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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魏晋风度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受到道家思想和玄学影响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表现,更是一种人格表现和审美理想,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与文化内涵。

鲁迅把魏晋风度和文章、药和酒关联起来,而李泽厚则认为魏晋风度是药、酒、姿容、神韵的因素,随着学术界的不断阐释,其内涵日益丰富。

但是魏晋风度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思潮,虽然是始于以何晏、王弼和夏侯玄为代表的正始名士,我认为却与竹林七贤却有不解之缘。

七贤在竹林之下喝酒唱歌、肆意酣畅于山水之间,他们不拘礼法,清峻超脱,具有独特的行为风格与作风,大体不同于世俗。

而后,社会上文人名士们,纷纷仿效七贤作风,掀起了一场时代风度热潮。

由于竹林七贤的积极行动参与和刻意提倡,以及七贤在当时社会所形成的广泛影响,魏晋风度在开始的阶段就表现得极富声色,而魏晋风度的流行与勃兴,更是得力于竹林七贤们的行为与思想的推波助澜。

七贤的作风与精神对于魏晋风度影响极大,为了研究魏晋风度的特点,应当从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着手。

一、不拘礼法,崇尚自然

竹林七贤倡导不拘礼法,崇尚自然。

首先,他们以老庄之学中的自然无为的思想作为精神皈依,其性格上和行为上以及文学创作上都鲜明地表现出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

他们通过老庄自然思想的熏陶,在其行为上做出了许多超越礼教的事情,以表达对虚伪礼教的种种不妥,久而久之,他们的越礼行为被世人所接受理解,渐渐地提倡着合乎自然的道德法则,是那些真道德,而不是那些虚伪的礼法。

日常行为上,七贤表现出来的很多不拘束于传统的礼法的行为。

众所周知,男女之间的授受不亲是在古代的礼法教育是极其重要的内容,男女之间的接触防范几乎是禁止的,对于朋友的女性家庭成员要保持距离,对于邻居的女性更要保持距离,就连是叔嫂之间也是不可以说话的,面对如此传统礼教的种种规矩,阮籍不但不遵守,还常常越界。

阮籍家旁的酒店,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主人,阮籍喝醉酒就昏昏欲睡在别人女主人的脚边;

更甚的是,他完全不理会传统礼教规定的叔嫂之间不能谈话聊天,而是选择大大方方地和回家的嫂子交谈。

这些在今日看来是非常普通的礼仪,在当时却是不令人理解的,但阮籍就是如此,用自己的越礼行为来提倡合乎自然的道德,不顾别人的眼光。

又如《世说新语》中有那么一个故事,就是反映了当时关于王戎遭遇大丧所表现的出来的真道德与假礼教的体现还有王戎所表现出来的越界的行为。

《世说新语·

德行》载: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

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

武帝谓刘仲雄曰:

“卿数省王、和不?

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

”仲雄曰:

“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

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

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

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1]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戎和峤同时经历亲人去世,亲人死后,王戎虽然没拘守礼法,却因为哀伤过度已经形销骨立了;

而峤虽然极尽礼数,但精神元气并没有受损,通过这样的对比,真的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楚,到底谁是真正的内心孝顺,而谁是为了符合礼教规定假装进行的孝顺,或者谁在装模作样,谁在承受这内心的悲痛,不用明确指出都能究其深层。

《世说新语.任诞》之六描述: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

”[2]刘伶用这些带有恶作剧形式的越礼行为,来对当时传统社会的蔑视,于是有了这种忘了自我的行为。

从王戎和刘伶的越礼行为可以看出,竹林七贤们是那样坦荡自然,豪迈真实,用他们的越礼行为逐渐构造他们的崇尚自然,内心世界是那么的自然、真诚。

难怪竹林七贤对魏晋士人会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使得六朝名士们纷纷仿效这种看似越礼其实符合自然道德的行为。

竹林七贤不仅崇尚行为上的自然,还表现在对于思想上的自然崇尚。

所谓思想自然,“自然”是一种自然如此的理想的状态,在老子看来,自然更是宇宙一切的基本规则,而这种思想上的自然就是与当时盛行的玄学清谈之风有了莫大的相关联。

当时,竹林七贤们在“竹林”中相互交谈、喝酒唱歌,并且不拘守礼法,与清谈之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特别是嵇康、阮籍二人的思想,其最鲜明的理论主张就是嵇康在《释私论》这一文章当中,大胆提出来的一道关于美学的哲学命题“越名教而任自然”。

