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docx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docx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王晴佳《史学理论研究2000.1；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史学理论研究》发布）（史学理论研究》2000.1；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7-12网络发布）《如所周知，60年代年代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年代。

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从北京、纽约到巴黎，都能感受到年代它的影响。

这一激进主义也反映在西方学术界。

自那时以来，西方文化便开始为一股思潮所缠绕，其代表人物是极具批判性的福柯、德里达、布希亚福柯、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

福柯德里达、布希亚等人，而他们的矛头则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

到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年代，人们开始将这一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或post-modernism）其影响力也开始触后现代主义”，了70年代年代后现代主义触及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

及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

受此影响，许多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信仰和概念开始为人所怀疑。

到了目前，这一趋势似乎呈现一种淡化的趋势，有人甚至开始讨论所谓“后后后后现代”。

成中英在最近的《文化中国》上，就谈到了新儒学与“后后现代”之间对话的现代（注：

举例来说，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成中英问题。

见成中英、梁燕城：

成中英、梁燕城《中国哲学的后现代建构—有关后后现代与本体诠释学的对话》，第五卷第1期（1998、3），第4成中英—15页）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退却，正好表现出它的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退却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退却，些思想概念已经开始潜移默化，逐渐在人们的态度（包括对待治学与生活）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些思想概念，已经开始潜移默化，逐渐在人们的态度（包括对待治学与生活）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学术界的蔓延来看，也有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学术界一个过程人类学社会学，然后到教育学、政教育学治学，最后才到历史学。

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治学，最后才到历史学。

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就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就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原因详后）。

更确切一点说，后现代主义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理论和实践及它所阐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

虽然有一些关注史学理论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有所关注，但但西方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当在90年代中期左右。

年代中期左右（注：

如荷兰荷兰历史思想家安克斯密特西方历史学家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当在年代中期左右。

荷兰安克斯密特（FrankAnkersmit）在1989年便在美国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andTheory）上发表了历史学和后《历史与理论》现代主义（“HistoriographyandPostmodernism”的论文，见28：

2（1989），第137—153页）但是有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专著则直至1990年代中期左右才出现，如托波尔斯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托波尔斯基编：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托波尔斯基主义之间的历史学：

对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贡献》（HistoriographybetweenModernismandPostmodernim:

ContributionstotheMethodologyofHistoricalResearch,ed.,JerzyTopolski,Amsterdam:

Rodopi,1994）。

另外JoyceApplyby,LynnHunt,MargaretJacob的《论历史学的真相》（TellingtheTruthaboutHistory,NewYork:

W.W.Norton,1994，也谈到后现代主义，并非专论）这一时期的中文学术界，特别是文学界，也已经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出版了不少翻译和研究的著作。

如果要想作一个比较的话，可以发现这么一个不同：

台湾学界更注意经典原著的翻译，而大陆学界则偏向于评述，并且多数持一种批判态度。

台湾学界更注意经典原著的翻译，（注：

台湾学界更注意经典原著的翻译而大陆学界则偏向于评述，并且多数持一种批判态度。

台湾已经翻译了不少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著作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如詹姆森：

《后现代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FredericJameson'sPostmodernism,or,theCulturalLogicofLaterCapitalism）；哈森：

《后现代的转变》（IhabHassen'sThePostmodernTurn）；司马特：

《后现代》（BarrySmart'sPostmodernity），贝斯特、凯纳尔：

《后现代理论》（StevenBest&DouglasKellner'sPostmodernTheory）。

简金：

《历史的再思考》（KeithJenkins'RethinkingHistory）。

其中简金《历史的再思考》简金的《历史的再思考》（台北麦田1996年版），出版后为不少大学用作教材，颇为流行。

另外有关简金后现代主义的论证和译编有罗青《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版），路况《后／现代机器《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不满》（台北唐山1990年版）和唐维敏《后现代文化导论》（台北五南1999年版）。

而大陆的学界有王岳川不满》《后现代文化导论》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盛宁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然后有现居美国的唐小兵。

唐小兵翻译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Frederic潮批判》唐小兵《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Jameson）（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有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关系，ArifDirlik和ZhangXudong编有一英文著作题为《后现代主义和中国》（PostmodernismandChina），Boundary2,specialissue,24:

3《后现代主义和中国》（fall,1997））由于本文讨论的角度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历史研究的关系，因此便有一个侧重点和观点的问题。

换言之，我们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其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并不能代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全部。

依我我们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其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并不能代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全部。

我们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们看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西方能产生并发生影响，有其复杂、深远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有其复杂、有其复杂深远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我们不能将其孤立起来，仅仅抓住它的一些极端化的表现，如它所提倡的一些观念，攻击一番，然后弃之一旁，以为这样便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正好是现代世界目前所事实上，出的一些问题，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1面临的、或者即将面临的关键所在。

