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职业女性角色冲突问题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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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职业女性角色冲突问题研究

当代职业女性角色冲突问题研究

导语:

女性职业化趋势加大,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社会分工劳动。

从角色这一层面来看,职业女性从原来贤妻良母的家庭妇女转变为职业化后的双重身份:

一为家庭主妇,一为社会角色（或者说是因工作而获得的社会地位）。

同时,同时拥有社会性工作的女性,因经济地位提高、角色冲突而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是本文探讨和分析的所在。

关键词:

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家庭角色,社会角色,角色冲突。

正文:

（首先应该明确本文所指向的职业女性,是指家庭妇女——即主要讨论妇女而不是单身女性——兼而有社会角色的女性。

那些有工作而未结婚、结婚了而没有工作的女性,显然不及研究职业女性来得重要。

其次,这里所指的社会角色,是指职业女性以其独立个体的姿态所赢得的社交地位,并非因充当某某夫人太太而取得的社会认同,也就是说,其社会地位来自于自身的工作及其经济收入,当然也包括个人权威[如果存在]和组织的认同。

）

作为妇女解放和争取自由平等的一面旗帜——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其兴起,不过是在本世纪中叶,而妇女参与社会分工劳动,自资本主义兴起就已出现。

在资本主义初期,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作为一名产业工人而进入工厂从事劳作,开始真正成为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那一面。

失去生产资料不足以使妇女走出家门;这里还需要一个条件,即配偶的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的正常开支。

虽然妇女以自身劳动使得家庭经济状况改善了许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开始使妇女走出家门是因为“温饱问题”,而肯定不会是因未达到“小康水平”而苦恼不堪。

于是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工人阶级的出现成为可能,而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程度则使妇女不得不以工人身份踏入社会。

由于妇女的身体、技能较之男性略有逊色,因而其工资收入低于同行业同工种的职业男性;历史的积习使得妇女的地位低于丈夫,不论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

本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着眼于妇女的实际地位而倡导平等自由,虽然其出现的背景是二战后急需恢复经济建设的年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一运动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进行的,它需要的是妇女的解放,而没有顾及到作为被剥削阶级地位的解放。

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妇女解放与追求男女平等方面有一个共同点:

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诚如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女性主义以性别差异为基础,把男女平等看成是在承认个体独立性的前提下女性与男性的具体平等。

女性以其自身标准而努力做好女人,强调女性之自我意识。

”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必然会使妇女的实际地位提高,这其中包括:

法律上赋予的公民地位,参与社会分工劳动而赢得的个体性经济地位,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获得的文化知识水平。

职业女性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对内是对家庭的影响,对外则是由之而带来的普遍意义上的一些变化。

据此,职业女性角色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可分为对家庭和对社会两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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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家庭的规模和结构上。

丈夫与妻子上班工作,他们会有意识的只要一个孩子,或等到事业有成时再添人口,这样使得家庭成员一般维持在三口之内;父母健在的就是三代同堂。

一般是孩子小的时候由老人照顾饮食起居,孩子稍长,则由老人负责接送。

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得的家庭的结构稳固而简单,（老人）、夫妇、孩子,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意外发生——角色一般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两口子忙于工作,亲戚邻里顾及很少,家庭人数的微小,使得家里人于邻居的接触面、接触时间减少,势必造成个人生活空间的狭窄。

而且,家庭变得极有规律性,妻子和丈夫一样,早出晚归,将部分家务推给老人或丈夫,淡化了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意识。

家庭规模缩小、结构简单而稳定,必然使家庭的功能发生变化。

首先体现在教育功能上。

母亲出门上班,孩子的启蒙教育由老人和两口以较少的时间承担,而实际上夫妇俩所能担负的极为有限,于是由老人行使一部分。

但这毕竟是祖孙两代,彼此之间很容易形成代沟,祖辈以己之行为方式教育孙子女,灌输一些基本的常识和经验原则,时代的差异使得这一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父母与孩子接触不多,传统的那种言传身教,通过送孩子去幼儿园、学校,转而由社会来承担。