阮籍特别喜欢老庄的思想,如他的文章中有这番表达:

“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很清楚鲜明地表现出皈依老庄思想的特色。

阮籍很喜欢一个人驾着心爱的木车周游四方,他没有固定的目的地,也没有具体的地图,按着自己的自然而然的感受,想往东即往东,直到走到尽头,没有路了,那就停下来掉头继续行走。

反正阮籍的这样驾着木车按着自己自然的思想行走在路上,不受任何的约束,像是对于老庄“自然”思想实施似的。

不仅阮籍的思想体现着自然之感,嵇康也是如此。

嵇康更是自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可以看出他对老庄思想更是顶礼膜拜。

嵇康在许多文章中表现出来崇尚自然的观点与思想,例如在《养生论》、《释私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他不仅是对老庄“自然”思想的张扬,而且激起了魏晋时期的自然与名教之争论。

他更是在那个时代中胆大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当时曾经引起轩然大波。

不仅如此,他还公开地表示“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观点,在礼教当道的时代引起了巨大的影响。

而且,他主张自然的思想方法与生活方式,他还常常讲求养生服食之道,通过一系列的身体修炼以达到养性作用,以达到自我的满足。

竹林七贤中所写的许多作品,如《大人先生传》、《咏怀诗》中的《洪生资制度》,都有表达礼教束缚人性,要求解放的行为和思想,再如他们的口号“礼岂为我辈设邪”“越名教而任自然”等,更是表现出他们崇尚自然的风格。

竹林七贤的越礼行为,在这个时候,越来越表现出具有自然的风格,渐渐地演变成风格与思想上的自然,受到更多的人学习。

倘若这种风度不具有符合规则的性质,不提倡合乎自然的道德,我相信在那个动乱不安的社会,绝不会有如此感人至深的影响。

“自然”这个词的表达在七贤的行为上足以大大体现。

故以阮籍、嵇康所代表的“竹林七贤”的玄学被学界称为“自然派”,竹林七贤他们看来都是老子和庄子的隔世徒弟,他们向往着老庄的“自然”、“无为而治”。

而且,竹林七贤们真的做到了思想与行为合二为一。

七贤他们在思想上主张着“自然”,实践上便也是这样贯彻着“自然”。

竹林七贤的越礼行为不仅仅只是超越礼教的行为方式,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倡导着合乎道德的自然,一外一内,内外调和形成的自然之风,以形成崇尚自然的气度,共同营造了七贤他们独特的人格根基,这种自然之风更是丰富了魏晋文人风度。

[3]自正始以来崇尚自然无为已经渐成时代风气,嵇阮等人的不拘礼法、崇尚自然在当时社会有广阔市场还有一批追随者,尤其是经过西晋王衍、乐广等所谓“中朝名士”的推波助澜,魏晋风度崇尚自然的风气在西晋时期愈加兴盛。

竹林七贤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们崇尚自然的本性特点,直接影响了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使其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坚持隐逸不仕、率性而为,高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士风范,陶渊明能够以自然平和的心态对待生死,与山林、菊花、飞鸟融为一体,齐同万物,齐同生死,他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竹林玄学所要求的返璞归真、体道合一的最高境界。

由于如此的名士们的推波助澜,魏晋风度变得更加的丰富精彩,在社会上,竹林七贤所作出不拘束礼教的行为,逐渐地形成崇尚自然的风度,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二、放达不羁,挥洒自由

竹林七贤常常做出一些不为世俗理解的事情,并且突破传统礼教的框架,这些不为世俗理解的事情是多么的放达不羁,他们挥洒着自由风度,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自由,倡导人生价值的自由化,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更加渴望地追求一种放达不羁的自由风度。

尽管有时候,他们的这些放达不羁的自由风度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七贤在那个时代里,不顾当世之人的看法,用自己的狂放的行为,去反抗传统礼教的种种规定,他们自由行事,让时代中的世俗之人为之震惊,但是他们的不羁行为受到越来越多名士去模仿,去赞叹其自由的思想与行为,久而久之成了时代的习惯。

七贤放达不羁,他们挥洒自由,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不符合当时时代要求的表现,在魏晋风度深深留下了刻痕。

