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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个理论成立，大范围自毁形体的切除手术根本就没有必要，如果癌细胞没有扩散，小范围切除就足够了；
如果癌细胞已经扩散，肿瘤周围再大的切除也没有效果。
这也并不能全怪医生的狂妄自大，“根治”这个目标对医生和病人都具有太大的吸引力。
即便从病人存活时间的数据看不出这样残酷的手术真的“根治”了肿瘤，这样的手术原则仍然被医生们广泛推崇并扩展到了身体各个部分的肿瘤治疗中。
医生们越是相信自己的手术初衷善良，就越是难以将手术效果进行正式的科学检验。
“根治性手术”被彻底动摇，已经是凯恩斯医生提出质疑40年之后的事情了。
1891至1981这近百年之中，大约有50万妇女接受“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如今这样的手术已经非常少见了。
让我们返回19世纪中叶，看看人类是怎样从零开始认识癌症吧。
治疗癌症，是从看不到肿瘤的白血病真正开始的，准确理解疾病原因和科学验证治疗效果的意义在此有更清晰的体现。
二、液体癌症：
白血病
1854年3月，有位名叫贝内特的苏格兰医生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病人。
这名28岁的铺路工身体一直很健康，一年多之前开始感到容易劳累，之后在肚子上发现一个越来越大的肿块。
奇怪的是，当这个肿块大小稳定下来之后，病人的状况却开始加速恶化，发热、出血、腹痛的症状一次比一次严重，虽然采取了常用的水蛭吸血和放血疗法，但是毫无效果。
在这位铺路工死后，贝内特医生进行了尸体解剖，确认自己找到了病因——血液中的白细胞超乎寻常地多。
当时的医学已经知道白细胞是伤口化脓的结果，血液里有脓液自然意味着感染，所以害死铺路工的疾病是“血液化脓”。
问题是总要有个伤口才能化脓呀，贝内特医生找遍了铺路工的五脏六腑也没发现有脓肿和伤口，血液仿佛是自己突然变坏了。
找不到原因也没什么奇怪，或许是某种看不到的毒物或小虫子吧。
对这种奇怪疾病做出正确描述的，是德国医生魏尔啸，他不认为血液会莫名其妙化脓。
当时只有24岁的年轻医生魏尔啸同样遇到一个血液化脓的病人，这个病人的血液不用显微镜都能看到一层厚厚的白色黏稠物。
说来也可笑，正确研究癌症的第一步居然是从命名开始的。
魏尔啸没有像贝内特那样简单用已有的医学知识解释“血液化脓”，而是客观地将这种还没人了解的疾病如实描述为“白血病”。
这种没有被陈旧知识束缚的命名方法，对人类理解癌症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的医学把几乎每一种疾病都归因于某种无形力量的作用：
瘴气、神经症、败坏的体液、歇斯底里，这些看不到的东西并不能真正解释人类的疾病。
扭转这种局面的是科学家发现了细胞，这个从植物开始的发现，也被用来描述人类：
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由细胞构成，细胞的来源只能是其它细胞。
这两个结论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可以让魏尔啸提出关于人类生长本质的重要假说，即生长只能以两种方式进行，要么增加细胞数量，要么增加细胞体积。
魏尔啸观察到的白血病，就是人体细胞的不正常增加。
癌症包括很多种看起来截然不同的疾病，有的是身体多出一个不正常的肿瘤，有的是血液里白细胞不正常地疯狂增加，乳腺癌、胃癌、皮肤癌、宫颈癌、白血病和淋巴瘤都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
细胞增加失控了。
找到了疾病的真正原因，医生们就不会再去寻找导致“血液化脓”的寄生虫和细菌，开始寻找治疗白血病的方法。
三、如何治疗白血病
白血病为什么会导致死亡？
