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5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与政策选择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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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迅速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我国确立了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的科技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基于和依赖于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的传统发展模式向基于和依赖于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发展模式转变，急需凝聚和培养一大批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的高技能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并且高度工业化和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变需要从业人员不断获取新知识和保持必要技能，从而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极大的空间。
（二）人口结构变化和就业压力2005年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
①国在短短30多年成功控制人口数量和实现人口转变以后，人口发展将在21世纪上半叶出现一系列的重大转折，②将先后迎来几个“高峰”。
一是人口总量高峰提前到来。
总人口将在2030-2035年间实现零增长，人口零增长时的人口总量峰值将达到14．7亿—15亿。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高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急剧上升，2011-2013年劳动力资源规模达到峰值9．97亿。
三是老年人口增长迅速，未来半个世纪内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
200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为7％，开始进入老龄社会，2036年后将一直保持在20％以上，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进人世界上规模最大，同时也是速度最快的老龄化社会。
四是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主旋律的流动人口居高不下。
截止到2003年年末，我国已有1．7亿农村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未来5—15年还将是流动人口增长的高峰期，有2亿农业劳动力需要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
人口总量增长及其结构的转变，对教育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将巨大的人口挑战转变成战略优势，将人口机会窗口转变为人口红利，学习和教育是最主要的途径和手段，加速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更具有迫切性。
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快速增长，就业压力日趋严重。
目前我国15-64岁的广义劳动力人口已达到9．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2％。
根据预测，2020年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再持续增加1．4亿，占总人口的比重始终保持在70％左右。
其中增长最快的是2000-2010年，15-64岁人口增加10958万人，年平均增加1096万人；
2010-2020年将仅增长2897万，2020年以后则呈减少趋势。
因此，未来20年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最为丰富的时期，但同时也将会是面临劳动就业压力持续增大的时期，就业形势在前10年尤为严峻。
目前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其中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约900万人．下岗人员46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4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9％计算，在现有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约束下，每年新增就业岗位最多也就在900万个左右，此外还有约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
③如何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教育和培训虽然不可能单独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如果缺乏适合的技能水平就会成为一种制约因素。
④电就是说，职业教育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和改善投资环境结合在一起，从而帮助个人获得在更加多产和动态的经济中必需的技能，不仅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而且在更好的投资环境中提升职业教育的投资回报，这对我国传统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和培养模式形成了挑战。
（三）提高人口素质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按照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教育奋斗目标，到2020年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未来5—15年，高中阶段教育将有一个大的、历史性的跨越，这不仅是国家基于国民素质提升的需要，也是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义务教育后高层次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显着提高。
2004年，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3．6％，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分别达到48．1％和19％；
人口粗文盲率（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低到8．33％，比1990年下降了7．55个百分点。
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20年（其中男性8．8年，女性7．6年），接近初中毕业水平。
⑤未来驱动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的将主要是高中阶段及其以上教育的发展，新增劳动力将主要以高中文化程度和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为主。
就全国而言，目前高中人学率还不高，依然是教育体系中的“瓶颈”。
2004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1387．71万人，在校学生3648．98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48．1％。
⑥随着高中学龄人口的迅速增长与高中入学率提高的叠加，将导致社会对高中教育需求急剧增长。
