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扩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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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社会主义的扩展
第三章社会主义的扩展
思考与练习
1.如何评价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
2.简述赫鲁晓夫改革内容，分析赫鲁晓夫改革的历史地位。
3.为什么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兴亡史上的关键时期？
4.南斯拉夫、匈牙利及波兰改革的异同比较。
5.简述“布拉格之春”的出现及其夭折过程。
6.分析朝鲜分裂的原因。
7.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有哪些重要意义？
第一节苏联
一、斯大林逝世时的苏联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74岁。
斯大林时代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而告结束。
斯大林给苏联留下了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和政治、经济大国的辉煌，也留下了日趋僵化、制约苏联进一步发展的斯大林模式。
到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的经济与政治文化生活实际上已处于严重失衡与高度窒息的状态。
1、经济的恢复
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苏联世界一流军事强国的地位，战争结束时，苏联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但是，苏联人民也为胜利付出的高昂的代价。
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是战后苏联的当务之急。
但是国民经济怎么恢复，是恢复战前的强硬体制，继续运行斯大林模式，还是适应战后的世界潮流进行渐进的革新，战后的苏联面临选择。
尽管选择后者意味着苏联在恢复阶段可以得到急需的美元及西方援助，但愈演愈烈的美苏对抗迫使斯大林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经济恢复沿用30年代的老路。
1951年４月，苏联宣布提前完成“四·五年计划”。
在该五年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工业恢复速度较快，到1950年，苏联共恢复和新建成6200个大企业，工业增长速度达23％，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加73％。
国防工业更是获得重大突破。
1946年建成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1949年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表明苏联在尖端科技领域已处于世界先进行列。
但农业生产的恢复状况却不尽如人意。
1950年，农业总产值恢复到1940年的99％。
尽管籽棉、甜菜、肉、蛋、奶的产量超过了战前，但粮食产量仅为8120万吨，比1940年少1440万吨，比计划指标少4580万吨。
苏联农村中的改革已经出现，在乌克兰的一些地区试行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收效显著，但被冠以破坏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种种罪名，使上述地区的改革半途夭折。
为了巩固集体农庄制，1950年联共（布）提出在全国合并小集体农庄，苏联农业又回到30年代的轨道上。
到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国力有所上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一定改善，文教科技事业也有较大发展。
但苏联内受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影响，1950年以后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到1952年已降为11.6％。
工业消费品供应不足，质量较差。
而且，受冷战的制约使苏联领导人仍把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作为重点，从而导致轻工业发展速度的缓慢，棉纺织业及食品加工业甚至未达到战前水平。
工农业发展的比例失调更为严重，农业发展缓慢。
1953年全苏人均粮食432公斤，低于1913年540公斤的水平。
1952年，集体农户饲养的牛、奶牛及猪的数量与1940年相比，分别减少27％、31％和50％。
农业落后，农副产品严重短缺，使苏联如同跛足巨人，无法真正成为现代化强国。
2、新的清洗
战后，苏联宣布取消紧急状态，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日趋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继续到破坏。
1949-1950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标志着30年代大清洗的再现。
在“列宁格勒案件”中，党中央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和列宁格勒党政领导人、党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等大批优秀干部被秘密逮捕和处决，2000余人受到株连。
“列宁格勒案件”发生后，全国冤案不断发生，突出的有1951年至1952年的"明格列尔案"及1953年1月的医生案件等。
战后清洗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乃是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危机。
苏联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但它的社会主义并不理想，这必然导致党内不同意见的产生。
这种不同的声音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暂时压抑，接踵而来的卫国战争所激发的爱国主义转移了人们对国内问题的视线，但问题仍然存在，矛盾并未解决。
战后，问题又在集结，矛盾又在酝酿，人们希望苏联出现新的面貌。
但斯大林模式的继续推行，必然回到30年代清洗的老路。
战后的清洗伤及许多优秀干部和无辜，极大损害了党和斯大林本人的威信，斯大林模式却得以进一步巩固，使苏联丧失卫国战争胜利所提供的革新机遇，与时俱进。
3、批判运动
1946年，席卷苏联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风暴首先在文艺界揭幕。
8月初，列宁格勒的一批作家被紧急召往莫斯科开会。
在这次会议上，负责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点名批判了作家左琴科和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并批判了两家颇负盛名的文艺杂志《列宁格勒》和《星》。
斯大林的亲自与会，使会场气氛更为紧张。
