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诊释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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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专列押送至坦波夫州坦波夫市，苏联市民用‘双手拥抱’来迎接日军战俘。
”文中援引了坦波夫市一位名叫谢拉菲玛·
多尔戈娃的女市民的回忆:
“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多天，日本人刚下火车，我们所有的人立刻就向他们扑去，抢夺他们的东西，一会儿，他们就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
”这批日军战俘主要是关东军高级军官，他们随身携带了不少好东西，如轻飘飘的毛垫、枕头，几身换洗的睡衣、暖和的棉袄棉裤，新奇的彩色照相机、画笔、颜料等，甚至还带了不少做米饭用的调料，可是转眼之间这些东西就被洗劫一空了，战后的苏联比较贫穷。
原俄罗斯《消息报》副总编、著名政治评论家列昂尼德·
姆列钦在2000年出版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指出:
“负责接受并管理日军战俘的苏联机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最初是为了管理被俘的波兰官兵而于1939年9月19日成立的。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下设战俘营管理局，战俘营管理局下设各劳改所，每个劳改所主要管理人员有所长一名，劳动主任一名，政治部主任一名，军医官一名。
这些机构负责战俘的生活起居、劳动培训、劳动分配，以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
1.日本战俘的劳役
日本战俘进人各自的战俘营和劳改所之后，要立刻动手做一件事情，即给自己修建住处，这也是日本战俘来到苏联之后所从事的最初的劳动。
因为苏联方面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很多战俘抵达苏联之后没有住处，需要自己动手修建住房。
笔者有幸在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找到了一份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
这份文件为我们披露了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检查滨海边疆区的准备工作后所作出的结论:
“通过检查，我们确认:
上述厂矿企业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而很多单位甚至都没有着手去做准备工作。
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把准备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总认为可以将战俘放到荒野之地，由他们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宅区、厨房、住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
”接下来，这份文件详细地列举了已经确定接受日本战俘的各工矿企业准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且首先列举了滨海煤炭联合企业接受战俘准备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滨海煤炭联合企业确定接受25000名日军战俘，其下属的第6号矿井确定接受4000名战俘，“假如从第6号矿井撤出一定数量的人员，那么第6号矿井可以安置2500名战俘。
为了安置剩余的1500名战俘，就需要修缮俱乐部并在小区搭建一些简易棚。
为了不影响第6号矿井的生产，需要用日本战俘来替换一定数量的工人，为此就必须在第6号矿井地区修建一些临时住房。
可是目前这些工作都还未动手去办”。
确定接受1500名日军战俘的第7号矿井，“倒是有必要的住处，但是需要修理。
截止到检查的那一天，第7号矿井也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确定接受1000名日军战俘的波德戈罗德年斯基矿场，“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战俘。
只有堪察加新村可以安置，可是堪察加新村现在正住着第6厂的工人”。
确定接受1500名日军战俘的木材采运企业，“压根儿就没有任何住处”。
而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则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的上述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
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1945年9月23日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关于“弗拉基米尔工业企业建筑托拉斯”修建战俘营情况的材料》，披露了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毅区局的反驳意见，这份文件通过详细介绍滨海边疆区“弗拉基米尔工业企业建筑托拉斯”一个个战俘营的修建情况得出的结论是:
“各个战俘营的修建工作进行得很慢，其主要原因是缺少木材、电工材料、电灯泡等材料，此外，一系列托拉斯的负责人工作效率也比较低。
将来，劳动力的使用能否有成效，将主要取决于是否拥有木材。
假如不在这个问题上向各个托拉斯提供实际的帮助，那么这些托拉斯在12月份之前将不会拥有木材。
”这份文件还以具体的数字列举了“弗拉基米尔工业企业建筑托拉斯”修建一个个战俘营所缺少的建筑材料种类及其数量。
到1946年1月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住房情况仍然没有改观，这一点可以从一份解密的档案文件《1946年1月17日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局长布尔特少校致联共（布）红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利亚基舍夫同志的信》中反映出来:
“第巧号战俘营管理局所属的各个战俘劳改所对于冬季仍然是准备不足。
党和政府要求战俘劳改营的领导人必须完成一个主要的任务:
即保持在1945年冬季至1946年开春这个时期战俘人员定额不减员。
但是，在现有的战俘生活条件下，在各个厂矿企业及其领导人对待这件事情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完成这些指示。
尽管战俘劳改营不止一次地向滨海木材采运企业提出过要求和警告，但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住房情况仍然一如既往不符合要求。
”于是，日本战俘只好住在窝棚和简易棚里过冬，这导致了大批日本战俘被冻死。
美国知名学者法兰克·
吉伯尼于2000年出版的《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一书披露了当年被拘押在苏联劳改营的日军战俘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后的回忆:
“我们被装上了‘闷罐’火车，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被遣送到设在拉达的第118战俘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
那时已经是昭和21年1月[1]。
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的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日本战俘在苏联究竟从事哪些劳动呢?
