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历史中几个问题的探索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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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的经济破坏情形如《旧唐书·

秦宗权传》所说：

“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

繁荣的长安破坏后成为“荆棘满城，狐兔纵横”。

洛阳也“井邑穷民，不满百户”。

南方的破坏程度也不下于北方，淮南“士民转徙几尽”，著名的扬州是“饥民相杀而食”。

因此在八世纪中期至十世纪初期，由于生产事业的严重破坏，因而失去了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

由于维系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的破坏，因而体现在政治斗争上，便是各军阀集团在短时期内，没有一个军阀集团能成为比较突出的力量，建立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

另一方面这种局面的产生，和统治阶级经受农民革命的打击后，其内部情况极不稳定也是分不开的，部分野心家趁统治阶级内部混乱的时机，利用士兵拥立自己或其集团中的人为最高统治者，而士兵是一种雇佣兵，为谁服务都可以的，这种情况尤其在社会秩序不安的形势下，更容易被人所利用，因此在当时出现了皇帝怕大将，将领又怕士兵的局面，酿成了北中国拥立皇帝“如同儿戏”的现象。

其次，五代局势的发展，山西地区的军阀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代的君主除后梁外，其余各朝代的统治者，几乎都出自或与这一地区的集团有关。

这一集团的首脑人物如李克用父子、李嗣源、石敬塘、刘知远等都是少数族的贵族，他们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带有落后性。

李克用的“亲军万众，皆䢍部人，动违纪律”，“或陵侮官吏，豪夺士民，白画剽攘”，“人甚苦之”。

但李克用不敢束之以法，对他的左右说：

“此辈胆略过人，数十年从吾征伐，比年以来，国藏空竭，诸军之家，卖马自治，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

？

”这样，自然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同时，李克用集团又容纳了唐政权亡后的大批官僚地主分子，所谓“丧乱之后，（唐）衣冠多逃难汾晋间”。

宦官伶人也大量涌进了这一集团。

这些人一方面对后唐政权的建立起了支持的作用，加强了后唐统治阶层的力量；

但另一方面对后唐政权也起了坏的影响，如“宦官怙宠，广侵占居人第舍”，“伶官用事”，直接担任州刺史等重要官职，残酷剥削人民加深了阶级矛盾。

在政治制度方面，“皇太后行诰命，皇后刘氏行教命，互遣使人宣达”，与皇帝诏令发生同等作用，造成了政治上的紊乱不堪。

故李克用父子为首的军阀集团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建立全国的统一封建政权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一集团的军事力量较雄厚，凭借了山西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形势，利用中原地区的矛盾，在其他客观因素的配合下，紧紧地控制了北方的政局，造成了军阀互争的混战局势。

因此，在唐后期藩镇割据战争和残酷剥削的情况下，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的摧残，破坏了维系全国统一的经济基础，以

及其他客观因素的存在，“五代十国”局势的形成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

“五代十国”虽仍为唐藩镇割据的延续，但在农民战争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历史中，毕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农民革命的威力打垮了旧的藩镇势力，其结果如割据势力最大时间最长的河北三镇，魏博、承德二镇被并于朱温，卢龙被李克用所消灭，其余镇节也被消灭了，唐安史事变后所出现的相对稳定的割据局面被打破了。

想起的割据者多出身于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商人阶层中。

如朱温“食不能为生，与其母佣食萧县人刘崇家”（佣工）；

郭威年十八以勇力应潞州留后李继韬募为革卒，可能是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家庭；

柴荣是贩卖过茶和雨伞的小商人。

南方诸国的割据者如杨行密“少孤贫”，应募为州兵；

徐温曾“盐贩，为盗”，参加过农民革命，其养子李异也是“世本微贱”，钱镠的家庭“世田渔为本”，其本人虽后来参加了“士团”，对抗过农民军，但他也曾“贩盐为盗”；

王审知的父亲“世为农民”，他本人是“起自陇亩”；

马殷“少为木工”；

割据四川的王建是一个“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的人；

刘隐是商贾出身；

高季兴“少为汁州商人李让家僮”。

这些人在农民革命之后，虽然有些人是农民革命队伍里的叛徒，但对农民群众的威力和要求是了解得更深刻一些，他们在建立政权后，纷纷在自己狭小的统治区内实行让步政策，采取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

在唐末到宋初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的恢复是比较迅速。

北方地区的后梁虽在战争频繁的条件下，仍“外严烽堠，内辟汙莱，厉以耕桑，薄以租赋”。

后唐明宗时也是“兵革粗息，年屡丰登”，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在位八年，出现了所谓“小康”现象。

至后周时生产更进一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这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南方地区的生产恢复得更快，如在毕师铎、秦彦和高骈等军阀集团混战时惨遭破坏的扬州，经过杨行密的“轻徭薄赋，招抚流移，未及数载，几复承平之旧”“大兵之后，井邑萧条”的江陵，经过高季兴的所谓招辑抚绥，“民皆复业”，奠定了荆南建国的基础。

