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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理论◆26
当代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效应理论研究述评—以Pender的理论研究为例26
◆近期部分“产业结构”方面的论文索引◆30
◆近期部分“产业结构”方面的外文文献索引◆35
◆产业聚焦◆
房地产专题
房地产“新国十条”呈现四大看点
国务院17日发出《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提出十条举措，被业内称为房地产“新国十条”。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近期接二连三的调控政策打击力度大，针对性强，预计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此次出台的“新国十条”主要有四大看点。
看点一：
停发第三套房贷款
《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要求，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
合富辉煌集团首席分析师认为，目前出台的三套房政策还没有相关细则的界定，银行的操作空间大，可以根据自身的信贷额度、风险评估做出具体规定。
今年以来，银行业在信贷规模上已经有所收缩，不会再出现以前那样超大规模的放贷情况。
这个规定主要针对投机性购房，不主要针对投资，因为投资者可以一次性付清房款，总体而言，三套房政策对供应量比较紧张的城市楼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
看点二：
遏制外地炒房者
《通知》要求，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
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
专家表示，很明显，这条是为了遏制外地炒房者，尤其是某些炒房团。
在个别城市，炒房团会破坏当地楼市正常的供求关系，放大需求，吸入更多的资金，再倒卖出去，导致部分地区出现恐慌性购房的情况。
不过，“4•15”政策对房价的遏制作用已经很显著，市场不太可能再出现去年一样疯狂的情形。
看点三：
物业税渐行渐近
《通知》要求发挥税收政策对住房消费和房地产收益的调节作用。
财政部、税务总局要加快研究制定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和调节个人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
21世纪不动产认为，房产税的作用是迫使原有的投资投机者将其房产抛售到市场。
这是一种双向调控，威力不可小视。
不少业内人士希望房产税暂缓出台，应该先观察现有调控政策的效果，否则有可能对楼市的健康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看点四：
问责制强化执行力
《通知》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必须充分认识房价过快上涨的危害性，认真落实中央确定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采取坚决的措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
建立考核问责机制，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要追究责任。
专家表示，严厉的调控政策必须有“考核问责机制”的配合，问责制去年年底就已经出台，这是对此前历次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总结。
来源：
证券时报2010.4.19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1-4月中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
2010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1-4月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
调控政策促使房地产开发投资环比下降。
4月中旬，“新国十条”的出台，打破了房企对于宏观调控政策“暂时进入观望期”的预期，使得房地产开发投资趋于“谨慎”。
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为3340亿元，环比3月下降了3.19%。
4月房屋新开工面积为1.34亿平方米，环比下降了22.99%；
土地购置面积为3017万平方米，环比下降了19.74%。
随着调控政策的深入、商品房成交量的进一步萎缩，房企继续控制开发节奏保资金链的趋势很明显。
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8051万平方米，环比3月微幅下降155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下降了180万平方米，显示了以“抑制需求”为核心的调控政策的威力初现。
但由于商品房有效供给的不足，使得4月份商品房销售均价环比3月上升了16.94%，为5502元/平方米；
同期，全国70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升了12.8%、环比上了1.4%。
商品房这种销售“量跌价升”的现象显示出了调控难度。
当前房价上升的根源在于供给的不足，短期内单纯的“需求抑制”虽有效，但治标不治本。
银根“紧缩”开始影响房企“资金链”。
4月新增房企开发资金合计5353亿元，尽管同比上升了55.54%，但环比3月下降了7.4%。
随着调控政策进一步深入、买卖双方“观望”而导致成交的进一步萎缩，定金及预付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将会出现环比下降情况。
行业预期改变促使景气指数“拐点”。
超预期的调控政策出台，促使行业发展预期出现了改变，行业投资趋于“谨慎”、市场成交趋于萎缩，进而导致行业景气指数1年后重现“拐点”，即4月国房经济指数为105.66，环比3月回落了0.23点。
随着行业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谨慎”，行业景气指数将继续下行。
腾讯网2010.5.12
201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上供应偏紧
中国社会科学院5日发布的《房地产蓝皮书》显示，2010年房地产市场总体上供求偏紧的压力依然存在。
