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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闲暇的经济学分析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3]马克思的论述精辟地概括了自由时间(即闲暇时间)的真实含意和价值,指出闲暇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财富。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自由时间或闲暇时间越来越多。

工作时数及其在人类生命周期里,以及在每年,每月与每周的生活周期中分布,乃是人如何感受、享受与忍受工作的核心心态。

工作时数在不同的国家与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反映了经济组织、技术状况、社会斗争的强度以及社会契约与制度改革的结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更加关注闲暇,更加关注人们的工作生活质量,工作与闲暇的选择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一、工作决策理论

工作决策是一种时间利用方式的选择,人们是否寻找工作和工作多长时间,花费多少时间获取技术或做那些提高自身未来收益能力的事是工作决策理论要回答的问题。

从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工作决策是人们是否工作,以及如何工作,准备工作多长时间的决策。

回答的问题包括是否参与社会劳动,是否寻找全日制或非全日制的工作,以及做家务和外出工作时间的长短等。

时间的使用有多种方式:

或者用于愉快和闲暇活动,或者用于工作,或者花费时间用于获取技术或做那些提高自身未来收益能力的事,也就是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

1.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小时闲暇的机会成本就是工资率,即工人多工作一小时能获得的拿回家的工资报酬。

如果收入增加,而工资和偏好不变,则闲暇时间的需求增加。

也就是说,如果收入增加,工资不变,愿意工作的时间将减少,相反,如果收入下降,工资率不变,则愿意工作的时间增加。

经济学将这种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收入变化导致的闲暇时间需求的变化称之为收入效应。

同时,如果收入不变,工资率增加,闲暇的价格提高,闲暇的需求减少,从而提高工作动机。

因为由于随着闲暇的机会成本的变化(收入不变),出现替代效应,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相互替代。

如果收入效应占优势,工资上升,则劳动供给曲线斜率为负,个人的反应是减少劳动力供给。

如果替代效应占优势,那么个人劳动力供给曲线(即愿意为工资而工作的时间)斜率为正,即劳动力供给随工资率的提高而增加。

也就是只要工资低于W*=MP*,那么个人希望的工作时间将随着工资的增加而增加(替代效益占优势)。

然而在较高的工资水平下,工资增加将会导致工作时间的减少,收入效应占优势。

经济学称之为“向内弯曲的曲线”[4]。

劳动力供给理论认为,关于工作时间的决策,除了偏好之外,还取决于其拥有的财富和工资率;

并且认为,劳动力供给的收入效应为负,替代效应为正。

既然闲暇与货币都能带来满足(效用),那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

无差异曲线将效用水平相同的各种货币收入和闲暇时间的组合联结起来。

当工资增加时,会引起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一个人更富有,同时也面临着更高的闲暇机会成本,理论认为,替代效应促使人们工作更多的时间,而收入效应促使人们少工作,但不能说那种效应更强,最终将取决于偏好。

假设工资增加,工资上升而增加的资源拥有量只有通过工作才能获得,工作意向强的人,其资源拥有量会增加越多。

因此,其他条件相同,工作时间越长的人,工资变化产生的收入效应越大。

2.劳动与闲暇选择

假设有两大类使人们幸福的商品——闲暇和用货币收入买到的商品。

既然闲暇和货币都能带来满足(或效用),那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

如果一个人被迫放弃一些货币收入,如缩短工作时间,那么,闲暇时间的增加可以替代这部分失去的收入。

事实上精明的消费者或劳动者有着不同的货币收入和闲暇时间组合,这些组合能带来同样的满足。

将效用水平相同的各种货币收入和闲暇时间的组合连接起来,就构成了无差异曲线(即曲线上每一点的效用都相同。

从以上的三条无差异曲线可以看出,

(1)货币收入越高、闲暇时间越少,则闲暇的价值越高;

