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谈中国人口变迁的若干问题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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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研究西汉也好，其他时期也好，主要依靠的数据是当时的户口资料。
但是因为当时户口登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赋税和劳役，所以统治者关心的重点是那些能够承担赋税劳役的人，不可能包括全部人口，所以户口数字基本上不符合实际人口数字，有时与实际人口的差距非常大。
那么你怎么能简单地根据这些数据复原出、重新构造出整个中国人口的变化？
但我总是希望能够做下去，关键是如何突破这个难题。
承担这个课题后，到1988年完成了一本《中国人口发展史》。
因为人口史涉及的问题太多，所以从1988年起我先选择从人口迁移的研究入手，与合作者一起在1997年完成了6卷本的《中国移民史》，此前还出版了一本《简明中国移民史》。
完成了这些以后，又回过头来搞中国人口史，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人口史。
我们的“新发现”为什么曾经不被承认
1985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作访问学者。
此前我就知道何炳棣教授《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出版于1959年，很重要，但当时在国内就找不到。
在哈佛看到了以后，我发现，国内1980年代称为“新发现”的研究成果实际只是重复他已经作出的结论，还没达到他当年的水平，至少落后20年。
研究水平不是你自己关起门来说的，要与国际上作比较。
像明清时的“丁”基本不等于实际人口，历代户口数大多只是赋税额度，而不是实际人口数字，这在西方汉学界已成定论，我们国内却还在浪费时间重复讨论。
在哈佛大学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一位美国教授说中国人的论文根本不用看。
这个人之所以如此狂妄，就是因为中国人在学术上不争气。
在好多领域，我们的确没有什么成果，有的成果也得不到人家的承认。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次经历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写一本像样的中国人口史。
对中国人口状况的正确估价，是了解中国历史及现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在做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时候，发现在中国人口史方面没有任何中文的专著，外文里也只有一些论文或其中某一阶段的专著。
当时正好有人口普查，看到一些文章也讲到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变化，也引用一些人口数据，稍一查就发现这些数字很不可靠，根本没有经过基本的研究。
所以从学术上讲，我觉得人口史研究有它的必要性。
这些年来，国内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成果，已有几部中国人口史问世。
当然，不能说我们做的这部就是最好，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有益的成果都汲取了，对不正确的部分也尽量做了更正。
从数量方面，从时间的跨度，覆盖的范围方面，也尽量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这也就是学术上的需要。
学术上的需要还包括一点，就是因为人口跟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十分密切。
因为中国以前是农业社会，人口数量就反映出这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反映这个社会的力量，比如兵力，有多少劳动力。
你能够养活1亿人口和养活几千万当然不同。
在农业社会，人口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如果对人口没有正确的估价，也就无法对历史作正确的把握。
有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们过去说宋朝积弱，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宋朝人口比唐代还少。
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对宋代户口数中“口”的误解。
将这个“口”真当成人口了。
但实际的研究证明，北宋人口已经达到1亿，这比以前以为不足5000万要增加很多。
说明宋朝的农业已经很发达了。
另外，过去非常强调金军入侵对北方的破坏，但是后来金朝统治地区的人口又超过了北宋时期，宋金人口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录，这说明金人对北方是有破坏，但以后还是恢复了。
这些人口数字对全面认识整个社会就很重要。
又比如，明代的人口以前认为始终保持在6000万上下，中期起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明代的人口一直在增加，最高的时候达到了2亿，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长，当然关系到对明朝历史的认识和评价。
可见，人口对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和社会有很重要的关系。
此外，还有人口的迁移、分布，人口的素质等各方面，都值得研究。
所以，人口史应该讲是研究中国历史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了解人口发展的规律，才能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
关于马寅初人口论的那段公案，我曾经说，即使当时允许大家自由讨论，马寅初的观点就一定会被大家接受吗？
也未必。
什么道理呢？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到80年代，大多数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过程都不清楚，对历史事实都不了解。
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前夕，185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4．3亿，而1953年人口普查有6个省的人口数量还达不到当年的数量，其中包括相当发达的浙江省。