至于两浙地区由于吴赵的水利事业非常发达，促使了农业的发展，故“钱塘富庶，甲于东南”。

自古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前蜀时生产的发达体现在财政收入上是“仓廪充溢”，后蜀时是“斗米三钱”，可见农产品是很多的。

其他如两湖地区的经济作物茶桑的种植都比以前有了增加。

手工业生产的技术也有了进步，突出的如越瓷的秘色瓷器在水平已超过了唐代，南唐所出产的“澄心堂纸”，在造纸技术上也是很高明的，这种纸连后来的宋人都很宝贵，据说欧阳修曾经赠给梅圣俞两张这样的纸，梅圣俞曾写诗描述这种纸的质量道：

“滑如春冰密如茧”。

这种纸虽为少数人所能使用，觉得珍贵，但这样高的技术对于当时普遍使用的纸张的制造术，是不可能不起影响的。

从手工业产品的数量方面来看，也是很多的，如南方诸国向北方政权进贡的贡品（包括商品在内），常见的有茶，加工过的金银饰品，以及绫、罗、漆器、瓷器，特别是瓷器的数量据“宋两朝供奉录”载：

吴越在北宋初贡给宋的“金银饰（边）陶器一十四万事”，其数量是相当大的。

在手工业产品数量较大的前提下，商业就特别发达，如惨遭破坏的扬州，杨行密“称号淮海时，广陵殷盛，士庶骈阗”。

吴越的杭州“开肆三万室”钱塘江内“舟揖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这些船或到北方或远航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商业贸易是很发达的。

楚国在财政收入上更是依靠商业贸易，卖茶一项就“岁收数十万，国用遂足”。

荆南主要是靠商税过活，所谓“东通于吴，西通于蜀，皆利其供军财货而已”。

闽和南汉两国则主要是对外贸易的收入来维持政府开支，如闽在福州、泉州“招徕蛮裔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

由于商业的发达，和在唐末农民战争后，世族大地主的势力被彻底打垮，把自两晋南北朝以来支配政治和社会的门第制度和观念彻底清除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五代以来，维持门第的谱系之学已不为人所重视。

《通志·

氏族略·

卷二十五》载：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

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

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世族地主势力的消灭，轻视商人的观念的改变，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客观情况下，经营商业的除商人和一般的商人地主外，当权的统治者也纷纷经营商业或拉拢商人。

五代的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者朱滥，一到开封即“收买商人，不遗余力”，“选富家子弟有材力者置之帐下，号曰厅子都”。

后来后唐的军事将领周德威与朱温作战时。

骂朱温的部队为汴宋佣贩儿。

后唐统治者来自太原。

太原这一地区和北方的少数族接壤，是互市发达的地区，因而商业也很繁盛。

李克用末年时，李嗣昭守潞州，是靠他的妻子杨氏经商所得赀财来接济军中用度的。

庄宗（李存勗）妻刘皇后也“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芻粟茹，皆称为中宫所卖”。

这一时期江南商人也是成群结队到北方去的，据925年知唐州晏骈安奏称“市肆间点枮钱帛，内有锡镴小钱，捡得不少，皆是江南網商夹带而来”。

足见后唐庄宗时期，虽商税较烦但商业并末衰歇。

此后明宗也曾下令“不得邀难商旅”。

五代时官僚经商的也很多，后梁的赵在礼“历十余镇，善治生，殖货积财巨万，两京及所在藩镇皆邸店罗列”。

在晋、汉、周各代都做官的王祚，“频领牧守，能殖货”，并以自己的“俸钱募人开大秦山岩梯路，行旅感其便”，又修复颖州通商渠等等，都是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南唐则“富商大贾，遣赂内官”，商人在政治上有一定势力。

楚国是“富商大贾，布列在位”，政权直接被商人势力所操纵。

特别重要的是许多藩镇将领也纷纷经营商业，尤其是边地互市被边将控制。

据《宋史·

张永德传》载：

“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镇颇恣认下贩鬻，宋初功臣犹垄旧风”。

官僚和军事将领经商的结果，他们的利益便和商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了。

而分裂割据对商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他们也要求统一全国以利商业的发展，而这批官僚、军事将领和商人在统治阶级中是具有相当力量的，他们的要求结束割据对统一全国局势的到来是起了加速的作用。

这和唐藩镇割据时的阶层关系上是起了极大变化的。

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结果，经济联系的加强，对统一的要求也加强了。

特别是当各国的封建割据者，在后期对人民实行残酷地榨取，如南唐“按籍编括……关司敛率尤繁……一日宴于北苑，烈祖（李昇）谓侍臣日：

‘畿甸雨，都城不雨，何也？

！

’……（申渐高）曰：

‘雨惧抽税，不敢入京’”。

吴越在后来“科敛苛惨，民欠升斗，必至徒刑……其民多躲行，或以篾竹系腰”。

闽、南汉、蜀等国的残酷剥削情形也大体类似。

这样，人民就更迫切要求统一，以减轻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在人民和部分统治者都迫切要求统一全国的形势下，当北方的强大统一力量出现时，南方诸国除南唐对宋有所抵抗外。

