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业考古Word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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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物考古研究
对考古发掘所得的动物遗存进行种属判别、部位鉴定，并运用观察、测量、统计等多种手段，整理和分析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可以认识某一时段、某个地区存在的动物种类，了解古代人类居址附近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探讨古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及人类行为。
（1）动物遗体的采集和记录
采集动物遗存的方法与要求，与采集其它质料的考古遗物相同，而且需要更加仔细，因为动物骨骸易于破碎。
应尽可能将出土的动物骨骼全部采集，以保证数量统计的准确和反映动物群的真实面貌。
除了采集较大的动物骨骼外，还用筛选法获取肉眼看不到的细小动物骨骼。
采样时，一般采用柱状取样；
对于灰坑的土或贝丘遗址、洞穴遗址的土壤全部采集。
采集的动物骨骼要单独存放，不能和陶片等类遗物放在一起，以免造成碰伤。
对于那些已碎或易碎的骨骼要采取加固措施，保证运输过程中不损伤动物骨骼。
对已经采集到的动物遗存要妥善保存。
对动物遗存一定要有科学的记录，标明其出土单位、形状、数量，尤其是完整的动物骨架不仅要做全面的测量，而且要有照片，摄影等记录。
对骨骼的特征性部位如左右、远近、中间等部位要做详细记录。
（2）动物骨骼的鉴定
动物骨骼的部位、种属鉴定比较容易，只要与标本对比照即可得知。
鉴定时，先根据骨骼的大小、形状判断出是鱼类、鸟类还是兽类、贝类，再与标本相比照，确定大致种属。
然后鉴定骨骼的部位，注意其保存状况，确认有无骨端，骨端有无关节。
一般在判断骨骼部位的同时就可以鉴定出其种属。
最后要对残骨进行观察、鉴定、记录，最好单独统计。
确定了动物的种属后，就可以鉴定骨骼的年龄。
对于无法确认的骨骼部位、残骨、种属，最好不要进行年龄鉴定。
动物骨骼的鉴定还包括雌雄性别的鉴定,可以根据骨骼的大小、牙齿的形状、大小等差异判定。
对于作鉴定的动物骨骼，要进行记录，一般多用以简洁、明了的表格形式为好。
（3）动物遗存的研究
动物鉴定后，要进一步探讨动物与人类、自然界的关系，就需要借助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
一般研究者多用动物的最小个体数和标本的总数量来确定该种动物在种群中所占的百分比。
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可以了解某个遗址中各类动物所占的比例，进而推断人类对它们的利用程度，人们的食物结构的变化，以及动物家畜化的过程等方面。
动物考古有助于古代遗存的相对编年。
通过对动物群的特征、组合与更替，以及对其中的绝灭种属与现代生存种属的比较和统计，可有助于确定遗址的相对年代，划分地层。
动物考古也为复原自然环境提供重要材料。
以动物的生活环境和适合其生长的条件为基础，通过各层位出土动物群组成的变化来复原当时环境中存在的温暖化、寒冷化、湿润化和干燥化。
判断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是否为驯养动物，曾根据其个体大小、地理分布、种群数量、骨骼方面的变化等几项特征来判定。
近年来，对动物食物结构的分析，以及动物骨骼数据库的建立将使动物驯化与否的判断更加准确。
在人与动物的关系最重要的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
动物首先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用最小个体数可以得出古代人类的肉食利用和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甚至可以推知当时的人口总量。
其次是人类制作衣物、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及武器的重要原材料，又是早期人类最重要的交通和代步工具。
动物骨骼反映人类的经济信息很多，动物骨骼的破碎程度体现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动物骨骼较石制品、陶器等遗物更能准确地反映人类活动的季节性、地域性。
当人类定居、农耕生活驯养家畜后，对动物的处理更加多样化，结合其他资料我们从中可以推断当时人的信仰、意识等。
寄生物考古指用遗址中的寄生物材料研究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及所处的自然环境，这是动物考古的延伸。
