列设计增长模型时，除了考虑发达国家确定收入水平的4个基本要素（现有的要素供给、人口增长率、储蓄率、要素使用效率和要素的跨时变动）之外，还包括不发达国家必须考虑的3个追加要素：
国外资源的流入（即进口超过出口的余额）、当前需求的构成和未来需求的构成、计划和实施开发活动（如投资、技术援助等）的能力。
后3个追加要素对发达国家来说相对不那么重要，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往往成为增长的主要限制因素。
钱纳里与A.M.斯特劳特在1966年的论文《外援与经济发展》中创立的“两缺口”模型，被公认为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成果之一。
他们指出，外部资源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由这些资源对动员和利用所有生产资源的贡献来判断，但这种贡献往往受到种种限制。
现有的封闭经济的总量增长模型关注的是储蓄限制并且设定了投资限制，当可以获得外部融资时，就需要考察限制提高投资能力的其他因素。
他们在发展中国家持续地存在资源瓶颈因而经济结构具有有限的伸缩性这一假定之下建立了两个模型。
第一个模型讨论从投资限制增长阶段向贸易限制增长阶段转变的问题。
第一阶段上的资源限制主要是储蓄限制，这类限制由边际储蓄倾向和政府提高总储蓄的能力所产生，在假定国际收支不构成为限制因素的前提下，利用外援来填补投资能力和储蓄能力之间的暂时缺口，以完成向第二阶段转变。
贸易限制增长阶段同罗森斯坦—罗丹所讨论的援助与增长过程相符。
由于该阶段上的出口增长受生产能力和组织与制度因素的限制，因此，贸易缺口往往有明显的结构特征。
第二个模型讨论了对发展政策加以协调和有计划地调节贸易缺口和储蓄缺口的问题。
他们认为，虽然不可能做到贸易缺口和储蓄缺口之间的事先平衡，但是，良好的相互协调的发展政策却能事后在长期内使这两个缺口相等。
他们的两个模型均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
经济中调节生产结构以改变需求模式的时间越长，经济中刚性持续存在的可能性就变得越小。
钱纳里1960年完成的《比较优势与发展政策》一文，完整地论述了结构主义者有关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看法。
他指出，比较优势理论的关键假定在于各国之间生产要素可比较而且生产函数相同，而结构主义者通常忽视了比较优势和贸易可能性，相反，他们关注生产的持续扩张和部门间的要素使用，主要考虑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动态方面，诸如贸易增长对相关部门的发展所提供的刺激，或者作为新产品和先进技术载体的进口的作用。
钱纳里觉得，结构主义理论中至少包含了有关不发达经济的4个基本假定，它们明显地不同于比较成本说所依赖的那些假定。
它们是：
要素价格并不必然会精确地反映机会成本；
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会部分地作为生产过程自身结果而随时间推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相对于现有市场规模而言的规模经济在一些生产部门中起重要作用；
商品之间的互补性在生产和消费需求两方面均居于支配地位。
在他看来，若是将比较优势看作计划化原理而不是市场力量的某种结果的话，那么，从以上提到的结构主义理论的4个假定就能推导出在确定发展中经济的比较优势时被用作分析框架的各项条件，即承认要素市场上存在结构性非均衡的可能性；
对某一给定的生产类型的扩张带来的市场和非市场的间接效应加以考虑；
产出扩张造成成本递减时的消费、进口及相关部门跨时生产水平的同时决定；
对出口需求和其他数据的跨时变动加以考虑。
同样是在《发展计划：
经济政策的本质》这部著作中，刘易斯根据经济发展的5个不同阶段讨论了对外贸易所起的不同的作用。
出口是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鉴于传统新古典模型总是假定总需求保持不变以及相关的供求弹性足够大以至于价格的较小变化也将对产出量产生较大影响，因而忽视了出口增长率变成产出增长率的障碍这一可能性。
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或是由于本国供给弹性太低，或是由于国外的需求弹性太低，或是因为对一种出口产品的需求价格取决于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结果造成出口收入增长极为缓慢，进而抑制了投资的增长。
在发达国家不会成为问题的出口，在发展中国家却成了增长的主要障碍。
进口替代决定着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发展速度。
进口替代的可能性十分广泛，可以是制造业产品和工业设备，也可以是原材料和粮食。
刘易斯反对两种极端的倾向：
一种倾向是在低水平发展阶段上容易把农产品与矿物原材料放在优先地位，一旦形成了以某些有优势的产品作为起点的倾向，就很容易导致在这些产品生产上由于单一经营而形成过分专业化，使整个经济越来越依赖于该经济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因而很容易受国际市场动荡的影响，发展中国家要想谋求发展必须抵制过分专业化的倾向；
另一种倾向是，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国家都局限在制造业产品的进口替代上，忽视了原材料和粮食的生产，由此造成部分国家进一步推进进口替代的前景暗淡。
在第三阶段上，不平衡增长导致结构性通货膨胀。
一国在耗尽了进口替代活力的同时又没有在农业上取得突破，这就为产生结构性通货膨胀作好了准备。
要想消除结构性通货膨胀，需要工业和农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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