8月14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闭《列宁格勒》杂志和改组《星》杂志编辑部的决定。
一场批判运动很快席卷整个苏联文艺界，又进一步波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学术领域，阻断了人们探求科学真理的道路。
不少知识分子从此噤若寒蝉，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遭到极大挫伤，整个思想界、学术界陷入消沉。
4、斯大林模式的危机
1952年10月5-14日，联共（布）召开了第19次代表大会，距1938年的党的“18大”已有13年之久。
会议将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称为苏联共产党。
会议决定以斯大林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作为指导思想。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使斯大林模式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从而使苏联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更陷于僵化，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影响。
斯大林在该书中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只有个人消费品才是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严格限制，仅在个人消费品交换领域的一定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存在的矛盾，必须通过逐步地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并用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才能解决；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使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形成。
这此会议决定用中央主席团取代中央政治局，取消总书记一职。
大会选举产生了斯大林等人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由斯大林提议的苏共中央新主席团名单未经讨论而通过。
“19大”后，苏联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官僚主义和打击贪污盗劫的群众运动，理论战线欣起批判沃兹涅辛斯基的高潮，加之"医生案件"的发生，苏联国内的政治空气日益紧张，一场新的政治风暴似乎就要来临，但是，要求通过改革来缓解斯大林模式危机的改革潜流也在滋长涌动。
此时，斯大林去世，苏联国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伴随激烈的权力斗争，改革的尝试也不可避免地开始。
二、赫鲁晓夫执政时期
1、改革初始
斯大林的去世后，无论谁执掌苏联政局，非斯大林化已势在必行。
在权力的交接上，由于斯大林的极度专权及其晚年的病态政治心理已从根本上排除了某一人单独继承权力的可能性，这就必然使革新斯大林模式弊端的尝试与党的最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使苏联政坛在斯大林去世的最初几年充满震荡，直至1958年赫鲁晓夫体制的最终确立。
斯大林去世之初，最初执掌权力的是由内务部长贝利亚和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组成的两驾马车。
贝利亚为了改变自己在苏联公众中“第一杀手”的形象，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力优势，同时也为了缓解社会紧张和改善外部环境，在政治平反、法制建设、民族干部本地化以及改善与东欧盟国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最初尝试。
苏联的微妙变化却在东德引发政治骚乱造，产生了破坏稳定的效应，这是贝利亚所始料未及的。
东德危机给赫鲁晓夫联合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中央主席团成员清除贝利亚提供了机会
在1953年6月26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列数贝利亚种种罪行，要求将其绳之以法，毫无防备的贝利亚在会议上被逮捕。
7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全会决定把贝利亚开除出党，并交送最高法院审判。
12月23日，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决贝利亚等7人犯叛国罪，判处枪决并执行。
贝利亚在30年代大清洗中犯下的罪行得到了清算。
斯大林去世后党内政治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结束。
贝利亚作为苏联改革之路的发轫者，其前瞻目光与务实作风是值得肯定的，且不论其改革尝试的个人权势动机如何。
清洗贝利亚后，党内斗争仍在继续，但改革已势在必行。
2、苏共二十大
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在随后的党内斗争中，赫鲁晓夫相继击败马林科夫与莫洛托夫，将党政大权集与一手，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使党内斗争暂告结束。
1956年2月14-24日，苏共二十大召开。
这次会议确立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方针，开始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尝试。
赫鲁晓夫作的党中央工作报告总结了建设的成就，提出今后的任务，并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在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赫鲁晓夫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这个马列主义原理在二战前是“绝对正确的”，但在目前，由于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和平力量已增长到足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发动，因此，“现代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他也指出，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引起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将存在的原理仍然有效，因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他宣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在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竞赛中取得胜利。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上，他认为，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不应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过渡的唯一形式，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从而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是对斯大林“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修正，奠定其执政期间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
