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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成本高，结果这些企业赚的利润少了，支付的工资低了，收取的价格高了，或者是这三种结果的某种结合。
因此，尽管污染管制给予我们的好处是更清洁的环境，以及由此引起的健康水平提高，但其代价是企业所有者、工人和消费者的收人减少。
社会面临的另一种交替关系是效率与平等之间的交替。
效率是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
平等是指这些资源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
换句话说，效率是指经济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割这块蛋糕。
在设计政府政策的时候，这两个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
例如，我们来考虑目的在于实现更平等地分配经济福利的政策。
某些这类政策，例如，福利制度或失业保障，是要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
另一些政策，例如，个人所得税，是要求经济上成功的人士对政府的支持比其他人更多。
虽然这些政策对实现更大平等有好处，但它以降低效率为代价。
当政府把富人的收人再分配给穷人时，就减少了对辛勤工作的奖励；
结果，人们工作少了，生产的物品与劳务也少了。
换句话说，当政府想要把经济蛋糕切为更均等的小块时，这块蛋糕也就变小I。
认识到人们面临交替关系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人们将会或应该作出什么决策。
一个学生不应该仅仅由于要增加用于学习经济学的时间而放弃心理学的学习。
社会不应该仅仅由于环境控制降低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不再保护环境。
也不应该仅仅由于帮助穷人扭曲了工作激励而忽视了他们。
然而，认识到生活中的交替关系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只有了解他们可以得到的选择，才能作出良好的决策。
摘自梁小民：
《微观经济学纵横谈》
案例二：
理性成就快乐：
向经济学家那样思考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其实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经济学知识。
比如在自由市场里买东西，我们喜欢与小商小贩讨价还价；
到银行存钱，我们要想好是存定期还是活期。
经济学对日常生活到底有多大作用，有一则关于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故事可以参考。
故事说的是三个经济学家和三个数学家一起乘火车去旅行。
数学家讥笑经济学家没有真才实学，弄出的学问还摆了一堆诸如“人都是理性的”之类的假设条件；
而经济学家则笑话数学家们过于迂腐，脑子不会拐弯，缺乏理性选择。
最后经济学家和数学家打赌看谁完成旅行花的钱最少。
三个数学家于是每个人买了一张票上车，而三个经济学家却只买了一张火车票。
列车员来查票时，三个经济学家就躲到了厕所里，列车员敲厕所门查票时，经济学家们从门缝里递出一张票说，买了票了，就这样蒙混过关了。
三个数学家一看经济学们这样就省了两张票钱，很不服气，于是在回程时也如法炮制，只买了一张票，可三个经济学家一张票也没有买就跟着上了车。
数学家们心想，一张票也没买，看你们怎么混过去。
等到列车员开始查票的时候，三个数学家也像经济学家们上次一样，躲到厕所里去了，而经济学家们却坐在座位上没动。
过了一会儿，厕所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并传来了查票的声音。
数学家们乖乖地递出车票，却不见查票员把票递回来。
原来是经济学家们冒充查票员，把数学家们的票骗走，躲到另外一个厕所去了。
数学家们最后还是被列车员查到了，乖乖的补了三张票，而经济学家们却只掏了一张票的钱，就完成了这次往返旅行。
这个故事经常被经济学教授们当作笑话讲给刚入门的大学生听，以此来激发学生们学习经济学的兴趣。
但在包括经济学初学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看来，经济学既枯燥又乏味，充满了统计数字和专业术语，远没有这则故事生动有趣；
而且经济学总是与货币有割舍不断的联系，因此，人们普遍以为，经济学的主题内容是货币。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经济学真正的主题内容是理性，其隐而不彰的深刻内涵就是人们理性地采取行动的事实。
经济学关于理性的假设是针对个人而不是团体。
经济学是理解人们行为的方法，它源自这样的假设：
每个人不仅有自己的目标，而且还会主动地选择正确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
这样的假设虽然未必总是正确，但很实用。
在这样的假设下发展出来的经济学，不仅有实用价值，能够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这样的学问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娱人心智，令人乐而忘返。
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有意无意地运用了一些经济学知识，但如果对经济学知识缺乏基本的了解，就容易在处理日常事务时理性不足，给自己的生活平添许多不必要的烦扰。
