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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想到这个名字，我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马寅初先生一生经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代，前后跨越整整一个世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抗日时期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的淋漓尽致揭露和猛烈抨击；
第二件事是1957年之后，面对声势浩大的围剿批判，所表现出的威武不屈和大义凛然。
抗日时期，马寅初先生身居重庆，一不做官，二不发财，潜心学问，寻求救国之道。
他在对学生军人讲演中，在文章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而再再而三地痛斥发国难财的人。
一针见血地指出，抗日是“下等人”出力；
“中等人”出钱；
“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从中牟利发国难财；
而“上上等人”利用他们的权势，趁火打劫大发超级国难财。
他愤怒地指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
他大声疾呼要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强烈要求就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开始实行，并把矛头直指蒋介石，要求蒋“大义灭亲”。
马寅初先生的声音当时被称为山城的“狮子吼”。
这是何等的胆略，何等的气魄！
蒋介石政权软硬兼施，威迫利诱，跟踪恫吓，幽禁软囚，甚至投入息烽集中营和上饶集中营。
最终蒋介石还是没有敢杀他。
第二件事，建国以后，马寅初先生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政议政，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他的“大小团团转”理论和“新人口论”。
我粗浅地理解，所谓团团转大概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综合平衡；
而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已经严峻地摆在面前，其实毛泽东也多次谈及。
但不幸的是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与毛泽东的“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发生冲突。
1958年以后，报纸、杂志、大字报，各种会议对马寅初先生进行了长时期的围攻。
中央有人劝说马老先生“写个检讨，认个错”，似乎这样还可以保住全国人大常委和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最难能可贵的是，为维护学术尊严，为国家长远利益，马老拒绝检讨，从而丢了各种职务。
直到1979年，马老得到平反。
这时的马老已经下身瘫痪，进入耄耊之年。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尽人皆知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发展现代化的巨大包袱。
几十年间,马老经历了挨批、被免职和轰动一时的平反,面对大起大落，马老心如止水般平静。
马老1882年生于浙江嵊县，一生坎坷奔波的马老居然整整活了100岁，我想这也和他的胸怀博大密不可分罢。
就在读完《马寅初全传》，意犹未尽的时候，女儿又给我推荐了《报人风骨•徐铸成传》。
马寅初和徐铸成，本是两代人，分别出生于1882年和1907年，一位是浙江人一位是江苏人，所从事的专业各不相同，但“风骨”二字却把他们二人乃至那一代许多学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徐铸成三个字，几十年前在有关现代文学资料里见过，印象不深，只记得是一位报人。
读了李伟先生这本书，深为徐铸成先生的精神打动。
确切说，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一个世纪以来，报人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徐铸成先生最感人的是三次创办《文汇报》。
1937年上海失守，租界变成“孤岛”，《文汇报》就是在这夹缝中顶着炮火诞生的，他们面临的是日本人的手榴弹袭击，国民党C•C系和宋子文、孔详熙的金钱收买，英国人的拆台，他们在腥风血雨中屹立了17个月，对于一个文人是多么的不容易。
虽然它只存在了17个月，却向世人宣布：
“人心没有死，中国不会亡！
”徐铸成重返《文汇报》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他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反对内战，如实报道揭露“下关事件”、“5•20惨案”等政治事件，成为蒋管区的一盏进步明灯。
报人的这种信守，随时面临的是死亡威胁。
他巧妙地冲出软禁到了香港，第二次在香港恢复《文汇报》，坚守这块阵地，直至被我党转移到解放区。
第三次创办《文汇报》的悲惨结局，是尽人杰知的，换来的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
之后的22年间，过的什么日子是可以想象的，但徐铸成先生活了过来，而且活得那么坦然。
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徐先生历经劫难后，以85岁高龄猝然去世，无疾而终。
两本关于著名学人的传记读完了，在我脑海里深深烙下“风骨”二字，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二字的深层含义，我翻开《辞源》求证。
