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体系的结构问题的讨论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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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一高七偏”的金融结构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金融业得到了长足发展,金融资产总量已今非昔比,但金融结构仍存在明显不合理或扭曲的症状,其主要特征可以“一高七偏”来概括。

“一高”即金融相关率大大提高。

我国的金融相关率,1978年为95.2%,2000年为225%,22年增长了129.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5.9个百分点。

尽管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1988年）的326%、392%、294%和254%相比还有差距,但与巴西和印度（1988年）的175%和114%相比,已明显居高。

所谓“七偏”,一是非金融机构（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融资结构偏间接融资。

我国非金融机构（居民、企业和政府）国内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1981年为1.68:

98.32,2000年为26:

74.尽管直接融资的比重大大提高,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属偏低。

其他国家或地区非金融机构直接融资的比重平均值为56%,最高为80.8%（马来西亚）,最低为34%（印度尼西亚）,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分别为78%、41.0%、42.5%和48.1%。

二是金融机构的类型结构偏商业银行机构。

从证券市场和银行金融资产结构看,1993年证券资产占总金融资产（证券资产十银行资产）的比例为13.5%,截至2000年6月上升为23.8%,也仍比其他各国（地区）1993年56%的平均水平低32.2个百分点。

至于我国购买保险的支出,2000年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9%,1999年更仅占1.63%,与英国的13.35%及香港的4.72%比较,明显偏低。

这表明,在我国金融机构体系中,商业银行占有突出地位。

从国际比较看,美国的传统银行业正以不同的方式萎缩,30年前,银行业在美国经济中占金融资产总额的50%,目前已经收缩到25%,而且这种萎缩还在继续。

三是银行市场结构偏大银行垄断。

到2000年底,我国有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88家城市商业银行、2057家城市信用社、39333家农村信用社、239家信托投资公司和69家财务公司。

截至2001年12月,国家银行的存款占上述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73.4%,贷款占上述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76.9%。

而且,一段时期以来,还出现了中小金融机构整体信誉受影响、存款向国有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下降的趋势。

从国际比较看,经过90年代银行间的并购风潮,美国银行业的集中程度大大提高,其前100家大银行在资产方面的份额也才70%。

由此可见,我国银行业的集中程度在世界上是多么独特。

四是银行所有制结构偏国有银行。

我国3家政策银行和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总银行资产的83.4%,在国际上只有印度超过这个比例。

如果考虑到其他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国有成份,我国国有银行所占比例实际上还要大得多。

据世界银行2001年上半年发表的一个报告,该行对100多个国家的金融业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方（即国有）银行数量大幅度减少,减少最多的是那些高收入国家。

与此同时,大约占世界人口40%的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银行资产仍为政府所有。

国有银行占银行业资产75%一100%的国家有印度、中国、伊朗、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等。

而沙特和大部分海湾国家的国有银行已大幅减少,现仅占10%。

突尼斯、摩洛哥和大部分南美国家的国有银行也已减少到了10%~25%,埃及、巴基斯坦、巴西和俄罗斯减少到了50%~70%。

五是银行贷款类型结构偏企业生产经营贷款。

截至1999年,我国银行业一直偏重企业生产经营贷款,而忽略居民消费贷款,后者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还不到2%。

而美国银行消费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份额在50%以上,日本银行在20%以上。

2000年情况有所改变,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住房、教育和消费贷款为人民币2347亿元,占其新增贷款的29.7%。

六是银行贷款对象结构偏国有大型企业贷款。

据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底组织全国15个省市对包括工、农、中、建在内的7家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抽样调查,对非国有经济贷款仅占全部贷款余额的42%,对国有经济的贷款占58%。

2000年情况有所改变,对非国有经济贷款的比例上升到48%,较1999年增长了2%。

但与非国有经济在工业增加值中占70%以上、提供着90%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支撑着8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相对照,其贷款仍是偏重国有企业的。

七是金融区域结构偏大中城市。

1996年底,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后,农业银行逐步向大中城市收缩、集中,留下农村信用社经营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

而农村信用社却是严重先天不足:

不良贷款比例居高不下,亏损社、资不抵债社、高风险社量大面宽。

这就决定了农村金融的严重落后,使本来就很少的农村资金流向城市。

这从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比仅为69%而其他金融机构的存贷比为84%（1999年数）即可见一斑。

据统计,2000年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两项之和为10949.77亿元,仅占总贷款余额123804.35亿元的11%。

这与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8%,乡镇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0%,显然是极不相称的。

（二）结构性扭曲的低效能效应不合理或扭曲的金融结构,必然造成金融体系的低效能。

我国金融体系的低效能主要体现在以下8种现象上。

一是个人和企业“借钱难”与“投钱难”同时存在。

例如,据有关方面调查反映,广东惠州、佛山、肇庆、江门等市中小企业目前银行融资的渠道很窄,“求贷无门”,“融资难”成为其发展的最大障碍,珠海市佳讯实业有限公司近年来订单充足,但由于流动资金无法及时到位,仅1999年放弃的订单就有600万元,约占当年销售额的1/3.而另据调查,2000年6月,仅浙江温州、台州就有450亿元民间资金找不到投资方向。