寄生物附着于或栖于寄主体（宿主）的体内，并从中获取营养以维持生存，当宿主死后，寄生虫最终也会死在宿主体内或通过宿主的粪便排出，所以通过对宿主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寄生虫的特征，进一步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和某些人类行为。
此外，寄生虫的特化程度高，环境要求严，喜欢湿热的环境，受自然环境的约束很大，所以寄生虫可反映某个局部地区的环境变化。
寄生虫的标本采集比较容易，只要采集寄生虫的生存环境即可，遗址中动物的尸体、粪化石、粪土、被粪便污染的垃圾，甚至活动地面都会有寄生虫的虫卵、幼虫、成虫。
寄生虫的鉴定内容目前仅限于种属、特征、数量方面。
3.植物考古研究
植物考古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的与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代植物遗存。
植物考古的研究是通过观察、分析考古遗存中保存的植物信息，结合现代植物学知识来推断遗存中古代植物的种属特性，并据以复原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
通过对出土植物遗骸的种类、数量、组合关系等多种形式的统计分析，就可判断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能力，进而探讨农业经济特点、生活发展水平乃至社会习俗都是至关重要的。
（1）植物的形态研究
木头残存等植物大遗存的分析主要借助于树木解剖学的知识。
大块的木头当然可以比较容易地观察其形态，进行属甚至种的鉴定。
炭化的碎片要分类、烘干，然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种子、果实等植物小遗存，容易破碎且细小，因此对其的提取就需要特殊的方法。
浮选法：
又称水选法。
是植物考古学家们根据炭化物质的特性而设计，专门用于发现和获取埋藏在考古遗址中的炭化植物遗存。
它是将从地层、灰坑、窖穴等考古层位发掘出来的堆积物，放入水或氯化锌等溶剂中，使堆积物中包含的果实、种子、根茎等植物遗存浮于液面，经过富集筛选出植物资料以供研究。
水筛法:
又称漂洗法。
其原理是土壤颗粒和植物遗骸在体积上是有区别的，所以借助于水的力量可以将土壤滤出筛孔，而将植物保留在其上，再进行提取。
在考古遗存中，植物由于燃烧或其它原因变成朽灰，就很难从外形上判断它的种属了。
但学者们发现，沉积于某些植物体中的“微体化石”却可供研究。
即就是说，从微观角度看，植物遗骸有植物硅酸体、孢粉、硅藻等。
相应地，有植硅石分析法、孢粉分析、硅藻分析、以及植物的DNA分析等。
下面介绍经常使用的几种方法及其所获取的信息。
（2）植物的微观分析
孢粉分析是孢子花粉分析（Spore-pollenanalysis）的简称，孢粉分析主要研究化石和现代维管束植物产生的孢子和花粉，如苔藓、蕨类植物的花粉。
“孢粉”是孢子和花粉的简称。
根据孢粉的特征可能求得花粉谱，建立区域标准花粉序列，花粉谱的变化反映整个植被状况的变化，花粉谱中不同数值的变化说明植被成分的变化，而植被成分的重要变化通常由气候变化或人类活动引起。
从孢粉或孢粉组合的花粉谱可以推断遗址附近的植被基本面貌及人类使用植物的基本情况。
孢粉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应用集中在三方面。
第一，确定地层和考古遗址的相对年代；
第二，了解过去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第三，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活动及文化发展状况，特别是农作物的起源及其传播方面。
孢粉分析也有一些局限性，所以对花粉集中的地方分析时要慎重，看看属于哪种人类行为。
植硅石分析法就是利用植物硅古的这种高残留性及其形态上的种间特异性，通过对土壤中所含植物蛋白石的大小、形状和种类及密度等,推断其起源中古物的类型和产量、所属时代、区域等的一种古生物分析法。
植硅石分析不受样品质地的影响，采样面比较广泛。
考古遗址在堆积、过程中因人类使用植物而有可能积聚大量的植物茎叶，遗址的土壤大部分植硅石来源于原地腐烂的植物，反映了过去人类活动对植物的选择和人类使用植物的情况；
遗址的许多部位，尤其是灶、储藏区、生活区、容器内也会残留植硅石，这样植硅石分析可以了解遗址各部位的功用。
此外，动物和人类的牙齿、某些石器、灰烬（堆）也是植硅石很好的材料来源。
植硅石分析法为许多考古问题提供了独立的数据和解释。
（1）恢复遗址的自然环境与古人对遗址占用有关的环境改造。
植硅石分析可弥补花粉资料的某些局限，提高古植物的准确度，了解人类使用植物的信息和生存情况。
（2）国内外许多学者用该方法了解农作物的起源、扩散、当时的农业技术、方式、系统；
为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进而为探讨原始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资料。