对“风骨”的解释是“品格，骨气”，对“骨气”的解释是“谓有执守，不随俗”。
我几乎有些失望，好像这解释很不解渴。
这就是我自己的可笑了，《辞源》怎么能像我那么感情用事呢？
学人风骨之二•
坚守与开拓
——读梁思成、林徽因
林徽因的名字，前几年一度倍受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那位著名的浪漫诗人徐志摩有关。
林徽因“她总是被与别人捆绑在一起，作为徐志摩的热恋闪闪烁烁地让今人猜测无限。
于是，什么杰出的女建筑家，独特的女诗人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诗人徐志摩……”（张清平著《林徽因》序）。
这篇序是作家张洁写的，对这段话我我非常有同感,我作为一名建筑师，甚至感到很悲哀。
我不怀疑有关徐志摩那段故事的存在，更不是反对学者大师有自己的感情生活。
只是认为，对于林徽因先生，更应关注的，是她和梁思成先生对于我国建筑事业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以及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所表现出来那种超乎常人的坚忍精神，这才是真实的林徽因最闪光之处。
我从选择了建筑学专业，就开始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响亮的名字，但最初只知道他们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鼻祖、泰斗，在建筑界最有影响的是“北梁（思成）南杨（廷宝）”，但对他们没有太多具体的了解。
我有幸见过梁先生一面，那是在北京毕业实习时辅导老师刘振亚先生带我们几个同学去的。
那时林先生早已去世，我的老师是梁先生的弟子，我自然就是梁先生的徒孙了。
几十年过去，印象有些淡薄了，只记得当时他还是骑着自行车回家的，对我们几个晚辈很平易近人。
换了今天如果有这样机会，我们肯定会提出一大堆问题请教，好好聆听先生的教诲。
现在想了解这两位大师，只有靠书本了。
前一段时间读了《梁思成的山河岁月》（林与舟著）等四部关于梁林二位先生的书籍，使我再一次有机会窥见大师的崇高境界和独特的精神风貌。
美国现代建筑大师莱特，留下不朽的作品考夫曼（流水）别墅；
美籍华人贝聿明大师的肯尼迪纪念馆为世人传颂；
而梁先生虽然留给我们的作品并不是尽人皆知，但他为我国建筑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却是几座经典建筑作品无法比拟的。
梁思成先生是清末著名维新领袖梁启超的长子，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当他系统学习了西方建筑历史后，感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建筑历史，他说，“我在学习西方建筑史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我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怎么能没有建筑史？
”我理解，这里所说的“史”不是历史的史，而是“史籍”的史。
这样一个念头，使梁思成走上探寻祖国建筑瑰宝的艰辛之路。
开始用现代科学手段测绘遗存下来的古建筑，总结几千年中国建筑历史，一生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建筑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夫妇在调查测绘中国古建筑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
1931年梁思成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为揭开中国古建筑之迷的艰苦跋涉之路程。
在六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奔波于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考察测绘了大量频临毁坏的古建筑。
当时的情况是军阀割据，土匪横行，交通落后，霍乱肆虐，随时都面临生命危险。
不要忘记，梁林二位出身名门，自幼生活条件是多么的优越。
为了事业，他们承载了多么大的落差，在崎岖的山路坐的是颠波摇晃的驴车；
在偏僻农村睡的是与虱子、跳蚤为伍的土炕；
他们爬上几十米高摇摇欲坠的古塔，他们的感觉不是苦，而是兴奋。
当今建筑业的学子们，你们可曾知道，中国建筑史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批古建筑，在以后几十年间，或由于年久失修，或由于频繁的战乱，或由于要砸碎一个旧世界的狂躁，有许多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一代宗师为民族为后人抢救下多么宝贵的资料！
几十年后，我坐在明亮教室，听老师讲授中国建筑史，并不知道前辈付出的艰辛，所以也并没有十分珍惜这门学问，现在想起来确实很对不起学界前辈。
凑巧的是，给我们讲授建筑史的林宣教授，恰恰就是林徽因的堂弟。
世界太小，有些事情实在不可思议，由于“文革”的耽误，林宣的职称60年代仍是副教授，拨乱反正后林宣已经是一位老人，为了摘掉头上那个“副”字所撰写的论文，按程序要经过其他教授专家评审，据说审这篇论文的恰恰是当年那位浪漫诗人的表弟。
我听到的是林宣论文得到的评价让人很愤愤不平。
但愿这仅仅是道听途说罢。
对北方地区古建筑的考察，是在日本侵华越演越烈，炮声隆隆的背景下坚持进行的。
而当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半个中国，梁林先生避居昆明时，跋涉数千里对川康地区古建筑的考察，是在日军飞机轰炸频繁的环境下进行的。
据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介绍，梁、林夫妇和营造学社同仁前后踏遍全国15个省份的200个县，实地考察研究了2000座古建筑。