对荆南、楚是有征无战，望风而降。

吴越则不劳一兵一卒，自动献地于宋。

后蜀在宋进军时“则四十万军齐解甲”，引起孟昶的“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的无限感慨。

三、统一趋势的出现

郭威建立后周政权后，积极采取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951年下令免除历年欠税，禁收斗余、称耗，953年废牛租，废除营田务，“天下系官庄田以万计？

悉以分赐见佃户”，“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

这些措施不仅改变了现有佃户成为自耕农，从而提高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争取了陷身辽国的中国北部人民南返，以及南方各国因阶级矛盾尖锐劳动人民纷纷北上，使后周增加了劳动人口，为生产的恢复提供了有利条件。

柴荣继位后，955年正式颁布了逃户庄田的处理办法，“逃亡庄园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给租税”。

规定“三周年本户来归者，其庄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交还三分之一，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垒外，不在交还之限。

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者，五周年内来者交三分之二，十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年来者，交还三分之一，十五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

同时又放免军队中的老弱归农，以及命令僧尼还俗，进一步的增加了农村的劳动力。

另一方面又减轻人民负担，重视水利的兴修等等，都促使了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

在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也跟着活跃起来了，南方地区的茶和瓷器，大量后往北方出售，北方成为南方各国的主要市场，南方各国在商业上和北方发生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汴京地当运河要冲，成为接纳南北物资的交通要道，正如955年柴荣的诏令所说：

“东京（开封）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屋宇交连，街衢湫隘”。

开封已成为联系南北各地区的重心，故开封除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外（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其余各代均都开封），同时也成为联系全国经济的中心。

后周又扩大了它的占领区，伐蜀取得了秦、阶、成、凰四州。

秦州当关陇之会，是关中重镇，后周据此可保障关陇地区的安全，解除后蜀的威胁；

阶州通道陇蜀，山川险阻，在地理形势上制两川之命；

成州也是内保蜀口，外接秦陇，山川险阻的要地，凰州也是险要之地。

这四州土地之取得对平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收取四州的军事行动将要胜利结束时，柴荣又发动了对南唐的进攻，占镇了南唐的江北十四州，获得了淮盐产地和农业生产发达地区。

这时后周占有的土地和户口，比十国中任何一国都大，就户口而论柴荣时有户一百二三十万，十国中南唐的户数是最多的，也不过六十五万，比后周少一半。

户口是统治者榨取的对象，后周既然有了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户口，因而就具备了支持其统一全国的基本条件。

特别是采取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后，后周的经济力量得到了加强，培养了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

与实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军事方面也进行了整顿，通过高平之战，将临阵逃走之高级将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人统统杀掉，军纪得到了整顿，“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克服了畏惧将帅士兵的素习。

这不仅提高了柴荣个人的威望，而且在实质上是提高了皇权，开始扭转唐末五代以来皇权低落的现象。

高平之战后，柴荣又“大简诸军精锐之士，选骁勇之士，升之上军，羸弱者去之。

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其步骑诸军，各命将帅选之”。

军队经过这样一番改造，“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

中央禁军的战斗力提高后，就直接巩固和加强了皇权，控制了藩镇的势力，制止了地方藩镇夺取帝位的可能。

此后夺取帝位的已不是像朱温、李嗣源、石敬塘、刘知远等节度使之流的军阀，而是中央禁军统帅的赵匡胤了，他们虽然都是军阀身份，但就中央与地方的藩镇这一点来说，是有显著差别的。

由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军事力量的增强和中央政权的稳定，特别是阶级矛盾的缓和，使北中国的社会起了重大的变化，后周国家的力量日益增强，因此有了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要求。

这种要求反映在后周君臣意识中的事件就是柴荣命令近臣写“为君难为臣不易和平边篇”等策论中，讨论有关统一全国的问题。

959年柴荣为了收复失地，解决和辽国的矛盾以增强北方的国防力量，自将北伐，收复了瀛、莫、易三州及津益、瓦桥、淤口三关之地，正当进攻幽州，光复燕云十六州的严峻关头，柴荣突然患重病，被迫退军，柴荣回到开封便病死了。

其子柴宗训继位。

但不久政权即被赵匡胤所夺取，建立北宋王朝。

后周政权的存在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但由于新的历史条件的出现，南北劳动人民的辛勤生产，促进了地主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而增强了政治、军事力量，为北宋的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四、结束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势的产生有它客观的原因，同时也是历史发展必经的过程。

五代十国时期在经济上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其主要关键是唐末农民战争。

农民革命的威力一方面冲击了唐后期藩镇割据相对稳定的局势，促进了新形势的产生；

一方面又打击了整个地主阶级，减轻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中有宋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经济进一步发展。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