正常情况下，人类每毫升血液中有白细胞5000个左右，白血病人每毫升血液中白细胞的数量会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慢性白血病，就是血液中的白细胞平稳增加，渐渐腐蚀骨髓和脾脏，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铺路工那样从感觉疲惫开始慢慢死亡。
儿童中更常见的是急性白血病，血液中的白细胞数量会在很短时间内狂增到正常人的好几十倍。
想救活得了白血病的孩子，就必须想办法杀死这些多余的白细胞。
在为癌症研究奠定第一步的魏尔啸逝世一年后，医生法伯（Farber）于1903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
这位哈佛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是一位出色的病理学家，还出版了一本经典教科书《尸检》，这份差事被称作“给死人看病的医生”。
显然作为一个病理学家没法满足一个医生救治病人的愿望，法伯医生决定进军当时最古怪、最无望的儿童病种——白血病。
与切掉之后又会复发的肿瘤相比，白血病这样的“液体癌症”的特点是容易客观测量。
与只能摸摸大小的肿瘤相比，检查病人血液中的白细胞数量并不是困难的工作。
既然我们知道治疗白血病是需要解决白细胞数量的问题，就可以以此为标准，判断各种治疗方法到底效果怎么样。
1947年，法伯医生开始尝试治疗儿童白血病，一段惨烈的历史登场了。
当时，医生们发现一种可以治疗贫血的成分，叶酸。
人们如果没有摄取足够的叶酸，体内细胞就会没办法正常分裂，造成贫血。
既然叶酸能够治疗贫血，能不能用来治疗同样是血液功能丧失的白血病儿童呢？
法伯医生招募了一些白血病儿童患者，一边检测白血球数量，一边为他们注射叶酸。
实验刚开始就被匆忙终止了，叶酸不仅没有让白细胞数量下降，还加速了白细胞数量暴增，几乎所有病人的白血病都恶化了，这场失败的实验让儿科医生们对法伯异常愤怒。
不知道法伯医生当时的心理，只知道他受叶酸恶化白血病这个结果启发，立刻开始寻找与叶酸效果相反的药物。
为法伯医生提供化学品的是好友苏巴拉奥，这位老兄不仅是有内科医生背景的细胞学家，还是闯入生物领域的化学家。
请注意我这里使用了“化学品”一词，因为从这里开始，你真的很难分清有毒化学品和治疗白血病的药品。
这种名叫“叶酸拮抗剂”的化学品，能够骗过人类的身体。
当细胞需要叶酸的时候，“叶酸拮抗剂”会冲上去，但又不能像真的叶酸那样发挥作用。
这就像有人先用假钥匙把门锁都堵上，叶酸这把正确钥匙就没法在人体内发生作用了。
1947年9月，法伯医生收到第一种“叶酸拮抗剂”，名叫喋酰天冬氨酸（简称PAA）。
这种化学品很快就注射到一位两岁的白血病儿童桑德勒体内。
PAA有效果吗？
很可惜，并没有。
只过了不到四个月，在1947年12月底，两岁的桑德勒就奄奄一息了。
这时，法伯医生又从他的化学家朋友那里收到更强大的叶酸拮抗剂——氨基喋呤。
这时，奇迹发生了，桑德勒的白细胞数量在注射氨基喋呤后停止增长，之后开始神奇般地下降。
到了1948年2月，桑德勒的运动量和身体状况已经和他的双胞胎兄弟没什么两样，白血病仿佛已经在他身上不存在了。
法伯医生这么快就找到了治疗癌症的神药？
大错特错，这只是一场残酷战争的开端。
白血病被叶酸拮抗剂压制后，只要经过很短一段时间就会报复性反弹，这时之前的化学品不再产生任何作用，两岁多的桑德勒还是死在1948年。
虽然这项成果被医学界同行广泛质疑，但法伯医生可以治愈白血病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
此时，法伯医生治疗的16个白血病儿童中，叶酸拮抗剂对10个人有效，其中仅三分之一的孩子活到了六个月之后。
对于急性白血病这样近乎宣判死刑的疾病来说，这仿佛打开了一扇门，只要我们找到越来越多的有效药物，就可以让六个月延长到完全治愈。
这种治疗方式，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化疗”。
医生们寻找的不是简单药品，而是可以杀死癌细胞的各种化学品。