（3）野生植物的可利用性、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
（4）技术、经济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从石器、古遗址的植硅石上可了解当时各部位的功用。
此外还可提供食性研究，利用动物、人类牙齿上的植硅石来分析。
实践中，研究者发现孢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各有不足，就将二者结合起来。
两种方法可以互相补充，全面展示环境信息。
（1）古遗址环境的研究。
考古遗址的花粉通常积聚太少或没有，花粉分析就提供不了多少信息。
而考古遗址中的堆积过程中积聚了很多的植物茎叶，植硅石分析可以分析遗址的环境变化和人类对植物的选择、利用情况。
（2）古代植被的恢复。
木本植物的花粉易于识别，花粉分析可区别出森林、草原。
禾本科植物硅石规则、木本类植物硅石形态不太规则，植硅石分析能确定草原的性质，是高草草原还是矮草草原。
两种方法单一运用结果都不太准确，同时运用可以鉴定乔木林的种属以及草原的不同草本植物成分。
（3）栽培植物研究。
栽培植物中，禾本科、菊科、葫芦科、桑科、胡椒科、荨麻科和蔷薇科的植物花粉不易鉴定到属种一级，但它们能够产生丰富的具有极大分类意义的植硅石，这对于研究它们的起源意义重大。
而番大瓜科、茄科、木棉科、豆科等类栽培植物不产生或产生的硅石不具有分类作用，这只能依赖花粉分析。
森林砍伐、农耕作业使得花粉减少，同时却积聚了许多植硅石。
研究表明某些地区的一些层位有玉米花粉，却没有玉米植硅石。
通过系统的花粉序列和植硅石年代序列可以恢复区域的地理植被、经济作物、生态环境、农业起源，甚至可以了解过去人类生活的情况。
淀粉粒分析（Starchgrainsanalysis）近20年来主要在澳大利亚和中美洲地区植物考古中应用比较广泛。
淀粉是葡萄糖分子聚合而成的长链化合物，以淀粉粒（starchgrain）的形式贮藏在植物的根、茎及种子等器官的薄壁细胞细胞质中。
淀粉在造粉体中积累时，依次形成淀粉粒的脐点、层纹。
不同的植物淀粉在形态、类型、大小、层纹和脐点等方面各有特征。
因此可以根据淀粉粒的形态特征作为鉴定植物种类的依据之一。
与孢粉和植硅体相比，淀粉粒最大的区别在于很多植物种类的淀粉粒可以达到种（Species）一级的分辨率，因此它比只能达到科或者属级的孢粉和植硅体在鉴定植物种属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目前，淀粉粒分析在考古学中主要被应用于石制品功能分析和农业考古两个方面。
（3）农作物起源的研究
通过考古发现的植物遗骸，可以进行农作物起源的研究。
关于农业起源的地点、时间问题：
这是国际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研究课题。
早在1935年，苏联学者N.I.瓦维洛夫（Vavilov），从遗传学演化角度提出作物变异的分布理论，提出了农业起源可能有八个中心，即东亚、印度、中亚、西南亚、地中海区域、东非、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山地区。
瓦维洛夫的理论和观点在学术界流行了很长时间。
在西亚和中东，有关农业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址。
考古材料显示，人类的农业在11000年前始于新月沃地，这里的纳土夫文化进入新石器时期，当时人广泛种植小麦、大麦，考古发掘中的镰刀、石质或陶质的贮藏室也说明当时农业的发展情况。
由于西亚发现了最早的农业遗存，相当多的学者据此认为，世界各地的农业文化都是从西亚这个唯一的起源地出发，像缓慢移动的波浪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
到公元元年原产于新月沃地的谷物已经贯穿欧亚大陆，甚至从大西洋上的岛国爱尔兰直到太平洋岛国日本。
但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随着中美、南美、北非、南欧、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大量的考古新发现表明，人类在上述地区开始从事生产性经济的时间远比以往所猜想的要早得多。
不仅如此，不同地区作物类型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也使得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农业起源可能是多源的，至少西亚和中东、中美洲、东亚等地区都是相对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
中国农作物起源的有关研究：
粟（setariaitalica）和黍（panicummiliaceum）是中国北方早期主要的栽培作物，它们具有的耐旱、抗寒、易耕作等优点，因而很适合在黄土地带种植，是滋养中华文明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
