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生活与心理的双重冲突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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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父母双方外出打工后对这些留在家的儿童少年的生活、教育、性格行为和安全等等方面的主要影响。

本项调查始于2004年6月底,至2004年10月结束。

并于2005年1月进行了续访和部分个案的回访。

我们共访谈个案150名。

其中,访谈在北京打工的农村流动父母81名,农村留守儿童69名。

  本项研究从多个角度探测了留守儿童的生活和生存状态。

我们的调查采取了多种方法,不仅有个别访谈,有焦点小组座谈,而且大量采取了参与式活动,也与课堂教学结合,通过学生作文、给父母写信等方式与这些留守儿童沟通。

这个沟通的过程不仅是了解他们的过程,更是给予他们心理辅导的过程,是帮助他们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多方面透视他们的生活和需求。

我们发现,虽然留守儿童没有像流动儿童那样引起同样的社会关注,但是,这个群体其实更加弱势。

不论从生活状态看,还是从心理状态看,他们都经历着冲突。

这是一种双重的冲突。

他们更需要关注。

二、留守儿童的人口特征

  非直接访谈的农村留守儿童

  被访谈的81位农村流动人口共有166个子女。

有两个子女的家庭占大多数,达到65%左右。

最多的家庭有5个孩子。

调查显示,留守子女多于随带子女,留守子女占被访谈者子女总数的61%。

  儿童的性别比比较低。

166位留守子女中,留守男孩子为71位,留守女孩子为95个,性别比为75。

农村流动父母具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在有选择地决定哪个孩子留在老家时,他们更倾向于把女孩子留在老家,而把男孩子带到城市里来。

访谈个案也显示,农村流动农民一般也倾向于把最大的子女留在家乡,如果最大的子女是女孩子,这个子女毫无疑问地会被留在家乡,但当大子女为男孩子而其他子女为女孩子时,他们更倾向于把大儿子带到城市里来。

  从留守儿童的年龄分布看,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2岁。

其中女孩子的平均年龄为12.5岁,男孩子的平均年龄为11.3岁。

从教育分布看,6~15岁小学和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近90%左右,只有10%的留守学生在高中或者技校和职业高中读书。

  从农村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打工后的留守时间看,他们平均在家乡的留守时间为5.5年。

父母全部外出打工后,88%的农村留守儿童已经在老家留守3年和3年以上的时间。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般是留守儿童的父亲先外出打工,在他们的生计需要帮手或有能力帮助妻子在城里又找到一份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把妻子再带出去。

在很大一部分父母全部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中,他们一般是先由单亲父母监护一段时间,然后再变成父母全部外出的留守儿童。

由此看来,如果把父母有一方外出时也计为子女的留守时间的话,农村留守儿童在家乡的留守时间会更长。

  一般情况下,80%的留守儿童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能接到父母的电话,70%左右的儿童一年中能见到父母两次,其他30%一年只能见到父母一次。

  直接访谈的农村留守儿童

  我们共直接访谈了69名留守儿童。

在河北省涿鹿县保岱和矾山两所中学,我们共访谈了59名父母全部外出打工的农村留守学生,其中28名男生,女学生31名。

被访谈对象全部由学校帮助寻找和确定,他们是1-3年级的学生。

其他10名留守儿童是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寻找的样本。

  这些学生在家乡的平均留守时间为4.9年。

留守时间最长的学生为14年,自出生半年后父母就全部到北京打工。

留守时间最短的为1个月,2004年9月份刚刚被父母从北京送回老家读初中。

一般情况下,95%以上的孩子一年中只能见到父母两次,他们或者在暑假或寒假的时候去父母打工的地方,或者父母在农忙或春节的时候回老家几天。

三、留守的决定因素

  农村留守儿童留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个体层面看,农村流动父母在城市中职业特征和就业状态,以及他们较低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很多子女的留守状态。

流动农民子女在城市教育中所接受的不平等的低质量的教育也对其子女的留守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制度层面上来讲,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以及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巨大不平衡,对农村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产生和增长起着催生剂的作用。

农村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存在,一方面折射出流动农民在城市中经济和社会的弱势地位,同时也呼吁体制、特别是教育体制的全方位改革。

  收入因素

  根据我们的个案调查,被访谈的80%左右的农村打工者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000~1600之间,其中,约一半的打工者的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000~1300元左右。

虽然家庭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情况很少,但要高于1000元以上的收入,流动农民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和汗水。