希望同样点燃了美国社会对癌症的关注，在众多支持者的推进和政治游说后，参议院授权国家癌症研究所以更加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设立一个研究化疗药物的项目。
在1954年至1964年间，这家机构测试了82700种合成化学试剂、115000种发酵产品和17200种植物衍生物，每年对约100万只小鼠开展各种化学试验，以寻找理想的化疗药物。
四、癌症面前难分“药”和“毒药”
接下来推动历史的是两位埃米尔医生。
1995年，国家癌症研究所新招募了一位叫作埃米尔·
弗雷瑞克（EmilFreireich）的医生。
当他第一天上班，发现自己的办公室的名字居然漏掉结尾几个字母，被写成了（EmilFrei）。
误会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办公室在隔壁，他的邻居同事真的叫埃米尔·
弗雷（EmilFrei）。
让我们以大埃和小埃来区分两位性格迥异的埃米尔医生吧。
小埃医生个性张扬脾气火爆，经常像法伯医生那样做出胆大妄为的事情；
大埃医生则心思缜密冷静慎重，他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防止小埃医生惹上麻烦。
这对黄金搭档像跷跷板的两端，一个拼命尝试高毒性化学品，另一个确保这些高风险尝试能谨慎推进。
这时的白血病病房已经被称为“屠宰场”。
为了防止白血病对一种化学品产生耐药性，法伯医生、大小埃医生尝试把两种毒性更高的化学品组合在一起，治疗结果显示出非常明确的可能性：
两种比一种好，三种比两种好。
四种？
这时需要担心的是化疗在白血病之前杀死病人。
小埃医生想试验的药品组合缩写为VAMP，其中包括全剂量的长春新碱、甲氨喋呤、6-巯基嘌呤和强的松。
一向胆大的法伯医生都拒绝使用VAMP，这四种毒药被注射到3-6岁的儿童体内，没人能保证虚弱的孩子活得下来。
VAMP是化疗对抗癌症历史的重要节点，假如你在这里依然心存幻想，认为重要节点一定是皆大欢喜的医学胜利，那你一定是严重低估了癌症的残酷程度。
1961年，VAMP试验启动了。
对于已经非常虚弱的白血病儿童来说，这四种近乎毒药的化学品在体内肆虐，消灭了太多正常的细胞，许多人的状况都比用药前更差了。
面对这些身体状况雪上加霜的孩子，小埃医生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我几乎无能为力。
也许我能让他们舒服点，给他们一点阿司匹林，给他们降降体温，帮他们盖一条毛毯。
”
令人难熬的三周之后，奇迹出现了。
这种状况有点像从战后废墟中重建家园，正常的细胞们恢复增殖，白血病的迹象消失不见。
VAMP治疗的六位白血病儿童，在经历了近乎残忍的两三个疗程之后，都活了下来，看起来已经完全被治愈了。
对大小埃医生和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评价也扭转过来，还召开了盛大的庆功会。
在小埃医生以为自己孤注一掷的赌博获得胜利的时候，癌症复发的阴影又回来了。
被认为已经治愈的孩子们因为头痛回来复查，血液内却没有查出白血病的症状，只是大量出现头痛、癫痫和脸部刺痛的症状。
人类进化出的“血脑屏蔽”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为了防止病毒进入大脑和脊髓，人类的血液循环和大脑是彻底隔离开的，在血液中治疗白血病的VAMP，没有办法突破人类自身的“血脑屏蔽”防御体系。
简单说，这些孩子血液中的癌症被治愈之后，药物无法到达的大脑成了癌症复发的独立区。
VAMP试验被终止了，大小埃医生也在1963年离开了国家癌症研究所。
可是用化疗治愈癌症的思路仍然被继续向前推进，曾经被认为不可能被使用的毒药VAMP，与之后毒性更强的后来者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在这些更强烈的化学品试验中，也开始出现极少数癌症被治好的例子。
艾拉在1964年参加VAMP试验的时候只有11岁，这个小姑娘在化疗中近乎被彻底摧毁了，这不是掉头发和身体消瘦的小问题，而是近乎精神错乱整夜哀嚎。
医生不得不用绳子把她绑在床上，过度使用吗啡也让她成瘾，在45年后仍然能看到当年狠咬自己留下的痕迹。