二是较多年份国内投资小于国内储蓄。

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在1980~1997年总共18年间,我国国内储蓄减国内投资的实际缺口有13年出现正值,其中最高的1997年名义缺口为2745亿元,实际缺口为898.5亿元,占GDP3.01个百分点。

这表明,我国国内储蓄并没有完全用于本国经济建设,正缺口所代表的实际资源以贸易顺差的形势流往了境外。

正如王小鲁、樊纲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一书中所指出的:

“中国的储蓄一投资缺口经济为正值,对外贸易则相应地处于顺差状态,外国净储蓄实际上为负数,这意味着本国业已十分稀缺的实际资源没有用于满足经济建设的迫切需求,而是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供别国使用。

这种现象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速度很快且资金严重短缺的大国确实令人费解”。

三是外资进入和内资外逃同时存在。

我国每年究竟有多少资本外逃,一直没有统一的统计口径。

但历次外汇大检查都发现了大量逃、骗汇行为,仅1998年就查出100多亿美元。

有关专家分别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对我国1997~1999年的资本外逃进行了测算。

结果显示:

按直接法测算,1997~1999年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分别为128、233和122亿美元,3年合计为483亿美元;

按间接法测算,分别为141、317和130亿美元,合计为588亿美元。

大量资本外逃毫无疑问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国家付出高额的机会成本借贷外资,这边却不断有巨额资金流出并消失在国外。

而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资本市场缺乏效率。

四是不同行业和地区企业的资金利税率相差迥异。

据统计,1993-1995年在我国39个行业中,资金利税率最高的烟草行业为67.69%,最低的煤气生产和供应业为-0.8%,极差达68.49个百分点;

资金利润率最高的烟草行业为10.9%,最低的煤气生产和供应业为-2.21%,极差达13.11个百分点。

不同地区企业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差别。

这表明,配置在不同行业和地区的资金的边际收益是极其不均等的,同时也表明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效能是极差的。

五是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贷款对象的国有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每况愈下。

据统计,国有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1978年为24.2%,1999年为6.39%,1999年比1978年下降了17.81个百分点,其中1995、1996、1997和1998年还低于贷款年名义利率。

六是作为银行主体的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积累了太多的不良贷款。

据官方确认,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划拨了1.3万亿的不良贷款到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而使不良贷款下降10%之后,截至2001年9月末,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1.8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6.62%。

其中,实际已形成的损失约占全部贷款的7%左右。

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仍是相当高的。

例如,日本1998年1月12日公布的全国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为76万亿日元,占贷款总额的12.28%;

美国截至1997年底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商业银行和储贷机构全部不良贷款（逾期30天以上和呆滞贷款）占总贷款比例为2.27%;

韩国官方1997年11月初公布其银行业约有呆、坏帐510亿美元,占总贷款16%左右,其中坏帐（损失）平均占总贷款约1.6%;

泰国官方1996年报告的不良资产比例为9.8%,而据亚行官方透露,1998年这一比例可能达到18%左右;

印尼官方1996年公布的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为8.8%,其中次级贷款占2.6%,可疑贷款占3.3%,坏帐占2.9%;

新加坡六大银行次级、可疑和损失三个等级的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3%,均大大低于我国的水平。

国外观察家正是据此而断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破产。

七是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给投资者的回报很低。

美国《财富》杂志2000年第8期刊登了美国市值最高的10家公司,同期中国一家权威机构公布中国10大上市公司,两相对比,在核心盈利能力指标——资产回报率上,存在惊人差距:

中美上市公司业绩差距最高达300%。

按利润表给出的数据计算,中国上市公司在资产回报率上落后于美国同行6.73个百分点,或62%;

若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衡量,中国上市公司落后于美国同行6.92个百分点,或64%;

假如按33%所得税率计算（这是全面落实国民待遇的需要）,中国上市公司在资产回报率方面落后于美国同行的程度则高达7.66个百分点,或71%,或不及人家的1/3.由于受“圈钱动机”的驱使,我国上市公司给投资者的回报很低。

1999年年报,不分红的上市公司达60%,上市以来从未分过现金红利的占20%;

2000年中报进行分配的公司有53家。

占所有公司的比例为5.15%;

2001年中报推出分配方案的公司75家（包括转增股本）,占所有公布中报公司的比重为6.52%。

在投资回报率普遍低下的情况下,股市对投资者只有投机的价值,没有投资的价值;

对上市公司也只有“圈钱”的功能,而没有“增值”的功能。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上已经有一批实际上被掏空了的上市公司,在近期还会有一些掏空了的上市公司暴露出来”。

八是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很低。

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大约7万多项专利技术,3万多项省级以上的科研成果,但转化成商品并形成规模效益的仅占10%~15%,大大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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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60%~80%的转化水平。

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

例如,我国目前创业投资的资金量大约只有25亿元人民币,只能维持24个创业企业。

而资金投入少的主要原因又在于缺乏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