主要原因是竣工面积和土地购置面积在2009年明显减少，对2010年市场供给至少形成预期性压力。
2010年宏观环境大大好转，消费者收入预期开始向好，消费信心增强。
在调控政策影响下，一些谨慎的企业可能调整发展规划，在拿地速度、规模、新开面积、开工进度等方面将收缩。
2005年以来住宅竣工套数一直远远小于住宅销售套数，住宅市场化以来房地产销售量尚未出现峰值，有继续增长势头，因此2010年供求偏紧的压力依然存在。
金融时报网2010.5.5
中国房地产缩量影响分析
房地产成交的滑坡对经济影响甚为明显，而在目前稳定经济的重要性日趋明显的现阶段，管理层是否有足够的对冲手段来缓解这种影响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房地产调控举措仍可能会松动。
一、房地产缩量明显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最近一周房地产市场交易情况，4月19日到25日，在监测的35个城市中，21个城市成交量环比下跌。
在调控政策影响下，一线城市市场观望气氛日益浓厚，而部分二线城市的交易仍然保持活跃。
其中杭州跌幅最大，环比下跌72.55%。
10个重点监测的城市中，9个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跌，4个一线城市的成交量也是全面下跌，深圳下跌64%、北京下跌45%、上海下跌38%、广州下跌2%。
不过与此同时，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成交依旧活跃，哈尔滨、海口、大连、长沙等地的成交面积环比则出现大幅度的上涨。
从数据来看，房地产调控政策对成交量的冲击明显大于对价格的冲击。
尤其是在杭州、深圳、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成交萎缩特别明显，而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可以说是全国房地产发展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这种情况说明，市场对于政策仍处于观望状态，买卖家的成交意愿都不足。
尤其是考虑国内房地产作为重要的投资和投机资产，缺乏价格上涨刺激就显然很难刺激成交量活跃。
二、管理层有无对冲手段
由于房地产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型行业，其对其它一些规模巨大的产业，比如钢铁、水泥等等影响极其明显，房地产长期缩量对经济的冲击由此可见。
尤其值得担忧的是，目前正处于全球债务危机爆发的阶段，整体经济环境不乐观。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打压下，出口再度受到影响，消费者信心仍然不稳定，一旦房地产缩量导致投资大幅缩减，最终的后果可虑。
管理层对这一方面的事件不可能没有充分认知，因此加大投资力度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但目前来看，房地产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极为明显，政策上想完全对冲显然不太现实。
如何化解房地产缩量和稳定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一道难题。
三、调控政策仍有松动可能性
由于管理层目前仍然将稳房价而非压泡沫作为房地产调控的主基调，因此在经济下滑预期压力大，房地产成交缩量较明显的背景下，不排除适度放松政策调控的可能性。
比如就目前而言，房地产调控的细则仍未出台，管理层的犹豫很可能是出自于对市场反应的观察结果。
这也意味着，即使是确定不移的房地产调控本身，中期内也仍然存在不少变数权。
中国财经信息网2010.5.4
业内人士称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6大调整任务
据新华社4月28日报道，华讯商业地产俱乐部首席顾问28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房价问题的不断激化，关键在于以商品房为主导的现行市场体制存在缺陷。
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在六方面作出调整。
一是建立分类供给体系。
建立政府与市场分工协作的“双轨”体制，形成由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二手房、新建商品房分类市场构成的完整市场体系。
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是构建我国平稳、健康、持续发展房地产市场体制的两大基石，应在现有规模化建设的基础上，深化保障性住房制度化、体制化的建设。
二是完善税收政策，强化二手房市场调控。
新建商品房价格波动本应以二手房市场的供求情况为依据，而在市场过热情况下出现了本末倒置。
加强税收政策对二手房市场的调节作用，是抑制投资需求最有效的手段。
我国住宅领域税收政策存在税种单一、力度薄弱等问题。
应在现有营业税基础上开征所得税，重点加大多套房投资收益的税率；
宜着重发挥物业税对“多占”现象的调节作用，征收对象主要应集中在高收入阶层和高标准的豪宅消费领域。
三是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房地产调控应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和各部门的职责主次。
全面出击恰恰削弱了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造成市场的迷茫，严重影响了调控的效果，也不利于总结教训，积累经验。
例如在以往的调控中，明明房价出现过快增长，通过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就可取得明显成效，土地和银根紧缩效应的政策也随之密集出台；
理应常抓不懈的行业规范性管理工作，却偏偏在宏观调控之际，集中整顿。
四是理顺行政管理体制。
建议成立国家住房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住宅市场的管理和调控工作，提高政策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及早建立起系统完善、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五是转变土地出让机制，强化鼓励技术进步的导向作用。
住宅市场供求两旺，正是推动行业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升级、完成结构优化调整的最佳时机，而高昂的地价却侵占了科技进步的成本空间。
引入鼓励技术进步的机制，调整土地出让制度，引导企业推广应用低碳理念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改变现行土地出让政策追求眼前利益、忽略了行业长远发展的弊端。