在这样残酷的治疗下，除了正面向癌症进攻之外，还出现了“姑息疗法”。
有些医生在无法治愈患者的情况下，开始学习照顾病人的艺术。
很容易想象，这样看起来有点像屈服于癌症的做法，并不是来自沉迷于科学进步的美国，而是出自一位名叫桑德斯的欧洲医生。
桑德斯曾经是一个护士，20世纪40年代照顾一位癌症晚期的犹太难民。
这位病人在死后把500英镑遗产留给了桑德斯，唯一的要求是“开一扇窗”。
当桑德斯走入伦敦东区的癌症病房时，才明白这些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是多么缺少止痛手段，无望到仿佛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1967年，桑德斯在伦敦创办了专门照顾濒死者的安养院。
十年后，美国也有了第一家临终关怀中心，到了80年代这个数字增加到200多。
这些大量使用鸦片安抚患者的临终关怀中心，或许就是被认为极度残忍的VAMP疗法的硬币另一面。
在癌症这样凶残的疾病面前，你真的很难分清“药”和“毒药”。
五、确定一种致癌物有多难
癌症这么难以治疗，能够躲开癌症就成为一件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
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关于“致癌物”的警告。
可是致癌物有这么容易判断吗？
早在18世纪初，就有医生观察到致癌物的存在。
这个时代的欧洲家家户户都需要自己烧火，烟囱用久了自然需要找人来清理。
负责钻进烟囱的当然不会是圣诞老人，而是年幼时就被卖给清扫工的贫苦孤儿。
这些需要每天钻进烟囱的小男孩的蛋蛋（阴囊）大量出现溃疡的症状，按照当时医学界的普遍看法，这是因为经常接触烟囱里肮脏的东西得了性病梅毒。
有医生发现这个诊断是有问题的。
第一，如果真是梅毒，为什么用当时的标准疗法汞制剂，反而让病情恶化了？
第二，为什么只有特定职业的人会得这种病，这和钻烟囱究竟有什么关系？
在众多医生的长期记录和思考推动下，意大利帕多瓦的医生伯纳第·
拉马兹尼（BernardinoRamazzini）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名为《工人的疾病》，其中记录了几十种特定职业工人会集中爆发的疾病，他把这些疾病称为人工环境导致的疾病。
钻烟囱小男孩的病不再是因为不洁引起的梅毒，而是一种由煤烟灰引起的疾病。
这个概念在咱们现代人看来已经非常容易理解了，烟囱里的煤烟灰是致癌物嘛，穷苦的钻烟囱小男孩又不可能天天洗澡，这些煤烟灰颗粒就长期附着在身上皮肤褶皱最多的地方——蛋蛋上，最终诱发阴囊癌。
以上大家感觉非常简单的道理，对于当时的医学是个重大突破。
第一，当时的“西医”认为疾病是体内四种体液不平衡引起的，体外致癌物的发现彻底动摇了传统“西医”的基础，促使西方的传统医学最终向现代医学进化；
第二，既然癌症是由体外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我们干脆彻底躲开这些致癌物，比治疗癌症岂不简单多了？
英国从1788年通过了《烟囱清扫法》，逐步增加这个职业的限制，最终在1875年彻底禁止雇佣小男孩钻烟囱。
在此之后，流行于烟囱清扫工之中的阴囊癌很快就彻底消失了。
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就打败了癌症？
可惜这只是一个特例，钻烟囱这样小众的职业，大比例患上本该是小概率的阴囊癌，让这个因果关系非常明显。
只要干扰因素稍微增加一点，致癌物的因果关系就很容易被否认。
对于吸烟这件事，人类几乎花了一百年才搞明白它到底是不是致癌物，其中的是非曲折不仅涉及医学科学的进步，还有大量难以割舍的经济利益。
来看看人类与烟草之间的这场漫长战争吧。
早在1761年，就有一位英国医生怀疑鼻炎与嘴唇、口腔和咽喉的疾病有关系，但是没有得到重视，烟草以各种方式全面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
