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方舟评论集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南方周末方舟评论集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南方周末方舟评论集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以经济学观之,房产或地产的市场价格构成中,大部分是土地租金。
2009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达1.5万亿之巨,全部是土地租金；
开发商目前35%甚至更高的毛利率,大部分是土地租金。
而在公民地权受保护的情况下,这两部分土地租金本来是归作为产权人的公民所有的。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冲动去强拆甚至血拆?
公民为什么不惜以自伤甚至自焚来反制?
要害就在于这么大量的土地租金似乎“无主”而有“消散”趋势。
本来的产权享有者是一方,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是另一方,都有激励去争夺,为此双方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并大大增加了社会系统性的紧张。
地方政府承认和保障地权的先例并非没有。
如2009年深圳岗厦拆迁,一夜之间造就了10名亿万富翁,方法是双方讨价还价,这是承认公民为土地产权人及市场交易的主体。
根据科斯定理:
权利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本质前提。
没有对公民地权的保障,就不会有市场。
没有市场,那就只会有强拆和自卫。
上述问题捋顺了,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区分就好理解了。
无论哪一种利益的拆迁,公民均有权得到包含全部土地租金的市价补偿,对公共利益而言,交易对家是政府,公民没有“不交易权”；
对商业利益而言,交易对家是开发商,和政府没有关系,公民有“不交易权”。
问题是,公共利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因此必须要有最狭义界定。
“土地储备”能不能算公共利益?
营造运动会、博览会场馆呢?
建造收费公路、桥梁呢?
建一个学校加开发一大片住宅区,公共利益捆绑商业利益时怎么办?
扬州曾拟对一8年寿命的小区“危旧房改造”,楼宇及小区建成多久后才可被认定为“危旧房”?
……这些问题“新征收条例”都必须直面。
更大的问题在于,“新征收条例”针对的是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并未涉及。
唐福珍自焚即是发生在集体土地上。
农民的土地利益如何保护?
能否给予他们同等的公民保护?
温家宝总理9月13日说:
土地问题根本上与制度有关,农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土地财政”造成一手从农民那里廉价得到土地,另一手又高价卖给开发商。
痛哉斯言!
孙志刚以一死,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解体。
从唐福珍自焚到宜黄血拆,能否最终催生一个尊重公民住宅权的“新征收条例”?
我们翘首相待!
中国必须超越发展主义模式
国庆长假,你,城市第一代移民,回到魂牵梦萦的乡村故土。
你信步出屋,感受熟悉的一草一木。
当你向西望去,本以为会看到一幅梵高名画《落日中的柳树》:
不远处的几株柳树,在几分秋意中开始脱叶,背景是落日将天空和晚霞渲染得一片通红,明快而有诗意。
但眼前的景象可能让你心痛,在落日和柳树之间,突兀地插入了几柱烟囱（垃圾焚烧厂）,喷出的滚滚黑烟,在天空中不断幻化出魔鬼及怪兽的形状,你分明从中辨识出了一个幽灵。
是的,一个幽灵,发展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时时刻刻侵蚀着公民向往的生活方式。
在肆虐于全国的强拆甚至血拆中,我们看见发展主义开着挖掘机和消防车突突而来,唐福珍倒下,钟家老伯又倒下。
在各地争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大都市”中,我们见证了发展主义的权力美学,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摩天大楼倏忽间替代了民宅。
在做大做强国企的热潮中,我们目睹了发展主义像病毒一样自我催化、自我复制,争夺民企赖以生存的养分。
在不断恶化的环境污染中,我们辨识出了发展主义最可怖的一面:
利益由权力和资本分肥,代价则由“弱权群体”来承担……
发展主义的逻辑相信:
发展就是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为权力提供合法性；
权力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力,权力（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经济增长（而不是权利保障、公共服务等）才是政府的首要目标。
为此,衡量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是GDP增长率,官员升迁的正途是官出GDP、GDP出官。
真是发展主义造就中国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吗?
大跃进时期,各地大炼钢铁,大放卫星,赶英超美,更有以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其实是群众被运动）为特征的鞍钢宪法,及后来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政府发展经济的心情何等殷切,手段何其多样,为何就起飞不了呢?
