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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圈分类号：

D5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2820（2010）02-0094-05

　　甚金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优博墓金资助项目“美国的中亚战略研究”（2009009）。

　　作者简介：

陈柯旭（1974-），女，新扭乌会木齐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苏联解体后，人们认为处于政治真空状态的多民族、多宗教的中亚可能会陷人地区冲突。

事实不然，除了塔吉克斯坦外，其它中亚四国一直保持着稳定。

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中亚没有像南斯拉夫和高加索那样陷人混乱的泥潭?

在文化、习俗、体制、经济等方面与本地其它邻国相近的塔吉克斯坦，为什么却在独立后迅速滑向了内战?

同是前苏共和国，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展顺利，中亚各国为何转向了权威主义?

中亚普遍存在而势力强大的宗族是促成因素之一。

一、中亚的宗族：

根深蒂固

　　宗族是具有社团特征的非正式组织，以亲属或臆想的亲属关系为基础，纵横交织出的广泛身份认同网络。

严密的宗法制度强制地规范着成员的行为，族员间紧密的认同关系使得宗族内的精英和非精英都信任、依靠、忠诚于宗族组织。

宗族精英是指那些在宗族中拥有身份和声望的人。

实力强大的宗族精英可能是地区长官和集体农庄主席，而较弱的宗族精英或许就是个村里的长老。

无论大小，从原则和理性上讲，精英要为整个宗族谋福利，并依靠族人的忠诚和尊重来维持自己的身份。

宗族具有很强的内聚性、狭隘性、封闭性和排他性。

　　提及宗族，人们就会把他与原始、落后等符号联系起来。

事实上，宗族现象当下在非洲、拉美、亚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内广泛存在，是有效的社会单元。

在半现代化，尤其是转型国家里，宗族实际上成为正式的市场机制和国家机构的幕后操纵者。

　　中亚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宗族的力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十分强大，人们遇到事情时的第一反应是求助自己的宗族，而非国家机构。

凯洛格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克罗克国际和平研究协会的凯思琳·

柯林斯在1997至1998年间对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不同性别的313位中亚人进行了访谈，结果证实宗族是影响中亚社会举足轻重的因素。

当问及受访者，教育、政治机构、清真寺、钱（行贿）以及宗族关系这些选项，哪些在找工作、经济水平以及政治地位得到提升方面最重要时，87.6%的吉尔吉斯斯坦受访者认为是宗族，11.7%的人认为是钱，只有1%的人选择了教育，而没有人选择政府机构和清真寺；

69%的乌兹别克斯坦受访者认为是宗族，31%认为是钱，其它三项都无人选择。

对于需要贷款或经济支持时，会求助谁这个间题，吉尔吉斯斯坦的受访者情况是：

93%回答求助宗族，4%选择苏联遗留的农庄委员会，2%选择当前政府机构，1%选择银行，无人求助清真寺；

乌兹别克斯坦受访者中92%的人回答是宗族，3%的人回答是农庄委员会，3%的人选择现政府机构，2%的人求助银行，同样无人求助清真寺。

当问及遇到麻烦时，会求助谁时，97%的吉尔吉斯斯坦受访者选择宗族，3%诉诸农庄委员会，法院、政府机构和清真寺都无人选择。

相对而言，96%的乌兹别克斯坦受访者求助宗族，2%诉诸农庄委员会，2%的人求助清真寺，法院和政府机构同样无人选择[1]178。

以上数据表明宗族在中亚地区深人人心，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影响至深。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在1992年11月的一次声明中说：

“宗族是比刚刚兴起的政党强大得多的政治行为体。

”[2]201

　　由此可见，宗族在中亚国家的存在是一个常态，并且是当地人民普遍承认的身份认同标志，因此对刚刚获得独立的中亚国家的转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宗族对中亚国家转型的积极作用

（一）宗族间协议：

独立初期的稳定器

　　苏联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中亚人民根本没有预料这样的结果，对独立也毫无准备。

虽极不情愿脱离母国，但事实无法改变，于是各国纷纷效仿西方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探索性地走上独立建国之路。

那么在这样一个民族繁多、宗教派系复杂的地区，周边国家保持政治稳定，而塔吉克斯坦却遭遇内战，事实证明，各国的权重宗族是否能在缺失有效国家管理体系的情况下相互磋商达成使利益平衡的协定是国家稳定与否的关键。

达成宗族协议，需要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权重宗族的权力和资源遇到共同的威胁；

第二，各宗族间万量大致平衡，没有一个宗族可以垄断权力；

第三，能寻找到一位合法代理人，各宗族都相信他会始终遵守协议。

　　苏联早期强行将中亚划分成五个民族共和国，给当地人民冠上“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哈萨克”、“塔吉克”和“土库曼”这样的民族身份，但这并没能成功消解中亚的宗族意识。