在四川李庄，林先生罹患肺结核，生活异常困难，是躺在病榻对古建筑进行研究。
解放后，林徽因设计国徽时，已经有两片肺叶成为空洞。
梁思成先生为保护古建筑所作出的努力和抗争是尽人皆知的，早在抗战时期，梁先生编写了沦陷区文物建筑表，发给当时在轰炸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
1948年北京围城之时，著名学者张奚若先生带着解放军拜访梁先生，又是梁先生为我军围城部队提供北京应重点保护的古建筑分布图，以备攻城时保护之用。
梁先生对共产党如此重视保护文物十分惊喜，又组织建筑系教师突击编制《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为在解放战争中保护古建筑提供依据。
另外，梁先生对于保护日本古建筑所做的巨大贡献，则很少为世人所知。
二战后期,他告诉美国军方，希望为全人类留下奈良和京都两座古城。
战后，一位日本古建筑学者说，“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
”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对保护文物是重视的，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保护文物古迹的电文指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顺便说一句，每当回顾这段历史，总要想到另一位历史人物傅作义先生，他的明智之举，成全了北京的和平解放，避免了这座中华民族瑰宝之城免受炮火的摧残。
在另一份材料中，我还看到一个情节，解放西安时，上级部队有过指示，攻城不准使用大炮。
真是万幸，西安那可是13代古都啊！
明城墙、钟鼓楼、城隍庙等一批古建筑遗产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北京的一段段城墙、一座座城楼和牌楼遭到厄运，拆的拆，毁的毁，几乎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些建筑群。
为此，梁先生奔走呼号、据理抗争。
但这次，他反对的是时代主流，挑战的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
因而他的努力收效甚微，他痛苦，痛哭，用他自己的话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
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早些年听到一则传说，北京拆除某一座牌楼时，惟恐梁先生阻拦，中央刻意调虎离山，让梁先生出差，等梁先生返京发现又一座文物被毁，大哭了一场。
情节的真假已没意义去核实，但起码有三点是真实的：
第一，当时当权者对北京古建筑的保护意识很淡；
第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梁先生交锋多年，碍于梁先生在学术界的威望，有时也得做些让步和规避；
第三，梁先生对民族文化遗产视若生命。
梁林二位先生是我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奠基人。
众所周知，享誉国内外的清华建筑系，是梁先生创办的，时间是在抗战胜利后。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建筑系是原东北大学建筑系。
这个建筑系，1956年院校调整时，迁到西安，与西北大学、青岛工学院、苏南工专等四个建筑系合并为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第一任系主任就是梁林先生东北大学的学生刘鸿典教授。
这个建筑系的命运多舛，似乎和它的创始人一样，在“以钢为纲”的年代，国内少有的专门的建筑学院一度被改为冶金学院，在建筑界名落逊山。
但在师生胸中，那压抑已久的对建筑事业的挚爱，在改革开放之初迸发了，80年代在国际设计竞赛中异军突起，接连取得非常惊人的成绩，当然这是后话。
梁先生的治学精神，梁先生的那份坚守，还是通过他的学生一代代传了下来。
这第一个建筑系，是1929年梁林二位先生应张学良之邀到沈阳创办的，当时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林徽因形容说，“一到晚上经常有土匪出没（当地人称为胡子），……这种时候我们都不敢打开灯，听着他们的马队在屋外奔驰而过，那气氛真是紧张。
”老一代学人，为了事业所做的奋斗，所付出的代价，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我说，凡是中国国产建筑师，无论哪个学校毕业，无论是否见过梁先生，都是梁先生直接或间接的弟子。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他们的精神将永垂建筑史，他们的精神是什么？
他们坚守的是信念，是事业，是民族优秀的文化，开拓的是科学的建筑教育，是现代建筑创作道路。
今天我们走在他们用血汗铺砌的大道上，应该更多地继续老一代建筑大师的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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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风骨系列之三&
从容淡泊
——读钱三强、何泽慧
在我国近现代，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那就是钱氏家族。
被称为科学界的“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就在其中。
有意思的是这三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分别出生与1911、1912、1913年，至于辈份以及血缘远近就不清楚了；
同时他们当中一位被尊为中国“导弹之父”，一位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过去知道在“五四”时期有一位学者叫钱玄同，现在才知道那就是钱三强的父亲。