家庭的教育功能的社会化还体现在经济生产功能、娱乐功能、养老保障功能等方面:

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方式早已解体,家庭的需求的多样化,使其自身满足不了自己。

妇女从事社会分工劳动,作为社会基本组织的家庭其生产功能早已将生产生产资料一项永远抹去,而只剩下简单的生产生活资料。

（而且仅仅是简单的半成品食物加工占比重最大。

有时,一家人出去吃饭,连这仅有的功能都殆于消亡）;娱乐和教育紧密相连,教育功能的褪减,一部分可归咎于娱乐活动的减少和娱乐方式的单一。

没有母亲的陪伴,孩子一般只会看电视打游戏,况且,白天工作晚上需要调整,作为母亲的妇女显然没有很多的时间和家人一起分享天伦之乐。

通常情况下,陪孩子看会儿电视聊聊天,到生日或上纪念日公假的时候,才有机会一家人聚在一起,互致祝福,吃顿手做的家常饭;同样,家庭成员数量的少而固定,作为儿媳或女儿的母亲,仍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

绝大多数的家庭夫妇都属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他们也雇不起保姆之类的,凭个人的工资收入是很难担负得起家庭发生的意外变故,而购买保险,把保障功能推向社会,则是普遍的现象。

家庭的功能由于母亲的“出走”而变得简单,总的来看是减弱了。

（这里需说明一点的是,家庭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其经济生产功能是减弱了,而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则大大增强。

但从家庭这一单元来看,这一经过社会媒介而使家庭的间接经济生产功能加强的实际结果,并不能说明家庭经济生产功能得到提高。

作为家庭成员的家庭和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二者并不能等同,而本文强调的是家庭成员的家庭;而作为社会基本组织的家庭,本文在后面的“增加社会财富”一题中加以阐述。

）

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主要体现在时间上的冲突和工作上的冲突,而这两方面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家庭制度,它建立在稳定的一夫一妻制和忠贞不渝、白头偕老的基础上。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社会性措施施以保护因解体破裂而失去依靠的孩子们,确定他们的身份。

家庭的破裂在过去系死亡和遗弃所致,而现在则往往又离婚造成。

我们正背负着这样一个失却了灵魂的制度包袱。

”米德在这段话中提到“失却了灵魂的制度包袱”主要是指失去亲情——这根维系家庭的命脉——而造成的隔阂。

保护孩子们的“社会性措施”已被载如法律,却难以使孩子的心理得到全面发展。

以解体破裂为上限,在下面的这片自由空间里,多种角色集于妇女一身,读丈夫、孩子、长辈都有不小的影响。

首先是对下代人的影响。

对于孩子来说,父亲不能代替母亲的关爱,而且父亲也不善于扮演这一

角色。

女性职业化,对孩子的关爱减少,而丈夫有不善于承担,由此容易造成孩子成长过程中心理的缺陷,前面提到的——家庭教育娱乐功能的减弱——更为其提供了佐证。

缺少父爱,会使孩子没有坚韧豁达的性格,而缺少母爱的孩子其心理将会存在许多的未曾解脱的压抑。

或换种说法,与家长的即使交流,使渐渐长大而懂事的孩子心里少了一层顾虑和恐惧,进而信任父母,吐露心中的不快。

而当母亲也有工作忙时,自己没有了谈话交流的对象,对其他人又不敢信任,许多的心事对父亲又不敢讲,即使母亲听到了,也只是安慰两句。

孩子对于家长的恐惧和不信任,势必会使孩子心理的某一方面未曾开发出来,因此在身心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孤僻的性格,性情冷漠,对别人的事不关心,朋友伙伴少,只生活杂自己的小空间里。

他们缺少父母的关爱,同样也不会轻易去关爱别人。

这样容易造成一种自私的性格,对别人缺少信任感,这对于以后孩子的社会交往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母亲的忙碌与无暇顾及,造成母子（母女）关系的冷淡,互相了解也不深。