还是让我们以苏联远东地区的日本战俘的情况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
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俄罗斯学者В.Н.卡拉曼和Ю.П.休科夫斯卡娅的文章《滨海边疆区境内的日本战俘》指出:
“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
利用他们在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动最繁重的国民经济领域和部门——比如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而这些部门人力资源严重匮乏。
但是，由于滨海地区大多数重要企业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根据联共（布）滨海边获区委的专门决议，战俘们也被分派到当地的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建筑部门去劳动。
上文我们引证过的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解密档案文件也印证了这一点。
1945年9月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详细地介绍了滨海边疆区日本战俘的分配情况:
“确定将日本战俘分别安置到如下单位:
滨海煤炭联合企业，25000人;
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木材采运企业，18000人;
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12000人;
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5000人;
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工程部下属企业，8000人;
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2000人。
”尽管这份文件只是讲述了苏联的一个行政区—滨海边疆区分配、安置日军战俘的情况，但是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时的主要工作场所是:
矿井、矿场、木材采伐加工厂、工程建筑工地、石油加工厂、石油工业企业建设托拉斯、铁路和公路等。
《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也指出:
“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
莫斯科大概是将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
1950年5月24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呈交给斯大林的一份关于日本战俘问题的报告指出:
‘为关押战俘，共修建了267个战俘营，下设2112个战俘所、392个工作队和178所专门医院。
从1945年开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劳动，大量的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煤炭工业领域工作，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厂。
战俘参与修建了贝加尔一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水电站、塞凡湖水电站、扎乌吉卡乌斯水电站、法尔哈德斯水电站、索契水电站、库拉科夫水电站，战俘占这些工程工人总数的40%一90%。
此外，日本战俘还在极其特殊的工作场所工作，2005年俄罗斯学者阿纳托利·
斯米尔诺夫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原子弹幽灵》一文中，披露了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掌控的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工程里劳动的有关情况:
“战俘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建筑地下工厂，也就是所谓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这个工程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
作为特殊定额人员，战俘们无权随便越出工程工地一步，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他们。
苏联劳改营当局以及苏联居民对日本战俘的劳动表现是如何评价的呢?
《日本武士的俄国坟墓》一文，引用了现年70多岁的当年日本战俘劳改营看守鲍里斯·
彼得罗维奇·
斯维里多夫的评价:
‘旧本战俘在泥炭开采场工作，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
”那么，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如何呢?