2月24日，大会宣布闭幕。
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代表再次开会，向他们作了长达4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即“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揭露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违背集体领导、滥用权力、破坏法制、镇压无辜、造成卫国战初期苏军失利等严重罪行，并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不良品质，在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
报告随后在国内广为传播，也震惊了整个世界。
苏共二十大对苏联和国际共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国际形势发展的脉搏，提出世界战争可以避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起了一定作用，也使苏联得到了和平建设的条件。
尽管这一路线还缺乏严密的理论根据，却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继承与推进。
“秘密报告”敢于揭露和反对个人崇拜，推倒斯大林神像，冲破教条主义的禁锢，解放思想，表现出赫鲁晓夫以非凡的勇气与胆略来适应时代的要求，成为赫鲁晓夫的历史功绩。
二十大后，政治平反、文化解冻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在萌生，对苏联后来的演变起着潜在作用。
苏共二十大在东欧国家也引起持续而又剧烈的震荡，促使各国探索适合自己特点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
但是，赫鲁晓夫作为斯大林时代的人，受思想水平所限，对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较为肤浅，未从制度上究其根源，对集权化的领导体制缺乏分析，其更多的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品德的过错，而使批判彻底。
此外，在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下，过度否定斯大林在客观也加剧了西方反苏反共的恶浪。
3、赫鲁晓夫体制的确立
苏共二十大及随后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国际上，西方国家借此掀起一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局势动荡不安。
苏联国内出现反对意见，卡冈诺维奇、莫诺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对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日益不满，面临随时被逐出政坛的危险，他们策划了倒赫行动。
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特别会议。
会上刚出访芬兰归来的赫鲁晓夫遭到倒赫派的突然发难，并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
但赫鲁晓夫拒绝服从，声称只有选他担任此职的中央全会才能将他罢免，主席团的决议无效，要求召开中央全会。
得到消息的赫鲁晓夫支持者也要求召开中央全会。
6月22日，中央全会开幕。
会场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倒赫派失去优势。
29日，全会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为反党集团的决议》，撤销了3人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其支持者也受到不同称得上的处分。
会议选举出新的中央主席团。
接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也作出决定，解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在苏联部长会议中的职务。
赫鲁晓夫在这场斗争中排除了保守势力，提拔新人，强化了自急的权力地位。
10月，赫鲁晓夫以“破坏了列宁党领导武装力量的原则”罪名，将朱可夫遂被逐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并解除其国防部长职务，由而取得对军队的控制权。
1958年3月底，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以布尔加宁涉嫌“反党集团”活动，免去其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赫鲁晓夫接任。
至此，苏联党政大权集中于赫鲁晓夫一人之手，赫鲁晓夫体制确立。
大权在握的赫鲁晓夫加快了改革步伐。
4、经济体制改革
赫鲁晓夫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业开始。
1953年9月3-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着重讨论农业问题。
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报告，报告认为苏联长期落后的原因主要是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提出应改革现行的农产品收购制度，提高农民的福利等，进行农业改革。
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逐步取消义务交售制，放宽对个人经营副业的政策，降低个人副业税收，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改革农业的计划管理制度，扩大农庄、农场自主权；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撤销机器拖拉机站；在加速发展国营农场、扩大集体农庄规模和收缩个人副业经济的基础上，推行农业小组承包制。
此外，为了提高谷物和饲料粮的产量，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状态，还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
一是由国家投资并动员人力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北高加索等地区进行大面积垦荒；二、是仿照美国农业大力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的种植。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虽有盲目冒进的现象，其农业政策也缺乏科学性、连贯性，但改变了苏联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
