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王和他的杰出后代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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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5位，以86年的太平治理，使吴越国成为遍地烽烟、“最黑暗的”五代时期国力最强地区之一--苏东坡所谓“民至老死，不知干戈”；
杭州府的富庶繁荣程度也超过苏州府和会稽府，跃居江南第一。
研究钱氏家族史22年的钱镇国先生告诉记者：
当时一石（大约60公斤）米才50文钱，国库里有10年存粮，且有3年不向老百姓征税；
杭州的人口也由隋代的1.5万余户，增至五代时的10万余户。
“所以有人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钱鏐是奠基人。
”钱镇国说。
近代杭州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凡有地方最高长官到任，必去清波门外柳浪闻莺公园内的钱王祠走一走，他们要瞻仰的，是善政的遗泽。
而钱王祠乃至临安钱王陵园内，也留下无数前来寻根问祖的后人身影。
人才辈出
史料载，钱镠有妻室6房，33个儿子。
他的儿子们，多半被父亲派往江浙各州做官，这样，钱氏家族很快繁衍开来。
据清末民初修撰的《长乐钱氏宗谱》载，钱氏宗脉在江浙一带有59支；
而据钱镇国的祖父钱文选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编撰的《钱氏家乘》记载，在国内有迹可循的钱氏宗脉有100多支。
1982年中科院遗传研究所提供的数据：
全国汉族姓氏约3600多个，其中钱姓约占0.22%，估算为264万人，排在第89位；
近年最新数据已退至96位。
钱镇国解释说：
“受教育程度越高，生得越少。
”
钱鏐虽出身寒微，以武起家，但晚年好学，在家族中树立榜样，因此王室学风极盛。
他对后代的教育非常看重，经常让孩子们诵读经典。
吴越国“纳土归宋”后，子孙中出了许多文学家、藏书家、医药家。
日本学者池泽滋子曾对钱鏐家族文人群体的形成和成就及其对北宋和后世文坛的影响做过深入研究，其中提到钱俨、钱显、钱起等人。
钱镇国说，历朝历代，钱家出举人进士无数，状元也有不少。
宋代钱昆，官至秘书监；
明代钱福，殿试和礼部廷对都名列第一，后任翰林院编修；
钱士开是万历年间殿试第一名，后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明末清初，文学大家钱谦益也是万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清朝乾隆年间，出了进士钱大昕，他于音韵训诂多有创见，长于校勘考订，著有《廿二史考异》。
史家陈寅恪说，钱大昕的治学“精思博识”，“为清代史家第一人”。
到了康熙朝，钱名世为一甲进士，后任翰林院侍讲。
此外，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钱仪吉，书画家钱沣、钱陈群，书法家钱坫，画家钱杜，篆刻家钱松，诗人钱鲁斯等等，都是钱王后裔。
续接中断的家族史
上海钱镠研究会秘书长钱武东的书架上，满是有关钱氏家族的著述和资料。
其中，在联系钱氏后人中发挥较大作用的，是1996年出版的《钱氏家乘》。
许多姓钱的人循着这本书，找到了自己的祖先。
这本书，是钱镇国根据1924年祖父编撰的7册线装书“一字没动”集合而成。
钱镇国说，祖父钱文选是前清举人，毕业于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当过清朝学部出洋留学生的学监，还派驻伦敦担任过留英学生的督学。
钱文选回国后调财政部，先后担任过6个省的盐运使或盐务所长、局长。
他到杭州时，发现钱王祠破败不堪，便倡议修缮，政府大员多有捐赠，当时的浙江省长张载阳捐了5万银元。
退休后，钱文选热心于家族史，写出了《吴越国五王世家》、《钱氏家谱》、《钱氏家乘》等书稿。
他收藏的各种善本、孤本有750卷（册）。
在钱镇国家里，仅关于他这一支的家谱就有18册，堆起来一尺多高。
1988年，临安县要修地方志，打听到钱镇国手中有家传史料，便请他坐镇当地，静心编志。
从那时起，钱镇国开始把研究钱氏家族史当作兴趣和事业。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赴苏联考察。
钱学森从美国回国，也到苏联一同考察。
一个留法，一个留美，都姓钱。
当时的报道说“两人一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发展科学事业的信心”，但是，二人不曾交流过“钱王后裔”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当时宗族、家族观念是封建残余，被铲掉了。
2007年7月，上海闸北公园在大修中意外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钱氏宗祠”，4个脸盆大小的字和8幅精美砖雕都被人用砖盖住，藏着。
“家族是一种氛围，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教。
环境变了，家族也就断了。
在历史车轮下，大陆的世家能够逃脱粉身碎骨命运的，非常罕见。
现在中国已经没有欧洲意义上那种没断过的家族。
”学者钱文忠说。
1988年，当钱镇国因“盛世修典”被懵懵懂懂卷进家族史，翻开那些尘封已久的线装书时，无意中开始续接断裂的家族史。
不过，钱文忠提醒说：
追溯家族史和追溯第一桶金有点像，都是回溯性的，很有可能失实--钱钟书先生因此特别反对附庸式的家族梳理。