一位卖菜的流动农民告诉我们“现在的钱是越来越难挣了。

我们卖出一斤菜只能挣一毛多钱。

夏天的时候不能存菜,有时候一斤菜也就挣几分钱。

能挣几个钱全靠耗时间了”。

一位经营水果的农民说“我们卖水果风险太大,天一热就不敢多进货,担心卖不出去水果烂在自己手里。

夏天水果多,但挣钱难。

夏天经常一天要在市场上呆十三、四个小时”。

被访谈者家庭月收入高于2000元以上的农村打工者很少,他们主要是从事家庭装修的包工头或在建材市场经营建筑材料。

  调查显示,流动农民在城市里的消费支出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住——房租,另一部分是吃——食物。

一般来讲,大部分被访谈的农村打工者家庭每月的吃、住花费在500~800元之间。

最大的经济负担还是住房,大约每月在300~500元之间。

在我们访谈时,一些流动农民感叹和抱怨最多的是北京的住房太贵,不到十平米的简易房或地下室,每个月房租就要三、五百元钱。

在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时,一位流动农民说“要不是房租这样贵,我们每个月可以多节省三、五百元钱。

每个月要是再多出这三、五百元钱的钱,孩子带出来上学就够了。

说到底,就是俺们挣钱太少”。

流动农民吃、住每月花费超过一千元的家庭很少。

所以,除去这些能够维持最低生存状态的费用,大部分农村打工者家庭每月的净收入剩余在500-800元之间。

由此可见,对于大部分农村打工者来说,他们依靠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和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来获取有限的打工收入剩余。

如果他们的孩子在城市读书,除了城市较高的生活费用他们难以承受,城市学校高昂的学费更使他们无力承担。

  流动农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很多学龄子女只能是留守儿童。

一位在朝阳区团结湖的打工者说“我们两口子也想过要把儿子接到这里上学,只是北京的消费太高了,再加上还要交什么借读费,一年要好几千,只好作罢,因为我们挣得钱少,供不起。

孩子自己倒是挺想过来上学,这样还可以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没钱,没办法。

要是每月能拿个两千、三千的,就可以考虑把孩子接过来……近两年,肯定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自己的工作都没保障……现在的工作不好找,弄不好,自己也得回去”。

另一个把两个女孩子都放在老家的父亲说:

“我的俩个女孩一个16岁,一个13岁,都没有把她们带过来上学,不是因为她俩是女孩,是因为这儿花费太大,都过来养不起。

她俩也想过来,只是说说而已。

老二懂事,一想想爸爸挣钱不多,唉一声说,还是在家里上吧”。

  一位把两个儿子接到北京而把女儿留在老家的打工者告诉我们“叫儿子过来时,我也打电话叫女儿过来上学,我跟她说,你想过来就过来吧,我们不在乎三百五百的,要不你以后说让你两个弟弟过来上学不让你来,怨恨我们。

她不肯来,说这儿花钱多,挣得少,怕我们挣的钱撑不住他们三个上学,她说不怨恨我们。

说实在的,如果三个孩子都在北京读书,我挣这点钱确实供养不起”。

  在进行农村流动父母小组讨论时,很多家长把子女留守家乡归结为经济和收入的原因,他们在进行讨论时发言说“我的女儿是10年前回老家上学的。

那个时候我孩子在北京读书,要交纳很多的借读费,我们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上学负担不起。

所以把大女儿送回老家”,“孩子带来照顾不过来,钱也不够花”,“把孩子都带过来上不起。

小的孩子去年刚带来。

大的三年级了,来这里怕语言不熟悉,耽误学习,住的地方太小,带过来经济上也跟不上”,“孩子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读到小学毕业就回老家了。

因为打工学校没有初中,当地初中借读费太高,还有学校服装费等等,我们上不起。

卖菜一斤就能挣1毛多钱,挣钱太少。

老家上学便宜,一个学期只有100多块”,“北京挣不到钱。

一提起老二就想哭,不知道她现在长多高了,身体是什么样,现在3年没见到她了。

她一直得不到父母的关心,我们很惭愧。

要是经济许可的话,我们准备今年底把她带到我们身边。

一家人苦也在一起”,“如果把两个孩子都带出来,负担太重,吃的和住的都花费太大,负担不起。

而且我们卖菜,早起晚归,根本没有时间管孩子”。

  很多农村打工者用“负担不起”,“经济上跟不上”,“钱不够花”,“挣钱太少”,“挣不到钱”,“供养不起”等等跟收入和经济相关的词语来解释其子女留守的原因,充分说明农村打工者在城市较低的收入和经济地位是其子女留守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职业因素