六是转换国有企业角色。
国有企业享受着从中央到地方的种种便利条件，不应与民营企业同样追逐市场收益的最大化，而应在稳定房价、规范市场秩序、推动产业升级、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在商业地产乃至城市开发等领域率先垂范。
专家指出，只有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出发，以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体系为契机，在理顺供求关系、建立兼顾发展与稳定的市场新体制基础上，深化行业改革和发展，才能够为房价问题提供长效的解决机制，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持续发展。
中华网2010.4.28
房地产的金融属性短期难变
在国家的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陆续出台之后，金融市场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题目是：
如果这些调控措施陆续见效，那么，原来活跃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这些资金将流向何处？
是股市，还是商品市场，或者是其他新的投资渠道？
这本身反映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十分强烈的金融特性，在缺乏投资渠道的情况下，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的不少居民积累资产、对抗通胀压力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因此，需要关注的是，即使此次调控显著见效，如果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没有很快完善，那么，是否会在一定的调整时期之后，这些资金又可能会回到房地产市场上来？
在讨论房地产的金融特性时，同样需要关注目前我们所处的国际金融环境，应当说这次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国际金融环境与此前、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迥异。
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97年，整体上看，发达国家是债权人，而危机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债务人，因此发达国家和IMF等国际机构提出的“治疗药方”是收缩流动性、加强财政纪律，这显然是出于债权人利益所作的考虑；
2008年，恰恰相反，发达国家变成了债务人，新兴市场变成了债权人，但这时的危机应对政策就变成了大规模的货币投放，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财政赤字也不断恶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真实债务水平被稀释了；
同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动地需要面临一个十分宽松的环境，一个持续较长时期的低利率环境，这是讨论当前的资产价格时必须要高度关注的。
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数据是，从数据上看，美联储一年多来大规模发行货币应对危机，基础货币从八千亿美元猛增到两万亿美元，广义货币迅速扩张到八万亿美元；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基础货币已超两万亿美元，广义货币达65万亿人民币也超美国。
但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
这种比较可能因为没有考虑货币流通速度以及货币国际化程度、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等而显得过于简单，但是，这至少显示，中国的房地产等资产的金融特性增强，有明显的金融方面的因素。
实际上，如果这些大的环境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化，那么，房地产作为一种金融资产的属性可能短期内难以根本发生改变。
从具体的数据测算看，大致来说，从1999年住房制度改革到2005前之年，房地产销售基本反映的是实际的消费需求，但2005年之后，这一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房地产开始由消费品很大程度上向投资品转变，表现在相关关系上，就是它越来越多地受到货币供给量、银行信贷等货币变量的影响。
这一次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出台之后，房价迅速在局部市场出现了调整，这也使房地产业界不少人感到困惑，因为从实体经济的经验看，房地产政策从出台到逐步产生效果，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传导时期，而房地产调控政策迅速推动房价的调控，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方向上凸显了房地产的金融特性依然显著。
中国网2010.4.30
四月中旬国务院房地产新政颁布之后，市场人士、房地产开发商、普通购房者、经济分析师们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走向众说纷纭，分歧很大。
而房地产行业表现如何对于整体经济及其未来前景而言非常重要。
房地产调控政策是否会因太严而造成整体建设活动和经济增长的急剧下滑？
这可能是目前宏观经济中最大的疑问。
这一问题的答案又取决于中国是否存在着全国性的房地产大泡沫？
以及房地产新政的主要目标和未来发展的轨迹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大问题，我们将其分解成若干个小问题并逐个深入探究。
“泡沫”的问题，一直争议很大。
我们从房价上涨幅度、房价支付能力、居民负债率以及房地产建设总规模等各方面进行考察。
要评估调控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必须评判房地产新政的目标及其将来可能演变的轨迹，也要分析房地产业对宏观经济的重要性、大城市房地产建设活动相对于保障型住房的重要性、以及楼市下滑对对银行、地方政府和大宗商品需求带来的可能影响进行了分析。
从多个角度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在最近几个季度呈现出了“泡沫化”的特征。
