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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然而,仅仅20分钟后,列宁本人就遭到了枪击。

社会革命党一个女党徒卡普兰把涂有毒药的两颗子弹射进列宁身体。

列宁身受重伤,不几年就去世了,年龄不到54岁。

基洛夫,一个在党内拥有极高声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12月1日夜,被一名青年近距离地开枪刺杀。

当时基洛夫正在所居住的斯莫尔尼宫散步。

这个凶手怎么有资格带着手枪进入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

令人惊恐的还在于,刺杀发生后,参与该案侦察的工作人员和证人,不是死于车祸就是莫名失踪。

它显然与隐藏很深的内奸有关。

这件事直接引发了1937—1938年发生在前苏联的所谓“大清洗”。

正是这种极端困难和险象丛生的局面,使前苏联从领导人到广大群众,始终都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犯罪发案数最多的1950年,立案53万多起。

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黑帮势力,土匪,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例如,国民党企图在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时轰炸天安门,只是由于当时的天气原因和飞机临时出现了故障,取消了行动的计划。

再如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周恩来要去参加国际会议,预订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台湾的国民党派特务提前在飞机上放了定时炸弹。

因周总理临时有事改换了行程而幸免遇难,但乘坐这架飞机一批干部却牺牲了。

有关方面在打捞“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

还有,资产阶级奸商还把假冒伪劣药品供应给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使得部分战士没有死在敌人的炮火下,却死在了未消毒纱布的感染中。

1954年和1955年,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主要有破坏统购统销的犯罪、破坏合作化的犯罪和破坏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犯罪。

在思想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而新的社会形态,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才能得以实现。

现实的情况又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

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自然会遭到敌对势力的极端仇视和不断破坏。

又有桩桩件件惊心动魄的事实,不能不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关于阶级斗争的这根弦始终没有松下来。

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消极现象首先归于阶级斗争,是阶级敌人在直接或间接搞破坏,是很自然的。

但后来对更多的事实进行全面分析,才比较清楚地看到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错误认识。

敌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主要发生在革命政权建立初期。

后来基本上在和平的环境中搞建设。

对照前苏联的1941年和1991年的情况,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根本问题并不在于阶级敌人。

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发起“闪击战”,使苏联一下子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然而依靠动员起来的巨大潜力,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苏联越战越强,最终以雷霆万钧之力打到德国本土,成为最终胜利者。

这充分说明,即便在社会主义的青少年时期,即使是希特勒突然袭击的尖刀,也没能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刺死。

此后的半个世纪,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显示出的种种弊端,直到1991年实在维持不下去,没有外敌入侵也自行解体了。

中国虽在建国初期遭受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联合对抗和破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内迅速荡涤了国内残余的匪特,对外取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敌人的阴谋总体上不但失败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条战线一片欣欣向荣。

对于后来的衰落,阶级敌人破坏论的观点也只是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会出来兴风作浪”。

虽然国内外阶级敌人从来都没有停息过各种破坏活动。

但社会主义国家缘何没有在其初生之时,在其肌体还没有成熟时被瓦解破坏,反倒是身强力壮地成长了几十年后却被瓦解破坏了呢?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本身是巩固的、有力量的,那外在的破坏就难以奏效。

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并不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特别洁净的环境中,而是因为他自身抵抗力强。

因此阶级敌人破坏论并没有对问题的关键作以解释: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抗病能力”下降了?

肌体衰败了?

(二)旧的思想意识论

“始兴”之际的社会主义,政权空前巩固,各级领导岗位基本为共产党员所取代。

“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经济上的低效和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等,随后日趋严重。

何以如此?

随着时光的流逝,原有的阶级敌人,人也不在了,心也死了。

再把原因归结为阶级敌人破坏,明显地不符合事实。

于是产生了“旧的思想意识论”的观点。

新的政权建立后,军队接管了政权。

而军队大部分来自贫苦农民,从小受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那种小农意识的影响。

他们参加革命的朴素愿望,就是打倒吃人的旧社会过上好日子。

现在革命成功了,自己翻身做了“当家人”,难免一批人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

例如在“新中国第一大案”中被枪决的刘青山、张子善,本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却贪污受贿堕落为反面典型。

就具体案例看,既有资产阶级奸商腐蚀拉拢的影响,也是他们自己思想深处存在因贪图享乐的企图。

认为既然革命已经胜利了,就不再需要革命,也不想再继续革命了。

旧的思想意识论认为,旧社会几千年历史所造成的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势力(简称“四旧”),力量巨大。

参加革命的工作人员中本来就有不少人出身于落后的农村、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思想改造不彻底,一有适当土壤就会表现出来。

即便是出身于工人队伍和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在城市的霓虹灯下,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也可能败下阵来,蜕变为社会主义建设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变为消极因素。

列宁有一段话说得很形象:

同志们,要维持一个政权,比夺取它更为困难。

当旧社会被推翻,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灭亡了的时候,它的情景跟一个人的死是完全不相同的。

人死了以后尸首可以抬出去,可是当资本主义灭亡了的时候,那就很可惜!

我们不可能把资产阶级的尸首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中!

资产阶级的尸首在我们的心里腐烂发臭,它在毒害着我们大家,它在散发着臭气!