比如，刚刚买回车子，没过两天，这款车子却降价了，大部分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垂头丧气，心里郁闷得很；
倘若前不久刚刚买了房子，该小区的房价最近却上涨了，兴高采烈是一般购房者的正常反应。
这些反应虽然符合人之常情，但跌价带来的郁闷感觉却是错误的。
经济学认为，正确的反映应该是：
无论是跌价，还是涨价，都应该感觉更好。
经济学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你消费的是什么——房价、车价是多少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是多少。
在价格变动以前，你所选择的商品组合（房子、车子加上用收入余款购买的其他商品）就是对你来说是最好的东西。
如果价格没有改变，你会继续这样的消费组合。
在价格变化以后，你仍然可以选择消费同样的商品，因为房子、车子已经属于你了，所以，你不可能因为价格变化而感觉更糟糕。
但是，由于房子、车子与其他商品的最佳组合取决于房价、车价，所以，过去的商品组合仍然为最佳是不可能的。
这就意味着现在还有一些更加吸引人的选择，因此，你的感觉应该更好。
新的选择虽然存在，但你却更钟情于原来的最佳选择（原来的商品组合）。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常常烦扰于别人为什么挣得比我多，总是觉得自己得到的比应得的少，而经济学却告诉我们这样的感觉是庸人自扰，也是错误的。
经济学认为别人比自己挣得多是正常的，自己得到的就是应得的，如果自己不能理性地坦然面对，只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烦扰和忧愁。
我们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样那样的烦扰，主要还是因为对经济学有一些误解，这可能是经济学说起来比较简单的缘故。
“供给与需求”、“价格”、“效率”、“竞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济学词汇，而且这些的词汇的意思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很多时候，似乎人人都是经济学家。
人们不敢随便在一个物理学家或数学家面前班门弄斧，但在一个经济学家面前，谁都可以就车价跌了该高兴还是该郁闷等实际问题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
其实，经济学中有许多并非显而易见的内容，并不是每个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经济学领域，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因此，掌握正确的经济学知识，将经济学思考问题的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使我们能够更加理性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小到油盐酱醋，大到谈婚论嫁，就会减少生活中的诸多郁闷和不快，多一些开心，多一些欢笑。
第二章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
“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当然，有一个问题还不能说清：
究竟是先产生需求再产生供给呢，还是先产生供给才产生需求？
这有点像问“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我想，可能有时候是需求带动供给，很多的新产品就是在人们强烈的需求下产生的；
也有时候是供给诱导需求，比如新潮的时装，常常是提供出来之后，才左右了人们的视线，引发了人们的需求。
但在某一种商品的价格决定中，供给与需求就像一把剪刀的两个刀片，作用是不分彼此共同决定一种商品的价格；
同时价格又像一只无形的手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地调节需求，调节供给，调节的最后结果使市场达到了均衡——社会资源配置合理。
总之，许多的东西在经济学家眼里都成了产品，都可以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需求是提供产品的动力，供给是满足需求的前提。
比如要兴办教育，是因为存在大量的对“教育”产品有需求的人，而有了“教育”产品的供给，才能满足“教育”产品的需求。
如果想上学的都能上学，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也就达到了教育市场的供求平衡。
拥挤难道是我的错？
收拥挤费到底有没有用？
据报道，北京市规划委近期组织相关部门针对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交通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解决北京旧城交通问题的十项策略。
其中，“车辆进入旧城要交拥挤费”赫然在列。
北京的交通拥堵是出了名的，这些年来，人们为缓解交通拥堵问题想了很多招数。
在市中心地区收取拥挤费，这个办法早有人提过，但一直颇有争议，赞同者很多，反对者也不少。
此次市规委有意将收拥挤费由政策设想变成现实，确实需要几分勇气。
收取拥挤费有没有用？
“拥挤费”是个舶来品。
2003年，伦敦市长列文斯顿在市民的拥护和非议声中，在伦敦市中心开征拥挤费：
凡是在工作日早7点至晚6点半进入市中心的车辆需交纳拥挤费，每车每天交费5英镑（2005年又涨到了8英镑），违规者要受重罚。
有关调查显示，收取拥挤费后，伦敦市中心路面交通流量减少了30%，70%多的伦敦市民认为拥挤费对改善市内交通发挥了高效作用。