在七贤中,最能体现放达不羁,挥洒自由的要属阮籍。

阮籍的母亲死亡了,按照礼教的规定,他应当是要穿简单的衣服,而且要清淡饮食,不能喝酒并且不能吃肉。

然而阮籍却不管这样的一套礼教规定,他在服丧期间,于司马昭举办的宴席上喝酒吃肉,根本不把礼教规定放在眼里。

阮籍不仅不按照传统礼教的规矩,而且在他爱好喝酒的兴趣更是令人异想天开,是如此地狂放任性。

他好酒,他的房子旁边就是一家酒店,而且老板的媳妇是个貌美的年轻女人。

王戎经常与他约酒,时常喝得烂醉,而且醉了之后不避嫌地在貌美年轻的女主人旁边就呼呼大睡了,那个年轻女人的丈夫,也不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轨的企图。

还有的就是,阮籍真的非常地喜欢喝酒,他曾任司马昭的大将军从事郎中,但是后来是听说了步兵营中有三百解的酒储存着,于是他竟然为了三百解的酒而请求要调任步兵中尉这个职位。

他在任步兵中尉的时候时常喝得很醉,每天过得昏昏沉迷,以至于不能正常地处理要求的公务。

[4]尽管阮籍喜欢喝酒这个是事实,但他做出这些又放达又不羁的事情,更多的是为了麻醉自己内心的悲愤与烦闷,也是通过烂醉之后避免司马氏的威胁与迫害,更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无可宣泄的情绪。

他的诗词、他的文章、他的想法甚至他的情感悲叹都离不开酒,仿佛他的一生就和酒混合在一起,他的生活处处飘着酒香。

他也经常喝醉,因为在喝醉之后可以把自己的那股极端苦闷的情绪表现出来,更可以在似梦似现实之中追求暂时的闲适和自由,从他的诗歌中许多飞鸟的意象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地向往着放达不羁的自由。

依我而言,阮籍的随心所欲、放达任性、追求自由,深深地影响着整个士人群体,更是魏晋风度中必不可少的特点。

同样地,嵇康旷达不羁,自由懒散,他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异常的自由任性,最基本的个人卫生,有时候甚至一个月都不洗澡。

再是,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丧父,所以更加地不顾及自我的形象,异常的狂放又懒散。

成年之后的嵇康接受了老庄的思想熏陶之后,在他的懒散之中慢慢地孕育着自由。

放达又自由的嵇康,对于礼法之士和世俗之事更是不屑一顾。

栖逸》载: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

康临去,登曰:

“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5]嵇康所表现的出来的对于世俗的漠不关心,即是对于放达自由追求的完美展现。

还有《世说新语·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6]山涛曾任吏部郎,负责的工作是官吏的选拔和任用等。

后来他升任散骑常侍,就想到了推举嵇康代任他本来的职位。

嵇康是山涛的好朋友,嵇康的内心是不愿当官,而是向往自由。

他认为山涛推荐自己任官,觉得山涛并不了解自己的对于自由的向往,于是就写信与山涛告绝,这就是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可以看出,嵇康热衷于隐居山林,用最坚定的态度进行捍卫放达的自由。

又如阮咸,同样是做出许多放达任诞,狂放不羁的事。

他曾经要好于姑母家的一位婢女,于是做出了一些不被当时礼教所允许的事情,那时候阮咸的母亲死了,按照传统礼教的规矩,姑姑要还家,而姑母家的婢女也应该跟着回去,但他主动要求把姑母家的婢女留下来。

可是在后来,婢女也跟着走了,阮咸马上骑马追赶,把姑母家的婢女追了回来,最后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阮咸的如此放达不羁的行为,追求爱情自由的行为被后世人所讥笑。

竹林七贤放达不羁,挥洒自由。

他们不仅仅只是游于竹林,纵酒昏酣,而且遗落世事,把老庄思想融入吟咏谈笑之中,他们向往在竹林得到的自由,他们追求竹林之中的放达。

在竹林七贤们纷纷表态与寄情于放达自由的风度,追求一种出世的安逸之感,他们的放达不羁的自由追求,不断在社会传播着,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姿态影响着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让后人景仰。

他们以放达自由的举止希望来表达人生的方式,也为后来士人所普遍运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他们喜欢纵酒昏酣,阮籍的放达不羁的喝酒行为,逐渐形成了一股放达之气度,对后世的“酒”文化的发展也是不言而喻的。

有“诗仙”之称的李白,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没有一个不是在喝酒之后的文章大文学家。

苏轼所表现的旷达自由,也是受阮籍的影响。

苏轼把酒唱歌,抒发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壮人生感概。

竹林七贤不只是做出一些放达不羁、狂放的事情,而是做了这些不羁的事情为了倡导一种自由的气度,更是为后人所模仿和惊叹。

[7]“竹林七贤”引领着魏晋时期的一种放达不羁的自由追求,出世隐逸成为了时下的潮流,并且从出世隐逸之中寻找当中的乐趣,逐渐形成了一种超越世俗、自由放达之感,在魏晋风度的时空长河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三、清峻超脱,张扬个性