俄罗斯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出现了分歧。
曾经研究过许多有关日本战俘问题的档案材料的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指出:
日本战俘工作勤奋、认真、组织纪律性强，‘旧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
而《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则提出了不同意见:
‘旧本士兵有服从上级的习惯，但是战俘的劳动效率不高。
经济学家们的秘密统计结果表明:
战俘营是亏本经营。
因战争而破产的苏联根本无力养活这么多日本战俘。
”俄罗斯学者В.Н.卡拉曼和Ю.П.休科夫斯卡娅，在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滨海边疆区境内的日本战俘）一文中，对列昂尼德·
姆列钦的上述观点表示支持:
‘旧本战俘的劳动不仅效率不高，而且是亏本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劳动场所缺乏相应的准备，劳动的安排和组织工作做得不好;
第二，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匾乏，有时甚至就根本没有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
第三，战俘们缺少专业知识，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技术培训;
第四，战俘们由于吃不饱以及不能适应严寒的气候而体质下降、生病。
这一切是后来决定将日本战俘从各个工矿企业撤回、将他们部分地遣返回国并且逐步地关闭战俘劳改营的原因。
”不论俄罗斯学者们对日本战俘的劳动效率问题持有怎样的意见分歧，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一是日本战俘在劳改营里比较遵守纪律，工作比较勤奋;
二是日本战俘为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2.战俘营的饮食
现年70多岁的日本老人，当年被关押在苏联劳改营的日本战俘加川治良回忆了多年前的有关情况:
“干的是伐木和铺枕木的活儿，吃的却是用饭盒盖盛的稀粥。
日本军队体系还照样保留着，高级军官待遇好，低级的、年轻的士兵待遇差。
”战俘们的饮食标准跟各自所从事的劳动的轻重相关。
当年的日本战俘，后来被遣返回国的日本别府市山本善丸在多年之后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
“每月我们都有例行的身体检查，我们排成四排，夏天脱得一丝不挂，冬天冻得直哆嗦。
一名神情严肃的苏联女军医为我们做检查，方法是拉起每个人大腿上的皮。
我们个个皮包骨，皮肤粗得像砂纸。
根据肉的厚薄，我们被分成若干等。
大家都暗暗祷告自己能被定为最低等，这样就能干轻一些的活，从而就能多活一天。
肉最厚的被归为一等，对比骨瘦如柴的伙伴，他们可能有点欣慰，但一想到等着他们的是最粗重的活，那得意里又混杂了优愁。
”《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也指出:
日本战俘的“饮食标准被划分成若干个等级——这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做法:
通过肚子来控制战俘营里的战俘。
士兵、军官、将军、营养不良症患者、病人、拒绝劳动人员和拒绝被调查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标准，就看他属于哪一类战俘，1948年这样的标准有10个等级。
在《日本武士的俄国坟墓》一文中，现年将近80岁的、原日本战俘营看守鲍里斯·
斯维里多夫回忆说:
‘旧本战俘之间差别较大，个别级别较高、比较出名的军官比较自由。
维持秩序的日军军官生活稍好一些，里面还有两名将军，国际红十字会经常给他们送大米、肉和新鲜水果。
”当年的日本战俘，后来被从苏联劳改营遗返回国的日本西尾市加藤嘉男的回忆，也证实了苏联劳改营里日本战俘之间的不平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在西伯利亚战俘所，天皇依旧是绝对统治者，军官们要求我们绝对服从，否则便以暴力对付自己的下属。
倘有冒犯，就要受到禁食处分，而受罚者的定额就归军官们享用了。
3.日本战俘的政治学习
苏联劳改营当局除了给战俘们安排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文体活动之外，还特别重视对战俘们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向战俘们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希望借此宣传和政治教育能够达到培养战俘们的对苏友好情感的目的，用《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的说法就是:
政工教导人员的任务是“确保支持加强对苏友好关系的战俘人数不断增长。
那些同政工人员有接触的战俘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因为政工教导人员得借助于翻译和莫斯科出版的日语参考教材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俘人员受到提高饮食标准的奖励，积极分子被送到所谓的休养房去过上10一12天的好日子，在那里，战俘们可以穿上清洁的内衣和睡衣，好吃好喝。
战俘们政治学习效果不理想，因为苏联战俘劳改营盛行做表面文章，战俘们按照劳改营政工人员的要求展示‘思想改造成果’，表达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的忠诚和信仰，战俘营当局将战俘们的各种活动用照相机拍摄下来:
‘战俘们在食堂就餐’，‘战俘们在理发馆理发’，‘战俘们在医院就诊’，‘战俘们在搞体育比赛’，‘战俘们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一张张照片被装订成册，照片旁边配注了有关战俘幸福生活的说明文字或者忠实于斯大林的誓言。
而战俘们表面上参加甚至积极参加苏联劳改营当局安排的政治学习，也只不过是为了努力生存下去而装装样子。
他们担心一旦他们流露出对苏联劳改营当局安排的政治学习活动的不满和厌烦，他们就有可能会被送到位于苏联腹地的战俘劳改营去或者会被推迟遣返回国。
因此，就连曾经非常残暴地对待共产党人、无情摧残反战人士的原先的日本宪兵也都“自觉地”参加苏联劳改营当局安排的政治学习和推行的“民主化”活动。
日本久留米市的农夫平野好郎当年也是被关押在苏联劳改营的一名日本战俘，他在多年之后回忆了当时在苏联劳改营里推行的“民主化”活动的有关情况:
“这事发生在西伯利亚第19号战俘所，时间在昭和22年2月前后。
红军将我们这万名战俘集合起来推行民主化’教育。
所有的人一门心思想回家。
我们充满了恐惧，担心任何对‘民主化’教育活动的抵制都会推迟我们的遣返，或者把我们送到苏联腹地的战俘所去。
在我们这个营地里，有相当一批原先的宪兵和高级警察，也有一些军官，他们在过去的战争中曾经残暴地虐待过共产党人。
显然，他们的处境不妙。
原先的宪兵们都加入了新成立的‘民主化突击队’，‘民主化突击队’的劳动条件格外艰苦。
每天早晚，他们进出营地时，扯着嗓子高唱‘红旗歌!