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3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较去年同期平均上涨了14%，不过我们计算出的简单平均售价则上涨的更多（40个大城市同比增长24%，北京则增长60%以上）。
与此同时购房贷款余额增长了53%，居民部门的负债率在2009年增加了13个百分点。
不过，这一危险的态势延续的时间不长，尚不足以积累成全国范围的大泡沫。
即使是经历了近期的快速上涨后，居民部门的负债率仍不算高──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57%和GDP的24%。
近期房地产政策的目的是稳定房价，而不是打压整个房地产业或整体经济。
此外，考虑到房地产业对整体经济的重要性，再加上政府对全球经济下行风险的担忧，我们认为一旦出现房价企稳出现或全球需求大幅走软的明确迹象，目前的一些临时性的紧缩政策就可能放松。
国务院在4月中旬公布的最新房地产调控政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首先，提高房贷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以抑制投资性需求和非本地居民的需求。
其次，地方政府要提高用于大众及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供应量、加快建设进度。
此次调控政策对需求的抑制（至少在部分城市）都要比以往更加严厉。
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如何执行这些政策仍存在未知数，因为他们并没有动力去压低当地房价和建设活动。
一些城市的实施细则显得非常严厉，但仍不清楚有多少城市会从严贯彻实施中央的政策。
市场信心已经受到打击，而政策面的不确定性将继续对市场带来压力。
大城市的成交量已经出现下降，2010年下半年可能会出现价格和新开工面积双双下跌的情况。
我们预计未来数月房地产销售量（尤其是在大城市）将走弱。
由于购房者和开发商都采取观望态度，价格的上涨将放缓，而新开工和在建项目将推迟，但不会出现全国性的房价大跌，并且大城市的房价也不会很快出现大跌。
另外，我们并不认为建设活动或整体GDP增长处在崩盘的边缘，也不认为房地产会出现长时间的下调、或银行体系正在面临巨大的问题。
2009年新增购房贷款与住宅销售金额的比例明显大幅提升。
不过，过去几年这一比例的平均值约为30%。
事实上，我们估计购房贷款的平均贷款价值比不到50%，虽然过去一年新增的购房贷款（占已发放购房贷款余额的1/3左右）的这一比例较高，约为70-80%。
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相关税收和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度平均在20%以上，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高。
此外，如果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和土地相关收入下降，就不得不降低房地产相关项目的支出（拆迁、兴建CBD、修建道路），因此不会陷入流动性或债务危机。
而且，中央已经要求地方政府提高大众住房建设用地供应量，这也将有助于在近期内稳定其收入。
一线城市占全国住宅建设量的约7-8%，与保障型住房的规模相当。
我们认为内陆中小城市房地产建设活动增加以及保障型住房建设加快将会部分抵消掉大城市可能出现的下滑。
另外，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更乐于加快内陆地区中小城镇的城市化进程，而不是建设保障性住房。
而这也将有助于在现阶段维持整体的建设活动水平。
由于大众和低端住房建设将抵消大城市高端住宅建设活动的下滑，考虑到目前建设活动在高位运行，我们预计建设活动增速将会继续逐渐放缓，在2010年下半年的某个时点将会出现同比下跌。
我们维持今年房地产实际投资以及整体建设活动比去年平均增长10-15%的预测。
这意味着房地产建设从现在起增速逐步放缓，再考虑到去年下半年的高基数，今年下半年某些月份建设活动可能出现同比下降。
与此相应地，我们认为对建筑材料和大宗商品进口的需求增长在下半年也将减弱。
我们目前对GDP增速的基准预测是2010和2011年分别增长10%和8.7%，并与固定资产投资一道逐季放缓。
由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可能与全球需求走弱同时出现，因此我们对2011年的预测存在着略微的下行风险。
华尔街日报2010.5.20
◆中国产业经济◆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就业的互动关系探讨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詹浩勇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该问题的成因及解决途径。
其中，从产业结构演变与就业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是一个主要领域。
这些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建立在配第-克拉克定理以及库兹涅茨、钱纳里、塞尔奎因对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实证检验结论基础之上，力图从我国及其区域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变动中寻找与一般规律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偏离度）（韩汉君、黄复兴，2007；
刘玉、孙亮，2008；
郁建兴、瞿志远，2009）；
或者通过计量回归模型计算三次产业与就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就业弹性）和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王柏杰、郭立宏，2009；
吴江、封晓庆，2006），得出我国及其区域产业结构演变吸纳就业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进就业的对策建议。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第二产业发展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比较积极，第三产业发展则日益显著地对就业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对此，一些学者就促进第三产业（服务业）就业进行了研究，认为应该多管其下（徐宏峰，2007），并立足于我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来促进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提升（魏作磊、邝彬，2009）。