在1700年到1770年之间，英国的烟草进口量从3800万英镑猛涨到1亿英镑，美洲的烟草产量更是呈指数式增长。
1885年，一个看起来不算大的创新进一步增加了烟草的消费，烟草被包裹进一张易燃的纸里。
战争中的英国兵、法国兵和俄国兵迅速学会了这种方便快捷的吸烟办法，并在战争结束后将它扩散到了全世界。
香烟在这个世界动乱的百年间提供了绝佳的安慰。
在苏联的古拉格改造营，香烟成为流通的货币；
在参政妇女中，吸烟是反抗的标志；
在美国，吸烟代表了男子气概；
对于青少年，香烟更是叛逆期无可替代的标志。
以美国数据为例，1870年每年人均香烟消耗还不到一支。
仅仅30年后，美国就每年消费35亿支香烟和60亿支雪茄。
到1953年，每人的年均香烟消耗达到3500支，平均每个美国成年人每天要抽10支烟。
这么大比例的人吸烟，导致香烟和癌症的关系非常模糊。
20世纪20年代，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格雷厄姆被问到吸烟会不会让肺癌的发病率升高时，很不屑地回答：
这和穿尼龙长筒袜是一样的。
是的，几乎九成以上的成年男性都在吸烟，女性吸烟的比例也低不了多少。
既然吸烟是和穿尼龙袜一样普遍，凭什么说烟草是致癌物、尼龙袜不是致癌物呢？
1947年，英国的统计数据显示肺癌的发病率在20年间上升了15倍，卫生部官员召开会议研究这个可怕的增长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这个会议成为一场闹剧，肺癌上升的原因被认为有流感、大雾、缺乏阳光、X射线、筑路焦油、普通感冒、煤火、工业污染、煤气厂、汽车尾气——简而言之，是除了香烟之外的有毒烟雾。
1948年，美国纽约的医学生恩斯特·
温德尔（ErnstWynder）也在猜测吸烟和肺癌的联系。
他遇到一位42岁死于支气管癌的病人，长期吸烟让他的肺部被熏得漆黑。
联想18世纪因为钻烟囱患上阴囊癌的孩子，他没办法不把漆黑的肺部与癌症联系起来。
温德尔医生试图申请经费研究烟草和致癌的关系，但是屡遭拒绝，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样普遍的关系与每天喝牛奶没有什么区别。
最终，他意外地从自己的导师格雷厄姆医生那里获得了支持。
还记得前面提到有医生认为吸烟和穿尼龙袜的致癌效果相同吧？
这位酷爱吸烟的医生正是格雷厄姆，他支持温德尔的研究，目的是让他证明两者彻底无关。
温德尔医生采取了一种当时看来还非常新奇的研究方法——病例对照研究，分别统计吸烟者和非吸烟者患上肺癌的比例。
毫不意外，虽然研究方法有新意，但大家还是对这个看起来毫无价值的研究没有兴趣。
在一次会议中，温德尔医生的报告让场下的医生昏昏欲睡，一个提问的人都没有；
紧接着下一场关于绵羊肺腺癌的报告，却引起了全场半个多小时的激烈讨论。
尽管医学研究在1950年已经初步得到吸烟致癌的结论，可是烟草行业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最繁荣的黄金时期，针对男人、妇女、移民等目标群体的香烟广告层出不穷。
这时的医学杂志都经常刊登香烟广告，骆驼牌香烟的主要卖点就是“医生爱抽”。
是烟草行业对医学研究成果视而不见吗？
恰恰相反，烟草行业的巨头们很早就未雨绸缪开始了宣传攻势。
1954年，一则名为“坦诚的声明”充斥各大媒体，其中描述了居心险恶的医生试图用老鼠证明人类会因为吸烟致癌。
对此，烟草行业的富翁们成立了“烟草产业研究委员会”，大度地表示将要资助更多关于香烟和健康的研究，早日让科学还香烟一个清白。
最初对香烟致癌不屑一顾的格雷厄姆医生，与温德尔医生一起证明了两者的关系。
可惜的是，他戒烟已经太晚了，格雷厄姆医生在1957年死于肺癌。
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也许你已听说我成了巴恩斯医院的病人，因为两侧的支气管癌像夜贼一样偷袭了我……你知道5年多前，我就戒烟了，但问题是我已抽了50年烟。
真正撼动烟草行业的人是1961年的美国卫生局局长路·
特里（LutherTerry）。
