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原文(拉索尔贝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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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拉索尔·贝克
我8岁时便进入了新闻界，那是我母亲的意思。
她希望我自个儿“有所建树”，于是在对我的能力作了冷静的估量后，便认为我若想在竞争中不给落下的话，还是早点起步为好。
母亲早就看出我性格中的不足之处是缺乏“闯劲”。
在我看来，一个最惬意的下午应是躺在收音机前，重读我所喜爱的了不起的小书系列《迪克·特蕾茜遇见史杜基·维拉》。
母亲对无所事事深恶痛绝。
看到我一副悠哉游哉自得其乐的样子，她难以掩饰她的厌恶。
“你一点进取心也没有，像个木头人，”她说道，“到厨房帮多丽丝洗碗碟去。
”
我妹妹多丽丝虽比我小两岁，她那充沛无比的精力足能抵上一打人。
她十分热衷于洗碗、铺床和整理房间。
才7岁，她就能拿着缺了秤的奶酪赶回小杂货店，威胁老板说要告他，然后兴高采烈地带回补足分量的四分之一磅奶酪，老板为求宽恕还另加几盎司。
要不是个女孩，多丽丝一定会有出息。
就因为这一缺憾，她能指望的最好出路无非是当个护士或教师。
在那个时代，一般认为有能力的女性也只能从事那些工作。
这肯定让我的母亲感到沮丧，命运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赋予她女儿进取心，而留给她一个只满足于读读《迪克•特蕾茜遇见史杜基•维拉》的儿子。
尽管失望，然而她却毫不自怨自艾。
不管我愿不愿意，她决心要使我有所出息。
“自助者天助”，她是这么说的，也正是这样想的。
对于困难她很现实。
估量了我这块上帝交给她并让她塑造的“料子”后，对其能否成才她不抱奢望，她从未强求我长大后当美国总统。
50年前，做父母的依然会问儿子长大后想不想当总统。
他们决不是开玩笑，而是相当一本正经。
不少出身贫寒的父母依旧相信他们的儿子能做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就当上了。
我们距林肯只有65年。
我们中间有许多祖父辈的人依然记着林肯时代。
也就是这辈人最爱问你长大后要不要当总统。
作肯定回答的小男孩出乎意料的多，而且他们还当真这么想。
我就被人问过好多次。
我总是回答说，不，我长大了不想当总统。
有一次，别人这么问我时母亲也在场。
一个上了年纪的伯伯提出了这个老话题，当了解到我对总统宝座毫无兴趣后，他问道：
“那么你长大后想干什么？
”
我爱到垃圾堆中翻捡贴着漂亮标签的罐头和空瓶，还喜欢翻阅人家丢弃的杂志。
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可向往的工作马上跳进了我的脑中，“我要当个垃圾工。
”我说道。
老伯伯笑了，而母亲则第一次痛苦地注意到我越来越不成器了。
“你给我有长进点，拉索尔。
”她说。
叫我拉索尔是她不愉快的一个信号。
当她赞成我的想法的时候，总叫我“老弟”。
到我8岁时，母亲认准了让我起步走向成才之道已迫在眉睫。
“老弟，”有一天她说，“我要你今天一放学就回家。
有客人要来，我想让你见见他。
”
那天下午当我冲进屋里的时候，她正在客厅与柯蒂斯出版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交谈。
她介绍了我。
他弯下身子与我握了手。
母亲说，我渴望得到征服商界的机遇。
他问道，这是真的吗？
母亲回答说，我生来就具有一种想出人头地的可贵的信念。
“是的。
”我小声答道。
“可你有没有生意场上获取成功所必需的那种勇气、个性和绝不退缩的意志？
”
母亲说我当然有。
“是的。
”我说道。
他默默地注视着我良久，像是在掂量我是否可以被委以重任，然后就坦率地说开了。
在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之前，他说，他要提醒我，为柯蒂斯出版公司工作对年轻人来说是份很重的担子。
这是美国大公司之一，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出版社。
不用问，我肯定听说过《星期六晚邮报》吧？
岂止是听说？
