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学问方式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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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体会是，这些大师巨子是我们晚学后进进入学术殿堂的比较便捷的引桥。
通过他们，可以通往古代，走向中国传统学术，也可以通过他们连接西方，走向中西学术思想的会通。
更重要的，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
我曾经用“空前绝后”一语，形容他们学问结构的特点。
“空前”，是指这些现代学者，在西学的修养方面，汉儒、宋儒、清儒，都比不过他们，因为当时不可能有这个条件。
汉宋儒不必说，乾嘉学者也不能跟二十世纪现代学者在这方面相比肩。
虽然早期的传教士跟明末清初的一些学人有一些关联，但我们看不到乾嘉大师们的西学修养有哪些具体而明显的呈现。
二十世纪学者不同，他们常常十几岁就留学国外。
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然后美国、欧洲，前后大约有十六七年的时间在国外。
连马一浮也有在美国、日本的经历，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去的，尽管停留的时间前后不是很长，毕竟扩大了学问的视野。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国学根基，又是后生晚辈不能望其项背的。
他们四五岁开始发蒙，到七八岁，十几岁，不用说五经四书，十三经、诸子集成、前四史，差不多都读过了。
他们有这样的学问积累的过程，所以在学术的知识结构方面，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
“绝后”不是说后来者的聪明智慧一定少于他们，而是没有当时那些个具体条件，包括对学人为学非常重要的家学和师承。
国学需要童子功，年龄大了补课，实际上为时已晚。
因此后来者要赶上他们，难之又难。
就研究我国固有学术而言，二十世纪学者也开了先路。
经由他们可以更自觉地进入原典。
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术，是不是也有瑕疵？
肯定会有。
陈寅恪就讲过，王国维的学说也可能有错误，他自己的学说也会有错误，自然可以商量。
同样，钱锺书的学术，也一定有可商之处。
但是他们的学术精神，为学的态度，纯洁的资质，堪称后学的典范，应无问题。
我们今天的学术风气所缺乏的，恰好是二十世纪大师们的那种精神、那种风范、那种态度。
勿误读钱锺书
现在关注二十世纪现代学术的人多起来了，但研究得远不够深入。
有一些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就刮起这个“热”那个“热”的风。
学术研究最怕刮风。
一刮风，“热”得快，凉得也快。
然后骂声随之而来。
钱锺书先生不幸也遭此命运。
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钱锺书是卡夫卡的绝世艺人》。
这篇文章写的倒是很俏皮，但认为钱先生的学问，不过是一个杂耍艺人用以谋生惑众的绝活，除了博得看客的几声叫好，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他说《谈艺录》和《管锥编》，本质上应归属于诸如绕口令、回文诗、字谜等文字和语言游戏一类，是一种自娱性的、习惯性的、享受性的东西。
这位作者甚至还声称，《谈艺录》和《管锥编》是自私的，势利的，是抬高门槛为难人的，是以显摆为目的的等等。
我无论如何不能认同这篇文章对钱锺书先生的评价。
如果不是牵引卡夫卡蓄意做一番拟于不伦的文字游戏，我认为他至少是没有读懂钱锺书。
读懂钱，并不容易。
陈寅恪先生的书，马一浮先生的书，也不容易读。
读懂读不懂，不完全是文字障碍，文字没有那么多障碍。
马一浮的著作不多，无非《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等。
但读懂马先生，我认为是非常难的事情。
难就难在，阅读者是否能够进入马先生的学问世界和精神世界。
陈寅恪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就是对古人的著作，对古人的立说，要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因而能够体会古人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
钱锺书先生的著作，为什么采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呈现方式？
为什么用文言而不是白话？
他是文学家，小说《围城》和散文《写在人生边上》等，可以证明他的白话同样令人绝倒。
这涉及到如何理解钱先生的学问态度和学问方式问题。
他对学问有一个宿见，就是认为大抵真正的学问，不过是荒江野老，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而不是闭目塞听地“做”出来，或是吵吵嚷嚷地“讲”出来的学问。
他说一旦成为朝市的“显学”，很快就会变成俗学。
这些话，深入体会，才能知道一点学问的滋味。
以虚妄浮躁的心态，试图了解稳定的学问，不可能对学问得出正解。
钱先生的学问方式，毫无疑问是活跃的，多姿的，千变万化的，但他的学问精神是恒定而守持不变的存在。