此外，著名外交家钱其琛、作家钱钟书、水利专家钱正英也都出自这个家族。
他们的祖先就是“五代十国”时期钱武肃王钱鏐之后。
这种奇迹，我相信不仅在中国，在其它国家民族也是罕见的。
至于为什么会在一个家族里集中出现这么多人才精英，起作用的是是血统，是基因，还是千古代代相传的家训？
那就不是我能够研究的事情了。
读《钱三强与何泽慧》（祁淑英著），在感慨于他们辉煌一生和巨大贡献的同时，我一直品味着他们对待生活的从容淡泊。
钱三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和清华大学，1937年开始留学法国，在法国的11年，曾经在居里夫妇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何泽慧与钱三强有类似家族背景和经历，同一时期她先是在德国，而后到法国与钱三强一起在居里夫妇身边从事核物理研究。
1946-1947年他们发现并公布了关于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及其机制理论，引起世界科学界高度重视，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就在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们牢记钱玄同先生“学以致用，报效祖国”的教诲，1948年从容地登上驶往祖国的轮船。
解放后，钱氏夫妇受命组建近代物理研究所。
当时中国核物理实验技术只相当国际上20世纪40年代水平，他们激励大家奋起直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取得惊人的进展，先后建成重水反应堆、回旋加速器。
在苏联毁约，撤走专家的条件下，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然而，原子弹第一大功臣却受到“极左”路线迫害，钱三强被派往河南农村参加“四清”。
现在看来，这件事似乎十分滑稽，十分荒唐，很有点“卸磨杀驴”的味道，但在那个年代却丝毫不奇怪。
就在原子弹爆炸后第三天，他从容地踏上开往河南的硬座车厢。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我们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但这时为原子弹呕心沥血的两位世界级科学家已经变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
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每次批斗何泽慧，“她总是潇潇洒洒地走上台去，胜似闲庭信步。
”我深信这是真实的，他们对待一切荣辱，都是那么从容。
1969年他们两位又被敲锣打鼓送上西去列车，发配到陕西郃阳“五七干校”。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二位自幼的优越生活条件，以及在欧洲11年的洋面包生活，不是一般家庭可以同日而语的，而在渭河故道他们住的是荒山野岭毛草房，睡的是土坯炕，听的是饿狼嚎叫，吃的是小米干饭，干的是繁重农活。
以事业为生命的科学家，告别核科学，心情当然是沉重的，但他们不放纵自己的感情，他们感叹西北荒原的沧桑和悲壮之美，把这一切看做是小憩与静养。
直到钱三强昏倒在打谷场上。
1992年伟大的核物理学家、原子弹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从容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2005、2007年温家宝总理两次到中关村14号楼看望何泽慧院士，坐在那狭窄的客厅，再一次提出给老人家换房子，何老的女儿说：
“父母从1955年起，就住进这套房子里，迄今已逾半个世纪，这里有好多记忆。
温总理说：
“这里留下了记忆，也留下了精神。
是的，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一生大起大落，每一个关键时刻，无论面对的是荣誉，还是灾难，都是那么从容，这里面就是有一种精神。
一种以事业为重的精神。
一种淡泊名利的精神。
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他们才能具有那么宽广的胸怀，才能从容地面对一切。
这是我们活着的知识分子应该认真思考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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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风骨系列之四&
爱国心之痛
——读马思聪
像喜欢文学艺术一样，我也喜欢音乐，不过不太懂。
马思聪先生的小提琴独奏我是听过的，那是1959年在西安，50年过去，我只记得是在北大街五&
四剧场。
这个剧场观众厅只有单层，没有楼座，座位还是那种长条椅子，五个座位连在一起的。
当时西安市有几处更豪华的演出场所，像人大会堂，人民剧院等，为什么选择五&
四剧场呢，当时听说因为这个剧场的音响效果最好。
就像几十年后我在海口听过盛中国的音乐会一样，不是很懂，除去觉得很动人之外，也说不出水平高在哪里。
那时误认为，《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是马先生作曲，以后才知道，是陈钢与何占豪的作品，而《思乡曲》是马思聪的代表作之一，我却把小提琴曲《梁祝》安到这位大师头上，张冠李戴了
文革中听说马思聪先生跑到国外，几十年后又听说他客死他乡，我虽然是经历了文革的，可以想象那样一位名人会受到什么样的迫害折磨，但并不十分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读了叶永烈的《马思聪传》，让我进一步理解了马思聪，而且我自己的心痛久久不能平静。
马思聪先生1912年生于广东海丰，13岁随长兄去法国学习小提琴和作曲，19岁学成回国，青年时代他已经是享誉海内外的音乐家，1949年以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别的不讲，看了这部传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爱国情怀。