不过是因为市场尚在沉睡中。
事实上,计划经济才是史上最强发展主义模式。
在计划经济下,政府直接掌控了包括土地和人力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
但其表现却惨不忍睹。
例如苏联发展主义模式:
工业先于农业,重工先于轻工,军用先于民用,不折不扣执行之。
74年之后,土崩瓦解。
刻在发展主义基因上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
中国现行发展主义模式,正是计划经济的残留,也正是目前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三大改革:
发展主义的失活与卷缩,市场逻辑的进一步展开,及政府向权利保障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归位。
在这些改革过程中,经济增长或许稍慢一些,天不会塌下来。
有人把中国经济比作骑自行车,慢了就会失去平衡；
可一味求快,在高速公路上飙车,更有车毁人亡的风险。
目前,上海和四川均有意探索“超越GDP增速的发展新路”,是可喜的迹象。
经历了血拆风波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日前也反思说:
“在今后的发展思路中,一定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
宁可少上项目,甚至不上项目,也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
而公民的最大利益,在于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受侵犯。
中国30年改革史,乃是一部公民权利不断扩展的历史。
广州市长万庆良9月26日说,为民做主的时代已经过去,由民做主的时代已经到来。
是时候了,中国必须超越发展主义模式,走科学发展之路。
人人说出真问题,内政才会更修明
村里有户穷人家,这些年有了点钱。
邻居难免会想:
他家到底有多富?
钱都用来干嘛了?
那些曾欺负过这户人家的,多少会有点心神不宁。
此时,这家派个代表出来坦率地亮一亮家底,说说自己的困难,对消除村人疑惧,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有莫大好处。
9月23日,温家宝在联大的讲话,或许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这篇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演讲,把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进步与当下的巨大困境,和盘端出: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核心技术仍然大量依赖进口”、“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
温家宝的这份坦率,是作为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大国领导人,理应具有的自信与从容气度。
的确,成立已六十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不再需要用GDP总量世界第三、奥运会金牌第一这类指标来“为国争光”。
她应有足够的勇气,来检讨并克服上述困难。
这些困难,皆属于中国内政。
在国际场合,主动自揭“家丑”,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是对“内政绝对不容干涉”的一种超越。
其实,内政与外交,向来都相互渗透,无法截然割裂。
内政修明,就不用担心他国干涉。
内政不修,即便没有敌国侵扰,也可能祸起萧墙,国破家亡。
而内政的修明,向来都是从直面问题开始。
昔日,“亩产几万斤”可以为决策者接受,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信息的扭曲程度,完全可以超乎常识与常理。
在信息时代,一旦决策者错失数据背后那些深层信息,恐怕“正确”的决策也难免南辕北辙。
真实而完整的信息,很难从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官僚体系中得来,这是权力过于集中所导致的一个基本困境。
居高位者的信息和精力有限,土地利用、维稳与人事选拔等施政目标和手段,很可能已经过下层的精妙博弈。
就连“矿领导下井”的政策,也被一些煤矿突击提拔七位矿长助理而化解于无形。
所以,要想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还得允许官僚体系外的当事人与社会,有充分言说的权利。
他们才是第一手的信息源,才是内政修明的对象与目的所在。
其实,温家宝言及的种种困难,其最先与最后的承担者,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中国人。
是那些进城务工者,在产业链低端的工厂里付出血汗辛劳；
是唐福珍、钟如琴、罗志凤和叶忠诚这样的人,在承受暴力拆迁带来生死伤痛；
是那些关进“黑监狱”的上访无门者,在被屈辱洗礼。
他们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惟有他们的困境最真切,惟有他们的诉说最不容辩驳。
他们一次次地说出自己所受的不公,全社会对正义的渴求就会不可遏制。
他们反复要求有尊严的生活,物质分配的正义与政治生活的伦理底线才能慢慢筑起,中国的内政,才有机会变得更为修明。
总理在国际舞台上坦率道出中国的困境,这是政府走向成熟的标志。
每个国民都能大声说出自己困境,这更是一国政府走向成熟的标志。
温总理站上联大的讲台,全世界都会倾听。
单个普通中国人的声音却很微小,很可能被淹没于信息的汪洋,于是,就需要保障他们可以在网络上说,可以通过人大代表说,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说。
一直说到有人倾听他们的痛苦,说到有人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为止。
政府有天大的理由这样做。
因为,这既是在拯救诉说者,也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助力中国的外交。
追问渭南书案:
体制内你仍有选择
在被渭南警方拘留39天之后,谢朝平回到了他北京的家。
但这并不是谢朝平的自由。
在法律上,谢朝平仍是一宗“非法经营案”的嫌疑人,只不过,警方对他的强制措施由“拘留”改成了“取保候审”。
促使警方为谢办理取保的关键,在于警方报捕谢朝平未被批准。
渭南临渭区人民检察院给出的理由是,“证据不足”。
仅就媒体披露的新闻事实来分析,警方以“非法经营罪”对谢朝平立案侦查及拘留,同样证据不足。
且不说作为“火花”杂志增刊的《大迁徙》并不是“非法出版物”,就算《大迁徙》非法出版了,查处这一行为的也是新闻出版机构；
就算《大迁徙》也“非法经营”了,主体也是出版方,而不是作者。
问题就在:
警方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样一个漏洞百出且明显证据不足的“非法经营”个案,强行立案并展开“跨省抓捕”?