未来15年，我国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到2010年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将达到6054．44刀人，2020年达到4911．08万人，尤其是“十一五”期间将维持在6000万-7500万人的高位水平（见表5），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普及水平面临空前的压力。
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增长缓慢。
如果不计量大面广的非学校职业教育培训，相比同期其他教育来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增幅最小。
从1994-2004年，职前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从849．5万人增加到1367．9万人（见表6）；
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从1994年的56．1％下降到2004年的38．0％。
⑦2005年．职业教育开始被确定为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个战略重点，教育部提出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快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教育规模发展的重点，逐步实现中职和普通高中规模大体相当的协调发展。
⑧当然，实现中等职业教育的扩展，需要与配套的政府宏观调控、财政投入和政策调整，职业教育服务区域与对象的拓宽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及就业环境条件的改善结合起来。
二、国际职业教育培训体制和发展模式许多国家由技术进步驱动的工业化过程表明，适时地拥有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技能的劳动力，在向更高附加值和技术先进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具有明显优势。
英国学者ChrisEdwards提出了技能供给制度的分析框架，用来解释一些国家的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差异及其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从政府和市场作用以及雇员、企业和政府合作关系的角度推论出最终导致职业培训“征税——补助”制度的10个逻辑步骤：
⑨ *竞争力=f（全要素生产率），即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是其单位产品成本的（减）函数，后者又是生产率的（减）函数。
*在资本强度既定的情况下，生产率（和工资）=f（劳动力技能），即对于既定的物质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是劳动力技能的函数。
*劳动力技能=f（培训，技能资格）。
劳动力技能是培训或资格的函数。
*生产率（和工资）=f（培训，技能资格）。
生产率（和工资）是培训和资格的函数。
为此，必须存在一个促使雇主和雇员投资培训和获取技能资格的激励机制。
这种机制依赖于特定的劳动力市场作用，以及技能/资格的获取由谁来资助。
*雇员——通过低工资的学徒培训，或通过支付工作场所外的培训获得资格（假定资格是被普遍接受的）。
*对于雇主——选择较低的培训成本，相对于雇主的比较特殊的技能和较低的劳动力流动率。
没有低工资的学徒制，不确定的资格的价值，技能不是企业的特殊技能和较高的劳动力流动率。
*培训很可能是在社会理想水平以下，并存在鼓励搭便车、挖墙脚、偷猎的现象。
*政府提供和支付培训，其优势在于：
这种集中的以供给为导向的培训，能够利用培训规模的经济效益；
可能会拣到“胜利果实”（预测新技能）。
不足在于：
可能与雇主（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的需要不匹配。
*雇主提供但政府支付培训，其优势在于：
能够提供相匹配的培训（以需求为导向）。
存在“道德风险”问题（雇主可能以公共经费提供过度的培训）。
*征税——补助制度是最后的解决办法。
这种制度是由雇主或者政府（二者密切联系起来）提供培训，但雇主通过工资税或者税收支付培训，然后通过补助的形式偿还准许或可以鉴定的培训的部分或全部成本。
其优势在于：
培训是“需求导向”型的；
因为无论如何必须支付培训，企业有采取“培训文化”的积极性；
在确保培训是“准许”方面即适度水平时的管理费用问题。
根据上述框架，可以把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划分为“合作式”制度、“以企业为主”制度．和“国家主导型”制度以及“双元制”、以学校为基础的模式和公共培训机构等不同的发展模式（见表7）。
当然，这些体制和模式包含多种变异形式，在同一个国家中，几种制度可能同时发挥作用。
在实现工业化和成功追赶的国家中，最先开始工业化的英国和美国均是在工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基础上起步的，几乎没有教育培训制度的“辅助”，因此其发展路线被称为低技能平衡（Low-skillEquilibrium）。
而后发的德国和日本认识到教育和培训的价值而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技能形成模式，其发展路线被称为高技能平衡（High-skillEquilibri—um）。
（10）德国“双元制”和日本企业内培训模式，尽管差别很大，但在实施培训方面都有着完善的激励机制和制度框架。
如德国低工资的学徒培训，行会组织跨企业的培训、进行标准化并协调就业，金融系统鼓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政府、企业和工会共同致力于中级技能的形成，大多数受过良好培训的工人使企业采用技术生产出多样化高质量的产品，尤其是在技术稳定的工业。
日本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工会制度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率，政府积极预测技能需求和制定培训目标，强有力的企业联系（大型企业集团拥有一个银行并且集团内相互持股）刺激企业要求雇员在相对长的时期内开发深度的企业特殊技能，培训的成本较低．造就了一批多技能、较灵活、有应变能力的劳动力。
日本和德国职业培训模式均充分满足第五和第六步的条件，适应了高附加值、高技能的生产体系。
美国政府、企业和雇员间则缺乏共同协调的制度化结构，以市场和企业为导向的培训模式导致社会整体水平的培训和技能不足。
个人感到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成本超过收益，因为他们偏好于短期的收益效应，或因为资本市场的原因而得不到资助培训的机会；
企业股票市场资金供给和相互间的恶意收购，阻碍企业对工人的技能进行长期投资；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使企业感到提高技能的成本或风险太大，偷猎技术工人或者打破现存工作组织；
政府认为职业教育培训的成本太高，任何变化将导致预算紧张或与市场理念冲突；
工会、雇主和政府间的疏远和对立关系，缺乏一项开发和协调培训投资的全国总体战略，造成美国制造业失去了国际竞争力。
然而，由于美国职业教育培训遵循后中等职业教育路线，特别是大众化中等和高等教育系统为较大比例的人口开发社会服务和组织技能，却适应了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和就业增长。
可以说教育培训制度模式是体制框架的产物，每个国家的教育、社会和经济因素构成了各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每种体系各有优势和不足，差异大于相似，目标和目的往往是相似的，但在适应培训要求、对技能的需求和技能性质变化方面，不同培训制度和模式的运作效率却有很大差别。
实践证明，简单地投资于某种新的教育模式，采纳其他国家的方式或采取短期的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