和‘国际歌’。
他们里边就有那些一贯压制反战理论、反战学者和作家的人，可是现在他们摇身一变，变得让我们目瞪口呆。
苏联方面还在日本战俘们当中发展自己的情报人员。
俄罗斯学者格列布·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2001年8月31日（独立军事观察》上发表的《学习斯大林著作的日本武士》一文中指出:
‘旧本武士做梦都不曾料想过:
他们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然而，这确实发生了，就发生在苏联战俘营里。
1945年秋天被俘的日本武士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尝试着树立共产主义信念;
否则，他们的生存以及返回祖国都会成问题。
不过，并非所有的‘劳动改造和政治学习的优秀分子’都能成功地返回祖国。
与此同时，我们的特工人员在战俘们中间开展活动，培养‘自己的干部’。
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一批新的日本共产党员出现了。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战俘营里充当苏联当局的秘密情报员，告发自己的同胞。
”《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指出:
“内务部机关从已经被招募为间谍的战俘和拘押人员中筛选出986人，这些人因为在德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拥有关系网和活动条件而具有发展潜力。
这批间谍人员已经被转交给情报委员会、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海军总参谋部和国家安全部，试图让他们在回国后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那些军官同意了，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只为能活着回到祖国”。
二、苏联政府为什么扣押日本战俘
那么，为什么苏联没有像其他与日本交战的国家那样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很快就遣返日本战俘呢?
目前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困难，因为迄今为止仍然有大量的档案文件仍处于保密状态，研究人员无法接触到。
不过，不少俄罗斯学者根据目前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档案材料还是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比如，俄罗斯学者尤利娅·
斯莫琳娜、萨肯·
贝利吉巴耶夫于2006年5月发表文章指出:
“1946年10月4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遣返日本战俘及被拘押人员决议》，1946年12月2日第一艘日本轮船抵达真冈（1946年之后称霍尔姆斯克——笔者注）港，来迎接被遣返的日本战俘和拘押人员回国。
但是，很快，遣返日本战俘的工作就暂停了，因为苏联正缺乏劳动力。
”他们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俄罗斯学者的赞同，比如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指出:
“当然，日本战俘对于苏联来说非常重要。
要知道，战争使苏联的人力资源丧失殆尽。
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因此战后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领域和部门实际上很难找到人来工作。
不过，尽管经济上的巨大好处促使苏联想继续使用日本战俘，但是在日本政府的努力下，绝大多数日本战俘后来还是被释放回到了日本，但也有少数日本战俘后来留在苏联定居了。
”《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也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为什么6万名日本人没有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回到家乡呢?
那些记录着斯大林及其亲信对这一问题的主张的文件不为人知。
可以推测，斯大林可能认为战俘是特殊的人质—是同日本缔结和约时的一张王牌。
抑或是他确实害怕美国人将其重新武装起来对付苏联?