综合上述文献，主要是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就业关系是否符合若干产业经济学基本原理，如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实证研究，普遍缺乏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就业之间互动关系的内在机制研究，因而依据实证分析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对于解释和解决当前我国就业日益严峻的问题便遇到了挑战。
比如，按照多数实证研究的结论，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对我国就业拉动作用大并且逐渐增大，因此依据合理的推论只要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就应该能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近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就业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日趋严峻，甚至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就会出现阶段性爆发。
事实上，已有研究表示出对我国产业结构近年来出现的重型化趋势对就业增长的不利影响的担忧，并试图在重化工业背景下寻找促进就业的对策（李同宁，2004；
王旭升、王旭辉，2009）。
所以，我们需要结合中国情况构建一个产业结构变迁与就业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找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
更重要的是，找出影响这两者关系的根源或制度性安排所在，才能够有效地寻找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对策。
这方面，齐艳玲（2008）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视角，即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比如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过分偏重于GDP就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
以下我们将尝试构建一个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和就业关系互动的基本分析框架，对我国就业难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我国重化工业战略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分析
1、直接效应
由于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涵，尤其是对经济结构均衡发展及当代环境和条件的认识存在着偏差，新中国成立后启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基本仍遵循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即先搞传统工业化，然后实现现代化。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把工业化理解为片面发展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这种传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过度依赖资本和资源的高投入，导致了在改革开放前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受到严重损害，服务业十分落后的状况。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就是改善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关系。
“九五”时期，提出了实行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2年提出新型工业化战略，经济结构有所改善，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但是，我们并没有改变传统工业化依靠资源和资本高投入的增长模式，找到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的办法，对既定政策落实得不够好。
根据一项实证研究，1979-2004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891%，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46%，明显偏低，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率高达90.54%，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长，技术进步贡献率偏低。
2003年后，伴随着市场的强大需求和地方政府巨大的投资冲动，钢铁、建材、房地产等行业出现了20多年来的罕见高增长，进而推动了整个经济的高速前进。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型化趋向越发明显。
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愿望和趋势（吴敬琏，2008）。
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和与其配套的一系列思维定式和制度安排是分不开的。
首先，把数量扩张作为主要目标的旧思想和老做法没有彻底改变，把GDP的高增长作为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的国家目标，以及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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