时代终究变了。
“乱世藏金，盛世修谱”，人们绕不过“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追问。
钱镇国说，连最初写信好意规劝他莫搞联谊诸事、以免“再来一个‘文革’要遭批判”的位居高层的家族成员，如今也热心于钱氏支谱、总谱的编纂。
1992年5月15日成立于临安的钱鏐研究会（同步成立钱氏联谊会上海联络处），会员多是临安县的领导，只有钱镇国一人姓钱。
90年代初，钱镇国用最原始的办法“联谊”：
“报上登一个名字，姓钱，我就想办法找他。
”这些人往往藏有老家谱，翻给他看，然后确定是哪一支、第几世。
就钱镇国跑过的省市县来看，现在年龄最大的钱王后裔是嘉兴的一位老画师，第31世；
年龄最小的已至50几世。
族人渐多，称呼出现问题，很可能年长者辈分反而小，如钱伟长得管钱其琛叫爷爷。
为免叫错尴尬，钱镇国说，后来规定，一律称年长者为“兄”，然而长者多礼，亦回称年幼者为“兄”。
所以钱家人聚在一起，言语间多半“兄”来“兄”往。
钱镇国说，钱鏐有弟兄5个，旁系后裔应该不少，但接触钱家人至今，只有一位说自己不是钱王后代，那就是2009年4月18日温总理接见时提及《钱氏家训》的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最高顾问钱复先生。
钱复的父亲钱思亮亦是近代闻人，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台大校长、台湾中研院院长。
钱思亮对自己的姓氏有过考证，得出结论：
自己是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后裔。
现在，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浙江、江苏、上海、北京、湖北、河南、山东都有钱氏联谊会；
国外马来西亚有钱氏公会。
按地域分得越细，亲缘性越高，如浙江有临安、杭州（钱均夫、钱学森、钱学榘）、嵊州长乐、温州、湖州（钱玄同、钱三强、钱壮飞）、海宁（钱君匋、钱境塘）、嘉兴（钱正英）、诸暨（钱之光）等不同支系，江苏有无锡（钱基博、钱穆、钱钟书、钱伟长、钱钟韩）、太仓等支系，上海又分为宝山、华亭、奉贤、金山、崇明、嘉定（钱其琛）、安亭、绿杨桥、川沙等支脉。
在钱学森的遗体告别会上，共有8个省市35位钱氏代表出席。
钱镇国从整理好的一叠叠照片中，指给记者看在八宝山送葬队伍最前面捧遗像的钱学森孙子钱磊。
毛泽东保护钱伟长
因为钱鏐的功绩，人们将归宗的路线放长了些，时隔1100多年，梳理出千百俊杰也合乎常理。
但是，近代钱家确乎有过人才“井喷”现象，除了已编成绕口令的“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
十八两院院士”，还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父子档人物，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父子……还有杭州钱家钱学榘的儿子：
2008年10月8日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与日本科学家下村修、美国科学家马丁·
沙尔菲共同获得）。
钱学榘是出色的空气动力学专家，担任过美国波音公司总工程师，跟钱学森同一个祖父。
钱永健的哥哥钱永佑是神经生物学家，曾任斯坦福大学生理系主任，兄弟俩都在十几年前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钱武东说，钱家恐怕是出院士最多的。
有消息说，当代国内外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有100多位，分布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记者向掌握资料较多的无锡钱氏联谊会副秘书长钱志仁（退休中学特级教师）核实这一数据，他说，这个总数不知如何统计得来的，但无锡钱家确实出了10位院士：
台湾中研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钟韩（钱钟书堂弟）、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以及江阴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穆长女）、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钱俊瑞。
其中，鸿声乡就占6位。
中国科技界最著名的“三钱”院士已离席两位：
钱三强、钱学森。
而钱镇国正在为钱伟长的健康担忧。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钱老目前已经不认得他的嫡传弟子了。
无锡钱氏有句老话：
“东有七房桥，西有七尺场”。
七房桥和七尺场，同宗不同支。
钱志仁详细解说：
钱伟长的祖先是钱鏐的孙子钱弘佐，北宋时六世孙钱进从浙江嘉兴迁隐无锡湖头，称为湖头支；
钱钟书的祖先是钱鏐的孙子钱弘俶，南宋时十一世孙钱迪从吴兴迁至无锡堠山，称为堠山支。
1912年，钱伟长出生在七房桥五室同堂的大家庭里，这是一个三代在乡村教书的清贫之家。
他的名是四叔钱穆起的，幼年曾在八叔钱起八家寄养。
16岁上，父亲钱声一病逝，他便随四叔去苏州读书。
苏州中学教数学的先生严晓帆、西洋史杨人缏先生、中国史吕叔湘先生、地理陆侃舆先生，都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文学课则由钱穆任教。
19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相继被5所大学录取，最后选择了清华大学，并获上海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