  我们的调查显示,70%以上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者主要从事买卖蔬菜、水果、鱼、肉、面食和其他小商品生意。

他们工作时间超长,绝大多数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

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管理和教育孩子是很多农村打工者把子女留在家乡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经营蔬菜者为例。

他们每天早晨4~5点之间离家骑三轮车到批发市场打菜,7点左右就要开始在自由市场卖菜,一般在晚上7、8点收摊,夏天时收摊要更晚。

职业特征和就业状况迫使他们不得不把子女留在老家。

有些打工者的孩子一直留在家乡,有些孩子带到城市后又被迫返乡变成留守儿童。

  一位在朝阳双花园小区卖菜的安徽老乡告诉我们“我有两个孩子。

2001年初时,大孩子放在老家,老二跟着我们在北京。

我们每天凌晨2:

00起床到通州区的八里桥批发市场去打货,由于小孩子没有人看,只得带上,有时背在背上,有时放在车里。

进来菜以后,拉到市场上去卖,小孩就放在菜摊那里照管。

一般卖菜到晚上7:

30以后才收摊。

由于我们想念留在老家的孩子,2001年6月,我们回老家去把大孩子接到北京来住了一个月。

由于我们干活的时间长,孩子经常不能按时吃上饭和睡好觉。

我们苦苦撑了一个月,根本没有办法照顾这两个孩子,只得把两个孩子都送回老家。

送回去的时候,孩子哭得像个小泪人,哭着喊着要跟着来北京,我们也哭。

但是生活所迫,我们不得不出来谋生”。

  谈到自己留在家乡的孩子,一位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经营小餐馆的母亲含着眼泪说“我又何尝不想把女儿带在身边,但是把孩子带在身边谁来照看啊?

!

我们每天从早晨忙到凌晨,像个机器一样不停的转,自己有时都顾不上吃饭,别说照顾孩子了。

有的时候孩子放假来北京,我们也不能陪她玩,她就自己蹲在小店的门口看着过往的行人,有的时候很晚了还有客人,我们不能收摊,女儿困的实在不行了,就在空着的小餐桌上趴着睡着了。

每当看到女儿这可怜的样子,我这当妈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

  在进行父母焦点小组讨论时,很多家长也把子女留守的原因归结为:

“我们工作忙,工作时间长,孩子到了北京根本没有人管”,“我们天天在外打工挣钱,晚上回家时孩子已经睡觉,早晨离家的时候孩子还在睡觉,几天下来有时候跟孩子也说不了几句话。

有时候不知道孩子在做什么。

北京的治安不及家乡好,还是送回老家放心”,“我们也想过要么把孩子接过来,可是再仔细想想又不现实,我们现在都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孩子来了住哪?

到哪里上学?

谁来照顾她?

这无数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让我们感到绝望啊!

”。

  虽然打工者职业影响其子女留守,但不同的职业影响也不同。

一般来讲,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者的职业和经营场所相对稳定,也有自己狭小的独立居住空间,他们比从事雇工的打工者稍微有条件把子女带在身边。

而从事雇工的大多数农村打工者没有自己独立的居住场所,他们工作的流动性较大、不稳定,时间长则半年或几个月换一个工作,时间短则会在一个月内就换几个工作,或者是在几个月内没有找到任何工作。

这些雇工的职业主要包括装修、洗车、开电梯、家政服务和餐饮服务等等。

工作和居住特点使他们更没有条件把子女带到城市,而只能把他们留在家乡。

有一些雇工职业如保姆,虽然有一些已婚保姆的丈夫也在北京打工,由于她们要与雇主生活在一起,夫妻两人实际上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在北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

这种状况也决定了其孩子只能是留守儿童。

  城市打工学校条件差

  访谈中,他们经常听到流动农民把孩子留在老家读书的原因归结为“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学校好”。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流动农民所指的“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好”有两层含义。

一是流动农民所指的北京学校并不是北京的公立学校,而是那些大都没有被政府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