宗族在勃列日涅夫的“中亚人治中亚”政策下发展到极致，安德罗波夫以及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对除塔吉克斯坦外的其他四个加盟共和国的宗族展开大清洗，抑制了宗族的发展，各宗族几近势均力敌也是其“副产品”，这为苏联解体时期各宗族间达成协议创造了条件。

　　在吉尔吉斯斯坦，戈尔巴乔夫对宗族的清洗引起了各宗族的共愤，在苏联统治的最后时期，势力强大的宗族们联合在艾特马托夫周围反对莫斯科任命的亲俄罗斯的马萨里耶夫，他们邀请（更像是强迫）阿斯卡尔·

阿卡耶夫出任总统。

阿卡耶夫是学者出生，思想进步，宗族观念淡薄，是吉南北宗族理想的政治代理人。

在各宗族的支持下，阿卡耶夫引领的吉尔吉斯斯坦转型之路虽然并不一帆风顺，但国家总体保持着稳定。

　　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类似，新总统都是在相似的状况下登上权力舞台的：

莫斯科的清洗引起当地主要宗族的不满，于是他们私下协商，决定推举新领导人，无宗族势力或来自弱小宗族的纳扎尔巴耶夫、尼亚佐夫以及卡里莫夫被推上了总统的宝座，被视作宗族利益的“平衡器”。

　　比较而言，莫斯科从未在塔吉克斯坦发动过清洗，主要原因在于：

苏联从1940年以来完全仰仗苦盏（Khodjent）宗族实施对该地方的控制；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色彩重，并与阿富汗毗邻，苏联需要一个实力强大的宗族作为管理本地的代理人。

从1946-1991年，名声显赫的塔吉克宗族（主要聚集在苦盏地区，所以也称苦盏宗族）的代表们控制了该共和国的大部分权力，独霸一方。

苏联解体时，属于苦盏宗族的纳比耶夫依仗俄罗斯的支持执掌政权，没有与其它宗族进行磋商的动机，自然也不会有宗族间协议的产生。

令纳比耶夫始料未及的是俄罗斯在1992年切断了对他的资助，其它宗族趁机而起对权势和资源展开争夺，并以自己的宗族为基础建立起武装力量捍卫本族利益，最终爆发全面内战。

　　在中亚五国中，吉、乌、哈、土四国的重要宗族在独立时相互磋商，达成了协议，国家在转型途中保持了稳定。

相反，塔吉克斯坦一直处于宗族霸权中，结果是当权宗族失去俄罗斯的支持时，其它宗族为利而起，内战从而爆发。

（二）宗教认同的淡化剂

　　伊斯兰是中亚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被广泛接受，尤其是它的精神和市民价值观。

但是伊斯兰教在中亚并不是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纽带，它被淹没在地区宗族身份之中。

　　凯思琳在1997-1998年的访谈数据证明中亚人普遍信仰伊斯兰教。

在乌兹别克斯坦，98%的受访者是伊斯兰信徒，2%信基督教；

吉尔吉斯斯坦%%的人是穆斯林，6%的人是基督徒。

311位受访者中，有308人确认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是不同的[1]1761。

这表明宗教确实是身份认同的因素之一，但它被宗族认同所消解。

　　苏联解体后，中亚的文化传统和宗教得以复兴，国家对伊斯兰机构的活动放宽，但伊斯兰的政治角色仍然受到限制。

在苏联和苏联之前，中亚的伊斯兰教是附属于宗族与地域相结合的社会单元（姑且称之为社区）的，现在仍然如此：

自治的社区委员会一般都会有一位宗教领袖，他受委员会主席的领导，宗教活动要接受世俗委员会的监督。

另外，宗教老师虽然在马德萨（有名的宗族学府）接受培训，但他必需是本地宗族的一员，村民们反对外地来的宗族领袖，他们只偏好本地化的伊斯兰教。

如果毛拉试图改变当地的宗教礼仪，必定遭到社区的反对，人们会认为这是外人的宗教版本。

因此，伊斯兰复兴党和塔利班在当地没有多少追随者，真主党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反对中亚国家的活动中也没有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

由此可见当地人民对宗族的认同占居主导地位。

　　媒体常常报道塔吉克人比其邻居更伊斯兰化，更原教旨化，但是调查表明塔与乌、吉没有太大区别。

97%以上的塔吉克人是穆斯林，但78%的人星期五不会去清真寺做礼拜，59%的人根本就不祷告[1]183。

一些研究表明，塔吉克支持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甚或宗教党派的人微乎其微，就连塔吉克的伊斯兰领袖QaziAliAkharTuradzhonzod的社会基础也是自己所在的村庄和宗族，其它塔吉克毛拉在反对伊斯兰复兴党时，依靠的同样是本地族人的支持。