反之,闲暇时间多,收入相对较低时,闲暇的价值越低。

当收入高,闲暇少时(图中LK段),大量的收入损失(从Y4到Y3)只需要少量的闲暇增加来补偿,而少量闲暇时间的损失(从H3到H4)则需要大幅度的收入增加来维持效用不变。

(2)当收入低,闲暇多(图中MN段)时,收入的价值更高,要保持效用水平不变,收入减少(从Y2到Y1)需要大幅度增加闲暇来补偿。

每个人都想取得最大化的效用,即消费可以获得的每一个小时的闲暇同时保持最大化的收入。

但人们可以支配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预算约束线可以反映闲暇和收入可能组合的直线[5],预算约束线的斜率是工资率的图形表示,图中是预算约束线的斜率(绝对值)[6]。

正好与预算约束线(DE)相切的无差异曲线,表示在预算约束的条件下,一个人可以获得的最大效用水平。

预算约束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的点O表示最大效用的收入和闲暇组合。

预算约束线相同,而闲暇偏好不同的人,对工作时间的选择也不同。

如果个人偏好的无差异曲线非常陡峭,说明这个人非常重视额外的闲暇时间。

效用在“端点”D处取得最大化。

这些人根本不希望工作,因而不在劳动力队伍之中。

二、家庭劳动力供给决策

人们的工作决策并不是简单地在闲暇与劳动之间做出选择。

主要原因有:

第一,在家中的大多数时间是用于生产活动的(例如做饭、照顾孩子)而非闲暇活动;

第二,与其家庭成员一同生活的人,在从事有酬劳动、家务劳动、闲暇的决策时,通常要考虑其他成员的活动和收入;

第三,正如从事有酬劳动的时间与在家中的时间可以相互替代一样,生命的不同阶段从事有酬劳动的时间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此,从理论上说,一个人需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分配工作和闲暇时间。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男女之间替代效应的历史差别及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至少部分是由于随着市场工资的增加而导致的两种替代效应的出现:

一种是市场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替代;

另一种是市场工作与闲暇之间的替代。

家庭生产模型的基本前提是,人们在两个地方——家庭和“市场”工作都有生产率;

关于是否寻找市场工作和工作多少时间的决策,是他们在这两个地方相对生产率的函数。

只要多提供一小时的市场劳动的收入能够使一个人购买到的商品多于为了弥补失去家庭生产一个小时所期望的商品,这个人就会多提供一个小时的市场劳动。

在家庭生产理论中,假定时间的使用方式有两种,有酬(市场)劳动和家务劳动,所以有关抚养孩子的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与有酬工作时间供给的效用最大化决策是相同的。

这个决策受上述等效用曲线和预算约束线的影响。

预算约束线反映个人可能的购买(商品或劳务)或家务劳动时间的组合。

无论家庭时间是工作还是闲暇,其适用的劳动力供给理论不变,是有酬工作时间的供给收入、工资率以及个人在家庭时间与货币收入(可用于购买商品劳务)之间的权衡的函数。

1.家庭联合劳动力供给决策

对于同家庭成员一齐生活的人来说,必须采用联合劳动力供给决策分配各自的时间,并且协商谁在家中做什么。

可能有关的疑问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关系可能使模拟这一过程变得复杂,他们关于市场和家务劳动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习惯影响变得复杂并受到习惯的影响[7]。

关于已婚夫妇的工作时间决策主要分为三个类别[8]:

最简单的模型是将单一决策者的假设扩展到已婚夫妇,或者假定他们有着相同的偏好或假定一个人进行所有决策(但这一过程中其他人的效用也最大化)。

第二类模型假定家庭成员在进行家庭决策时进行谈判(“合作博弈”),每个人都拥有影响谈判的资源和“威胁点”。

第三类模型假定家庭成员相互独立地决策使自己效用最大化,但每个人进行决策时要考虑其他人的可能行为和反应(“非合作博弈”)。

2.劳动供给的生命周期

决定一个人在生命周期的何时开始工作,涉及到一段时间内市场和家庭生产率的比较。

有了整个生命周期中工资的预期轨迹,人们就可以预测对劳动力供给决策两个至关重要的变量:

终身财富及每个年龄段闲暇或家务劳动时间的成本。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市场生产率(反映一个人的工资率)在年轻时开始很低;

随着年龄的增加,市场生产率也迅速提高;

然后在晚年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

将生命周期因素引入劳动力供给理论进行预测后的结论是,在中年(高工资的阶段),工人将用较长的时间从事有酬工作。

同样,时间密集的闲暇活动消费主要发生在早年和晚年,因为在这些年龄群体中,时间的机会成本较低[9]。

三、时间分配决策

经济的发展已经引起工作时间大幅度的持续下降。

就经济福利而言,非工作时间的分配与效率变得比工作时间分配与效率更加重要[10]。

1.家庭生产

家庭实际上是“小型生产单位”:

它结合资本物品,原材料和劳动用来使用、供养、生育并生产其他有用产品。

在贝克尔的分析方法中,资源总限制必然等于最大的可得到的货币收入,称之为“充分收入”。

这种收入在不考虑消费的情况下,通过将家庭的全部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获取报酬的活动所得的收入。

当然,时间不会全部“用于”工作,睡眠、就餐,乃至闲暇对于有效地从事其他活动是必须的,一些时间(以及其他资源)将用于以上活动以便使货币收入最大,然而这部分支出只取决于收入受到的影响。

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家庭可能放弃一部分货币收入以获取额外的效用,接受乐于从事的工作而不是收入虽然很高,但并不喜欢的工作。

基本的资源限制表明,充分收入要么直接用于市场产品,要么间接地通过放弃的货币收入而支出。

2.工作时间

如果能够确定各种变化对用于消费时间TC的影响,按照TC=T-TW(这里TC表示既定的用于消费的时间向量,T表示现有的时间总量),可以得出这些变化对工作时间TW的影响,以作为分析商品在放弃的报酬中重要性的差异。

并且从公式看,用于工作的时间和用于消费的时间是负相关。

报酬的非补偿性增加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相对强度,前者将增加时间,后者将减少时间,那种因素占主导不能先验决定。

绝对多数报酬的大量、持续的增加刺激了劳动—闲暇分析的发展,这种增加要归功于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的提高又是源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增加,技术过程的进步以及其他要素的增加。

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报酬上的增加既会引起收入效应又会产生替代效应。

工作时间的持续下降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收入效应足以淹没替代效应[11]。

3.人力资本投资

时间并非只能在市场劳动行为和非市场劳动行为之间进行选择分配,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每个人通过运用一部分自有时间和产品以“在校学习”,接受在职培训等方式生产自身的人力资本。

根据著名的人力资本投资均衡条件:

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当前价值等于未来收益的当前价值。

这个均衡条件表明,用于人力资本的时间投入量随着年龄而趋于下降,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余数的时期数,因而未来收益的当前价值将随着年龄而减少;

二是投资成本将随人力资本的增加而上升,因为放弃的报酬会增加。

而年轻时的工作时间低于没有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的工作时间,它的增长也比没有人力资本的情况下更为迅速。

如果年轻时将如此多的时间投资于人力资本而没有余留时间用于工作,那么在这个年龄,用于消费的时间将占时间的绝大多数。

4.“充分收入”约束条件[12]

长久以来,闲暇被认为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商品,闲暇的增多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减少,也就是劳动供给的减少。

然而,贝克尔则认为,不应该把闲暇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人们不是在工作与闲暇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不同的消费活动之间做出选择。

市场活动时间(工作)与非市场活动时间(闲暇)的最佳组合可以使消费者获得最大效用。

①充分收入

贝克尔引入“充分收入”(fullincome),也就是资源总限制必然等于最大的可得到的货币收入,这种收入在不考虑消费的情况下,通过将家庭的全部时间及其它资源用于获取报酬的活动所得到的收入[13]。