钱伟长最初读的是中文系，但入校后正值“9·
18”事变，他想，只有掌握科学技术才能救国，便苦苦要求转入物理系。
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导他：
不要以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都已经完善了，每读一本书都要能够看到没有完成的部分，发现一些新问题。
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的言行品德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1939年7月，中英庚子赔款第7届公费留学生招考同时在上海、重庆、昆明三地进行，限额20名，报考者3000多人。
原设力学名额1人，但钱伟长和林家翘、郭永怀3人并列第一，于是破格同时录取。
钱伟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随后有5年时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T·
冯·
卡门教授门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在那里，他遇到钱学森。
卡门教授给他们的勉励是：
勇于探索和创新。
1951年，回国5年的钱伟长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室。
1956年，他和钱学森合作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
他的主要贡献是：
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解法（1955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圆环壳的一般解；
对广义变分原理的深入研究（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等。
1957年，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成了“右派”。
毛泽东一句“他是好教师”，保留了他的教授资格：
还能讲课，还发工资，免于发配北大荒。
他那10年的经历，跟许多钱家人一样，跟许多中国人一样。
1968年，这位56岁的科学家被分配到首都特钢，成了一名炉前工。
1983年的一天，70多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告诉他，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的字，上面写着：
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在教育方面颇有见地的钱伟长从此在高校又贡献了26年心力。
江南读书人家：
钱基博、钱钟书、杨绛
钱基博（1887-1958）是近代卓有成就的学者、古文家、文体学家、教育家。
华中师大校长、历史学家章开沅在1958年致悼词说：
“由于‘左’的影响，钱老的学问在他的晚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更谈不上充分发挥其作用。
钱穆晚年回忆，他平生所见“治学最勤、用力最劬”的学者，就是钱基博。
清末状元兼实业家张謇，对晚生34年的钱基博的评价是：
“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钱志仁先生告诉记者，钱基博这一支的祖先初到无锡时定居在堠山一带（今锡山区查桥），后迁到城里。
钱基博的父亲经营“永盛典铺”，到钱基博当家时，宅第正厅高悬含有家训的“绳武堂”匾。
这是一个儒学世家。
钱基博5岁时，教他的是长兄“子兰先生”，到了10岁，换成伯父仲眉公教授策论。
渐渐，“对于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学理论，无不淹通”。
钱基博是个保守的儒生，他成年后教过小学、中学、大学，不顾时代潮流，一律古文。
钱钟书从新式学堂放学回来，要跟着父亲念古文。
他后来在《围城》里露了一手，方鸿渐跟父亲方遯翁来往几封信是用文言文写的，词藻富丽，古奥典雅。
钱基博当时交往的师友，是唐文治、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钱穆、顾颉刚等人。
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钱基博写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年正式出版后，三版售罄，1936年又出了增订版。
据弟子吴忠匡说，钱基博藏书非常丰富，仅中国古兵法一类，便收有七八十种。
他的书生气可由捐书之举得见：
“1949年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日隆，先生常喜形于色，因董理生平笔耕舌耨之所积累，举以赠之华中师院（钱基博最后12年在武汉度过），计所藏书二百余箱，五万余册，捐赠师院图书馆；
诸古龟甲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墨迹等自商周三代历汉唐宋元以迄明清之文物大小二百余件，移赠该院历史系。
又所藏碑帖字画一千余件，则赠与其乡里之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