他认为古与今、中和西，不是截然不搭界的两造，而是可以连接一气，互相打通的世界。
他说：
“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
”（钱锺书：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转引自郑朝宗著《海夫文存》，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8）
他对“专学”的看法也很特别。
他说因研究一种书而名学的情况不是很多。
一个是选学，《文选》学，一个是许学，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的学问，可以称为专学。
《红楼梦》研究成为红学，是为特例，但他认为此学可以成立。
其余的研究，包括千家注杜（杜甫）、百家注韩（韩愈），都不能以“杜学”或者“韩学”称。
可见他对学问内涵的限定，何等严格。
这是大学问家的态度。
现在到处使用专学的称谓，把学问泛化，结果取消了学问本身。
钱先生还特别指出“师传”的弊端，认为弟子多，对其师尊崇的结果，反而把师也扭曲变形了。
这就是《谈艺录》反复讲的“尊之实足以卑之”。
钱先生的好友郑朝宗先生说，钱先生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可谓真知钱先生之言。
钱先生从不以师自居，不聚徒讲学，也没有弟子。
钱锺书的学问构成
钱锺书先生的学问结构，都由哪些部分构成，他的学问脉分如何辨识，学术界没有一致的看法。
我长期读钱，三复其义，认为他的学问构成，约略可分为四目：
第一是经典阐释学；
第二是学术思想史；
第三是中国诗学；
第四是文体修辞学。
前面提到的说钱先生是卡夫卡的绝活的文章，不承认钱先生著作里面有解释学的内容，未免令人感到意外。
《谈艺录》也好，巨著《管锥编》也好，独不缺少解释学的内容。
只不过钱先生对解释学有独辟胜解。
《左传正义》三，隐公元年，解一“待”字，令人绝到。
郑庄公由于“寤生”，惊吓了他的生母武姜，因而母子失和。
庄公即位之后，武姜便与庄公的胞弟共叔段结为联盟，封地逾制，一人独大。
郑大夫祭仲建议及早除掉，免生滋蔓。
庄公说：
“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进入中学课本的《左传》名段“郑伯克段于鄢”。
我们且看钱锺书先生如何解释此一“待”字。
他先是征引《左传·
闵公元年》，齐国的仲孙湫提出：
“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齐桓公回答说：
“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
”又引定公六年，公叔文子谏卫侯：
“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
”再引《韩非子·
说林》，下有与悍者邻，欲卖宅避之，人曰：
“是其贯将满矣，子姑待之。
”钱先生具引之后申论说：
“‘待’之时义大矣哉。
‘待’者，待恶贯之满盈、时机之成熟也。
”然后又引《汉书·
五行志》董仲舒之对策：
“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熟”、《孟子·
告子上》以麰麦喻人性：
“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
这就如同郑庄公等待到共叔段谋反在即，并得知其起事的具体日期，于是下定决心，说：
“可矣！
”也就是可作为的时机真正成熟了。
钱先生接着又引《史记·
韩信卢绾传》：
“太史公曰：
‘於戏悲夫，夫计之生熟成败，于人也深矣！
”以及《北齐书·
陆法和传》里的陆氏发为议论：
“凡人取果，宜待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候景熟。
”抑犹未尽，更引西典助发，一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论家的“待熟”之说，二是培根论“待”时提出的“机缘有生熟”，三是孟德斯鸠论修改法律，提出“筹备之功须数百载，待诸事成熟，则变革于一旦”，四是一名李伐洛者，认为“人事亦有时季，若物候然”（《管锥编》，三联版，页276～277）。
中西古典万箭齐发，齐来会战，“待”之一词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只好俯首就擒。
其实所谓“待之”，就是为人举事，要讲究条件和时机。
而时机须由条件来酝酿。
舍此二端，急于从事，揠苗助长，冒行躁进；
或灰心气沮，知难而返，坐失良机，都是不明不智的表现，亦即尚不懂钱先生反复阐释的这个“大矣哉”的“待”字。
钱先生又引清儒之言写道：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
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
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
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
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
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
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
”（《管锥编》，三联版，页281）这也就是乾嘉学者何以重视小学的原因。