母亲说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星期六晚邮报》，而我呢，事实上是带着宗教般的虔诚来阅读它的。
那么毫无疑问，他说，我们一定也熟悉刊物天地中的两大支柱：
《妇女家庭杂志》和《乡村绅士》杂志吧。
我们确实知道，母亲说。
能成为《星期六晚邮报》的一名代理在商界堪称最大荣耀，他说道。
他本人便深为自己系这家大公司的一分子而无比自豪。
母亲说他这样想是理所当然的。
他又端详起我来，简直就像是在盘算我是否可以被授勋封爵似的。
末了，问道：
“你靠得住吗？
”
母亲说我诚实到极顶。
“是的。
”我说。
来访者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他告诉我说，我是一个幸运儿。
他欣赏我的胆量。
大多数年轻人视生活如儿戏。
这些人在一生中不会有太多的发展。
只有勤于工作，肯节俭，且能保持脸面整洁、头发光亮的年轻人，方能指望在如今的世道出人头地。
他还问我，是不是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他当然是这样认为的。
”母亲说道。
“是的。
”我说道。
他说他对我留下深刻印象，打算栽培我做柯蒂斯出版公司的一名代理。
他说下周二会有30份新印出的《星期六晚邮报》送到我家门口。
我得把这些油墨尚未干透的杂志装进一个漂亮的布包里，再将包挎到肩上，随后穿街走巷，将这些集新闻、小说以及漫画的精华于一处的最高典范带给美国大众。
那个帆布包他正带在身上，他对其毕恭毕敬。
宛如对待神父穿的十字褡一样，他向我示范如何把背带绕过胸前挂到左肩上，右手便能轻而易举地伸进包内，将这些新闻、小说和漫画的最佳之作迅速取出并销售给大众。
人们的快乐和保障就靠我们这些新闻自由的卫士了。
到了下周二，我从学校跑回家，背上帆布包，把杂志全部装进去，并将身子向左倾斜着以平衡右边臀部上的杂志的重量，就这样我踏上了新闻事业的大道。
我们住在新泽西州的贝利维尔，那是一个位于纽瓦克北部边缘的市郊小镇。
时值1932年，正是大萧条最甚之际。
我父亲两年前去世，遗留给我们的除了几件西尔斯-罗伯克家具外，别无他物。
母亲便带着我和多丽丝投奔她的一个弟弟，也就是我的艾伦舅舅。
到1932年时，艾伦舅舅在事业上已经有所成就。
他在纽瓦克给一个饮料商做推销，每周挣30美金，穿珠灰色鞋罩，带活动衣领，有三套西装；他婚姻美满，肯收留一文不名的亲戚。
满载杂志的我向贝利维尔街走去。
那儿人多，在与联合街交叉的路口有两个加油站、一个小杂货店，还有水果摊、面包房、理发店、苏卡瑞里药房以及一个火车餐车式的小饭馆。
好几个小时下来我没法让自己引人注目，不断地更换位置，从一个角落移至另一个角落，从这个橱窗移到那个橱窗，以做到人人都能看清我那帆布包上《星期六晚邮报》这几个既粗又黑的字样。
一缕夕阳表明晚饭时刻已到，我便走回家去。
“卖了多少份，老弟？
”母亲问道。
“一份都没卖掉。
”
“你去了哪儿？
”
“贝利维尔街和联合街的十字路口。
”
“你都干了些什么？
”
“站在拐角处等着人来买《星期六晚邮报》。
”
“你就只是站在那儿？
”
“一份也没卖掉。
”
“天哪，拉索尔！
”
艾伦舅舅来干预了。
“这事儿我想好久了，”他说，“我正打算定期买《星期六晚邮报》呢。
把我算作一个主顾吧。
”我递给他一本杂志，他付了我一个子儿。
这是我挣的第一个镍币。
然后母亲就向我传授推销员的技巧。
我该去按门铃，与大人们说话既要带着几分自信又要让人爱听，若遭拒绝就要用推销员惯用的口吻告诉对方，不管多穷，家中没有《星期六晚邮报》活得总会不开心。
我告诉母亲说，我已改变了靠做刊物生意发财致富的主意。
“如果你以为我会养个光吃饭不干活的家伙的话，”她答道，“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她叫我第二天一放学就背着帆布包上街去挨家挨户按门铃。
当我抗议说我觉得自己没有推销员的天赋时，她问我是不是想把我的皮带借给她，用它在我的身上抽几下好让我清醒清醒。
我屈服于长辈的意志，心情沉重地踏入新闻界。
母亲和我的这场战斗几乎自我能记事起就开始了。
甚至还在此之前，当我还是北弗吉尼亚的乡下孩子时，母亲因不满父亲清贫的工匠生涯，便已决意不让我长成像他和他的伙伴们那样的人：
手上满是老茧，背上套着工装裤，脑子里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问。
她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生活有着种种丰富的设想。
她之所以把我介绍给《星期六晚邮报》，就是想让我今早摆脱父亲的那种生活。