方志一千余种，赠与江苏泰伯文献馆。
1957年，钱基博对党披肝沥胆，忠直进言，横遭批判。
章开沅说：
“他虽然确实是死于不治之症，但至少在离开人世前的心情是痛苦抑郁的。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钱基博一生五百多册《日记》，被“跳踉叫嚣，如中风疾走”的无知少年付之一炬。
由此，我们似可理解钱钟书晚年的静默和恬淡。
因伯父中年无子，钱钟书自幼在伯父跟前长大，颇受宽容昵爱。
少年钱钟书“全没正经”，专爱“胡说乱道”，一点没有他母亲的“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以及他父亲的“一本正经”。
1920年伯父去世后，11岁的钱钟书的教育就全由他父亲来承担。
“他父亲因钟书爱胡说乱道，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的意思。
”杨绛说。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得识无锡名门才媛杨季康（绛）。
当时，钱钟书在清华园名气很大，杨绛初见，发现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
二人互慕已久，开始恋爱。
后来，杨绛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
信中写道：
“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
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举办了订婚典礼。
二人后来同赴牛津大学求学，回国后钱钟书任教清华（当时是西南联大）。
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
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做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工作。
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由他出类拔萃的英译被介绍到西方。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员”被发往河南省罗山县“五七干校”，一度担任信件收发工作。
这一年6月，女婿王得一被逼自杀。
7月，杨绛也来到干校，后来写成《干校六记》、《洗澡》。
1975年前后，海外误传钱钟书去世了，港台、日本等地发起一连串悼念活动。
1977年前后误传澄清，钱钟书本人与其杰作《管锥编》的初稿一同“问世”。
1998年12月19日，88岁的钱钟书在北京逝世。
第二天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钱穆：
“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
同出江南无锡钱家的钱穆、钱逊父子，因1949年钱穆“离家去国”音讯隔绝长达30年。
钱逊曾说，“有人说起我的家庭，常说家学渊源云云，我深感惭愧。
”他还说，听父亲教诲的机会少，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1980年4月，父子之间终于通了家书，当时钱穆已86岁。
他在信中说：
“我此两年多来双目已近失明，不能阅报，不能读书，惟尚能握笔亲自写字，此书即我之亲笔。
“回念我此一生中所见吾国人之受苦受难者真复何限，则我父子今日之遭遇，未为过酷于他人。
汝辈今日虽求与我一面，亦我此三十一年来之愿望，若天佑我国家我民族，或最近将来能达此望……”
这一年8月底，兄妹中的4人终于在香港见到了父亲。
次子钱行（原苏州某中学语文教师）回忆道：
“我小时候父亲在无锡江南大学教书，课后回到苏州盘门新桥巷藕园。
我们走过书房，总怕弄出声音打扰他。
31年过去，不苟言笑的父亲怕是很老了罢？
“出了地铁口，我们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继母却先凭着照片认出并招呼了我们。
她旁边站着一个身穿长袍的老人，这不是与我们分开了三十多年的父亲吗？
“父亲患有青光眼，视力模糊，他常走到我们身边，从近处审视我们每一个人，不时‘唔唔’说着，好像奇怪我们怎么会一下子变大了，变老了。
而他的确还把我们当作孩子，每天，他都先自正襟危坐，然后令我们挨次坐下。
他问我们每个人的经历、生活、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们兄妹都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时，十分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
知道10个孙子和外孙都在重点中学和大学读书，更是眉开眼笑。
谈到我们遭遇过的艰难困苦，他唏嘘说：
‘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
1988年11月，正在荷兰访问的大女儿、清华大学教授钱易趁台湾开放大陆赴台探亲政策，第一个获准赴台探父。
此后几天，94岁的钱穆醒来便问：
“我的女儿在哪里？
”有一天钱易为他擦背，钱穆连说：
“好舒服哪，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
”钱易满眼是泪，哽噎得说不出话来。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家中谢世。
一年后，归葬在故乡太湖边石皮山上。
钱行说：
“现在父亲永远在我们身边了，什么力量都不能使我们再分开。