然而，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农业落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农业的发展主要是靠垦荒等粗放经营的方式扩大生产，劳动生产率仍很低，而且受气候影响，产量波动很大。
农业改革效果后期大为减弱。
以垦荒为例，开垦荒地初期颇见成效，到60年代初却弊端毕露，不仅浪费大量人力物力，且助长了粗放耕作，粮食问题未根本解决，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生态平衡被破坏，垦荒的成果没能巩固下来。
60年代初，农业改革已呈全面失败之势，给国计民生造成极大危害。
对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赫鲁晓夫首先采取了精简管理机构，裁减冗员，下放企业的措施。
1957年春，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进一步改组，由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中央只保留了与国防关系较大的几个工业部门，目的是增加各地管理经济的自主权与灵活性。
但这次工业改组并没有改变国家与企业的隶属关系，企业仍没有经营自主权，却导致地区本位主义抬头，使全国经济宏观失控，工业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
后来采取了补救措施，却又回到改革前的管理体制。
简政分权失败后，1962年起，赫鲁晓夫开始支持"利别尔曼建议"，摸索经济管理的新形式。
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和试点，政府着手起草并制订新的企业条例等改革文件，酝酿一场新的改革。
利别尔曼是哈尔科夫经济学院教授，1962年9月在《真理报》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其中建议利用利润、奖金等经济手段促进企业的生产发展；国家下达企业的生产计划只限于产品数量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其余完全由企业自定；把赢利作为企业好坏和规定奖金多少的标准。
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并不成功，只是以一种行政管理取代另一种行政管理，并未触及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本身。
但由于注重了“物质利益原则”，增加了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工业仍有明显增长。
1953一1963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加1.7倍，年增长率为10.5％，比美国快l倍。
1953年8月，苏联爆炸了氢弹，1954年6月，建立起世界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1957年8月，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一号”成功起飞。
赫鲁晓夫的改革触动了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引起思想界的活跃。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出现了利别尔曼建议，引发苏联各界广泛探讨新经济政策，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乃至戈尔巴乔夫无不从这里找到了改革的思想源泉。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赫鲁晓夫时代是一个精神更新的时代，尽管还带有过去的痕迹。
5、政治体制改革
苏共二十大以后，全苏范围内形成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高潮，平反冤假错案更是大张旗鼓进行。
1956--1957年间，约有800万人被释放，500～600万人得到昭雪。
西伯利亚2/3的集中营关闭。
政体改革的措施有：
缩小内务部的权力，加强监督机关的职能；实行集体领导，改革干部制度；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政领导职务分开，实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通过大规模的平反健全法制等。
始于苏共二十大的政治改革打破了个人崇拜，解放了思想，使党和国家的生活恢复正常，干部任期制取代终身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干部特权，这些都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赫鲁晓夫受时代与思想水平的限制，对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权的批判不彻底，当自身的地位稳固后，又重蹈个人崇拜，在某些方面重复斯大林的错误。
6、对外政策的调整
赫鲁晓夫当政后，仍然执行以国家利益为主轴的对外政策，但在策略上有所调整，主张“缓和”与西方的关系。
赫鲁晓夫调整了斯大林时期与美国的全面对抗战略，提出“三和”路线，主张以对话取代对抗，使紧张对峙的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
赫鲁晓夫采取的相应措施有：
1955年，苏联在解决奥地利问题上作出让步，与美英法奥4国签订了《对奥和约》。
该和约规定奥地利永久中立。
7-8月，苏美英法4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谈，这是继波茨坦会议之后的首次东西方会晤。
尽管会议未能就德国问题、裁军及东西方关系等重大问题取得突破，但是从紧张对峙到缓和对话仍然是一个进步。
9月，阿登纳访苏，两国达成了建立外交关系的协定。
这意味着西方放弃了在德国问题上“先统一后谈判”的先决条件，使不愿承认民主德国的西方各国处于被动。
苏联政府进而还改善了英、法的关系。
1956年4-5月，赫鲁晓夫相继访问英、法，在结束世界军备竞赛、缓和国际紧张局、进行科技文化交流等问题上与英法取得了共识。
这年底发生苏伊士运河事件，但没有从根本上损害苏联对英、法的和解政策。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应邀访美。
美苏首脑举行了戴维营会谈，会谈虽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两国最高领导人战后的首次会晤成为缓和的一个象征，由此产生的“戴维营精神”将东西方缓推向了一个高潮。
与斯大林时期相比，苏联的大国主义有所后退。
但从根本上说，赫鲁晓夫并未改变斯大林的对抗战略，缓和只是国际斗争的策略与延伸而已。
1958-1961年柏林危机、1960年美国U2飞机事件、古巴导弹危机等都是冷战仍在继续的突出表现，特别是U2间谍飞机事件使刚刚缓和的东西方关系重又走向了紧张。
此外，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也是赫鲁晓夫急于求成、急燥冒进的个性在对外政策中的反映，美苏关系重返冷战对峙状态。
在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团结一致的前提下，赫鲁晓夫着手调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