收取拥挤费，说到底就是政府利用价格杠杆调节特定区域车流量的一种方式，其通过改变公共服务价格（使用市中心道路的费用）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确实能发挥出分流车辆、缓解市中心交通拥堵的作用。
收取拥挤费合不合理？
很多反对者质疑拥挤费的合理性，认为有失公平。
政府收取拥挤费，等于让“有车一族”承担了额外的成本，但只要定价合理，这些额外的成本并不会破坏社会公平。
第一，与那些步行、骑车和乘坐公交工具的人相比，“有车一族”占用的人均公共交通服务份额更多，自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多负担一些“买路钱”也合乎情理。
第二，大量小汽车（私车和公务车）的涌入是造成北京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
有车族（包括私家车车主和公务车使用者）在享受方便舒适的同时，却连带其他人时时饱受交通拥挤的苦果。
交纳一定的拥挤费，算是有车族为自己用车行为的“外部性”付了费，否则就真的有点不公平了。
收取拥挤费能不能根治北京的交通问题？
拥挤费的确有用，但有限。
在治理交通拥堵的大舞台上，拥挤费至多只能“暖暖场”，让它压大轴、当主唱是万万不可的。
最重要的“治本”之策是改善公共交通服务。
在旧城收取拥挤费，旨在限制车流，但永远也无法限制“人流”———该进旧城的人还是要按时进去，一个也少不了。
收取拥挤费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市民多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但如果公交工具还继续保持目前少、慢、挤加服务态度差的状况，那最后无非有两种结果：
一是交通拥挤一时得到缓解，但以大家的生活质量下降为代价；
二是有车族不堪忍受，重新被逼回小车里，分流车辆的目标完全落空。
因此，要根本解决北京的交通问题，还必须从扩大公交容量、改善公交服务质量入手，只有公交才能担当“压轴”的角色。
即使将来真的收取拥挤费，也要首先服务于改善公交状况的需要。
还是以伦敦为例，每年征收的拥挤费约1亿英磅，政府将其用于伦敦地铁及公共汽车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大大优化了公交服务，才使越来越多的市民乐于弃私车选公交。
目前，收取拥挤费，应当是缓解市中心等特定区域交通拥堵问题的可行之策。
不过，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综合治理，只有制定和执行好以改善公交服务为中心的“政策套餐”，公众出行才能舒心、省心、放心。
摘自2005年10月15《北京青年报》
第三章效用论
“幸福方程式”与“阿Q精神”
我们消费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幸福。
对于什么是幸福，美国的经济学家萨谬尔森用的“幸福方程式”来概括。
这个“幸福方程式”就是：
幸福=效用/欲望，从这个方程式中我们看到欲望与幸福成反比，也就是说人的欲望越大越不幸福。
但我们知道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那么多大的效用不也等于零吗？
因此我们在分析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时候我们假定人的欲望是一定的。
那么我们在离开分析效用理论时，再来思考萨谬尔森提出的“幸福方程式”真是觉得他对幸福与欲望关系的阐述太精辟了，难怪他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在社会生活中对于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政治家把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报复作为最大的幸福；
企业家把赚到更多的钱当作最大的幸福；
我们教书匠把学生喜欢听自己的课作为最大的幸福；
老百姓往往觉得平平淡淡衣食无忧作为在大的幸福。
幸福是一种感觉，自己认为幸福就是幸福。
但无论是什么人一般把拥有的财富多少看作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一个人的欲望水平与实际水平之间的差距越大，他就越痛苦。
反之，就越幸福。
从“幸福方程式”使我想起了“阿Q精神”。
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是用来唤醒中国老百姓的那种逆来顺受的劣根性。
而我要说的是人生如果一点阿Q精神都没有，会感到不幸福，因此“阿Q精神”在一定条件下是人生获取幸福的手段。
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穷人欲望过高，那只会给自己增加痛苦。
倒不如用“知足常乐”，用“阿Q精神”来降低自己的欲望，使自己虽穷却也获得幸福自在。
富人比穷人更看重财富，他会追求更富如果得不到他也会感到不幸福。
“知足常乐”“是可而止”“随遇而安”“退一步海阔天空”该“阿Q时得阿Q”，这些说法有着深刻的经济含义，我们要为自己最大化的幸福作出理性的选择。
吃三个面包的感觉
美国总统罗斯福连任三届后，曾有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总统一言不发，只是拿出一块 三明治面包让记者吃，这位记者不明白总统的用意，又不便问，只好吃了。
接着总统哪出第二块，记者还是勉强吃了。
紧接着总统拿出第三块，记者为了不撑破肚皮，赶紧婉言谢绝。
这时罗斯福总统微微一笑：
“现在你知道我连任三届总统的滋味了吧，这个故事揭示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原理：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总效用是消费一定量某物品与劳务所带来的满足程度。