面临的、或者即将面临的关键所在。

譬如如何处理和面对种族、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甚至国家内部各族裔的交融、汇合，两性之间的关系等，必将是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所需要处理的问题。

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立场，看起来没有什么建设性，但却促使我们对这些问题做出不同的思考，做出不同的思考主义的立场，看起来没有什么建设性，但却促使我们对这些问题做出不同的思考，因而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

方式。

1.现代历史编撰学的缘起1.现代历史编撰学的缘起要了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我们需对现代史学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略作评述。

首先要说现代史学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略作评述。

现代史学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略作评述明的是，“现代”（modern）一词有时也译作“近代”，在中文史学界往往指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如果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那么从1910年代（1911或1919）开始，则进入了一个现代史的阶段。

但在西方史学中，这一区别并不存在；所谓“现代史”往往“现代史”概括了一个长远的时期，从文艺复兴一直到今天。

即使要对这一长久的历史时期有所分段，也只是用“前从文艺复兴一直到今天。

“现代”现代”（premodern）这样的词，并不舍弃“现代”。

但既然有“前现代”，自然也会有“后现代”“现代”“后现代”（postmodern）。

由此看出西方人对“现代”一词的偏好。

的确，“现代”对西方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着眼，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也就没有西方。

因为所谓西方和东方或其他地区的对比，正是世界历史走向“现代”的结果。

在因为所谓西方和东方或其他地区的对比，因为所谓西方和东方或其他地区的对比正是世界历史走向“现代”的结果。

这以前，各地区的文明之间虽有一些交往，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各自为政、独立发展，因此“东方”、“西方”等名词，只具局部的含义，并不包含世界史的意义。

如中国古代的所谓“西方”，指的是印度，而“东方”则指的是日本和朝鲜。

同样，西方人的“东方”，也主要指的是现今东地中海和土耳其一带东地中海和土耳其一带，东地中海和土耳其一带即爱琴海与小亚细亚。

只是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西方人的“东方”概念才逐步扩大，有了“近东”、“中东”和“远东”之分。

于是，处在“远东”的中国人和东亚人，也开始将原来的“西方”概念延伸，用来专指欧美。

东、西方概念在地理上的扩展、延伸，是“现代”所带来的、也即“现代化”的结果。

“现代”这“现代”一提法，最早是西方人划分自身历史的一个词，见于文艺复兴的时代，由彼得拉克彼得拉克（Petrarch）发明，彼得拉克用来与古代中世纪古代和中世纪这种将历史一分为三的做古代中世纪相对照，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种将历史一分为三的做法，反映了文艺复兴时这种将历史一分为三的代的历史观念。

那时的人文主义者以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明为己任，认为随着古典文明的恢复，历史代的历史观念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期，即“现代”。

（注：

参见彼得·伯克：

《过去的复兴意识》（PeterBurke,TheRenaissanceSenseofthePast）（London:

1969）。

另见王晴佳：

《西方的历史观念：

从古希腊到现代》（台北允晨文化，1998），第五章）他们对历史的这种“三段论”的认识，为以后的西方历史学家所继承、改造和发扬，成为西方现代他们对历史的这种“三段论”的认识，为以后的西方历史学家所继承、改造和发扬，史学的主要理论前提之一，也是他们认为西方不同于和领先于其他地区的主要原因。

史学的主要理论前提之一，也是他们认为西方不同于和领先于其他地区的主要原因。

自20世纪以来，中文史学界受此历史观影响，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也照搬古代、中古（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期。

应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观，还是一种历史循环论。

自那时开始，西方史家对古代与现代孰优历史循环论。

历史循环论孰劣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最常见的论点是，古典时代以文学艺术见长，而现代则以科学技术占优。

（注：

如英国学术界就有一场这样的争论，见列维：

《书籍之战：

奥古斯丁时代的历史和文学》（JosephM.Levine,TheBattleoftheBooks:

HistoryandLiteratureinAugustanAge）（IthacaNY: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3））直到18世纪科学革命完成以后世纪科学革命完成以后，西方人才对现代这一时期的优越性开始表示了信心。

那时开始的启蒙运优越性开始表示了信心。

优越性开始表示了信心启蒙运正好反映了科学革命对人文思想的影响，动，正好反映了科学革命对人文思想的影响，西方人的历史观也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

从表面上看，启正好反映了科学革命对人文思想的影响西方人的历史观也开始产生了新的变化。

蒙运动的思想家仍然遵循文艺复兴的“三段论”历史分期，但与其不同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充满自信历史观充满自信，历史观充满自信认为现代无疑是一个进步、光荣的年代，不再为古代、现代的孰优孰劣而犹豫不决了。