列昂尼德·
姆列钦的这一推测得到了俄罗斯历史学博士、军事学博士、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
马赫穆特·
艾哈迈托维奇大将的呼应。
2005年8月27日，加列耶夫在俄罗斯《红星报》上发表文章《‘旧本人的悲剧”:
无稽之谈与事实真相》，对于为什么在日本投降之后苏联政府没有立即遣返日本战俘这个问题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回答。
由于加列耶夫当年曾经参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战役行动，并且参与了接管日本战俘的工作，所以他的分析和回答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
加列耶夫在文章中指出:
“表面上从国际法准则的角度来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责苏联拖延了遣返日本战俘。
但是，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看当时的情势，苏联为彻底歼灭敌人作出了最大贡献，但是战后在对日安排中却被排挤到了一边，苏联未能参与对日本领土的占领。
是的，在这之后，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国家都应该有权保留某些作用杠杆，因而战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派上了用场。
日本不愿意同苏联签定和约，日本的亲美反苏政策，有时甚至与日本的利益背道而驰，这些在很大的程度上妨碍了战俘问题的解决。
其次，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即使苏联政府愿意在战后立即将战俘归还给日本，这也不可能实施，因为能将战俘转交给谁呢?
当时还不存在独立的日本当局。
将日本战俘转交给美国人则是荒谬的，因为1945年在德国领土上我们的军队在一系列情况下有意识地给退却的德国人提供让他们前往盟国占领区的机会，可是这产生了什么结果呢?
正如现在从公开发表的英国文件中搞清楚的那样，丘吉尔下令将这些德国人重新武装起来，并且准备一旦对苏战争爆发就用他们来对付苏联军队。
可喜的是，我们的统帅部掌握了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资料，并且时刻提防着。
而且，从情理上来讲，将战俘倒来倒去也是不恰当的。
第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只能通过水路遣返战俘回日本，而当时我国又没有足够数量的船只来运送50多万战俘，不过，尽管如此即便在如此种种不便情况之下，在1946年还是开始了遣返战俘的工作。
在研究有关日本战俘问题的时候，曾经设想是否有可能将日本战俘留在中国东北并且将他们转交给中国方面。
但是，当时中国地方当局频繁变更，因而指望不上中国当局来管理这些战俘营。
而且，刚刚有一点传闻说有可能将日本战俘转交给中国方面，日本战俘，特别是将军和高级军官们立刻苦苦哀求我们的军代表，说无论如何请不要这么做。
1945年10月，上面传下命令，叫各战俘营清查一遍并且将那些日本军队中的职员和工人们从战俘营里放走，但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拒绝离开战俘营。
再者，客观地讲，当年日本人曾残暴地对待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对日本人心怀仇恨，不少中国人欲谋复仇。
鉴于上述各种原因，苏联领导人决定将日本战俘的主要部分运送到苏联境内并且将他们分别安置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个战俘营。
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战俘都被安置在西伯利亚。
笔者认为，加列耶夫所说的战后日本没有能力独自地决定其内政和外交方针政策，尽管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并不对苏联遣返日本战俘和被拘押人员回国造成实质性影响，只要苏联真的愿意遣返日本战俘回国，那么无论日本是否有能力独立地决定其内政和外交方针政策，苏联都尽可以遣返。
而加列耶夫所说的另一个原因——“当时苏联没有足够数量的船只来运送五十多万日本战俘”则是一个借口。
因为可能在战后时期苏联经济确实很困难，确实没有足够数量的船只来运送五十多万日本战俘，但是苏联政府完全可以将这个情况告知日本或者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更何况当时的美国人竭力希望抚慰他们的原子弹给日本人造成的伤痛，所以千方百计地想把日本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当时千千万万被关押在苏联劳改营的日本战俘身上。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苏联政府尽快遣返日本战俘回国，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苏联政府提供活着的和死掉的日本战俘的名单和资料，抗议苏联政府扣押日本战俘。
而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更是将文章做足，他协同国际红十字会主动向苏联提供了客轮和破冰船，所以加列耶夫的“船只不足”说是不能成立的。
三、日本战俘的命运结局
1.日本战俘的第一种命运结局:
活着并且回到了日本
加列耶夫在其《“日本人的悲剧”:
无稽之谈与事实真相》一文中指出:
“根据现有资料，在1945年8月9日至9月2日对日作战时期，苏联军队总共俘获了639635名日本官兵，其中的65245人根据司令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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