从时间上看,父母亲的晚年生活将会更加的孤独。

孩子虽不至于积恨报复,但比较一下——此时子女关系和将来的子女关系——这其中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老年人虽有退休金保障,但生活上仍需和子女在一起过活。

“老有所养”,老人的生活起居依仗于儿子儿媳,在家庭中处于依附性地位。

家庭规模小、结构稳定而简单,老人不可能像从前封建大家那样发号施令,他的长者权威早已荡然无存。

衣食住行受制于人,生活孤独,缺少来自儿辈的照顾,孙子女狡猾可爱,难以沟通;倘若老伴先去,独自一身更觉冷漠凄凉,郁郁寡欢,不苟言笑。

儿女孝顺,心情舒坦;儿女不孝,孙儿女不顺,别说权威的无存,连自身的存在都要受到怀疑。

例如,一个住宅小区,儿女上班,孙子女上学,自己无处可去,便与同社区的老人聊天消遣。

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出门上班,无形中将自己应付出的对父母的那部分关爱也推向了社会,或者可以说社区正好弥补儿女对老人的孝敬的不足。

但无论怎样,儿女亲情是减弱了,家长权威也局限于很小的空间里。

再就是对配偶、夫妻关系的影响。

如前面米德所说,现在家庭的分裂往往是由离婚引起的,究其原因,夫妻双方因皆有工作而使双方体谅程度减弱、沟通时间减少、沟通效果降低。

夫妻关系容易因工作问题起波折。

两口子忙了一天,回到家中,单论工作时有喜有悲。

夫妻俩的喜事不一定同一天碰上,悲事也不会同时出现,夫妇两人都认为家庭是个避风港,是个休息娱乐的场所,希望自己的快乐大家一起分享,同样自己的悲苦能得到家人的谅解和安慰。

但,回到家中却发现:

自己高兴时对方却很沮丧,自己不如意时却闻知对方升职加薪,或者两口子回家时都绷着一张脸;很难有两口子都欢喜一回的时候。

于是夫妻俩变得容易吵架,而且,女性回到家,向家人诉说的一般都是不愉快的事情,日久天长,丈夫听着也会心烦,家人虽替她不平,但也难以忍受她每天发泄不满,不时反驳两句、斥责一声,反而容易雪上加霜,造成夫妻关系紧张、家庭不和睦。

妻子与丈夫共同工作,相应地家务没人做,少不了两人互相推脱。

原先,丈夫外出工作上班,妻子在家照看孩子、从事家务劳作,生活上也比较清闲,其所扮演的母亲妻子角色与丈夫的三重角色没有太大的冲突。

丈夫回到家,衣柜整洁,家里干净,可口饭菜,等着他和孩子来品尝,自己有事情也会和家人相商,一家人生活幸福;妻子也有工作,家里有老人则会收拾一番,若没有长辈保姆,或上辈人疾病缠身,只能两人一起干了,孩子是不能指望干这些琐碎活儿的。

丈夫认为家务就是女人的事情,自己一个大男人怎会去沾染这些日常的闲杂事;妻子认为丈夫身强力壮,自己女人家身单力薄,所以男性应该分担一些家务劳动。

两人都有理由,谁也不肯就范于扫帚、拖把,争来争去,最终还是女方负担的多,而丈夫一个星期沾手两、三就已不错了。

妻子想起恋爱、初婚时男方的积极,再看看眼前的懒人,不由得埋怨这埋怨那,让丈夫好不心烦,忍不住骂几句,实在捱不住了只好操手一回柴

米油盐。

这样的夫妻关系——因日常家务而闹个不可开交——是很难维持和谐的,即使双方觉得离婚是不负责任的举措而保持现状,这样的家庭也不会安宁。

家务归家务,拌嘴归拌嘴,而当丈夫看到自己的妻子拥有经济收入变得理直气壮时,他常常会产生一种男人的自卑感。

如果妻子的收入高于男方,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平时表现问沉默寡言,唉声叹气地接受妻子的意气所指,受其白眼。