小学是进入经学的阶梯，故“读书必先识字”是清儒的常谈。
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即读书进学，首在认识字，知读音，明义训。
然后再由小学进入经学。
经学的旨归在义理，就进到中国传统学问最高的形上之境了。
钱先生把这一过程概括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
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
此亦即西哲所说的“循环阐释”。
钱先生告诉我们，阐释的方式或有中西的不同，但阐释学，中西宜有共理。
钱氏阐释学，则明显带有经典阐释的特点，既吸收了西方的理论范式，又直承中国传统传注义疏的阐释传统。
他学问构成的第二脉分，是学术思想史的内容。
绝不光是文学，他的学问早已超越单一的文学一科。
特别《管锥编》一书，处理的主要是学术史的问题。
他选出来作为研究案例的那些典范著作，《周易》、《毛诗》、《左传》、《史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涵盖了传统四部之学的最精要的内容。
他丝毫没有轻视作为我国固有学术统领地位的经史之学，而是将其置于先位来加以研究。
《诗经》《易经》均可分称为“六经”之首，《左传》是《春秋》三传中最重要的一传。
而《焦氏易林》的列入，则是钱先生的所好，喜其文辞古雅，诗意馥馥。
钱先生虽出身中西文学，其经史之学的根底岂可限量哉。
只不过他解“经”的方法不仅与清儒不同，与昔日的时流亦迥然有别而已。
他的“经解”，集部之学并为入室阶梯。
钱先生学问构成的第三脉分的内容，是中国诗学，这是他学问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
他喜欢诗，长于写诗，有诗眼，也有诗心。
他的精神意象在诗里边存活并得到再生。
笔触一旦进入中国诗学，他自由得如同水里面的鱼，欢悦而快乐，似乎有无穷无尽对诗学的独得之秘，顷刻化作语言文辞的泉水，重叠交会，喷涌而出。
《谈艺录》就是一部关于中国诗学的大著述。
还有可与专著相埒的诗论《中国诗与中国画》，以及《诗可以怨》。
《通感》其实也是一篇诗学的会通之作。
《宋诗选注》虽受到彼时精神环境的限制，未能畅意发抒，被他称为“模糊的铜镜”，但经钱先生手泽润色，自有他人所不及的佳风景。
他诗学的义理情愫所锺，是为宋诗，自己为诗也是宋诗的风致。
但《谈艺录》论诗，唐宋之别，不以历史时段，而以“体格性分”。
对清末同光体诸人，是非得失均看得清爽，不掩善，也不护短。
钱之诗论，通贯古今，兼采中西，旁征博引，胜解如云。
我未见有另外的诗评家能和钱先生对中国诗学的贡献相比伦。
老辈如陈石遗，终因缺少西学根底，不能不让钱一箭之地。
杨绛先生也说：
“他酷爱诗。
我国的旧体诗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诗他熟读的真不少，诗的意境是他深有体会的。
”（《管锥编》三联版杨序，写于1997年）
他学问构成的第四脉分，是文体修辞学。
钱先生无异是修辞高手甚或圣手。
他的言语文辞的讲究，见于他所有各体著作。
丰赡、睿智、幽默的特点充溢字里行间。
不妨一读他的散文《人·
兽·
鬼》《写在人生边上》，以及长篇小说《围城》，他的独特的修辞风格，踵武前贤而不袭前贤，迥异时流而无法模仿，开篇即知此为“钱氏体”。
《谈艺录》等涉及文评诗话的学理文章写作，《管锥编》所展示的经典诠释系统，都是自家体貌，古今中外的要言妙道齐来登场，共同搬演中国诗学和中国学术的传奇大戏。
钱锺书先生的学问呈现方式，体现了古今文体的兼美。
如果是白话，他使用的是典雅的白话，不是通俗的白话。
文字里带有诙谐的隐喻，和繁富扬厉的比类观照。
“典雅的白话”，是我的概括语，自认比较确切。
如果是文言，他使用的是典雅的文言。
至于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文言，我的理解是，《谈艺录》、《管锥编》有大量原典引用，所引原典都是文言，如果述论者以白话来阐释文言，繁简失序，两不相融，必令文体不相统一。
这在常人不成为问题，在钱先生则情非所愿。
现在史学界正在组织人写清史，我的老师戴逸先生主持该项目。
原来的《清史稿》自然多有舛误，但当时撰写《清史稿》的那些作者，可都是一时之选，譬如赵尔巽等，学问文章相当入流。
现在写清史，如果用浅近的白话，只能无限地扩大篇幅，史著的味道，过去二十四史的味道，就没有了。
钱先生撰写《谈艺录》和《管锥编》，以他对文体修辞之道的精熟老到，自然懂得，如果用白话通释文言典藏，无异于在茶水里兑上白开水。
他深知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域区类属，宜乎以不同的文体来加以呈现。
而中国的文评诗话，他认为向无定体。
《谈艺录》的方式，应归于中国的文评诗话之属，文体上叫“诗文评”。
钱先生说过，“文评诗品，本无定体”。
陆机的《文赋》是赋体，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诗体，郑板桥的《述诗》、潘德舆的《读太白集》、《读子美集》，是词体。
钱先生说，“或以赋，或以诗，或以词，皆有月旦藻鉴之用，小说亦未尝不可”。
（《管锥编》，三联版，页1002）小说也可以用来评文论诗，古典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事例多有，而《围城》发抒此道，尤见文体修辞家的法眼机杼。
钱氏修辞典则：
“说破乏味”
钱锺书先生认为，“遮言为深，表言为浅”（《管锥编》，三联版，页840，引《宗镜录》）。
他的修辞典则是：
“说破乏味。
”其实就是含蓄为美。