根据我们的调查,北京目前有300多所该类学校,正式注册的学校只有几所,大部分都没有被纳入北京市正规的教育体系。

据统计,这类学校接收了近50%左右的农村打工者子女。

北京市朝阳区有适龄流动儿童少年8万人,约占全市总数的1/3。

其中,在公办中小学借读的学生数为万,在未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有3.5万人。

朝阳区现有打工子弟学校101所,除已批准的两所学校外,其余都未得到合法办学批复。

流动农民视这些坐落于城市里并为他们子女创造了学习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为北京的学校。

  虽然这些学校为农村打工者子女提供了最基本的接受教育机会,但他们却普遍存在着教学管理不规范、教师流动性大和教学质量低的问题。

访谈发现,一些打工者之所以把其随带学龄子女又送回老家变成留守儿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类学校的条件差。

在流动家长小组焦点讨论时,许多家长反映打工子弟学校质量不好,孩子在这些学校读书学到的东西太少,不少老师也没有教师证。

而老家的学校比打工子弟学校正规,教学质量有保证,课程设置也全面。

  一位山东的打工者在儿子读3年级时把他从打工子弟学校转回老家读书,他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老家的学校正规些,教学质量有保证,不像这里的打工学校,孩子跟我们说,他们一学期要换好几个老师,这肯定对孩子的学习有影响。

北京的教育质量不行,但学费很贵。

在这,孩子上小学每学期学费要三百多,老家就二百来块钱,将来孩子参加中考也必须回老家去考,这样,我们两个一合计,就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

那时孩子也懂事了,不用俺娘操多大心”。

  一位在海淀万寿路卖肉的安徽的老乡告诉我们,因为其中一个老乡发现了打工子弟学校的质量问题,很多老乡都把孩子转回老家读书。

他说“我老乡的孩子在北京打工学校读了3年书,每次考试都是成绩很不错。

可送回老家读书时让他做三年级的卷子,他竟平均才考了40多分。

没有办法,老乡只有让孩子再从二年级重新读。

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

本来我和爱人工作太忙,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儿子的学习和生活。

这样考虑了几个月,才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

我们老乡今年夏天因为那个事情的关系,有几个人都把孩子送回了老家”。

  一位在2004年9月份刚刚把女儿从北京送回老家读书的打工者说“女儿上学后就回老家了。

孩子非常不愿意回去,并不是北京条件好,主要是因为想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但我们还是把她送回了老家。

在北京上学的费用太高,而且课本与家乡用的也不一致。

我们家乡也有部分孩子随父母来北京在打工学校上学,但转回老家后,什么也不会,功课跟不上。

北京的教学质量还不如老家好”。

  在城市教育体制没有给农村打工者子女教育留出就学空间的情况下,打工子弟学校为这些孩子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但是,由于这类学校的管理水平低,师资力量薄弱和教学设施落后等等问题,导致了学校的教育质量低下,使很多打工者子女接受着城市的边缘教育,迫使一部分打工者子女不得不把随带子女送回老家变成留守儿童。

在北京,农村打工者子女近一半在这类学校读书。

政府应该加大对这类学校的管理和扶持,把提高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使农村打工者子女也能在城市接收优质的教育。

  流动农民所指的“农村的教育质量比北京好”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指北京和全国其他地区使用的课本和学制不统一,导致一些打工者孩子从北京公立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转回老家读书后跟不上当地学校的教学进度。

全国大部分省份在义务教育阶段使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本,而北京市在义务教育阶段大都使用北京出版社的课本。

北京市除了海淀区外,其他区、县的小学学制是小学6年,初中3年,而被访谈的一些流动农民家乡的小学学制是5年,初中4年。

所以,他们中很多人认为,北京市的课本内容简单,北京小学用6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在家乡5年就能完成的学习。

  一位在海淀区打工但孩子在大兴公立学校读书的老乡说“北京公立学校开的课程和我们老家的不一样,比我们老家的课要浅的多。

以前我们孩子在老家读书时一直占前一、二名,当然在北京也占一、二名。

但是,等孩子再回老家读书,孩子的成绩明显下降,滑到几十名。

说真的,如果不是在北京折腾这一年,说不定我们家孩子都上初中了。

现在想起来我们都有点后悔,是我们不明智的决定,耽误了孩子的学习。

况且将来孩子参加中考还必须回户籍所在地,考试命题也是根据老家的课程设置的,综合各方面因素,我们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

当时下这个决定我们也挺犹豫的,毕竟孩子还小,担心孩子一旦离开我们适应不了,我们也不忍心,但为了孩子的学业我们也只好出此下策”。

  由此可见,由于城市里的打工子弟学校条件差以及城市与农村学校学制与教学内容的差异,迫使一部分打工者子女由流动儿童又变成留守儿童,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增加。