“竹林七贤”在文化上最大的意义,是在于七贤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美学。

而这种独特的文化美学,最重要的是从竹林七贤的行为与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清峻超脱,他们清高严肃,超拔于世俗,主动追求自我,凭着个性价值行事,无不体现其清峻超脱的个性氛围,对后世的影响也更为深刻。

竹林七贤的“清峻超脱”首先体现在对于执掌大权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并且鄙视当时许多名士追求功利而纷纷投靠的作风,从“不仕当世”的做法表现出超然物外的理想。

他们纷纷遁入竹林,唱歌喝酒,对于世俗的事情都不想再去理会,从他们的清高超拔言语和逃避于当世的行为来看,刚开始,他们的清峻超拔只表现在表面上的表达。

司马氏的太尉蒋济征辟阮籍,阮籍则表示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途者之路。

[8]同样地,嵇康则声称“不仕当世”,不与司马氏合作,主张破除传统礼教的束缚,渴望过超越世态的个性生活。

在当时的大势环境情况下,阮籍和嵇康把那些只要与司马氏合作就能收获的功名与财富视为粪土,相反的是,许多遵守礼法的名士对于功名与利禄是则是渴望至极,纷纷欲想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庇护之中,而七贤则无感于这群所谓的礼法之士,依然行走于清峻的道路之中。

这样的对比不得不说明了竹林七贤他们的精神的境界是多么高远,多么超越世人的常态,异常地超拔于世俗!

此外,“竹林七贤”中的清峻超脱精神,个性的张扬,还表现在他们不与当时的礼法之士交往的方面上,史载阮籍擅为“青白眼”,《晋书·

阮籍传》载:

籍又能为青白眼。

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

常言“礼岂为我设耶?

”[9]阮籍对于自己趣味相投的人,用黑眼珠看,对世俗之人以及礼法之士,视以“白眼”,惹得这些世俗之人与礼法之士十分恨他,他却不把这样的仇恨当成那么一回事,依然按照着自己心中所想所思行动,这样无不彰显出他的个性是多么清高,多么超拔!

后世之人深深感到惊叹!

除此之外,阮籍张扬清峻超脱的个性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又如《世说新语·

任诞》载: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

司隶何曾亦在坐,曰:

“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

”文王曰:

“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

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

”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10]

在司隶与晋文王的对话可以知道阮籍丧母,是应当不能“饮酒食肉”,但阮籍却通过这样的反叛于当时的“礼教”来张扬自我个性。

阮籍丧母这件大事是在魏晋文化史上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此时的阮籍不仅对当时“礼教”的背叛,也是阮籍因失去母亲而痛失自我的个性表现。

以前他从未试过以醉酒这种方式来避免不幸的思想。

此时此刻,他仍然很清楚自己的处境的,但是因为失去母亲而十分痛苦的阮籍已经完全陷入到精神疯狂大癫的状态。

所以他才使用这种极端的,同时以一种放弃自己的态度继续挑战传统规定好的礼教。

而且在于阮籍人生的践履,可以用一个词语进行概括,那就是“遗落世事”,意思既是渴望摆脱世事的羁绊、名教的束缚,可以逍遥地活着,超拔于世俗的生活。

阮籍他不断行动,通过这样超脱的个性表现来反叛于“礼教”,他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把自我那种清峻超脱的个性表现得一览无遗。

在清峻超脱,张扬个性这一方面,嵇康则通过傲慢和偏执的情绪来张扬个性,当时掌权的大将军司马昭想礼聘他任幕府属官,他却跑到河东郡躲避征辟。

司隶校尉钟会盛礼前去拜访,又遭到他的冷遇,其实是因为钟会是司马氏的亲信,但是嵇康十分鄙视他的为人做事,嵇康就不予理睬。

自此以后,由于嵇康对他的采访不理不睬,钟会为此耿耿于怀,仇记在心里,后来,找了个机会将嵇康害死。

只是徜若当时嵇康与钟会寒暄几句,不得罪他,那么也不至于掉了脑袋。

但是对于钟会的拜访,嵇康他没有表现出来丝毫的一点礼貌性,或许这就是嵇康的个性所在的表现。

此外,嵇康喜爱弹琴,自古以来,琴是古文人们追求的乐器,它平静清澈,曲调高远,但是不同的人弹奏出来的琴乐是大不相同的。

更甚的是,他在华阳时从一位大师那儿学到一曲《广陵散》,它的旋律激昂慷慨,又带点超然优雅。

而嵇康最后弹奏此曲是在刑场,他把《广陵散》的余音环绕在刑场之上,那时候的他从容不迫,不紧不慢,像是看透了世情,超然自我,感觉那曲调脱离了世间上的一切,乐声仿佛漂浮在高耸的宇宙之上,这曲调奏的是嵇康的人生,弹的是嵇康的自我,是如此地清高耸远,超拔脱俗!