在这一年，美国癌症学会、美国心脏协会联名致信总统肯尼迪，要求调查吸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肯尼迪显然不愿意招惹有钱有势的烟草公司，把这个烫手山芋直接扔给了特里。
特里局长有三个选择：
第一，悄悄绕开这个争议，让写信的美国医疗机构继续生闷气；
第二，以卫生局的名义发表吸烟有害健康的声明，但是势单力薄的卫生局即便这样做也没什么效果；
第三，把事情搞大，在公众中掀起吸烟和癌症的争论。
特里局长选择了第三种。
在邀请众多专家参与研究后，在1964年拿出一本378页的报告，无懈可击地解释了吸烟与癌症的关系。
在一个与癌症苦苦斗争的国家里，一种主要癌症竟然可以通过戒烟这样简单的办法预防，自然在媒体和公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很快，美国贸易委员会就裁定，香烟必须在包装上增加警示语，“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死于癌症或其他疾病”。
对这样巨大的威胁，作为众多地区经济命脉的烟草业采取了非常巧妙的应对措施，主动要求政府对烟草行业进行管理，但是其中的小差别是由国会代替美国贸易委员会。
在疯狂的政治游说下，国会专门通过了《联邦香烟标签和广告法案》，修改了香烟上的警示语要求，删掉了“死于”、“癌症”等难听的字眼，只留下“吸烟有害健康”。
烟草公司们依靠小聪明获得的胜利并没有维持很久。
同样是之前保护了烟草公司利益的《联邦香烟标签和广告法案》，在1966年被一位年轻律师约翰·
班茨哈夫（JohnBanzhaf）发现一个小漏洞：
国会曾发布公平原则，要求媒体对正反两种不同观点给予公平的展示时间。
既然电视台让烟草广告宣传自己无害，那么也该有相同时间展示吸烟有害。
这次向烟草公司进攻的方式不再是通过国会，而是法院。
班茨哈夫律师向法院起诉众多电视台，要求给予烟草有害和无害两种观点公平的展示时间。
尽管雇佣了最昂贵的律师，但法院可不像国会容易被收买，烟草行业最终还是败诉了。
由于正面宣传香烟的广告越多，就需要越多的负面宣传保持公平，烟草公司们被迫放弃了所有电视香烟广告。
1971年1月1日11点59分，维珍妮牌女士香烟的广告在电视上一闪而过。
从此以后，美国电视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香烟广告。
最终让烟草公司低头的是受害者直接诉讼。
20世纪40年代，罗斯·
西伯隆尼（RoseCipollone）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她正是在这个年代染上了吸烟的习惯。
从1940年到1944年，美国女性的吸烟率从15％上升到36％，这要归功于烟草公司精准的广告宣传，吸烟被塑造成女性勇于面对生活挑战的正面形象。
很快，西伯隆尼的烟瘾就大到一天要抽上好几十支，面对医生的健康警告也仍然无法戒烟。
最终，她染上了肺癌，58岁就去世了。
在发现肺癌之后，她在1983年向烟草公司发起了诉讼。
对于烟草公司来说，应对这样的诉讼简直轻而易举。
每盒香烟上都已经标明“吸烟有害健康”，如果受害人还搞不明白香烟可能带来的危害，只能怨自己是瞎子和聋子。
之前的法律判决也确实如此，1954年至1984年这30年间，向烟草公司提起的诉讼没有一次达到效果。
西伯隆尼的诉讼中，最大的不同在于承认受害者已经清楚香烟的危害，但是尼古丁等成瘾的成分让她难以自拔。
所以，判决的标准不该是西伯隆尼清不清楚香烟的危害，而是向西伯隆尼出售香烟的烟草公司知不知道危害。
在西伯隆尼痛苦的戒烟经历中，曾经沉迷于寻找能够保护她的过滤嘴香烟。
这些烟草公司在过滤嘴上大做文章，号称自己的香烟温和、低焦油、低尼古丁，甚至有医生向西伯隆尼推荐更健康的过滤嘴香烟。
这些亲身经历震惊的陪审团，最终判定烟草公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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