在全国舆论一边倒地质疑警方违法时,渭南警方全无招架之功,而只能长时间沉默。
沉默的背后,是否有难言之隐尚不得而知。
也许可以合理怀疑:
渭南警方违背法律常识对一位作者展开跨省追捕,乃是奉命所为。
至于何人所命,还有待媒体的调查或有关方面的主动公开了。
事实上,警方奉上命而为,行违法之举,虽能一时讨好幕后人物,但从多起“因言获罪”的善后来观察,最早被幕后之手抛弃的,也往往是冲在一线的警察。
而在世俗的仕途黯淡之外,作为执行人更要接受道德和良知的折磨。
当然,网上也不乏为唯权不唯法者辩护的声音。
我们应该承认,在强大的、现实的权力威胁面前,要保持良知并不容易。
但这并不能为执法违法者脱责。
同样身陷“司法地方化”这一体制之弊中的渭南临渭区检察院,就用“依法不批捕”为当地警方上了一课。
这恰恰说明,即便在体制之中,执法者也是有选择的。
不妨看看东德一桩刑案:
柏林墙推倒后,一位前东德警察因曾开枪杀死翻墙奔向西德的青年而被指控。
其辩护律师认为,开枪是服从和执行当时政府法令和上级指令,罪不在己。
但法官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
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即只开枪而故意不打中）,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
对于执法者而言,也同样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超越法治和伦理的底线。
用伤害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投名状”,来保住自己的官帽,注定要付出精神上的成本。
在这个“自媒体时代”,为某幕后人士背书,欺凌弱小、侵害私权,其代价已非
一套基层警察的制服所能承担。
期待所有的执法者和司法者,往后遇到“以权压法”时,能像渭南检方那样,秉持良知、有所选择。
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尽可能让执法者及司法者在作出依法办案这一选择时,少一些顾虑,多一些保障。
就在一个多月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出台规定,要求“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
这一规定虽非治本之策,但也让基层检察院在对抗地方不当干扰时,可以从容地将枪口抬高一厘米———也就是“报上级检察院审批”。
此举适逢其时,值得鼓掌。
其实体制之内,执法者和司法者都是有选择的。
对体制之弊,决策者们同样也有选择空间。
高房价如何能不再困扰民生
国民最想和最高领导人聊的话题是什么?
9月8日人民网·
中共新闻网开通的“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在开通一个星期之后给出的答案是:
房价。
作为目前惟一公开的可直通中央的信息平台,疯狂的房价是当下国民最想给胡锦涛留言的话题。
此时,距离4月中旬“国十条”发布刚过了5个月。
在经过短暂的拉锯之后,日前发布的8月份楼市数据显示,全国二、三线城市住房价格普涨,一线城市住房交易大幅回暖,京沪穗杭等标志性城市更出现房价返涨。
舆论忙着争论这究竟是压抑了近半年的刚性需求的释放,还是开发商试图把市场再度导入疯狂的一个假象；
楼市即将出现政策性反转,还是将出台更严厉调控措施的前兆。
而央视翻出的一条旧闻———中国家电企业大举杀入房地产业并在其中大得其利,更搅得人心浮动,激起一片声讨。
家电企业何其不幸?
当下中国,房地产利润平均超过30%,家电制造不过区区3%-5%,房地产的诱惑怕是佛祖都会动心。
不用说挟政治优势的国企,就连刚上榜的民企500强,希望进军房地产的企业也超过40%。
何况,就商品房市场而言,房价畸高反映的是供求严重失衡,有更多企业、资金参与房地产开发,不正好有利于增加住房供给,恢复平衡吗?
为什么房地产开发就这么招人恨?
