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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下的士族记载下来，人们根据这种记载来确认谁是士族，谁是庶族，谁是高门，谁是卑门。

这种文献就是家谱。

1、家谱的兴起及其形式

家谱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

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家谱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家谱不同了。

这时称之为“家谱”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

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

如：

《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家谱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

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

《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

《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

《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家谱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家谱”，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

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官方具有修撰的家谱如“百家谱”（百指约数）等。

在这种官撰的家谱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家谱。

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家谱。

官修家谱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

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家谱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2、谱学和谱家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家谱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家谱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家谱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

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

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

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家谱，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家谱，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家谱修撰的艰巨性。

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家谱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

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

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家谱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家谱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

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

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

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

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家谱。

因为

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

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家谱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

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

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家谱，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

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

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家谱，并行于世。

家谱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

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

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

此时的家谱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家谱，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家谱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家谱统到一起来。

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家谱，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3、家谱是选官和通婚的依据

门阀士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门阀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相互通婚。

在选拔人才和连结姻亲之前，先得查一查人才的和姻家的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几等的士族。

怎么查呢？

查家谱（又叫簿状）。

只有官修的家谱才具有法律效力，

才能作为根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这个意思。

选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门第，那么负责选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员和州郡中正，必须对全国和本州岛郡的士族的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因为把寒门列入上品或把高门贬为下品而犯错误。

因此不熟悉家谱的人是不能当吏部尚书的。

如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反对说，鸾不熟悉“详练家谱”（《陈书》卷三〇陆琼传）。

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家谱，以免“婚宦失类”。

尤其是发生婚姻纠纷时，家谱就是解决纠纷的根据了。

如王源与满璋之两家通婚，媒人刘嗣之称满氏为高平旧族，后“索璋之簿阀”查核，竟是“士庶莫辨”（沈约《奏弹王源文》，《文选》卷四十），搞不清楚了。

这说明士族连姻，确实是要先查家谱的。

4、合族与通谱之风盛行

人们的出身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门第又主要是根据家谱来辨认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就企图通过权势成金钱，胁迫或买通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士族合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将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家谱中去，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合族和通谱。

这种采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谱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宋时刘延孙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自云出身彭城，但实系庶族，与延孙本不同宗。

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延孙合族，并使诸子同延孙序亲。

对于皇帝来与自己合族，延孙也只好接受（《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

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

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

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营护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

葬事营毕，杜铨遂与魏郡杜氏合族（《北史》卷二六杜铨传）。

这些是皇室、贵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

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更多了。

皇室与士族合族，可以公开进行，而一般的庶族要与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与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还要买通撰修家谱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

例如贾渊掌修撰家谱，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琊王氏的谱中。

事未成而被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

可见当时这种买谱、卖谱的事件也是有的。

唐代家谱的发展脉络

10

唐代（公元600-900年）家谱的重修及其衰落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

因此家谱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

可是唐初还屡修家谱，而且声势很大。

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

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家谱中去。

所以唐初的屡修家谱，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1、唐初家谱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家谱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贞观初年。

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等主持撰修家谱。

高士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家谱，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橄文志》作一百卷）。

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唐太宗命修家谱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

第二次是高宗时，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

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

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

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

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

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家谱了。

唐初，士族还保持着虚假的高贵社会身份，所以那些新贵们还想用重修家谱的机会挤进士族的行列，此后则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2、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家谱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家谱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

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

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

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

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干，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

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

旧士族不愿意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故意使旧士族面子上难堪。

3、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

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

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着姓略记》十卷行于世。

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它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

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

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着《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家谱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

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

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家谱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家谱，即是指后一种。

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和《通志·

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

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

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

《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

多贺秋五郞：

《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

）。

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家谱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家谱。

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家谱的作用的。

4、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

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

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

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

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

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

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家谱。

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根在心，使人诬陷李崇德，竟至下狱自杀（《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

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

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

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少手段。

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其实新士族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六、唐末（公元900年）家谱的衰绝