所谓行文典雅，语言使用的诀窍，是为不露，是为含蓄。
有人说，钱先生的著作不见义理，光引那么多故书，意欲何为。
其实钱著充满了义蕴理趣，到处都是创发的观点和独出的见解，思想的烛光照亮著论全体。
如果钱著没有思理意蕴，他就不会拥有那么多读者了。
只不过他不喜欢空疏著论，而是善用遮言和隐喻，将理趣意蕴寓于古今典例故事的征引叙述之中。
也就是不把问题全都“说破”，点到为止，引而不发，留给读者以三隅反的空间，是为钱氏修辞学的特点。
所以他特别提醒：
“善运不亚善创，初无须词尽己出也。
”（《管锥编》，三联版，页371）
钱先生的名言是：
“不道破以见巧思。
”（《管锥编》，三联版，页2364）并且引吴文溥《南野堂笔记》里的诗句作为例证：
“怕闻桥名郎信断，愁看山影妾身孤。
”把西湖的断桥和孤山巧妙地织入诗的语句中，以自然风景映衬人的心情意绪。
怕听到“断桥”的桥名，是担心爱恋的对象音书断绝；
愁看“孤山”，是因为看到孤山的山影，会联想到己身的孤单。
钱先生本人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
重峦叠嶂，溪流百转，山穷水复，柳暗花明，文心诗笔，吊诡有术，趣味无穷。
《管锥编》卷《焦氏易林》“大有”引晋李顒的《雷赋》云：
“审其体势，观其曲折，轻如伐鼓，轰若走辙。
”钱先生认为，斯雷鼓之喻，还未能尽“声势之殊相”，只有《易林》以声声相续为声声相“逐”，“活泼连绵，音态不特如轮之转，抑如后浪之趁前浪，兼轮之滚滚与浪之滚滚，钟嵘所谓‘几乎一字千金’，可以移品。
”这段话，“移品”钱氏的文体修辞，虽不中亦不远矣。
钱先生又引杜句“青山意不尽，滚滚上牛头”，状其“峰峦衔接，弥望无已，如浪花相追逐”，以及岑参诗句“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是又将此意境推至无穷。
自然也可以“移品”钱锺书先生。
以是之故，惟懂得了钱氏的学问方式和修辞典则，才能懂得他学问本身；
反之亦复如是，懂得他的学问内涵和理蕴，才能知晓他的不与人同的学问呈现方式和修辞法则。
学者的立身行事，也为钱锺书先生所关注。
他有一个信守不移的观念，就是学者最忌出位之思。
学问做到一定程度，会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
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不应该也不必发言。
这其实是学者的自知之明和理性自觉。
知不知道对哪些问题自己不具备发言条件，考验一个学人学问的知性程度。
《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八十年代才第一次重印。
三十多年的时光，他不是没有机会再行出版此书。
1965年，北京和上海的出版社都曾向他提出申请，他一律予以婉拒。
1982年重印此书，他道出个中原委：
“壮悔兹甚，藏拙为幸。
”（《谈艺录》引言，中华书局，1984）他深谙避世避俗之道。
“隐身适成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相反相成，同体岐用”（《管锥编》，三联版，页10）的哲理，为他所深谙。
杨绛先生也写过《隐身衣》。
但钱锺书不是隐者，他不同于马一浮。
马先生是真正的隐士，长期在西湖，住陋巷，不入讲舍。
钱先生也不入讲舍，但他有许多青年朋友，对文坛世相的了解出于很多人的想象。
我跟钱先生并无接触，但一次他在信中，称我和内子是“文章知己，患难夫妻”。
不晓得他是如何知道的不入正传的“野史掌故”，我们夫妇因此非常感念他。
钱先生不是隐者，只是“默存”而已。
探讨钱锺书先生的学问方式，还必须讲几句不能不说的话。
就是你想向钱先生要什么？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本流行的书，是前苏联的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叫《你到底要什么》，一本反思苏俄正统的书。
但是它的书名我很感兴趣。
对钱先生，也有个到底要什么的问题。
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位说钱先生是杂耍艺人的文章，他要的是钱先生自己不想要更不想做的东西。
钱先生不是革命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游旋于政学两界的人。
你向他要革命，他没有。
要政治，他不喜欢谈。
要亦学亦政，他反对这种骑墙式的人生状态。
他是非常单纯的学者。
不应该向他要这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东西。
你要他出头？
参与街头政治？
他不愿意那样做。
换句话说，他不是梁任公，他不是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当然很好，三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大册，陈寅恪先生评价很高。
抗战时期的“贞元六书”，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也是开创性的建树。
冯友兰的学术成就，没人能够否定。
但冯先生一生于学问之外，有不能忘情于政治的一面，所以容易遭受各种訾议。
但我不赞成否定这位杰出的大哲学史家，到现在我给学生开书目，他的《中国哲学简史》，还是必读书。
但钱先生不是冯友兰，他没有投身政治活动的激进的经历。
他和熊十力也不一样。
熊十力是新儒家的领军。
我们讲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三圣。