换言之，到了启蒙运动的时代，历史的进步观念开始得到确立，“现代”不仅成为过去各个时代曲折进步的结果，而且历史的进步观念开始得到确立，历史的进步观念开始得到确立它本身也获得了研究的意义。

比如伏尔泰伏尔泰在其《路易十四时代史》中，便认为十七世纪的法国，集欧洲伏尔泰文化之大成，代表了文明发展的高峰。

这种将过去视为现在的铺垫的认识，也是启蒙时期历史观的重要方面，可以用“寻根论”（teleology）这一术语概括。

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历史的演变不但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而且该过程本身具有深刻的意义，呈现内在的一致性（coherence）。

因此每个时代虽然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就总体而言，都为历史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因此，人类历史的变化有一个形而上的意义，即所谓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或“大叙述”（grandnarrative）。

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之上，历“元叙述”历2史哲学开始在西方产生，以康德赫德尔黑格尔康德、赫德尔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为代表。

同时，西方史家也对所谓“世界史哲学开始在西方产生康德赫德尔和黑格尔“史”（universalhistory）产生了兴趣。

像科学家解释世界一样，历史哲学家历史哲学家认为他们也能揭示一种普遍的通则普遍的通则，用以解释历史的进化。

他历史哲学家普遍的通则们的思路，正是来自启蒙时期所揭橥的普遍理性普遍理性。

这一普遍理性的存在与展现，是“大叙述”之所以可普遍理性能的基础。

而理性的普遍性，又是建立在同一的时间观念之上的同一的时间观念之上的。

历史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证明同一的时间观念之上的在一个时间观念的框架里，世界各地区的历史如何进化、演变，并分出先后、高下的次序。

毫无疑问，在一个时间观念的框架从那时以来发展最快、最先的自然是西方，其标志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民族国家的建立。

换言之，民族—国家民族—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当时不仅是衡量一个文明是否进步的标志之一，而且本身也成为历史研究、著述的中心。

从18到19世纪的西方历史编纂学世纪的西方历史编纂学，正是民族—国家史学的天下，其著述的重点是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

当然，即使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还是有不同的途径的，也即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其进程有快慢、先后；有正常与异常之分。

如英国与美国的现代化道路，就常被视为“正统”，而德国和意大利、甚至法国，则或者由于建立统一国家稍晚；或者由于统一国家建立之后纷乱、起伏不断而被视为“异常”。

这一思考模式，直接影响到以后非西方国家史学的发展。

如中国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章太炎世纪初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民族主义史学论述，显然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进一步延伸、扩展。

由此可见，原来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事实上，“现代化”运动正蔓延全球，中国只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例子。

事实上，在几乎所有非西方地区，所谓事实上在几乎所有非西方地区，现代史学的诞生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以民族—国家为中心。

现代史学的诞生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以民族—国家为中心。

当然，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史学，常常是以反抗西方的侵略为目的的，但从史学史的观点来看，这一反抗还是在西方史学观念的模式中完这一反抗还是在西方史学观念的模式中完成的。

成的。

因此，印度史家ParthaChatterjee不无伤感地说：

“即使我们的想象也永远是被殖民化了的”。

（注：

《民族及其碎片：

殖民史和后殖民史》（TheNationandItsFragments:

ColonialandPostcolonialHistories）（PrincetonNJ: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3），第5页）如果我们可以将他的“殖民化”的含义作广义的理解，那就是源自西方、以西方模式为准的“现代化”运动。

为什么西方的历史编纂学能为非西方人所心甘情愿的接受，其原因除了西方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使人羡慕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科学主义思想的普及。

这一普及与启蒙运动所揭橥的普遍理性原因是科学主义思想的普及。

普遍理性有密切关原因是科学主义思想的普及普遍理性系。

精确地说，所谓理性，就是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运用。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科学理性，主要指两个方面，所谓理性，所谓理性就是科学方法和思维的运用。

一是发现和描述历史运动的规律；二是审慎地处理史料，检查其真伪，建立所谓“科学史学”一是发现和描述历史运动的规律；二是审慎地处理史料，检查其真伪，建立所谓“科学史学”。

在19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对此工作乐此不疲，以一种“前无古人”的姿态，重新审视过去，写作在批判史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史学。

于是，德国史家兰克“如实直书”成为一句名言，被史家们奉为治史的圭臬。

兰克的“如实直书”兰克而兰克自己的历史著作，也成为史家效法的榜样，因为兰克的著作，正是围绕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写就的。

他穷其一生，写了几乎所有主要欧洲国家的形成史，到了晚年，他又想写作一部世界通史，以民族—国家的兴起为其经纬线。

总之，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兴起与西方在现代的崛起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历史观念都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准绳，本来只带有局部的意义。