这方面的变化对男性的出动是很大的。

表面上,家庭关系不错,丈夫不骄不傲,温顺听话,夫妻和睦,当丈夫正对妻子和孩子时,他会觉得很不自在,觉得一个大男人还要妻儿来养活,真是丢脸。

说不定有一天妻子出言不逊,自己大闹一场,最后可能会导致离婚、家庭破裂。

但妻子是不敢离婚的,末了又软语温存,少不得安慰两句,没相处几天,这种好日子就结束了。

因为丈夫的自卑感始终存在。

丈夫无能,相应地,丈夫的权威无存,家中大权在独断——协商——服从的变化过程中,夫妻双方的地位发生了微妙而必然的变化。

丈夫没工作,妻子也没工作,丈夫是权威;丈夫有工作,妻子没工作,丈夫更是权威;等妻子也有了工作,有了鼓动的经济收入,丈夫的家长地位已然变虚。

妻子难得执掌大权,一旦据为己有是不肯轻易放弃的,她总有手段将决策权牢牢控制住,如在单位勤奋工作争取手如不低于丈夫,对丈夫指三指四、始终压住,或者在夫妻性生活中不让丈夫满足,既所谓的性惩罚。

诸此手段,使得丈夫更加无地自容。

性惩罚毕竟是妻子专政的一种手段,但也不排除:

妻子工作忙完一天,身心疲惫,再加上烧菜做饭、刷锅洗碗,已是筋疲力尽,为了保证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她需要良好的休息调整,这也会使丈夫的性欲得不到满足。

这就是女性职业化对配偶的第四点影响:

夫妻性生活不和谐,丈夫出外寻花问柳,容易出现婚外恋。

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她会有许多的心思和时间去监管丈夫,使其规规矩矩。

比如打电话到丈夫的工作单位,回家盘问,在丈夫衣服上做记号等等。

而当丈夫回到家,看见的是一个疲劳的人,一张无血色的脸,一张唠唠叨叨的嘴,他是很难提起男性的性欲的;若再加上妻子性惩罚或性冷漠,丈夫就要怀疑妻子是不是有了外遇,不过与——妻子怀疑丈夫——,男性沾染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尤其女性到了更年期,脾气暴躁,身体开始出现衰老之状。

男性的对于家庭、妻子的责任心仍在,但与以前相比,其寻花问柳的可能性则大量许多。

妻子防不胜防,丈夫心猿意马,夫妻互不信任,产生隔阂。

这里也不排除相反的影响的存在,即丈夫畏惧于虎狼年纪的妻子,怕自己难以满足她的欲望,于是出现性冷漠;切妻子埋怨丈夫无能,使得丈夫找不到情感寄托,同样也会出现丈夫的彻夜不归。

一般来说,前一种是性惩罚之于寻求满足,后一种则是性渴求之于情感寄托。

但不论何种情况,妻子都是难以忍受的。

前面在提到家庭的经济生产功能时,我特意作了内外之分。

就对家庭直接效用而言,经济生产功能是减弱了,而社会的财富却相应地增加了。

在前面还提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运动有一个共同点:

解放那部分妇女能提供的社会生产力。

女性职业化,使得社会财富有的大的增加。

我们不禁要问:

女性参加社会分工劳动,工资低于同工种的男性,那么,这部分增加的财富流向了何处?

工资收入、劳动资料成本、国家税收,这些跟女性没有参与社会劳动时是一样的。

因为机器厂房设备、税率不会因参加工作的认得性别不同而有所不同。

因此可以认为,社会财富的增加额更多地流向了公司企业的所以者（在公有制企业则为国家,在私有制企业则为企业主和股东,在混合经济组织中则分而流之）,也可以进一步认为,此种情况会造成“较为富裕基础上的社会的更大不均”。

在女性职业化、社会财富增加的背景下,一部分男性参与社会分工劳动的机会将会下降。

同一份工作,男女都能胜任,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工资要低一些,这样,企业管理人员当然愿意雇佣工

