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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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里，“阅读”依旧是主课;
可走出校门，书本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对于擅长与《诗经》、《楚辞》、《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对话的中文系师生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当然，这里有时代的差异，但眼光及趣味是相通的——即便讨论“古典中国”，我们也无法完全回避图像与声音。
至于“都市”与“大学”，二者更是密不可分。
念中文系的人都知道，都市生活和文学生产、文学潮流、文学教育等息息相关。
倘若将“大学”、“都市”、“图像”、“声音”视为四个关键词，交叉配对，必定产生很多有趣的话题，比如：
不同媒介如何表现都市生活、大学课堂怎样被学生追怀、晚清画报中的北京与上海、文学史上的都市记忆等。
以下就借助这四个关键词——也可以说是研究思路，依次展开有关“现代中国”的想象。
第一个关键词：
“大学”。
前年春天，北大出版社刊行“陈平原大学三书”。
无论是《老北大的故事》（增订本）、《大学何为》，还是《大学有精神》，都不是空论“大学精神”或“大学理念”，而是追踪晚清以降的“大学史”。
这三本书，收录了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所撰有关大学的文章。
在我看来，“大学”乃20世纪中国知识生产及传播的关键一环，值得认真辨析。
最近这些年，中国政府让重点大学的校长们轮流到耶鲁大学接受培训，听美国人讲大学理念及管理经验。
让校长们开阔眼界，这很好。
可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让校长们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从古代中国的书院，到晚清以降的大学，都有值得你我认真品鉴的功过得失。
我之所以从“文学史”跳到“大学史”，除了求知的愿望，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
那就是让中国的大学生、教授、校长乃至官员，理解中国的大学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让21世纪的中国不再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在座的大都是大学生或研究生，谈这些，可能觉得有些遥远。
其实不然。
大学由三种人组成——学生、教授及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三者的学识、阅历及立场有很大差异，但共同构成了大学的整体形象。
其中最愿意倾听历史的足音、体认大学的传统的，是大学生。
因此，所谓“读大学”，除了接受专业训练，更重要的是在校园里得到精神的熏陶。
最近几年，我在好几所大学讲《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效果极佳。
其中提到：
“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联大有精神：
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
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明天下午，我将在“开封：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提及河南大学抗战期间的几次迁徙。
从嵩县潭头到淅川荆紫关，再到宝鸡石羊庙，最后胜利回归开封古城。
河大的这段经历，当事人刻骨铭心，后来者也必须认真体会。
我谈“大学史”，不同于为本校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主要目标是叩问何为大学、大学的功能及定位、今日中国的“大学之道”是否平坦、有无进一步提升的可能等等。
当然，思考大学的命运，也与我从事现代中国文学史及学术史研究密切相关。
我最早关注大学史，是在1994年初春，那时，我在东京大学访学。
学现代文学的大都受鲁迅影响，习惯用一种冷静、审视的甚至有点挑剔的目光来面对这个世界。
刚好买到一本《东京大学百年》图册，马上想起一个严峻的话题——太平洋战争期间，东京大学把很多学生送上了前线，这段历史该如何书写?
这么追问，不是故意揭人家的伤疤，而是为了反省北大百年的光荣与梦想、失落与彷徨。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同是校庆纪念刊，凡在校生编的，都以批判为主;
凡校友编的，全是怀念文字。
这点，国内外大学都一样——听校友说，都是一枝花;
听在校生说，则一塌糊涂。
二者都有其合理性，作为研究者，你需要“兼听则明”;
而且，还得有超越校史的大视野。
十几年前，我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写《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深知北大校园里广泛流传的那些动人故事，大都是半真半假。
一代代北大学生，凭借讲述、增删、修订“北大故事”，来凸现自己认可的“北大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校长会换人，教授将退休，唯有“故事”，生命力最为强盛，还会一代一代往下传，且不断地生根、开花、结果。
大学里，流传广泛的故事大都属于文科教授，为什么?