家谱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家谱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家谱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1、家谱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家谱，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

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

这时家谱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

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

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家谱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

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家谱，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

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家谱已经残缺散佚了。

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

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

“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

”崇韬回答说：

“经乱失家谱。

曾听先父说：

去汾阳王已经四代。

”（《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家谱是普遍现象。

由于家谱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

家谱既然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

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家谱衰绝的这个过程。

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家谱就废绝了（苏洵：

《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

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家谱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

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家谱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家谱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

他们说的家谱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北宋（公元950-1100年）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家谱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

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家谱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

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

当家谱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

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

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

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

由于没有了家谱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

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

（张载：

《经学理窟。

宗法》，《张载集》第258页；

程颐：

《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179页。

）

宋明以来家谱的文化特点及作用

11

宋明（公元1100-1600年）以来

家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每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组织，必有一部以至数部家谱。

家谱又有宗谱、族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

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的家谱，同他们的祠堂一样，还分为通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

宋以后，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十分盛行。

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1、家谱的内容

家谱是一种簿籍性质的东西，其基本内容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这是家谱的主要内容，一般占90％以上的篇幅。

世系图表中详细记载着全族男子的名讳、字号、生卒年月、葬地、配偶姓氏及生卒年月等，以及生几子几女、子何名、女适何地何姓等，“至于讳某宇，娶某氏，生几子，葬某处，寿若干、咸备载于后，庶几可示后昆。

”（宋濂：

《符氏世谱记》，《宋学士文集。

翰苑别集》卷九）有进学中举、为官作宦者还要记其简历。

每一代每一人都这样详细记录，不嫌其繁。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族血缘关系的清楚。

世系图表的基本形式有图式和表式两种。

图式是把全家族的世系绘成简图。

把主要内容注于图中，使人一目了然，表式是将家族世系排列成表格，将世系的内容用小字注于格内，也可收到眉目清楚的效果。

二是全文刊载本族有史以来制订的各种家法族规、家训家范、祖宗训诫子孙的言论等。

“谱列家箴、家礼、庭训，立宗法实伸国法也。

”（《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如果一个家族有几百年的历史，历代制订的家法族规就很多，家谱不惜篇幅罗列上去。

只有少数兴起不久的家族，修谱时还未制订成文的家法族规，它们的家谱才缺少这部分内容。

这类东西是封建家族组织的形态结构的特点之一，载入家谱的用意是便于平时向子孙宣讲，要求族人永远恪守，并使族长能依据此类家法来惩罚不服统治的族众。

三是祠堂、祖茔、族产公田的座落方位、形胜地图，以及义田记、墓志铭、买地契等等。

“其各支家祠、条规、祭产地图，亦宜详载，以见报本追远之意，并使后便翻检”（《道光吴江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家谱凡例》）。

祠堂的基本轮廓，几进几重、门户窗棂、围墙设施。

都要绘制清楚，刻入家谱。

祠堂如果是建在新近购置的异姓土地上，还要在家谱中记载购置过程，并附刻地契，以防一旦发生产权纠纷时有案可查。

一个家族的祖茔往往有多处，大多错杂在异姓田地之间．抛弃在远郊乡野之外，且无专人经管，经过日晒雨琳风蚀，历年久远，就会树折碑残，失去标记。

所以必须在家谱上详细记载每一墓地的方位、座落和四至，并刻上略图。

“祖茔，或绘形胜地图，或书世系格内，某山某向，坐落某处，庶免侵占．志不忘也。

”（《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

四是家族的历史。

每个家族的家谱，都必有一篇叫做“宗族源流”或“族姓渊源”的小序冠于谱首，叙述本族姓氏的由来，始祖的渊源，迁徙的经过，兴盛的始末，祖宗的事迹等等。

家族历史既是家族势力向族众进行宗法思想教育的工具，又是核查家族的系统源流确有依据。

一般说来，一个家族的来历清楚，迁徙分析脉络分明，血缘关系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