边际效用是某种物品的消费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满足程度。
我们就从罗斯福总统让记者吃面包说起。
假定，记者消费一个面包的总效用是10效用单位，2个面包是总效用为18个效用单位，如果记者再吃3个面包总效用还为18个效用单位。
记者消费一个面包的边际效用是10效用单位，2个面包是边际用为8个效用单位，如果记者再吃3个面包边际用为0个效用单位。
这几个数字说明记者随着消费面包数量的增加，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为什么记者不再吃第三个面包是因为再吃不会增加效用。
还比如，水是非常宝贵的，没有水，人们就会死亡，但是你连续喝超过了你能饮用的数量时，那么多余的水就没有什么用途了，再喝边际价值几乎为零，或是在零以下。
现在我们的生活富裕了，我们都有体验“天天吃着山珍海味也吃不出当年饺子的香味”。
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设想如果不是递减而是递增会是什么结果，吃一万个面包也不饱。
吸毒就接近效用递增，毒吸的越多越上隐。
吸毒的人觉得吸毒比其它消费相比认为毒品给他的享受超过了其它的各种享受。
所以吸毒的人会卖掉家产，抛妻弃子，宁可食不充饥，衣不遮体，毒却不可不吸。
所以说，幸亏我们生活在效用递减的世界里，在购买消费达到一定数量后因效用递减就会停止下来。
消费者购买物品是为了效用最大化，而且，物品的效用越大，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越高。
根据效用理论，企业在决定生产什么时首先要考虑商品能给消费者带来多大效用。
企业要使自己生产出的产品能卖出去，而且能卖高价，就要分析消费者的心理，能满足消费者的偏好。
一个企业要成功，不仅要了解当前的消费时尚，还要善于发现未来的消费时尚。
这样才能从消费时尚中了解到消费者的偏好及变动，并及时开发出能满足这种偏好的产品。
同时，消费时尚也受广告的影响。
一种成功的广告会引导着一种新的消费时尚，左右消费者的偏好。
所以说，企业行为从广告开始。
消费者连续消费一种产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如果企业连续只生产一种产品，它带给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就在递减，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就低了。
因此，企业的产品要不断创造出多样化的产品，即使是同类产品，只要不相同，就不会引起边际效用递减。
例如，同类服装做成不同式样，就成为不同产品，就不会引起边际效用递减。
如果是完全相同，则会引起边际效用递减，消费者不会多购买。
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告诉我们，企业要进行创新，生产不同的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减少和阻碍边际效用递减。
摘自：
案例三：
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消费者均衡就是消费子者购买商品的边际效用与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
这就是说消费者的每一元钱的边际效用和用一元钱买到的商品边际效用相等。
假定一元钱的边际效用是5个效用单位，一件上衣的边际效用是50个效用单位，消费者愿意用10钱购买这件上衣，因为这时的一元钱的边际效用与用在一件上衣的一元钱边际效用相等。
此时消费者实现了消费者均衡，也可以说实现了消费（满足）的最大化。
低于或大于10元钱，都没有实现消费者均衡。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在你收入既定商品价格既定的情况下，花钱最少得到的满足程度最大就实现了消费者均衡。
我们前边讲到商品的连续消费边际效用递减，其实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
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你存货币越多，购买物品就越少，这时货币的边际效用下降，而物品的边际效用在增加，明智的消费者就应该把一部分货币用于购物，增加他的总效用；
反过来，消费者则卖出商品，增加货币的持有，也能提高他的总效用。
通俗地说，假定你有稳定的职业收入，你银行存款有50万，但你非常节俭，吃、穿、住都处于温饱水平。
实际上这50万足以使你实现小康生活。
要想实现消费者均衡，你应该用这50万的一部分去购房、用一部分去买一些档次高的服装，银行也要有一些积蓄；
相反如果你没有积蓄，购物欲望非常强，见到新的服装款式，甚至借钱去买，买的服装很多，而效用降低，如遇到一些家庭风险，没有一点积蓄，使生活陷入困境。
经济学家的消费者均衡的理论看似难懂，其实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他的消费行为已经遵循了消费者均衡的理论。
比如你在现有的收入和储蓄下是买房还是买车，你会作出合理的选择。
你走进超市，见到如此之多的琳琅满目的物品，你会选择你最需要的。
你去买服装肯定不会买回你已有的服装。
所以说经济学是选择的经济学，而选择就是在你资源（货币）有限的情况下，实现消费满足的最大化，使每1分钱都用在刀刃上，这种就实现了消费者均衡。
第三章生产论
分工与专业化
亚当·
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根据他对一个扣针厂的参观描述了一个例子。
斯密所看到的工人之间的专业化和引起的规模经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写道：