这些都证明伊斯兰薄弱的纽带作用。

　　宗族对宗教的淡化作用，保护了中亚人民免受原教旨主义的毒害，间接地为中亚国家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三、宗族对中亚国家转型的消极作用

（一）民族国家建构的痼疾

　　民族国家建构是中亚国家顺利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

因此，中亚各国自独立以来积极采取各种手段努力建构具有本国特色的民族国家。

但中亚历史上从没有形成完整意义民族国家，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宗族是人们生存、安全的主要承载体。

中亚社会浓郁的宗族意识是中亚民族国家建构的严重挑战。

　　中亚国家吸引散居他国的民族兄弟归国政策的失败表明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度并不高。

1992年，乌兹别克斯坦别有用心地称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歧视国内的乌兹别克族人，希望挑起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矛盾，煽动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人移居乌兹别克斯坦，结果徒劳无获。

吉尔吉斯斯坦村民证实，没有人移出。

中亚各民族杂居与合作早已是经济、社会和历史现实，无论是强制还是非强制性的刻意变动都会遭到抵制。

　　接受凯思琳·

柯林思采访的人承认外部力量强加的民族认同内化程度很低，根本无法与宗族认同相提并论。

例如，生活在同一地区，有着相同文化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认为他们同属一体，而来自花拉子模草原和来自费尔干纳的乌兹别克族人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上感觉距离更远。

人们十分清楚，民族主义精英把他们分成“乌兹别克”或者“吉尔吉斯”是为民族国家建设寻求大众合法性的战略性举动，而不是人们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身份认同。

虽然民族认同度较低在民族国家建设初期以及不发达国家里是常见现象，但与东欧、波罗的海、乌克兰、甚至高加索相比，中亚的民族认同淡漠得令人吃惊。

　　人都是需要有认同的，没有“我者”和“他者”的区分，人们会感到迷茫。

中亚国家的人民民族认同度很低的原因是他们的“我”这个概念已深深扎根在宗族认同中，宗族不仅能够满足他们精神的需求，还能给他们的物质需求带来方便。

（二）民主化进程中的“绊脚石”

　　虽然宗族政治内部的广泛参与显示这种非正式统治可能比有些集权形式（如军人政体、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等）更具有分权性，但宗族政治绝对不是民主。

就算存在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宗族政治所制定的非正式政治经济原则不是多元的，人们不能平等和完全参与，不能进行透明公开的竞争。

因此，宗族政治事实上有损民主自由。

以下主要以中亚民主化速度最快的吉尔吉斯斯坦为例来证明宗族对民主的危害。

　　首先，民主转型的基本元素是公民政治参与、政治选举和公平竞争等被宗族政治严重削弱。

吉尔吉斯斯坦被西方认为是中亚最民主的国家，但其前总统阿卡耶夫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维护宗族的利益，最终不惜抛弃支持自己的知识界民主选民，依靠自己以及妻子和其他联盟宗族动员选民，赢得了1995年和2000年的大选。

一位当地专家说：

“阿卡耶夫任命自己的族人为地区或当地的掌权者，这些实权者或者通过许诺，或者强迫当地社团中有影响力的宗族长者和受尊敬的人去煽动人们按照他们的指示参加投票。

’甲健种层级式的宗族关系网不用借助武力或取消选举这样露骨的方法就成功腐蚀了公开竞争。

　　同样，2001）年的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也表明宗族势力大大挤压了民主的生存空间。

非党派人士（主要是宗族的知名人士）获得了105个席位的73席，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宗族关系动员支持者的，这样不仅节省成本，还能避过民主监视。

政党只得到了法定的15个席位，他们的支持率很低，被选人的政党代表在议会中影响力也十分有限。

　　其次，宗族力量削弱了立宪分权制，阻止了司法独立。

吉尔吉斯斯坦宪法法院的院长CholponBaekova在转型初期是一位思想民主的人士。

作为阿卡耶夫宗族的一员，她不断受到来自族人的压力，要求她做出维护本族权利的重要决定。

1998年她宣判阿卡耶夫参与重选，这一判决实际上背离新的民主宪法。

另外，2000年后民众要求阿卡耶夫辞职或弹幼他的呼声此起彼伏，通过民众游行、暗杀活动希望法院有所作为，但是宗法原则却指使她断续支持总统。

　　第三，对宗族关系的广泛支持阻碍了刚刚起步的市民社会的发展。

在吉尔吉斯斯坦，1990年代早期和中期，媒体和市民组织十分活跃、自由，无数政党积极成立，但是民主化运动没有深人人心，政治反对派无人支持，人民都根据宗族关系参与投票。