首先是加强中苏关系。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主动撤消了斯大林时期创办的有损中国主权的5个中苏合营公司，实现在经济上同中国的平等合作，并把旅顺口军港交还了中国。
l955年苏联政府废除斯大林强加给中国的《补充协定》。
此后，中苏关系中斯大林遗留下来的某些不平等有所消除。
但是，赫鲁晓夫也担心中国会成为苏联的潜在威胁，因此，在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也试图控制中国。
1958年，苏联提出中苏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中国政府严词拒绝。
第二，对东欧的控制有所松动。
1955年5-6月间，赫鲁晓夫正式访问南斯拉夫，承认苏联在两国关系中“犯了严重错误”，使苏南关系恢复了正常。
次年4月，苏联解散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6月，南共联盟代表团访问苏联，两党关系实现了的正常化。
苏南互访的成果是双方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和《莫斯科宣言》。
这两份宣言均强调各党、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各国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与形式有多样性，不能容许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任何倾向。
在苏共“20大”的影响下，1956年12月-1957年6月，苏联与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签订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
这些条约缓和并协调了苏东关系，东欧各国获得了更多的平等权力。
1953年起，苏联逐步把斯大林时期与东欧国家合营的联合公司转让给东欧国家，并放弃了一些东欧国家对苏联的战争赔款，并允许它们同外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往来。
但是，赫鲁晓夫对东欧的让步和放松是有限度的，一旦东欧出现“越轨”或失控的迹象，赫鲁晓夫甚至会不惜动用武力。
1955年，为对抗北约组织和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苏联与东欧各国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强化东欧与苏联的军事协调，使两极对峙局势进一步加深。
对于1956年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均施以巨大压力，甚至两度出兵匈牙利。
随着赫鲁晓夫对南政策的急转，以及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关系的恶化。
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赫鲁晓夫放弃了斯大林向土耳其提出的共管黑海海峡和重划苏土边界的要求，停止了在伊属阿塞拜疆的颠覆活动，由而改善了同土、伊的关系。
同时，赫鲁晓夫大力改善同阿富汗、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支持它们反对以色列。
这些措施使针对苏联的巴格达条约组织瓦解，加强了苏联南部边疆的安全。
7、赫鲁晓夫被迫退休
60年代初，赫鲁晓夫改革已呈全面失败之势，但却更加独断专行，并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目标。
他提出苏联的人均产品产量“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他还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了”，苏联“已变为全民的国家”，苏共“成了全体人民的党”。
他将苏共地方组织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两大系统，在党内造成极大混乱；其推行的干部任免造成干部队伍大起大落，使苏联政治生活充满不稳定因素。
在对外关系方面，与西方缓和的种种努力屡屡碰壁；中苏关系破裂；古巴导弹事件使苏联大为丢脸。
凡此种种，引发苏联社会的不满。
1964年10月初，苏共领导层趁赫鲁晓夫去克里米亚休假，酝酿了“倒赫”密谋。
10月13日，赫鲁晓夫被召回参加早已安排好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他刚踏进会场，即遭到铺天盖地的批评，最终被主动申请辞职。
次日，苏共中央全会发表公报宣布，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满足”赫鲁晓本人的“请求”，“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同时，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一书记。
随后，最高苏维埃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接替米高扬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此后，赫鲁晓夫退休，领取特种养老金。
他于1971年9月11日病逝，终年77岁。
赫鲁晓夫在执政的10年间对苏联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各个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充分表现出他本人不可遏止的活力与巨大的改革热情。
其执政时间，苏联民心顺畅、社会进步、国际环境相对和平。
但改革绝非他个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苏联高度集权体制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与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必然。
受时代和个人因素的制约，赫鲁晓夫改革最终没有成功，并留下一大堆难题。
但赫鲁晓夫时代是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时代，给苏联历史打下了新的时代烙印。
三、勃烈日涅夫执政时期
1、政治的僵化
1964年10月中央全会后，勃列日涅夫上台，苏联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在基本的政治路线上强调与前任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也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
部分地恢复了斯大林的名誉；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以“稳定政局”为指导，强调苏共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与领导作用，明确指出党的政治领导应建立在说服和发挥思想影响的基础上；强调集体领导，组成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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