  义务教育的城乡分割

  从制度层面上看,义务教育的城乡分割是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产生的重要因素。

在城乡义务教育分割的制度制约下,流动儿童教育政策设计的偏差与不合理,以及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巨大不平衡,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数量的不断增加。

  1.流动儿童教育政策设计的偏差与不合理

  政府相关部门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重视和关注大致始于九十年中期以后。

一系列政策法规颁布的目的是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积极解决流动儿童少年的就学问题。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体制以及相关的教育政策法规是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相联系,一些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政策规定仍然没有也很难跳出户籍制度的制约,它的某些政策规定和条款不可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而且,它对今天农村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的产生起着催生剂的作用。

  相关政策规定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催生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跟随父母流动权利的限制。

相关政策条款明确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常住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应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外流;

流动儿童少年中凡在户籍所在地有监护条件的,应当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

对携有流动儿童少年者,应查询其户籍所在地有无监护子女上学的条件,公安机关应积极予以配合。

第二,对父母来北京打工不足半年或没有办理暂住证的打工者子女教育权利的限制。

《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指出,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且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的,可以申请在本市中小学借读,接受义务教育。

很明显,很多来北京打工不足半年或者没有办理暂住证的农村打工者,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就学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条件,被排斥在了学校的大门之外,只能回家乡接受教育,变成留守儿童。

第三,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收取费用的不平等。

北京市的相关政策规定,流动儿童少年符合在本市借读条件的,由其父母持户籍所在地乡级人民政府出具的该儿童、少年及其父母的户籍证明、其父母的身份证、在本市的暂住证和外来人员就业证等证明材料向暂住地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或乡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上述主管部门经核准同意后,为其开具“在京借读批准书”。

流动儿童少年可持“在京借读批准书”和原就读学校出具的学籍证明,到暂住地附近学校联系借读,经学校同意后即可入学;

流动儿童少年在本市公办中小学借读,学校可按照有关规定向其收取借读费和相应的杂费。

  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对农村打工者子女的留守决策起着极大作用。

相关政策规定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跟随其父母流动权利和其他方面的制约,没有给农村打工者理性决定其子女是“随带”或“留守”提供自由选择的制度空间。

同时,由于政策中收取“借读费和杂费”的相关规定,给城市部分收取流动儿童的公办学校高收费和多收费提供了政策性的保护,把一些农村打工者子女被排斥在公立学校的大门之外。

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北京市的借读费和杂费标准是:

流动儿童在小学就读的费用是每学期300元,初中每学期500元。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对该政策的执行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城市学校对流动儿童入学收费巧立名目,收取的费用几倍甚至十几倍高于规定的标准,使很多农村打工者对城市学校望而生畏,或者把子女送进打工子弟学校,或者使子女变成留守儿童。

  在朝阳区修鞋的农民老成的故事:

老成来北京打工已经11个年头,他的妻子在距离不是很远的另外一个摊位修鞋。

他的儿子在北京出生,也在北京长大。

2002年时,儿子六岁了,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这可愁坏了老成夫妻,因为他们知道,外地孩子在北京读书要交纳很多的钱。

他们硬着头皮先是到附近的一个公立学校问了问情况。

这一问,可把他吓坏了,学校要求一次性交纳两万元钱才肯接受孩子入学。

老成说,这一笔钱将是他们在外打工5、6年的积蓄,拿不起啊!

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决定等孩子再大一岁就送他回老家读书。

第二年真要送孩子走的时候,他们夫妻又不舍得孩子了,最后把儿子送到了附近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书。

半年后,这所学校搬家了,附近又没有找到这样的学校,再加上老成认为这类学校的质量也不过关,他们一狠心就把儿子送回了老家。

老成说:

“为儿子上学的事情可折腾了我不少钱。

儿子刚刚回老家时他妈不放心,在家里陪了他一个多月,看着儿子习惯后她才回来。

如果北京的学校能少收点费用,我省吃俭用也能交上,怎能舍得把儿子送走呢!

  一位先是把女儿带在北京后来又把她送回老家的打工者告诉我们“为了能让孩子接受到正规学校的良好的教育,我们不惜金钱,想方设法把孩子弄进北京公立学校读书。

当时孩子9岁,读三年级。

后来我们只让孩子在北京上了一年学就把他送回老家了。

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在北京公立学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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