充分收入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约束,时间可以通过货币收入转化成商品,因此能够将商品和时间联合成一个单一而全面的约束,也即提供了一种以非货币因素代替货币收入的统一方法。

其过程如下:

∑pixi=I=V+Tωω

(1)

pi表示xi的单位价格向量,Tw表示用于工作的时间向量,v表示每单位的Tw报酬,时间的限制可以写作:

Ti=Tc=T-Tw

(2)

这里,TC表示既定的用于消费的时间向量,T表示现有的时间总量,生产函数

Zi=fi(xi,Ti)可以写成恒等式Ti≡tiZixi≡biZi(3)

这里,ti表示每个单位Zi的时间投入量,bi表示市场商品的类似向量。

由于可以通过减少用于消费的时间并增加用于工作的时间而将时间转换成商品,利用

(2)式消去

(1)式中的Tw,得到单一的约束条件:

∑pixi+∑Tiω=V+Tωω(4)

利用(3)式,将(4)式写作:

∑(pibi+tiω)Zi=V+Tω(5)

由此表明,可以不必使用明确的区分产品与时间的分析方法,资源总限制必然等于最大的可得到的货币收入,称之为“充分收入”(fullincome)。

这种收入是在不考虑消费的情况下,通过将家庭的全部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获取报酬的活动所得到的收入。

充分收入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约束,并且,它牢固地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因为时间可以通过货币收入转化成商品,因此能够将商品和时间联合成一个单一而全面的约束。

②时间密集度

如果能够确定各种变化对用于消费的时间Tc,

(2)式可以得到这些变化对工作时间Tw的影响,以作为分析商品在放弃的报酬中重要性的差异的一种重要工具。

放弃的报酬边际相对重要性可以定义为ai=liti/(pibi+liti)(6)

放弃每小时报酬与每单位Zi使用的时间愈多,放弃的报酬的重要性愈大;

产品的市场价格pi与每单位Zi使用的产品愈多,放弃的报酬的重要性就愈小。

类似地,时间的边际相对重要性可以定义为:

ri=ti/(pibi+liti)(7)

如果充分完全因其他的货币收入的扩大而增加,那么,机会曲线在产品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向右平行外移,绝大多数商品的消费将会增加;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工作时间将会减少,这是因为,如果商品的产出增加,则用于消费的时间必定增加,而由

(2)式知,用于工作的时间和用于消费的时间是负相关的。

所有时间分配报酬方面的同一百分比增加将使所有商品的消费中的每一小时成本增加同一百分比。

然而,只要放弃的报酬对所有商品并不同等重要,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就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具有相对重要的放弃报酬的商品价格将会上升。

根据(6)和(7)的报酬密集与时间密集的定义,除非li与ti充分负相关,否则,报酬密集度与时间密集度正相关。

因此,报酬的补偿单调性增加将导致偏离报酬密集型商品而转向产品密集型商品。

由于报酬密集度同时间报酬密集度趋于正相关,所以,消费将偏离时间密集型商品,然而,这种偏离将导致总的消费时间的减少,因而增加用于工作的时间。

报酬的非补偿性增加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取决于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相对强度,前者将增加时间,后者将减少时间,哪种因素占主导不能先验地决定。

四、缩短工作时间的社会意义

在人类生活中,时间价值观的层次高于物质价值观,它是经济活动的基本价值观。

因为时间价值观对应的是满足人性的和精神的需要,而物质价值观对应的则是满足生理的和物质的需要。

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都越来越意识到全球经济正向一个自动化的未来迈进,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革命,实际上保证了用更少的人力劳动换取更大的产量。

不管怎样,更多的空闲时间是公司重组和技术替代不可避免的结果。

工作时间的长度以及工资报酬在劳动关系史上一直是一个关键问题,劳动一直被典型地以时间单位来购买(小时、日、周、月、年),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更强调的是工作时间而不是工作任务。