我国北方既有广泛分布的野生粟、黍，又发现了年代最早的与定居生活密切相关的粟、黍实物，那么说这两种农作物的栽培首先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应当距事实不远。
中国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它与另一个亚洲栽培稻起源地南亚（以印度为中心）是两个各自独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统。
中国在玉蟾岩发现的栽培稻谷壳实物和吊桶环发现的栽培稻植硅石，都是世界上目前已知同类最早的实例。
由于在长江流域及华南广大地区发现了数量众多、年代最早的稻谷遗存，加上这一地区有野生稻分布，使得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倾向于中国南部是亚洲稻的起源与演化中心这一看法。
虽然国内外多数学者主张亚洲稻起源于中国，但在具体在起源地问题方面，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假说：
云贵高原说、华南说、长江下游说。
中国农业起源的“三条线模式”：
中国农业起源存在三种模式，即以黄河流域为起源地的粟、黍旱作物农业经济文化形态、以长江流域为起源地的稻作农业经济文化系统、华南地区块茎类作物农业。
三个农业经济文化区分别形成了各自的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种类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栽培技术等文化因素上。
4.古代人类食性研究
由于古代人类的饮食极少能留存至今，所以对其研究主要通过对现有考古遗存中有关材料间接进行。
其研究方法包括：
第一，通过考古遗物中的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来推测当时如何获得食物来源并进行加工；
第二，利用调查得到的未食用完的或遗存中发现的各种食物遗存来推测当时吃了什么；
第三，利用生物科学和其他科学的理论、仪器分析对遗物、遗存进行测定，根据所得数值来复原古代人的饮食生活和饮食结构。
（1）碳-13（13C）测定法、氮-15（15N）法及其应用
13C测定法是将各类物质中碳同位素组成的差异同标准物质的同位素进行定量比较而得出结果。
一般地，用遗址里植物残存的13C/12C比值同国际上运用的PDB标准的13C/12C比值的千分差值表示该物质的13C同位素丰度与标准物质的差值δ13C值,δ13C=[（13C/12C）标本—（13C/12C）标准]/13C/12C标准x1000‰。
氮同位素比值也可提供人类饮食方面的信息。
所有的蛋白质中都含有氮，当它经过食物链时也发生分馏。
N的两种同位素15N/14N比率与标准进行比较，用δ15N表示。
δ13N=[（15N/14N）标本—（15N/14N）标准]/15N/14N标准x1000‰。
13C测定法和15N法的工作程序是：
（1）用超声波清洗骨骼，去处粘连的灰尘及污染物；
（2）烘干，粉碎成粉末；
（3）用蒸馏水清洗至中性；
（4）将骨胶质样品加入到元素分析仪中，通过充氧条件下的燃烧，使之氧化为气体，再经还原装置，生成还原气体CO2和N2，这些气体分别经过相应的色谱柱、再经吸附、解吸过程，流出元素分析仪后进入气体收集系统（根据不同的流出时间、不同的冷凝温度等条件控制来获取不同的气体）。
用制谱计测得13C/12C、15N/14N比值，再利用标样值换算出样品的δ13C、δ15N值。
国外用13C测定法对美洲南部、非洲南部和欧洲的一些地区进行了研究。
除了进行古代饮食方面的研究外，用13C法还可以验证某些部落是不是游牧民族（农民和牧民的摄食习惯、种类显然不同），甚至讨论某一地区的饮食资源可供给人口的最大极限。
我国运用13C法可以进行许多工作，如可以了解我国生产、食用粟黍的时空分布，以及各地摄食习惯的改变和改变年代，从动物骨骼的δ13C值还可判断是家畜还是野生。
此外，不同等级、不同性别、年龄的人有不同的食谱，δ13C值可提供诸如此类的旁证。
同位素分析法可以提供人类食物结构的直接信息，δ13C、δ15N分析法的结合可以获得更客观的结论，为古环境的复原具有重要意义。
但同时，同位素分析法系实验所得，受各种条件的制约，而生物体内的δ13C、δ15N受环境影响较大，13C的比率差值由多方面因素形成而又不易区分。
所以，在使用时要多方收集资料，加强背景资料的分析和不同环境下δ13C、δ15N值的分析，谨慎小心。
（2）微量元素锶、钡与钙的分析
研究者发现，人骨的微量元素可以作为人类食物结构的反映指标，目前可以使用的指标是微量元素锶（Ｓｒ）和钡（Ｂａ）。
研究表明，在生物体内消化吸收过程中，会发生因锶和钡的吸收逐渐降低而产生钙的纯化过程。
随着食物链营养级的升高，Ｓｒ/Ｃａ以及Ｂａ/Ｃａ的值就会越来越小。
而且，海相和陆相环境微量元素的含量差别一般来说比较大。
海洋中钡与锶相对来说贫化，这是由于海水中硫酸盐的含量较高，而钡与硫酸根结合生成硫酸钡作为固体沉降下来，最终使海水中的钡的含量减低。
这样，通过分析人骨微量元素含量的差别，就可以区分海相和陆相环境中的人群。