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一直致力于解决经济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和教育供给之间的失调问题，建立高附加值的生产体系和高绩效的教育体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撰写的《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1989）和美国劳动力技能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美国的选择：
高技能还是低工资》（1990），都建议美国引进日本的企业在职培训制度和德国的学徒培训制度，但现实中很难将德国和日本的模式复制到美国。
1992年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了“保证使所有的企业把相当于工资成本的1．5％作为培训经费”的许诺，但由于雇主反对也不得不放弃。
解决各国培训问题的最好方式通常都是建立在各国现行培训制度与文化基础上的，考虑长期的经济与教育政策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必须考虑不同国家在教育历史、社会基本价值以及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
三、我国传统职业教育培训制度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我国的职业教育起步较晚，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了国家供给导向型的培训制度和分初、中、高不同类型的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体系和模式。
这种制度主要通过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和确．定的培训计划来支撑；
中等教育是提供培训的主要载体；
为适应企业的需要，很多培训内容的专业技能性很强；
通过硬性的劳动力计划和就业安置制度保证提供技能劳动力以满足受国家控制的企业的需求；
绝大多数就业机会是由大企业创造的，就业方式是稳定的，对技能的要求也是可以预测的，工资差别很小。
但是，随着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这种模式在适应市场导向型经济的新需要方面日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少，日益增多的就业机会在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中创造出来，企业与培训机构间的传统联系实际上已不存在了；
企业希望采用灵活的用工方式，工资越来越由市场决定，并可能因职工流动性的增加而减少对职工培训的长期投资。
同时，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本身存在沟通与衔接不畅的问题，如三级职业教育之间以及与普通教育之间缺乏联系和沟通；
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教育模式自我封闭，脱离社会的情况相当严重，来自工商企业、用人单位的支持甚少，职业教育培训模式的终结性和封闭性难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和受教育者继续升学的愿望，逐渐导致其办学困难，发展缓慢下滑。
而且，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了劳动人事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排挤。
四、未来15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定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曾达到历史最高点，然后持续下滑，到90年代末高校扩招和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质疑，特别是为满足我国民众上大学的强烈愿望，有些人认为我国应该走普及高学历教育的道路。
世界银行基于较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把职业教育与培训推迟到高中后实施，建议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中等职业教育由当时60％的目标（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00年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年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数的比例，全国平均保持在60％左右；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城市可达到70％）减少到0，代之以发展高中后职业教育与培训。
（11）但这些想法和建议忽视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结构尤其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并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我国目前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005年人均GDP还只有1700美元，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呼唤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沿海、内地和边远地区之间发展存在着显着的梯度差异，不同地区、行业、企业技术水平跨度很大，那些发展活力大、产业升级快和技术水平提高快的地区已经成为职业教育培训供需两旺的地区。
此外，我国教育的基本国情是学习人口众多，教育资源短缺，历史欠账积累多，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强烈需求与教育供给特别是高质量、高层次优质教育的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将可能是长期存在下去的基本矛盾。
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出现和发展，往往是适应某个阶段对于熟练劳动力的需要尤其是在工业化阶段和以出口制造业产品为主的生产体系时；
从现实看，即使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许多工作都要求具备职业技术教育中教授的知识和能力，而许多大学的课程却没有提供与新型经济中职业有关的内容，大学扩招导致生产能力的降低。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更加注重发展职业教育并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使其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或更好地为长期经济需要服务。
职业教育具有两个需求主体，一是经济界的需求，二是公众的个人需求。
近几年我国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与“普通高中热”现象，反映了教育与这两个需求主体间的矛盾，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考虑，应优先解决教育结构与技能型人才不足的矛盾，使职业教育成为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十一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向社会输送2500多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和1100多万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目标，就是落实职业教育战略地位的重要指标。
五、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和政策选择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德双方签约在我国进行德国“双元制”模式的试验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代学徒制的大力推广并不容易，关键是德国体制环境与发展条件难以引进。