要不是天灾人祸的话，中国人口早就超过10亿了。
就是因为一次次的天灾人祸，推迟了人口高峰的来到，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放松了警惕。
实际上早在清朝就有人提到了人口太多的危机，但是从孙中山开始还是认为人口太少，强调要大量增加人口。
为什么这样？
对马寅初的批判有武断的一面，但就是平静地讨论，是不是就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如果我们不了解人口发展的过程和事实，包括基本的数字，就必然会影响了我们认识中国人口发展的长期规律。
世界各国中能像中国那样，把历史上一两千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的人口历史基本上复原出来，几乎没有。
所以我们如果能把中国人口发展的过程、变化有关的内容弄清楚的话，对于认识中国人口的发展规律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对世界人口的研究也是一个贡献。
比如说，大家有很多误解，以为古人多是多子多福，现在则是计划生育。
人口的控制，历史上是通过天灾人祸实现的，现在是通过计划生育。
了解了历史真相，认识了历史规律，就比较容易制定正确的政策，增加自觉性。
在中国，研究人口史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据我们所知，全世界的人口史研究，有条件进行数量分析的大多是西欧国家，但最早也不超过16世纪。
这些国家主要是根据当时教区留下的数字，如婴儿出生后的受洗记录，墓地的死亡登记等。
这些记录一般不会遗漏，客观上就成了人口出生和死亡的统计数。
在中国，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类似资料，但是户口登记则早在公元前就已开始，目前还有公元2年的全国和分政区的户口统计数。
还有家谱族谱的记录，有的家族的人口数据可以复原到公元十二三世纪，明清以降的更详细。
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尽管户口数字与人口统计有很大出入，但毕竟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如公元2年的西汉大致有6000万人口，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有些地方，像古埃及、罗马帝国等，也有些当时的人口数字，但它们只有几个年代，不是延续的，或者只包括一个不大的范围。
而我们呢，大多数时代都能估计一个大致的数字。
历代进行户口登记的范围很大，如西汉已经达到近400万平方公里。
引用数据之前必先了解数字背后的真相
何炳棣教授的贡献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方法，就是认为要了解历史上的户口数字，首先就是要了解这些数字是如何来的，要了解当时的制度。
比如他对“丁”的内涵的认识。
他提出，明清户口数中的“丁”已不是它的原意，即指成年的男子，研究后他发现“丁”其实已是一个物化的概念，根本与人无关，只是一种赋税单位或财政指标，一种额度，可以相当于多少斤粮食，所以，才有了所谓“半丁”，才可能出现15位小数点。
对此我们受益匪浅，这也成为我们处理户口数据的基本原则。
拿到数据后，不是马上用，而是来看它们是怎么来的，特别注意从制度上考虑它的真实意义，从它产生的过程来分析它的准确性。
我们的数字可能仍然不是最准确的，但是比较真实的，有来历的。
这一点是以前其他学者做得不够的地方。
这部人口史是一部原创性的著作，不是编编弄弄的。
每个人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而且研究了很长的时间，对这一点，我们问心无愧。
另外一个呢，大多数作者能量力而行，就是承认历史有它的局限性，承认人口史有它的特殊的局限性。
我们没有哪个人认为自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尽管我们有缺陷，有遗憾，但我们尽量接近真实。
此外，应该说，这本书受惠于历史学的进步和国际的交流，使我们有了更宽的视野。
这部书不是就人口论人口，它在国际上受到重视，也是因为我们对吸收国外先进成果方面都是相当重视的。
这就是一种良性的相互的促进。
还有哪些人口问题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在中国人口研究中，确实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比如，社会的治乱，也不是人口多就乱。
相反，中国历史上，凡是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往往经济越发达，社会最繁荣，也是最稳定的。
比如，长江三角洲的江南部分，从五代到现在，一直是人口全国最稠密，数量很多的地区，却从来没有什么动乱。
还有，人口多是不是就一定是国力强盛？
对人口增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明清时中国人口大幅度增加，并不是因为政治清明，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又找到了新的食物———来自美洲的玉米、番薯、花生、土豆。
南方的山地、坡地就都被利用了，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对这样的事情怎么来认识？
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力量的发展，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增加；
另一方面，也是从那时开始，森林被毁坏了。
影响历史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有这样一个比较宏观的历史概念，就能对历史有一种宏观的把握。
人口史研究期待新的突破
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全世界只要有100个人能真正从头读完这部人口史，我就满足了。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需要。
第二，要有一种能够满足非专业和专业人士读的人口史。
这需要一个中等篇幅的书。
第三，是普及性的书，这也非常重要。
应该说，我们的认识也有不够的地方。
因为原始资料还太少，或者也是因为我们研究不够，没有掌握新的驾驭资料的方法。
另外，人口史应该包括的范围很大，而我们还没有完全涵盖，主要还是停留在人口数量的研究。
有人认为一定要精确，要量化，但我觉得，其实在缺乏精确数据的前提下，量化不是惟一的目标。
片面追求数据有时离真理更远。
（葛剑雄系复旦大学教授；
《中国人口史》，葛剑雄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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