我猜想，第一，中文系的学生会写文章;
第二，文科教授的学问比较容易被大众了解;
第三，一旦选择“故事”而不是“数字”，特立独行者的人格魅力会成为关注重心。
“故事多”与“贡献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过，对于老大学来说，盛产“有精神的故事”，这也是一种光荣。
基于文学教授的敏感，抓住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做文章，此乃我从事大学研究的最大特点。
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群组成的知识共同体。
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
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同时，回避了官修正史需要平衡各方利益的缺憾。
这么谈大学，与“教育学”的主流不合，只能说是“别有幽怀”。
好处是打散了原本僵硬的结构，但怎样合理重组，需要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细致的史事考辨。
这方面，我做得不够。
我之谈论“中国大学”，兼及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不全是书斋里的功夫。
香港三联书店刊行我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2009），总编辑一边看稿，一边感叹。
书出版后，干脆送给香港各大学校长每人一册。
因为两岸四地的中国大学，目前的境遇很相似，面临大致相同的机遇与陷阱。
我书中的现实感怀，容易引起教授及校长们的关切。
两次应邀到中央党校给大学校长班讲课，听众大都欣赏我的立场及思路;
在大学里演讲，更是很容易收获掌声。
关注当下的中国教育，使得我的文章颇获好评;
但另一方面，此举也影响了我著述的深度与广度。
历史与现实、论文与评述、批判与建设，到底该如何协调，对我来说，还是个未决的难题。
单篇文章感觉不到，一旦结集出版，这毛病就暴露无遗。
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及文化传播的重镇，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
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挂帅的时代，这个问题很严重。
比如，谈论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大学，不能局限在教育领域，非在政治史的大背景下剖析不可。
正是在这一点上，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都不尽如人意。
各大学人事档案不公开，导致学者们讨论1950-1970年代这二十年间教育界的是非曲直时，深受限制。
说好话容易，深入探究，尤其是触及伤疤则很难。
当下中国的“大学史”，大都停留在为本校、本院系争荣誉的阶段，缺乏真正的史学价值。
依我浅见，21世纪人文学各学科，将从“教育的突破”那里获得很大收益。
除了“教育学”兼及理论与实践，涉及面甚广，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因其目前水平不高，容易取得突破。
在与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以及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对接中，教育学有可能突飞猛进，成为下一个“显学”。
而对文学史家来说，这也是个很好的机遇。
诸位若有兴趣翻阅《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或看看我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长文《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2009年第6期、2010年第1期），当能明白这一点。
既然在中文系念书或教书，你就有必要了解古往今来的“文学教育”，理解“文学史”这门课程是怎样建立、老师们讲述的各种知识体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其中的利弊得失，论文发表值得你我深思。
第二个关键词：
“都市”。
我之关注都市文化研究，目前处在“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阶段。
虽在北大出版社主编“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但自家著作只有三联书店刊行的论文及随笔合集《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2008），远未达到原先设定的工作目标。
不过，对此课题，我有兴趣，也有信心。
我曾经说过，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
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
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
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
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
我关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城市，但主要兴趣及着力点明显倾向于最后一种。
有城而无人，那是不可想象的;
有了城与人，就会有说不完的故事。
人文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去讲述、辨析、阐释。
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谈论“文学的都市”，乃是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口头传说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三百年、八百年乃至千年古都风韵的设想。
不仅如此，关注无数文人雅士用文字垒起来的都市风情，在我，还想借此重构中国文学史的图景。
当我们的着眼点从幽雅的“溪山行旅”逐渐转向世俗的“都市印象”，对历代主要都市的日常生活场景了如指掌，了解这些日常生活以及世态人情如何折射到文学艺术中来，回过头来再谈“中国文学”，会是另一番面貌：
不再只是传统的朝野对立，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官府/民间、上世纪50年代的压迫/反压迫、上世纪90年代的人性/反人性。
作为专业的城市研究，必须走出单纯的风物记载或掌故之学;
对城市的生活形态、历史文化、精神境界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和坚实的学术训练。
从2003年起，我和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合作，联合国内外学者，分别在北京、西安、香港、开封召开以“都市”为对象的国际会议。
这个仍在继续的工作计划，采用跨学科的思路，兼及文学、史学、考古、地理、建筑、绘画、电影、音乐等，目的是尽可能拓展都市阐释的空间与力度。
与此相适应，从2001年秋起，我先后四次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都市文化研究”专题课。
推荐给学生们阅读的书籍包括：
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北京：
三联书店，1989）以及《巴黎：
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卡尔·
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黄煜文译，台北：
麦田出版，2002）、理查德·
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