《钱氏家训》的力量
1945年初春，32岁的钱三强向何泽慧发出了平生第一封示爱兼求婚信，25个单词：
“经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要求。
如能同意，我将等你一同回国。
”很快收到回信，也是25个单词：
“感谢你的爱情。
我将对你永远忠诚。
等我们见面之后一同回国。
”战时德国信件不封口，限词汇25个。
今天的青年，偶尔从老照片上看到钱三强夫人何泽慧、钱学森夫人蒋英年轻时的模样，惊为天人。
殊不知，中国曾经有过许多这样才貌双全的名媛，最后湮没在蓝灰色的人潮里。
钱家多寿星，多才子，多俊杰。
钱文忠脱口而出：
基因。
钱家子弟多半受儒学熏陶，知书达礼，所娶配偶也都是才貌与德行兼备的女子，这样的基因，很不坏。
许倬云在谈到江南士大夫家族时，曾讲起自家的义田制度，即家族中富裕人家拿出一部分田亩，扶持家族中孤儿寡母的日常生活和继续学业。
钱氏家族直到民国还有这种义田制，断了半个世纪重续，则演变为助学基金。
钱镇国告诉记者，其中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运盛实业股份董事长钱仁高、上海国际包装印刷城董事长钱成锡出力最多。
目前，他们已经帮助家族内的几位家境困难的孩子念到中学、大学。
家教的源头则是身教加《钱氏家训》。
钱镇国告诉记者，家训分为三部分：
武肃王（钱鏐的谥号）八训；
武肃王遗训；
钱氏家训。
早先，钱氏家族每有新生儿诞生，就要全家人一起恭读《钱氏家训》，这个传统在近代断了。
第三部分《钱氏家训》是钱文选根据先祖八训和遗训，归纳在《钱氏家乘》里的，共635字，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节。
温家宝总理提及的“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在“国家”节，其中还有“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等，讲的都是为官执政的大义。
家训中关于个人修身，讲的是：
“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
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
关于家庭：
“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
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关于交友及公德：
“信交朋友，惠普乡邻。
恤寡矜孤，敬老怀幼。
救灾周急，排难解纷”，这些，与《礼记·
大学》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脉相承。
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是杭州钱氏的后裔，30多年前与他同住机关宿舍的一位小伙伴回忆说：
“他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一位普通的机关干部，都曾下放劳动，钱颖一从小学随父母去了干校，直到念中学才回北京，应该说是在农村长大的。
父母这么受冲击也没有把他的学习兴致磨灭掉。
他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放学回家从不休息，在我眼里他没有节假日，从来都是在念书写作业，每天早晨坚持听英语广播。
几年下来，他的口语、笔头都达到了相当水平。
可他的兴趣并不完全在这上面，他对数学如醉如痴，好像整天遨游在一个奇妙世界里。
中学毕业后，他到京郊密云插队当了知青，可读书的热情依然如故，还是每天听英语广播，真是难得！
在那个连饭都吃不上、家都回不了的年代，有多少人能坚持读书呢？
还把活干得极好，从不喊苦叫累，他感动了农民的心，插队时入了党。
恢复高考那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现在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了。
1981年钱颖一赴美留学，25年间，用朋友的话说，“他把美国最著名的高校基本走了个遍”--198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
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
1990年拿到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随后在斯坦福大学执教9年。
2001年在马里兰大学结束了两年教职工作后，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
2006年，他回到清华，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是他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专著。
这本学术书从装帧、设计到纸张、印刷都相当精美，定价25元，低于同类书籍一截。
钱颖一说：
“这是我一再坚持的，连出版社都很不理解。
可是你想，买我书的人大部分是学生啊！
”扉页上，钱颖一写道：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感谢上海、无锡钱氏联谊会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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