无他,包括家电企业在内的行业外企业、资金涌入房地产开发,会抵消“国十条”调控效果,进一步推高土地价格,推高开发成本,从而推高房价。
谁都知道,决定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源头的土地,流通环节的资金,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近些年所谓“严厉”的调控措施往往针对这两个环节。
本来在“国十条”威压之下,房地产企业融资已受到了限制,狼刚稍息,豺又来,进入房地产的家电业岂能幸免?
且不说政府垄断土地供应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单是征地往往还伴随着暴力拆迁,农民因之失去房屋、耕地,城市平民因之失去栖身之所,就足以加剧社会的焦虑、激化社会矛盾了。
温家宝总理在9月13日下午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致辞说,住房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重要民生问题。
住房问题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民生问题,其要害在于,中国现有的住房供应结构严重不合理,保障房部分欠账太大,从而把本该由社会保障的民众一并推向了商品房市场,一方面人为制造了商品房市场远超社会平均购买力的“超繁荣”,而另一方面,大量民众没有住房需要住房却住不上房,或者现有住房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却无力改善。
所有这些来自民众的怨恨最终统集中在房价上。
社会保障房建设的差距有多大?
能够查到的数据,2009年中国计划建成保障性住房310万套,最后仅完成了2/3。
深圳、广州曾在2006年推出保障房五年规划,但到2009年底深圳仅完成10%,广州则为32%。
保障性住房在中国住房销售中所占份额,更是从2004年的10%,一路下滑到2008年的6%。
2010年,国家下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全国需要投入1676亿元,其中地方负担1183亿,但很多地方都以种种借口不予实施。
举这些例子,意思就是保障房建设从未被重视。
再加上低收入划分标准与商品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制造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住房夹心层———保障房不够格,商品房买不起,更加剧了中国住房的民生负累。
正在实施的“国十条”的确抓住了调控的关键,既注意利用市场要素维系住房市场供求平衡,也强调改善住房结构,突出社会保障。
但在执行上,最容易短期见效的信贷、土地供应、打击囤积……往往更容易得到政府青睐,而能够一劳永逸解决民生之痛的保障性住房,则被忽视或轻视。
作为民生问题的住房问题,决不是简单增加商品房供应或者打击投机就能轻易解决的。
它需要政府调整自己的工作议程,把保障性住房建设放在一切调控的首位,把工作重心放在买不起商品房的国民身上。
为确保将保障房建设纳入政府优先议程,不妨制定严格的与官员政绩挂钩的考核标准,甚至是一票否决。
高房价,在什么前提下不再成为一个民生问题?
答案是:
居者有其屋。
到时候,即便商品房价格再高,即便企业纷纷转行进军房地产,又能如何?
几十年如一造就新西兰“零死亡”奇迹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中国人的启发与鼓励,新西兰总理约翰·
基终于用了“奇迹”一词,来表达基督城大地震零死亡的激动之情。
基说这“绝对是个奇迹”。
说基总理受中国人启发,纯属戏言。
先不说基总理是否看中国媒体,仅凭时间推断,就不大可能。
地震发生在新西兰当地时间凌晨4点半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零点多,等中国的评论家充分掌握信息想发表感慨,早就错过了第一时间公开见报的时间窗。
事实上,第一波公开评论新西兰地震零死亡不是奇迹的评论家们,很少有人注意到北京时间4日上午9点左右基总理用了“奇迹”一词。
这真的不怪中国的评论者。
新西兰处于太平洋板块与印澳板块之间,地震频繁,每年平均要发生10次以上造成破坏的地震,然而,以如此密集的地震频率,新西兰上一次因为地震而损失生命,要前溯至距今42年之前的1968年。
当时,新西兰南岛发生了7.1级地震,造成3人丧生。
事实上,最近的100年里,新西兰因为地震死亡人可能加起来还超不过一次中国矿难。
在中国观察者眼中,地震少死人、不死人已是新西兰的常态。
这一次的零死亡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奇迹”。
中国观察家认为新西兰零死亡不是奇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西兰已经为地震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比如,新西兰有世界领先的抗震技术,政府在鼓励和推广抗震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出力良多；
由于意识到地震的威胁,新西兰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对各类建筑的抗震建设实施完善和严格的监管；
政府还非常重视防灾减灾的教育,经常进行各种演练……可以说,新西兰把预防已经做到了极致,有一个良好的结果当然也就是可以预期的。
但基总理的“奇迹”之说更情有可原。