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石田干之助的（增订）《长安の春》（榎一雄解说，东京:
平凡社，1967）、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0）、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2005）、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罗兹·
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硏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李欧梵的《上海摩登：
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赵园的《北京：
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编《西安：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汪民安等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等。
选书的标准，除了学术质量，还希望兼及思路与方法、文学与历史、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代等。
凡外国著作，开列原著及译本，希望学生对照阅读，但不强求。
学生们普遍称道《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和《世纪末的维也纳》，尤其那种游手好闲的姿态，那种观察品味城市的能力，那种将城市的历史和文本的历史搅和在一起的阅读策略，让他们很开心。
做都市文化研究的，很容易记得诗人波德莱尔那忧郁且敏锐的目光，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带着体贴、温情与想象力，观察这座城市及其代表的意识形态。
既不同于市民的执著，也不同于游客的超然，而是若即若离、不远不近，这样才能保持足够的驰骋想象的空间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十年前，我开始有意识地谈论作为都市的“北京”，建议学生们课余时间用脚丈量这座城市，在街头巷尾游荡并拍摄影像资料。
因为，以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旧城改造”设想，再过二十年，所有的中国城市都可能“面目全非”。
那个时候，要想知道这些城市的前世今生，只能到博物馆里去观看与体察。
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学者的严谨”与“文人的温情”之外，还要强调“旅行者好奇的目光”的原因。
这里有本雅明的教诲，但也是现实生活的刺激与启迪。
对于生活在北京、西安、香港、开封的读书人来说，谈论日新月异的城市，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既是研究课题，也是历史责任。
对我来说，从事都市文化研究，依旧是一半学术视野，一半现实关怀。
在中山大学和广州市合作召开的第一届“广州论坛”上，我谈“如何‘养育’世界文化名城”——这句话得到政府及民间很多人的认同，在第二届“广州论坛”上甚至成了分论坛主题。
关于城市的口号，我主张在“建设”、“经营”、“打造”之外，加上“养育”一词。
表面上是一个动词的选择，背后却是一种城市发展思路。
之所以不喜欢打造”这个词，就因为未免过高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你以为城市是一块铁，只要烧红了——转化成现实条件，就是“有钱”或“有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打造成刀剑、犁耙或玩具，那是不对的。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材，一方水土创造一方文化，同样道理，一方水土也培植一方名城。
人需要养育，城也需要养育——包括体贴、呵护与扶持。
这是人文学者与工程师或经济学家不一样的地方。
说实话，我对“保护古都风貌”是不抱幻想的。
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偏差，可以建议，也可以抗争，但基本路径不会因我辈书生的意见而转移。
此等潮流，硬挡是挡不住的，只有撞了南墙，才有回头的可能性。
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能做的，大概只是关注、感叹并记录这一进程。
此外，借此机遇，努力发展潜力无限的“城市研究”。
面对这一注定是跨学科的“庞然大物”，每个“术业有专攻”的学者，都在努力寻找发言的最佳位置——既有效地借鉴其他专业，又很好地发挥自家特长。
这是一个艰难但值得期许的摸索过程。
第三个关键词：
“图像”。
从1995年撰写《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有意识地在历史论述中使用图像资料，到目前为止，我先后刊行了12种包含图像资料的书籍。
这些图文书，大致分为三类：
使用照片，但只是配合演出，如《触摸历史：
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
借用明清版刻，解读小说绣像，如《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北京：
三联书店，2003）;
编选、整理并阐释石印的晚清画报，如《点石斋画报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及《图像晚清》（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因为是中文系教授，我首先关注的是图文之间的关系。
在《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图文书的崛起及其前景》（初刊《学术界》2004年第3期，收入《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
三联书店，2007）中，我特别在意学术类的图文书，如何保持文字本身特有的魅力。
文章第四节称：
第一，不是所有书籍都适合于配图，这是常识，可往往被人忽视;
第二，除了专门的图册或美术史，所谓的“图文书”应以文字为主干，防止图像喧宾夺主。
第三，选择图像时，不以画面“好看”为目标，而是更多考虑图像是否难得，以及能否与文字相呼应;
第四，同样处理“图像与文字”，书籍应不同于报刊以及电视;
第五，“眼见”不见得“为实”，对于照片呈现的场景，必须谨慎对待;
第六，纯粹的图像，在呈现历史进程以及表现精神世界方面，是有局限性的。
另外，对于文字之“不可替代”，我坚信不疑。
所谓“视觉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形成了某种“霸权”，这只是一种假象。
在文化思维及学术建设中，文字依然扮演主角。
好的图文书应该凸显文字美感、深化图像意义、提升作者立意，三者缺一不可。
这样的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古代中国“图书”并称，有书必有图。
只不过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部分图像资料没能像其阐释的经典那样留存下来。
图谱的失落以及国人读图能力的退化，宋人郑樵已有很深的感叹。
在《通志略·
图谱略》中，郑樵专门讨论了“图”、“书”携手的重要性，批评时人之“见书不见图”。
在文字之外，图像如何传递知识、表达情感以及完成文明的塑造，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读图”显然还是一门生疏的“手艺”。
既擅长阅读、分析图像，又颇能体味、保持文字魅力，这很不容易，需要修养，也需要训练。
换句话说，读图有趣，但并不轻松——这同样是一门学问，值得认真经营。
我之“读图”，比较有心得的是晚清画报研究。
十二年前，撰文谈论《点石斋画报》，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创刊于1884年5月8日，终刊于1898年8月的《点石斋画报》，十五年间，共刊出四千余幅带文的图画，这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个不可多得的宝库。