资支付额低的女性为其服务。

无形中,剥夺了部分男性的就业机会（即从事这类职位的工作。

女性的介入会使一些工作职位出现女性专有的趋势,如秘书、公关人员、文案人员等日常事物性、对外联系交往的低职类工作）。

同时,因收入的增加、社会财富的增长,使得社会有机会、有能力承担一部分家庭的功能,而家庭也有能力支付这一类的社会费用。

在妇女充当重要角色的一类家庭功能中,如教育、养老、保障、娱乐等,因女性职业化而出现缺位,而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社会集一部分资金,家庭支付其余费用,扬长避短,从而平稳地将此类家庭功能移交社会,取得双赢的结果。

女性职业化角色冲突对社会的另一个影响是关于女性生理上的。

不论如何,绝大多数女性都回结婚,然后成为一名母亲。

女性怀孕生育期大致在三十岁左右（有些女性因家庭经济状况或事业的原因可能会推迟生育的年龄）,而这部分时间是一个女人一生较为宝贵的时光。

单不说对女性本身会怎样,受孕生子本身就会对家庭产生重点影响,对女性所在的公司企业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女性生育的前后一段时间会造成工作时间上的不连续,势必给管理带来麻烦。

如需要临时雇员,或需要其他人来做兼职。

临时雇员会增加招聘费用、培训成本;其他人员兼任,也需增加培训成本,而且牵涉报酬、职称等具体内容;而且在公司档案管理、信息系统上均需要做出调整,涉及面较为宽泛。

女性的生命周期较之男性要长一些,而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女性应比男性早退休五年,即45或50周岁（当然高级干部除外了）;女性的工资普遍低于男性,因而其所缴纳的养老金等保障费用低一些。

两种情况加起来考虑,可以明显看出:

国家、社会需要支付的各种保障费用数额会增加。

这样,由女性生理引起的社会性负担和子女的赡养性负担将为加重。

当然对有些女性来说,她有较高的收入或有丈夫、家庭的强劲支持,他们不会冀望与养老金来过活。

但这类职业女性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女性的工资收入是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

对社会的最后一点影响是由——女性职业化对家庭的影响——延伸而来的:

社会的离婚率提高,影响下一代人的成长。

工作时间占去大部分家庭时间,夫妻关系因工作而出现裂痕,子女关系因工作儿女产生隔阂,并使代沟逐渐扩大,家庭处于不稳定状态,下代人的发育成长在心理上容易留下空白。

这里需补充一个内容,女性地位的提高,增强了其作为独立自主的觉悟意识。

她们凭借其稳定的经济基础可能会寻找另一种幸福或追求单身,正如侯钧生对女性主义所做的解释那样,“……而是女性以其自身标准而努力做好女人,并从众多不同方式中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方式来获得解放。

”这样一来,所谓的保障孩子是“社会性措施”则显得很脆弱。

对孩子来说,父母的不完全和对新家的陌生感,都会在其心理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或者说是一道新伤疤。

通篇来看,女性职业化的角色冲突对家庭、社会的影响,不利多余有利。

但女性职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对社会的效用是十分明显的。

如何避免或改善种种不利,应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国家可以出台新政策,维护妇女权益,可以颁布新法规,保护妇女权利。

例如通过调节税收,在起点上,高收入高征,低收入低征,在妇女健康、福利保障、晚年生活等方面予以财政补助。

企业对于妇女生育一节,应提前做好人员调整准备,以备变化;而职业女性对于同工低酬,可以依据法律提出正当要求,通过工会等其他组织向管理层反映实际情况。

至于罢工一说,则过于麻烦,

还要公安部门同意,尽量不要采用此法。

在家庭内部,则需要道德、亲情的力量加以维系和改善。

夫妻俩应平心静气,互相体谅,家庭内部事物做到分工明确;关系老幼,应该腾出一些时间与家人邻里共处。

比如一家人可以出外旅游,一起购物、逛街;少看电视多交流,尽心尽责,无愧于配偶、孩子和长辈。

等等方法,都可用来避免、降低、消除不利因素,来换取家庭的和睦。

参考资料:

《西方社会学理论基础》侯钧生南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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