　　1990年代早期的民主化进程中的主要支持者—媒体，也越来越受到来自阿卡耶夫宗族的压力。

　　1990年代下半期，由于报道总统和政府的腐败和非法行为，许多国内独立媒体被罚款或关闭。

扎米拉·

斯迪科娃是吉国内非常有名的独立记者，1997年被指控发表具有诽谤吉国有矿业公司总裁达斯萨雷古洛夫的文章而被判监禁一年，后者是阿卡耶夫妻子的亲戚[4]。

2002年，阿卡耶夫的女婿成立了一个主要的“独立”媒体实业，严密控制着吉国的舆论。

　　（三）未来冲突的“点火器”

　　宗族政治是褊狭、排他和不透明的，它通过渗入正式的国家机制直接影响政府议程，动摇政权的稳定性。

　　宗法原则要求成员效忠族群。

进入国家机构中的宗族精英不以国家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为重，狭隘地关注本宗族的利益，一味任人唯亲，国家财产被大量流失至宗族成员名下。

在国家强大或经济状况较好时，宗族精英的所作所为也许只是削弱了国家实力，引起族外人的不满。

但是在经济萧条期和国家转型期，宗族精英为其族人寻利的压力会更大，宗族瓜分国家资产的速度就更快，经济越恶化，宗族间争夺越发剧烈，冲突亦即一触即发。

　　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几个宗族（柯敏theKemin，艾特马托夫Aitmatov,萨雷古诺夫Sarygulov）是总统阿卡耶夫主要的社会基础，他不得不随时关照这些宗族以及其妻子宗族的利益，同时还要为敌对宗族分配好处，以免发生公开冲突。

当国家资源日益缩水，继续维系宗族间达成的利益分配协议日趋困难时，阿卡耶夫不得不放弃1990年协议中的某些宗族，因此其政权稳定也就受到了威胁。

费利克库洛夫（FeliksKulov）是北部一个强大宗族的领导，参与了1990年协议，当阿卡耶夫削弱他的权力后与阿卡耶夫分道扬镰。

"

9"

11”事件以后，宗族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阿卡耶夫将他与美国的交易（允许美国在吉驻军和反恐）所得私利分给他最紧密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儿子、女婿以及他家人的生意网，对此，别克纳扎罗夫宗族（Beknazarov）首先出来反对，随后南方和东部的一些宗族也加人反对行列，最终发生了暴力冲突。

　　对于宗族对国家政权的消极影响，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乌兹别克斯坦：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一书中写到：

政府和其它体系中的宗族或地区组织追逐本单元的利益而忽视国家利益的时候，为了本族目标，试图将其成员推上当前国家权力宝座或其它职位时，它就变得十分危险，可能威胁国家的稳定和安全习。

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也有同样的表述[2]196-197。

四、小结

　　总之，宗族在中亚十分活跃，在中亚国家突然失去苏联领导时，宗族政治为这些民族宗教错综复杂的国家转型营造了稳定的大环境，但宗法制度对民族国家建设和民主化进程都起到阻碍作用，宗族政治的长期发展将会导致国家冲突，引发动荡。

因此，改变中亚的宗族政治现状，对宗族进行疏导是中亚国家领导人发展政治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国家顺利转型的先决条件。

　　参考文献：

　　[1]KATHLEENCOLLINSThePoliticalRoleofClansinCentralAsia[J].ComparativePolitics,2003,35

（2）.

　　[2]NALINKUMARMOHAPATRA：

PoliticalCultureandDemocraticDevelopmentinCentralAsia,NewDehli四.India：

Bookwell,2006.

　　[3]KATHLEENCOLLINS.TheLogicofClanPoliticsEvidencefromtheCentralAsianTrajectories[J].WorldPolitics,2004（56）：

248.

　　[4]玛莎·

布瑞尔·

奥卡特，中亚的第二次机会皿李维建，译.北京：

时奉出版社，,2007：

44.

　　[5]ISLAMKARIMOVUzbekistanontheThresholdoftheTwenty-FirstCentury[M].Tashkent：

Uzbekistan,1997：

84.

　　[资任编辑：

孟楠]

OntheRoleClansPlayinthetransitionofCentralAsianStates

CHENKe-xu1,SHIJing2

（1.Institut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RegionalDevelopment,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

2.CollegeofMarxism,XiryiangNonmalUniversity,Xinjiang,Ununqi,830000）

　　Abstract：

CentralAsianstateswereonthewayoftransition~afterthecollapseofformerSovietUnion.Duringtheprocess,somekeptpoliticalstability,whilesomeothersfellintocivil~What'

sthereasonofthedifference?

Scholarsusedtoanalyzesuchques-tionsfromthelegacyofSovietUnion,thepluralethnicityandreligion,totheneglectofthesignificanceclansplayedintheregion,whichmayprovideaconvincinganswertothequestions.ThispaperanalyzestheroleclansplayedwhenCentralAsianstatesbe-cameindependentandinthetransitionoftheCentralAsianstates.

　　Keywords：

Clans,CentralAsia,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