伴随着晚清社会研究的急剧升温、大众文化研究的迅速推进，以及图文互释阅读趣味的逐渐形成，《点石斋画报》必将普遍站立在下个世纪的近代中国研究者的书架上，对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今天看来，题目选得不错，研究思路也在不断深入，尤其是将视野扩展到整个晚清画报，与国内外其他学者有很大的差异。
我发表在《开放时代》2001年第5期上的《以“图像”解说“晚清”》，其实是《图像晚清》一书的“导言”，其中谈及：
“对于晚清社会历史的叙述，最主要的手段，莫过于文字、图像与实物。
这里暂时搁置真伪、虚实、雅俗之类的辨析，单就表现力立论：
文字最具深度感，实物长于直观性，图像的优势，则在这两者之间。
可一旦走出博物馆，实物只能以图像的形式面对读者。
这时候，对晚清的描述，便只剩下文字与图像之争了。
”借鉴郑振铎“画史”思路，确立以史料印证图像、以图像解说晚清的论述策略，或诗文，或笔记，或报道，或日记，或档案，或上谕，或竹枝词，或教科书……任何体现时人见解的文字，都可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并用作《点石斋画报》所呈现的“晚清图像”之佐证、旁证或反证。
这当然只是一种尝试。
关于晚清画报，我有两篇文章值得推荐：
一是刊于《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辑的《流动的风景与凝视的历史——晚清北京画报中的女学》，一是刊于《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的《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
其实，这两篇文章都收入了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2008）。
此书迟迟不出简体字本，是因为还在修订中。
增订本将大为扩充，且努力在理论上有所提升。
我之谈论“晚清画报”，自我感觉比较出彩的地方，是大视野、史学功夫、注重文字与图像之关系。
目前碰到的困难，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读图理论的建构;
二是资料搜集之困难;
三是图文之间的巨大张力如何阐释;
四是画报制作与整个思想文化史的关系;
五是从物质文化角度，思考并论述石印的特殊性。
第四个关键词：
“声音”。
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则随风飘逝。
不管是思想启蒙、社会动员，还是文化传播、学术普及，“巧舌如簧”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白纸黑字”。
但在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时代，“声音”无法保存，只能依靠“文字”来转述。
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该忽视那些因各种因缘而存留在纸上的声音。
最近十几年，论及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牵涉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
演说可以是政治宣传，可以是社会动员，还可以是思想启蒙或学术普及——表面上只是演说内容的差异，实际上牵涉到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身段、听众反应以及传播效果等。
介于专业著述与日常谈话之间的“演说”，成了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学人的社会生活以及学问人生的最佳途径。
于是，我选择了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十几位著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演说”是如何影响其思维、行动与表达的。
从《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2001）、到《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2002）、再到《“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2006），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我做了如下几点修正：
第一，《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所有“溯源”都指向“文艺文;
（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
第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第三，晚清以降的演说热潮，以及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其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
第四，章太炎等人的讲学与宋明大儒之“坐而论道”不同，每讲包含若干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后才是穿插其中的社会批评或思想启蒙;
第五，学者之公开讲演并刊行讲稿，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白话诗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
第六，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固然“以口语为基本”，可这个“口语”，不限于日常生活语言，还应包括近乎“口头文章”的“演说”。
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口若悬河”与“梦笔生花”不是一回事，适合于讲演的，不见得适合于阅读。
只有在现场，演说才能充分展现其不同于书斋著述的独特魅力。
不单论题的提出蕴涵着诡秘莫测的时代风云，现场的氛围以及听众的思绪，同样制约着演说的发展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演说”的魅力，必须努力回到“现场”。
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某一次演讲的时间、地点、听众、论题，更希望借钩稽前世今生、渲染现场氛围、追踪来龙去脉，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
这样，才有可能让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演说”，重新焕发生机，甚至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众多文章中，我最得意的是《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
本文最初是在北京大学主办的“东京大学论坛”上宣读（2005年4月28日），二稿于韩国成均馆大学召开的“东亚近代言语秩序的形成与再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2006年1月20日），三稿提交给东京大学主办的“近代东亚的知识生产与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7月21日）。
与会者的评议及提问，使我的思考得以不断深入。
文章刊《文学评论》2007年3期，被《新华文摘》及各种选本转载，还有英文译本。
此文着重讨论的是，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如何与“报章”、“学校”结盟，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包括“述学文体”）的变革。
讨论盛行于近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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