贯穿于整个20世纪,工作时间一直在发生改变,主要是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

增加带薪的休假;

以及减少工作年限(主要通过延缓进入就业或者提前退出就业)。

在工业化进程的早期,雇员主要关注能否有足够的时间来恢复工作疲劳。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人们开始关注休闲。

进入70年代后,人们更加关注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希望工作时间有更大的弹性。

企业也开始试图改变标准化的工作时间制度,首先由于高密度地使用资本,要求企业的雇员工作时间超出标准的社会现成的时间结构;

其次,由于某些急剧增长的需求,尤其是由于不断增长的多变的服务业需求。

因此雇员希望更有弹性的工作时间,而管理者也希望更有弹性的工作时间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经营环境的要求,包括投入的价格、生产的可能性、产品需求、经济衰退期的影响,以及更新更有弹性的制造技术的发展。

缩短工作时间是更公平分配现有工作机会的一个办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

里昂提夫已经为向更短的工作日的过渡准备好了论据。

里昂提夫建议,为了缓解技术对工人的替代,可以采取试探性步骤,给那些工作时间少于正常标准的工人以一定的补贴,这个方法在欧洲和加拿大已经广泛采用。

虽然里昂提夫认为技术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他承认,这些新兴的知识产业不可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容纳数百万由于产业重组和自动化、信息化而被取代的工人,他非常认同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作为分享现有工作职位的办法。

但是他还认为这只能是自愿,而不能是命令,因为强迫实施无论对于企业或者是员工,都是很困难的①。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不管用何种办法用于缩短每周工作时间,未来数十年里为适应由省时省力的技术带来的惊人收益,世界各国只能求助于工作时间的减少而别无他法。

因为在每个部门和产业,机器不断代替人类,面临的选择是:

要么一小部分人有较长时间的工作,同时大部分人失业而靠公众施舍勉强维持生计;

要么将现有的工作时间分配出去,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享受每周较短的工作时间。

在可预见的未来,新技术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场变革将导致产生一种更为有效的生产制度,固定的全日制工作变得不再必要,人们拥有的是弹性工作时间和更多的自由时间,工作在生活中不再是主要的活动,人们只需少部分时间用于工作,大部分时间将用于消闲、娱乐、学习和个人兴趣爱好上。

这与马克思的思想不谋而合,事实上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对未来的社会用工制度做过类似的憧憬,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任何人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可以随自己的心思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五、结语

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体,从工作与人生的角度来讲,工作是为了一个美好的人生,而人生决不仅仅是为了工作。

人们一方面需要工作;

另一方面需要幸福的家庭,同时还需要多层次的全面发展,为此人们通过不同时期的工作与闲暇的选择,增加人们的积累和投资,使人们在保障一定水准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更好地分享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灵活安排自己一生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

[注释]

①瓦西里·

里昂提夫:

工作和收入的分配”选自《科学美国人》1982年9月第184—195页。

在1994年3月14日的访谈中,他认为,自由时间应当被看成你收入的不部分,必须找到鼓励闲暇的办法,他还提出如果更多地减少工作时间,人们也许会仅仅在电视机前消磨更多的时间,而有建设性的使用休闲时间只能来自教育和培训等的改善。

②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72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28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M].北京:

281-28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M].北京:

281.

[4][美]伊兰伯格、史密斯著.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第六版)[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65.

[5]ShellyLundberg.TheAddedWorkerEffect[J].JournalofLaborEconomics3,no.1(January1985):

11-37.

[6]JacobMincer.LaborForceParticipationandUnemployment:

AReviewofRecentEvidence[A].inProsperityandUnemploymented[C].R.A.GordonandM.SGordon(NewYork:

JohnWiley&

Sons,1996).

[7]JulieA.Nelson.I,Thou,andThem:

Capabilities,Altruism,andNormsintheEconomicsofMarriage[J].AmericanEconomicReview84,no.2(May1994):

126-131;

andClaireBrown.AnInstitutionalModelofWives’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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