毕竟,新西兰每年1.4万起地震大多发生在无人居住的海里,而这一次地震却偏偏发生在拥有人口30多万的新西兰第三大城市,而且这次地震是新西兰80年以来威胁最大的一次地震,尤其是对这次发生在深夜的地震根本没有发出预警。
即便新西兰有丰富的防震防灾经验,政府也做足了预防,但在难以揣测的天灾面前,没有人敢说,付出的就一定能够有回报。
显然,基总理口中的“奇迹”没有人定胜天的无所畏惧,却包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得到最大程度挽救的欣慰。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从灾难阴影中走出来的新西兰人,依然会兢兢业业地为不可知的各种灾难,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努力让每一次的不可知的灾难都能够有“奇迹”收场。
然而,我们在此更乐意强调的是新西兰在防灾上的几十年如一。
毕竟预防措施再完善,相关法律再健全,都是需要政府来执行,需要人来落实的。
如果说基督城零死亡不算奇迹,那么新西兰近百年中,没有因地震造成重大伤亡,当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这个奇迹是几代新西兰人,包括政府、建筑商、企业、普通人……这个房屋建设流程上的每一个人的认真所共同铸就的。
光想就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比如你得保证每一栋建筑都用了合乎标准的钢筋、水泥,得保证大大小小的建筑商都能造成符合标准的房子,得保证执法者不被收买
……整个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有效运作,这不是奇迹,那么还有什么是奇迹。
基督城地震的零死亡,就是对这套系统,对在这个系统中认真工作的所有人的最高褒奖。
不可知的大地震尚且夺不去新西兰人的生命,相形之下,中国人对待生命似乎就有点轻率了———因为安全生产,我们每年要失去几千条生命；
因为混乱的交通,我们每年要失去几万条生命；
因为食品质量,我们每年同样要失去许多鲜活的生命……其实,我们都知道其中有很多是原本不该失去的。
讨论新西兰奇迹,或许这才是我们真正该反思汲取的。
理清国企定位事关改革成败
央企有多牛,比一比更清楚。
2009年,中移动与中石油总共净赚2491亿元。
而8月29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榜单显示,去年500家最赚钱的民企,净利加起来只有2179.5亿元。
民企之“小”与央企之“大”,对比强烈,刺人眼目。
从赚钱的角度来说,不少央企已经“脱胎换骨”。
刚刚卸任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过去7年,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1万亿元,营业收入与利润更是增长了3倍以上。
从三分之二国企亏损到赚大钱,是好事。
但人们已心明眼亮,不再一看到财政收入或国企利润增加就欢呼雀跃,而是习惯追问这些“增加”从哪里来,代价如何,以及何所往。
李荣融曾委屈地说:
“央企搞得不好,要被骂；
搞好了,也要被骂。
”倘若民众发现,这些大蛋糕非但有从自己身上揩的油,而且最终自己难于分享,骂一骂不也可以理解?
当然,首先还须确定蛋糕是不是真有那么大。
摆到台面上的亮丽得分,恐怕至少要减去几个部分。
一是靠垄断取得的利润,二是供央企免费使用的国有土地的租金,三是从银行获得的低息贷款所获得的息差收入。
至少这些不能被统统当成国企改革的成就,收入“绩效考核”的囊中。
长远来看,即便以央企为龙头的国企赚到了更多的钱,还是需要追问:
赚钱是国企的基本定位吗?
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包括公正规则在内的公共品,保护民众创造财富的可能与成果,有什么理由直接介入大规模盈利活动?
毋庸讳言,很多央企确实在充分利用其政经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制造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双轨制”。
在国有轨道上,国企利用免费的土地,撬动天量的信贷资金,不断扩张投资；
依靠近乎完全免费的油气及矿产资源,趁着价格上涨的机会,获取超额利润。
而且这样得到的利润,很少反哺社会,更多是在央企内部循环,用来投资房地产,或利用已有的垄断权,向上下游延伸,“打通整个产业链”。
在另一条轨道上,艰难运转的民企,不仅要从原本已打开半扇门的垄断行业中退出,即便在竞争领域,也因面对大国企的“抢地盘”,节节败退。
所有这些,非但无助于民众自由地创造财富,反而有损于基本的市场公正。
于是,与大国企一起炒地皮,或与裸官一起财产转移,就成了时尚的选择。
任由这趋势发展下去,部分央企不择手段的“保值增值”,或将异化为全面的与民争利,与改革初衷无疑背道而驰。
如果赚钱不是国企的基本使命,如果建立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中国改革的目标,有个问题就不得不问,国企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
最初曾经化私为公,那是认为私有制乃万恶之源。
试验三十年后发现,把国有制当成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把整个国家建成一个大企业,这条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