所以由以上可以真真正正地看出,嵇康的为人处事是多么的不同寻常,是多么的清峻超拔。

另外,他在张扬清峻超脱的个性之时,行动上同样给予了付出,他曾经表达过自己对于自己生活的看法,他说相信服药会让他长寿,更表达自己的情感体现在每天游山玩水,观赏鱼鸟,还说一旦自己当官了,就不能够在这么轻松快乐,他十分的清高超拔,他希冀在游玩之中寻找自我的真性情真生命。

嵇康的个性追求令人向往,主张通过内心去接受、去表达,用清峻超脱的精神来表达自我个性,进一步开拓了魏晋风度的深度。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时期最令人关注的文学群体,其清峻超脱的个性精神影响也是巨大的。

阮籍的“傲然独得”,嵇康的“旷迈不群”,刘伶的“清逸超拔”,这些都是具有清峻超拔的意思。

从此可见,清峻超拔即是“竹林七贤”风度的共同精神。

他们清高超拔,张扬个性,并在哲学领域极有个性化的研究。

虽然“竹林七贤”中的七人性格思想以及行为习惯都有不同之处,但在他们都有着清峻超脱的精神,张扬个性的情怀对之后的文学家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如陶渊明、苏轼、白居易等。

如白居易的嗜酒放旷的行为,超脱的生活追求,公然表示与现政权反抗斗争的政治态度,这些种种的行为与态度,是白居易深入到竹林七贤的超脱的行为与个性的生活的了解和学习,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人格精神。

还有许多的绘画家,纷纷从他们的清峻超脱,张扬个性的行为,进行创作。

清峻超脱,在后世的绘画家看来,这是一种去除了世俗杂念的心态,使艺术家们敢于按照自己对艺术真谛的认识来驾驭艺术,最充分地释放内在的精神,从而创作出完美展示的绘画作品,他们学习到了竹林七贤的超脱的精神,敢于用自己的巧手进行表达艺术真谛的创作。

[11]竹林七贤所倡导的清峻行为与超脱思想,极具个性化的生活态度,不仅仅是为了张扬自我个性,更是为后世的文学进行了典范式的模样,对于我们每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后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在我们看来,虽然他们追求的那种人文熏陶下的深厚的清高超拔的人文内涵令我们大多数人望尘莫及,但他们那种保持自己的个性、适当的超越世俗的精神追求依然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借鉴。

四、结语

竹林七贤所表现的崇尚自然、放达不羁、清峻超脱的思想与行为,影响了很多的后世文人。

他们不拘礼法、挥洒自由、张扬个性,这样独特的文人风度,影响了以后诸多与他们一样有出世隐逸情怀的文人。

竹林七贤的文人风度,更是反映了魏晋时代士人风度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不断变迁的历程。

竹林七贤的每一位成员文学成就都是显世赫然、各有千秋,阮籍写的咏怀诗意境旨远;

嵇康创作的散文很优美;

刘伶的散文同样精彩;

向秀的赋感情十分真挚;

阮咸音律精通;

山涛与王戎则以清谈为长。

竹林七贤在文学上各有特色,文采翩然,后世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酒文化的生活情趣、充满文学意境的“竹”之清秀以及“琴”之超逸,都是竹林七贤风度遗韵的再现。

总而言之,竹林七贤带动了魏晋风度的放达自然之风、清峻超脱之气,他们为那段历史留下了非常独特且有特性的一大页。

参考文献

[1]姚素华.从《世说新语·

德行》篇论汉末至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J].文山学院学报,2014,27(02):

56-58+74.

[2]刘雄,刘静松.从《世说新语·

任诞》看魏晋风度[J].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

43-45.

[3]范毓周.从汉末名士到竹林七贤:

魏晋风度的渊源与形成历程[J].寻根,2009(02):

4-8.

[4]张荣明,刘明辉.阮籍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J].孔子研究,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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