熊十力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参加过起义，行伍出身，学问资历不高，但他的学问成就是一流的。
钱先生没有参加过革命，甚至学生运动他也不是很赞成。
要知道，他的尊人钱基博老先生，也不赞成学生搞运动。
钱穆钱宾四先生，也不赞成年轻学生参政，他们认为学生主要是读好书，积累知识学问以备将来有用于家国，或至少有益于世道人心。
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的主张。
但他不涉身政治，不等于不懂政治，他的信念和信仰非常牢固。
如果对政治有看法，也是通过学问的途径来表达，不轻易作出位之思。
钱锺书先生所以养成宁静的不旁骛的治学心态，固然由于对学问本身的如同宿契般的兴趣，还由于他很早就获得了终生不渝的爱情。
爱情是一副良好的安定剂。
躁动不安的青年时期，让他得到了安宁。
八十年代中期，我参加厦门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当时有幸拜望郑朝宗先生。
我去拜访他，是由于正在研究钱锺书。
我向郑先生提出一个问题：
以钱先生的睿智和锋芒无法掩藏的性格，1957年的风雨环境他何以能够平安度过。
郑朝宗先生用很大的声音说：
那是由于他有杨绛先生。
他有了杨绛，觉得什么都有了，何须外求。
我认为郑先生讲的是知钱知人生知爱情之言。
古典意味的学术自由主义
关于钱先生的学术成就，除了众多的具体学科门类的学术创获之外，在学术观念上的一大贡献，是打破了中外学问的神秘。
他告诉大家，中国的学问没有那么神秘，不像传说的那样遥不可及。
有人说钱先生的著作不免有卖弄学问之嫌，我以为是看错了。
其实他是把被人神秘化的学问，打破了锦囊，揭开了谜底。
他似乎在说，人们奉若神明的那些学问，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东西就那么多，难点也可以数出来。
我相信他内心有这个东西。
另外一点，他虽然不缺少整体把握的能力，但他绝不想构建框架完整的体系。
这一点恰好是中国学问的方式。
中国的先哲，从不以构建体系为能事。
只有少数例外，一个是《文心雕龙》，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著作。
这和其作者刘勰受到佛理的影响有关。
还有宋代朱熹的哲学，是有一个理学的理论体系的。
除此之外，即使古代圣贤，也很难说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但不构建体系，不等于乏于辨证思维。
《管锥编》开篇“论易之三名”，引皇侃《论语义疏》的自序：
“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
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
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
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
”钱先生于此写道：
“胥征不仅一字能涵多意，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合诸科’于‘一言’。
”具道吾国语文的特点。
然后又说：
“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
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外文省略——笔者），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省略同前）。
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
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
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管锥编》，三联版，页4）嗣后遍举中西典例进而阐说，于是又言：
“语出双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固词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
”（同上，页7）此论虽为畅述中国语文的思辩功能，也可以理解为钱先生对自己著述体例的理蕴自道。
钱先生还告诉我们，中国的东西不是独得之秘，正如西方有“奥伏赫变”，中国也有相应的理趣；
我们中国有的，域外之文化渊深之国度，并不是没有。
人类的奇思妙想的智慧结晶，中国人、外国人常常不约而同。
所以学术思想上才有“轴心时代”的提出，亦即全世界最早出现第一流思想家的时代，都是在纪元前8世纪到5世纪左右，佛祖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产生于此一时间段。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谈艺录》序）他的著作里充满了“貌异心同”这样的话。
比较文化学所追寻的，归根结底是尚同。
人类的相同点远远多于不同之处。
持续在那里讲不同，互相标异，就要打架了。
追求同，可以使人类走向和解。
主张尚同，能把学问做大。
标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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