但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理性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理性和科学主义，使得西方史家和哲学家在探究历史的意义时，寻求一种“大叙述”想容括世界所有地区的科学主义，使得西方史家和哲学家在探究历史的意义时，寻求一种“大叙述”，想容括世界所有地区的历史。

历史进步的观念和民族—历史。

于是，历史进步的观念和民族—国家史学逐渐带上了“普遍的”意义，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历史进步的观念和民族国家史学逐渐带上了“普遍的”意义，所效仿。

所效仿。

而在史料批判基础上的“客观”史学，更是因为史学本身就有“求真”的要求“求真”的要求，而获得不少人的认同。

2.从现代”2.从“现代”到“后现代”后现代”但是，尽管以“模仿”西方为宗旨的“现代化”运动是20世纪上半期历史演变的主流以模仿”西方为宗旨的“现代化”世纪上半期历史演变的主流，但在其发源地的西方，对其批评之声自20世纪以来却从未间断世纪以来却从未间断。

如尼采尼采在世纪之初高喊“上帝已死”，其本意是想批评之声自尼采“上帝已说明那种对历史不断进步所抱有的信心，并不真实、实在。

一次大战的爆发，更是使西方人对自身文明并不真实、并不真实实在。

一次大战的爆发，的优越性，大生怀疑。

斯宾格勒的优越性，大生怀疑。

如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及其所造成的轰动，《西方的没落》反映的正是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

斯宾格勒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不仅看出历史进步观的破绽，斯宾格勒而且提出了一种多元的历史观多元的历史观，把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作等量齐观的考察。

于是，所谓的“大叙述”就显多元的历史观“大叙述”出了漏洞。

当然，斯宾格勒的原意可能是为了在心理上给当时受到重创的西方人以某种安慰：

西方的没出了漏洞西方的没落并不是西方人“作恶”的结果，而是已有文明所必须和已经走过的道路。

落并不是西方人“作恶”的结果，而是已有文明所必须和已经走过的道路。

3也许是受到了斯宾格勒的启发，同样提倡这种多元的“文化形态史观”的英国历史思想家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汤（ArnoldToynbee）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那个所谓的“现代”的问题。

原来让西方人感到自豪的全球性的“现代化”，在汤因比看来，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他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首次运用了“后首次运用了“《历史研究》首次运用了现代”这一术语，认为这一“后现代”时期始自19世纪的70年代年代，因为在这个时代，西方的文化开始现代”这一术语“后现代”对其他地区产生深入的影响，成为其他地区效仿的模式，使得其他非西方地区也逐步强大起来。

汤恩比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西方化”的运动，分析这一运动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他认为，西方文化之走向全球，使得西方人产生一种自我意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和相对性。

如所周知，任何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和相对性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和相对性。

任何一种理论或者文化为其他文化所接受，便会产生某种变化。

一种理论或者文化为其他文化所接受，便会产生某种变化。

因为这一接受的过程并不是单方面的；人们人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对其加以改造。

西方文化的绝对性，便无法存在。

（引者按：

如股市，在西方是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对其加以改造。

西方文化的绝对性，便无法存在。

很好的投资方式，而在中国则成了圈钱方式；听证制度，本是双向交流制度，在中国则成了涨价制度；银行收费，本是私人银行的个别运行方式，则中国则成了变相收费的国际接轨借口。

一切收钱的，都名之曰“与国际接轨”，唯独民主制度不与国际接轨。

真是可笑！

）饶有趣味的是，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普及，才让西方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这一自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普及才让西方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普我认识，对汤因比来说，后现代”的标志。

我认识，对汤因比来说，是“后现代”的标志。

因此，汤因比之所以使用“后现代”的概念，旨在提出一个吊诡吊诡。

虽然西方化的运动在表面上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强大，但实际上，这一运动使得西方人逐渐对吊诡自身文化产生怀疑，反而丧失了原先的那种自信乐观的态度。

反而丧失了原先的那种自信乐观的态度。

反而丧失了原先的那种自信乐观的态度（注：

有关汤因比的“后现代”概念，可见（T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ed.KeithJenkins）（London:

RobertYoung的分析。

简金编：

《后现代历史读物》Routledge,1997），第75—76页）汤因比的“后现代”概念，表示了他对“现代化”运动所持的一种怀疑态度。

由此看来，后现代”“后现代”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带有否定现代主义的含义。

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带有否定现代主义的含义。

在现代西方，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表示不满和批判的人有许多，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主义者。

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发展有着不少联系。

一些比较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同时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如已经为中文发展有着不少联系。

学术界熟知的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弗里德里克·。

自70年代以来，杰姆逊杰姆逊出版了一系列探讨后现弗里德里克杰姆逊（FredericJameson）杰姆逊代主义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题为《后现代主义：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杰姆逊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