1948年马先生在广东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一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登门拜访马先生，寒喧过后，大使说：
“如果你愿意把美国作为你的第二祖国，只要你说一声，我马上就可以把你和你的家属送到美国。
美国的大学，乐于聘请你为教授……”马先生回答得十分巧妙：
“我的法语很流利，可是英语讲不好。
”以此回绝了去美国的邀请。
没过多久，美国驻广州新闻处处长纽顿再一次登门，向马先生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请他到美国去。
这回马先生，拿起小提琴拉了一曲《思乡曲》作为回答，这真是一位艺术家的表达方式。
马先生思想进步，在广州呆不下去，躲到香港，1949年还是被乔冠华他们辗转送到解放区，迎来了盼望几十年的新中国。
马先生的选择再明白不过了,谁能说他不爱国？
他不仅是爱国的，而且爱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然而，最后却冒死乘一叶小舟，偷渡香港。
当时那种恐惧、无助、悲伤是可以想象的。
六十岁以后，我最喜欢读的书是传记，特别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传。
这里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学人，指的是20世纪初前后出生的那批人。
他们经历了民国、抗战、新中国几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
从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脱胎，那时的读书人本来就少得可怜，现在能活过来的已经为数不多，活着的也已经八、九十以至一百来岁，或坐在轮椅上，或躺在病床上，行动自如头脑清醒的寥寥无几。
他们活在世上就是国宝级人物，名声特大的那几位，逢年过节国家领导人说不定还要到医院去看望一下。
有的时候电视采访镜头还会光顾到这些人，每见到他们或提起他们，我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从他们身上有学不完的东西。
你要问我他们的精神里面最可贵的是什么，我说首先是他们的爱国精神，爱国情怀。
现在你说谁爱国谁不爱国，确实很难界定，也很少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去衡量人和事。
几十年前可不一样，在那个灾难深重的时期，每个历史转折，每年，甚至每天都面临爱国不爱国，爱到什么程度的选择。
20世纪初面临推翻清王朝的抉择，现在也不能说那时的“遗老遗少”就是不爱国，只有“驱逐鞑虏”是爱国；
5.4运动的发端与国权有关，可是当时有一些学者从维护传统文化角度出发，不十分支持，也不能下结论他们不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不爱国的；
但是日本侵华，对当时每个人爱国与否可是硬碰硬的考验，到任何时候都可以肯定地说，汉奸是卖国的，抗日是爱国的。
华北沦陷，多少知识分子万里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到后方去，无论是到西南还是辗转到陕北，毫无疑问都是爱国的。
解放战争炮声中，一批知识分子学者去了台湾或美国，现在也开始客观地看待，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冠以反动的帽子。
爱国不爱国区别在哪里，面对异族侵略那是再明显不过了，除此而外我说他们的爱国情怀，主要是把国家民族强大富强当作己任，用自己的知识和奋斗振兴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包括经济上和文化上。
1949年，老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正值壮年，学有成就，蒋介石也知道这些精英对一个政权是有用的，安排了许多次飞机专门到北京接他们去台湾，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是和胡适先生被用同一架飞机接到了南京，胡去了台湾，陈留在了国内。
当时的许多学者都面临去和留的选择。
老舍先生1949年正在美国讲学，他毅然回国了；
钱学森在美国已是著名科学家，他克服诸多障碍回国了；
钱三强1948年回国，国民党政府留他在南京，他还是坚决到北京，几十年为新中国两弹作出杰出贡献。
有人会说，几十年后他们一定后悔了。
我读了几十部传记，还没发现哪一位后悔，就像马思聪这样文革偷渡出去，晚年客居美国，他朝思暮想的是回国，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祖国，一首深沉的《思乡曲》伴陪音乐家走完痛苦的晚年。
一份材料显示，近30年出国留学的达到139万多人，至今回来的不足39万。
我一直认为出国留学是好事，不回来也不一定就是不爱国。
不过当今有识之士常议论信仰危机，到底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价值观？
用什么填补信仰危机的空白？
我觉得，让每个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不现实的，大力推广一种宗教也是不可能的，最现实的还是培养一代人的爱国感情是最重要的，最现实的。
从孩子，从青少年时代就提倡人活着要有些信仰，要对社会有一定的责任感，只有把国家搞强大、富裕起来，这样生活才有意义，每个人、每个家庭才能越过越好。
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就是近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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