过着那种生活的人总是带着饭盒日出而作，靠着双手干活直到每一个毛孔都沾满污垢，死后留下的就是那么几件早年邮购来的可怜巴巴的家具。
母亲想象中更好的生活该是有办公桌和白衣领，熨烫笔挺的西装，晚上则该读书以及轻松地谈天，要是可能----假如一个人特别、特别运气，真个发了迹了----年薪应高达五千美金，可以拥有一栋大宅第，一辆带折叠座的毕克汽车，还可以去大西洋城度假。
就这样我背着一袋子杂志又出发了。
我怕那些在可能的买主家门后呲牙吠叫的狗。
按陌生人家的门铃令我胆战心惊，没人应门我便松一口气，有人来了我就惊惶失措。
虽说受过母亲指教，我仍学不会推销员的伶牙俐齿。
人家门一开我就只会问：
“想买《星期六晚邮报》吗”在贝利维尔是很少会有人要的。
这是个有三万人口的小镇，好几个星期我按遍了镇上大多数的门铃，可还是卖不完我那30份杂志。
有几个星期，我连续六天在镇上到处兜揽生意，但到了周一晚上仍然有四五本没有卖掉。
我于是最担心周二早晨的到来，那时门口又会有30本崭新的《星期六晚邮报》。
“最好今晚出去把剩下的杂志卖了。
”母亲往往说道。
于是我通常就站在一个繁忙的路口，那儿的交通灯控制着来自纽瓦克的人流。
红灯亮时，我就站在路边对驾车的人高声叫卖：
“要买《星期六晚邮报》吗？
”
有一个雨夜，车窗都紧闭着，我浑身湿透地回到家，毫无出售记录可以汇报。
我母亲向多丽丝示意道：
“同老弟再去那儿，让他瞧瞧怎样卖掉这些杂志。
”
多丽丝那时才7岁，她兴致勃勃地与我回到了那个街角。
她从袋子里拿出本杂志，红灯一亮就跑到最近的一辆车的车旁，用小拳头敲着紧闭的车窗。
开车人或许还以为有个侏儒要袭击他的车子，吃惊地摇低了车窗探视，多丽丝就塞给他一份《星期六晚邮报》。
“你会需要这杂志的，”她尖着嗓子说道，“只花你五分钱。
”
她的推销令人无法回拒。
灯光换了不到五六次，她已把杂志都卖完了。
我并不觉得丢脸，相反我高兴极了，打算请她一次客。
把她带到贝利维尔街的蔬菜店后，我花了五分钱买了三个苹果，给了他一个。
“你不该乱花钱。
”她说。
“吃你的苹果吧。
”我自己咬了一口说道。
“你不该饭前吃东西，”她说，“你吃饭会没胃口的。
”
那晚回家后，她负责地汇报了我浪费五分钱的事。
我不但没受到斥责，还让母亲在背上拍了一下以示嘉奖，因为我还算聪明，买了水果而不是糖果。
母亲又从她取之不尽的格言库里取出一条教导多丽丝：
“每天一个苹果，便与大夫无缘。
”
到我10岁时我已记住了母亲所有的座右铭。
要是过了上床时间我还不愿睡觉，我知道母亲就会说：
“睡得早，起得早，富裕，聪明，身体好。
”要是抱怨早晨起得早的话，我保证她准会说：
“早起的鸟儿觅得到食。
”
我最讨厌的一条是“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每当我呜咽地说我已按过镇上的每一个门铃，肯定那星期贝利维尔不可能再有一个买主了，她便重新发出号令，让我回到毫无指望的挣扎中去。
听完我的解释后，她会递给我那个帆布包，说：
“一次不行两次……”
自干上那份活的第一天起，若不是她坚持的话，我早就撒手不干了。
三年下来母亲终于下断语说，要我在生意场上有出息是没指望的了，因此就开始为我留意竞争激烈程度略低的行当来。
在我11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我带回家一篇小作文，写的是我的暑假生活，老师给批了个A。
母亲以她教师的眼光读了这篇作文，赞同说这是篇七年级高才生写得出的散文，并夸奖了我。
当时对这事没再多说，然而一个新的念头却在母亲心里萌生了。
晚饭吃到一半时，她突然打断了话题。
“老弟，”她说，“大概你可以当个作家。
”
这个想法正中我的下怀。
我从没遇见过作家，以前不曾有过写作的念头，对于怎样能当上作家也一无所知。
但我爱读故事，而且觉得编故事一定和读故事一样的有趣。
但最要紧的，也就是真正让我心花怒放的，却是作家生涯的轻松自在。
作家不用步履艰难地背着包沿街叫卖，既要防御恶狗，又要遭到粗鲁的陌生人的拒绝。
作家不必去按人家的门铃。
凭我的理解，作家所干的甚至算不上是工作。
我陶醉了。
作家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取心。
这事我对谁都没敢说，怕在学校里叫人笑话，但我已暗自决心长大后当一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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