“一个人抽铁丝，另一个人拉直，第三个人截断，第四个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圆头；
做圆头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操作；
装圆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涂白是另一项；
甚至将扣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门职业。
”
斯密说，由于这种专业化，扣针厂每个工人每天生产几千枚针。
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工人选择分开工作，而不是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团队，"
那他们肯定不能每人每天制造出20枚扣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
。
换句话说，由于专业化，大扣针厂可以比小扣针厂实现更高人均产量和每枚扣针更低的平均成本。
斯密在扣针厂观察到的专业化在现在经济中普遍存在。
例如，如果你想盖一个房子，你可以自己努力去做每一件事。
但大多数人找建筑商，建筑商又雇佣木匠、瓦匠、电工、油漆工和许多其他类型工人。
这些工人专门从事某种工作，而且，这使他们比作为通用型工人时做得更好。
实际上，运用专业化实现规模经济是现代社会像现在一样繁荣的一个原因。
摘自
引进自动分拣机是好事还是坏事？
近年来我国邮政行业实行信件分拣自动化，引进自动分拣机代替工人分拣信件，也就是多用资本而少用劳动。
假设某邮局引进一台自动分拣机，只需一人管理，每日可以处理10万封信件。
如果用人工分拣，处理10万封信件需要50个工人。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实现了技术效率。
但是否实现了经济效率还涉及到价格。
处理10万封信件，无论用什么方法，收益是相同的，但成本如何则取决于机器与人工的价格。
假设一台分拣机为400万元，使用寿命10年，每年折旧为40万元，再假设利率为每年10%，每年利息为40万元，再加分拣机每年维修费与人工费用5万元。
这样使用分拣机的成本为85万元。
假设每个工人工资1.4万元，50个工人共70万元，使用人工分拣成本为7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自动分拣机实现了技术效率，但没有实现经济效率，而使用人工分拣既实现了技术效率，又实现了经济效率。
近年来我国邮政行业实行信件分拣自动化，引进自动分拣机代替工人分拣信件，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即从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的同时实现来看，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实现了技术效率时，是否实现了经济效率就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
如果仅仅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角度看，可以只考虑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
这两种效率的同时实现也就是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
当然，如果从社会角度看问题，使用哪种方法还要考虑每种方法对技术进步或就业等问题的影响。
木桶理论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以“木桶理论”来阐述经济学问题。
这一理论认为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板的长度，这在非均衡经济学里叫做“短边决定原则”。
它告诉我们，“木桶”想多盛“水”的方法有二：
一是生产要素替代，锯长补短；
二是拆桶重装，进行资产重组。
事实上，一个人乃至一个集体所取得的成绩或成就，也常常取决于其“短边”。
近日，新华社连续播发了长篇报道，介绍天津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
报道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天津经济连续十多年保持了均衡、持续、快速增长。
“不求短时期的热闹，及时提升、弥补可能影响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短板’，保证城市和谐前进，是天津的能量以令人惊奇方式释放的核心因素。
这里涉及了一个“木桶理论”：
一只水桶能容纳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
要想得到最大容量，得到满桶的水，就必须把所有木板的长度都提升到与最长的那块一样。
社会好比一只木桶，要达到和谐稳定，必须把“短板”及时提升、弥补起来。
和谐社会这只“木桶”，是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木板”组合而成的，每块“木板”都有它的对立物，如不诚不信、混乱无序、缺章少法等。
抓紧解决对立物之间的矛盾，即各种社会矛盾的过程，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
“短板”的及时“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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