此外，叶类植物中Ｓｒ/Ｃａ的比例是不同的，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环境中其值是有差别的，不同的植物在同一环境中其比值是有差别的，也即不同的植物对于环境中微量元素的摄入量不同；
而同一植物的不同部分的Ｓｒ/Ｃａ比值也不同。
因而人骨中Ｓｒ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人群的等级身份，因为等级低的人群食用的谷类产品中所含的麸糠可能会多一些。
（3）同位素锶、铅的分析
锶和铅同位素的分析原理是相同的。
都是根据同位素的衰变及其比值来分析的，如锶同位素87Ｓｒ是由87Ｒｂ衰变而来，一般表征指标为87Ｓｒ/86Ｓｒ。
由于不同的地质构成特征形成了不同的锶、铅的分布区域，这成为人们来追溯其来源产地的依据。
因为无论是在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饮用水的地下水源中，还是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的食物链中，这种区域性的指纹特征很难发生改变。
所以，长时期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人们，其体内的锶或铅同位素比值就具备其相应的一致，由此也可通过这些组织的同位素指标的比较来探讨人类迁移的整体信息。
甚至由此可获取与当地环境相一致的人类食物结构状况。
（4）脂肪酸分析
1977年，德国学者发现脂肪虽然很微量，即使是极微小的脂肪颗粒，都以稳定的形成存在着，经过几千年、几万年也不会变质。
所有的生物体内部都存有脂肪，但构成这些脂肪酸以及固醇的成分因动植物种类的差异而不同。
基于此，人们可以像鉴定指纹那样，将各种生物特有的脂肪酸与考古资料发现的脂肪酸作比较，来区分是大麦、小麦、稻米、菜籽、大豆，还是牛、猪、羊、鱼等生物体。
这就是脂肪酸分析法，又称残存脂肪酸分析法。
从遗址或陶器、石器、石制品、骨角器甚至粪便化石里都可提取脂肪酸并进行测定，分析当时其中包含有哪种动植物，进而推断遗址各部位或各种遗物的用途，了解古人的饮食特点。
（5）关于古代人类食谱的其他研究方法和成果
微量元素分析也是研究古代人类食谱的一个手段。
研究表明，动物在吸收植物时，会发生生物纯化（Biopufication）现象，主要是Sr、Ba元素。
动物对Sr、Ba的吸收远较对Ca的吸收少，由此导致骨中Sr/Ca、Ba/Ca显著降低。
所以，分析古人类骨中的Sr/Ca、Ba/Ca，就可知道样品是以植物类食物还是以肉类食物为主。
植物DNA的测定也可以提供一些信息。
运用DNA分析食性目前还不是很普遍，国外作过一些工作。
食性分析的方法很多，除上面几种外，还有氧、锶等同位素分析、13C核磁共振谱等，其他方法处于零星使用或研究阶段。
食性的分析，大多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研究的骨骼在漫长的时间内生物的物化性质保持不变。
实际的研究表明，骨骼的性质会发生一些化学物理变化，所以在应用这些方法时要谨慎。
提取样品时，尽量选择污染小、骨骼物化性质变化不大的，同时要进行样品污染检验。
分析处理时，要充分考虑外来的影响因素，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
（6）寄生虫所反映的食性
家畜中常常会有寄生虫，所以，粪土中的寄生虫可以证明某种家畜的存在。
而人体也常常成人类肠道寄生虫（如蛲虫、钩虫）的寄居之处，如果某遗址中的粪土发现大量蛲虫，说明该地居住拥，公共卫生状况差，有寄生虫传染病。
此外，人类吃过某种动物后，这种动物内的寄生虫会通过人的粪便排出，所以考古遗址中的寄生虫直接反映人类的食谱，消费了何种动物。
二、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自然因素制约着人类活动的时、空范围，并影响着人类及其文化的形态，乃至决定着人类的生存方式。
而且，时代越早，自然因素对人的影响越大。
人类对自然环境因素具有反作用，即人类在被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也选择和改造环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
具体包括：
植物的形态研究、植物的微观分析、农作物起源的研究和农作物起源的研究。
对古代人类食性的研究主要通过对现有考古遗存中有关材料间接进行。
其研究方法除传统的分析方法外，还包括碳-13测定法，氮-15法，微量元素锶、钡与钙的分析，同位素锶、铅的分析，脂肪酸分析，微量元素分析，植物DNA分析，以及寄生虫所反映的食性。
三、本章小结
同时，人类对自然环境因素具有反作用，即人类在被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也选择和改造环境。
对考古发掘所得的动物遗存进行考古分析，可以认识某一时段、某个地区存在的动物种类，了解古代人类居址附近的自然条件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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