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能简单地照搬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做法，必须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由于我国经济尚不发达，企业在社会转型时期还缺乏参与职业教育的热情，众多的中小企业也难以承担起企业内部的培训任务，因而对政府主导的学校职业教育模式的依赖将保持较长一个时期。
从影响其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出发可能面临着一系列带有共性的政策选择。
（一）建立职业教育培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伙伴关系和政策协调机制职业教育不是某一特定部门独自实施的教育体系，其实施主体包括教育部门、劳动部门、行业企业、教育培训提供者、学习者及其家庭、社会合作者等。
促进“供给导向型”的学校职业教育模式走向更大程度的“需求导向型”，关键是要提高企业、雇主的技能需求和在一定程度上个人的培训需要对培训机构工作的影响力。
政府应该为这些利益相关者在培训和就业方面的有效对话和伙伴关系建立制度框架，这应导致在国家一级协调教育与培训政策和长期战略并被纳入经济和就业政策。
1．构建综合、高效的职业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政府落实由教育、劳动保障、计划、财政、人事、经贸、农业、科技等有关部门参加的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职业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下一步可考虑在此基础上建立职业教育培训协调领导机构、制定职业教育培训的战略规划、进行资源分配以及确定优先建设项目等工作。
2．确立教育培训成为实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重点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措施包括长期失业者培训、大规模裁减工人的再培训、求职帮助和就业服务、就业和工资补贴以及公共工程计划。
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应从比较消极的收入支持政策转向以鼓励就业为主要内容的积极就业政策，尤其是要加大教育和培训的力度，使失业者、非熟练工人、非正规就业者能够得到劳动力市场信息，获得适应性的技能培训，从而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岗位。
同时，政府要在加强劳动监管与鼓励企业吸纳劳动力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在完善职工合同制的同时，应保留一定的固定工，使储备型雇员与流动型雇员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鼓励企业和个人对培训进行投资。
3．加强职业教育与经济、行业、企业的联系我国在法规政策、资金投入，甚至在接受学生与教师参加生产实践方面缺乏对企业的有效规定与制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使原来行业、部门办的职业院校划转为教育部门管理后，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原本就不太密切的联系进一步弱化。
为此，短期的策略是政府加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的建设，长远策略则是通过制定税收、人才录用等方面的倾斜政策，依托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使其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标准和方案的制定，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
（二）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框架下重新定位职业教育，并将其纳入国家教育的主流体系中未来15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和任务是推进以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为主题的学习型社会建设。
全民终身学习有3个基本要义，一是认为学习应该贯穿人的一生，包括生命周期中的所有学习——从婴儿到生命终结前各种环境下的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学习；
二是学习和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它应该包括全体社会成员，让所有人都能够有机会进行终身教育／学习；
三是教育和学习情境与路径多样化和相互关联，教育和学习的形式丰富多样，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中进行，但要优先发展个人在其一生所参与的各种机构、工作和其他活动中的联系。
终身学习的基础是义务教育，而时限最长、形式最多样化的很可能就是职业教育，因此职业教育应该贯穿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乃至人的一生，其核心是就业教育、谋生教育和生涯教育。
同时，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应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把它与学术性的主流教育体系相分离，视为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们的惟一选择，这种歧视或蔑视的问题将会继续对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产生影响。
通过变革，使职业教育同学术性主流教育更好地连接在一起，在人才培养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扩大职业教育机会，建立更为开放、灵活的学习制度职业教育不仅仅是把学生引向某个职业，而且要考虑满足正在工作着的成年人的需要。
为此，职业院校应扩大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培训，不仅面向普通学校应届毕业生需要，而且要把视野拓展到社会上其他人群，创造机会和条件让不同年龄的人群进修提高，同时为转岗、分流、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各方面的培训；
做到长期正规教育与短期培训并重，全日制与部分时间制并重，由注重传统的学历教育转为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2．以服务和就业为导向确定应用性人才的教育类型定位中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实用操作层面的技术工人和初中级人才。
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是适应产业结构高移，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需要而在高中阶段教育基础上培养的高技能人才，与本科的差异不仅在层次上，更在于人才的培养目标、类型或特色方面。
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虽然学术型与应用性人才类型尚未发生分化，但应明确以应用学科如工科、农科、临床医学、法科、财经、工商管理为主的高等学校和专业主要培养高级应用性人才。
3．建立中高等职业教育相互衔接、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中高职衔接上，要研究高职院校对中职毕业生推荐入学、替代考试科目、工学交替的灵活学制、中高职一体化课程改革、双证融通等的可行性；
在普职渗透上，特别是面向第三产业就业的职业学校，提高学术标准，培训课程应该着重发展基本能力、宽基础的课程方法，或者超越和打破传统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二分法，可考虑通过设立综合学校的形式，或新增加国际标准教育分类中第4层次的高中后教育，设立普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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