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告诫全党“决不当李自成”,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

以后多年又反复指出: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

阶级斗争没有结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总之,汪洋大海一般的“四旧”不是短期可以根除的,只能用不断进行的思想教育和斗争来解决。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在旧社会的土壤里尚且能诞生富有战斗力的共产党,而生活成长在新社会的人,身上怎么反到会有那么多旧的思想意识,以致还会给社会主义发挥优越性造成莫大问题了呢?

实际生活中确实出现了一些腐化变质分子,“四旧”也确实有它的影响。

虽然都是事实。

但毕竟绝大多数革命干部和战士,为建立一个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抛头颅洒热血,连生命都能牺牲,怎么就会渐渐地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消极因素了呢?

无论是阶级敌人破坏论,还是旧的思想意识论,都是未能深入认识事物本质,只就一些局部现象做出的结论,难免以偏概全。

这些错误认识,却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占有主导地位。

苏联直到解体前不久,中国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这两种错误观点才被大多数人放弃。

(三)生产力水平低下论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本应建立在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

只有资本主义到了腐朽没落的阶段,本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旧的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先进的生产力了,不得不变革时,这才有必要建立社会主义。

然而,由于具体的历史原因,共产党大都在相对落后的国家执政。

据此,产生了“生产力水平低下论”的观点,认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封建主义遗产多,资本主义成果少,集中表现为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还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

好比生孩子早产了。

先天不足,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百病缠身,弄不好还会半路夭亡。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经济上比不过美、英、日、德,在世界上排列第五。

发达国家还没搞社会主义,俄国怎么能搞呢?

中国就更不行了,1949年的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更差,搞资本主义都吃力,搞社会主义更是超越历史阶段。

根据这种观点,共产党在这些落后国家执政后,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甚至要勇于采用某些资本主义的手段或方式发展生产力。

等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了再来搞社会主义。

否则就犯了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

以下是这一类观点的代表性论述: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马克思)

马克思的这一基本原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至少它十分符合于当前的中国实际。

以中国当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00美元的现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决不会灭亡”,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也就“决不会出现”。

马克思所说的这两个“决不会”,就是当今中国需要相应地发展一些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经济的最基本的理由。

但这种观点同样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经不起推敲,解释不了最基本的事实。

首先,马克思所说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具体的涵义是什么?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世纪以前,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无非就是以蒸汽机带动的大型纺织机和火车头。

因为这样就有了大批量的生产,就有了专门的产业工人,也就有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对立。

而在这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经济,比如家庭妇女纺线织布,她们既是工人也是老板。

这样的经济状况,的确是还没有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阶段。

但到了大型纺织机时期,工人就是工人,资本家就是资本家。

为什么说这时候就已经到了搞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了?

因为工人与资本家已经成出现严重的阶级对立。

工人往往采取消极怠工,毁坏机器的方法同资本家作斗争。

而资本家则采取拼命压榨工人的方法来增加他的收益。

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已经使人无法忍受。

这样的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起到了阻碍和破坏作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就已经成熟了。

当时的俄国和中国,以及那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国家,正是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大批穷苦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历史画卷。

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事实吗?

革命斗争能够取得胜利,不恰恰说明,推翻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条件已经成熟了吗?

其次,经济数据说明,生产力发展的绝对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早已达到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虽然横向比,前苏联和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与美国有距离,但是纵向比,早已超越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

虽然横向比仍然比不上美国。

但纵向比可以说水平很高。

马克思在世时电灯、电话还没有发明。

20世纪的苏联和中国,电子、宇航,马克思没有想的事都已做到了。

如果说这种生产力水平还不够,请问生产力究竟要发展到何种水平,才算是高度的发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挥优越性?

还有,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看,前苏联建国初期经济水平仅居全世界第五位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很好。

而当它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甚至一度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以后,反倒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反倒发挥不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以致到20世纪90年代,干脆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又如何能用生产力水平低下来解释呢?

中国也是同样,20世纪50年代是经济发展和精神面貌很好的时期,而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相对来说发挥得不够,人民意见较大。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经济体制改革。

难道这是因为60-70年代生产力水平反而较50年代低了吗?

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始兴而后衰的变化,难道是它们的生产力水平也都始高而后低吗?

最后再从因果关系上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原本就是因为它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谈得上优越性,如果先要用别的办法把生产力发展起来,然后再来体现其优越性,岂非本末倒置?

简言之,生产力水平低下论是一个漏洞百出的错误观点。

它的产生或许来源于一种理论研究上的无可奈何:

社会主义的良好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总得找出一个解释吧!

一方面想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要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另一方面看到既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并非诞生于经济水平最发达的国家,于是就牵强作答。

(二)错误观点导致严重后果

在阶级敌人破坏论的思想背景下制定的政策,就是狠抓阶级斗争,苏联,一个政党将自己近半成员约120万人逮捕。

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领导人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这样的状况,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有这样一个资料:

由列宁任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除了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等少数几人,有11个人被处决或自杀。

从1919年到1934年,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31名政治局委员,28人被处决或自杀。

1934年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曾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选出了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在大清洗中有83名被逮捕和枪毙,还有3人自杀。

出席这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其中许多人随后被处死。

20世纪30年代末,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清洗更是惊人。

据苏联方面统计的数字,5个元帅中3个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中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全部被杀,57个军长中50个被杀,186个师长中154个被杀,16个一级和二级集团军政治委员全部被杀,28个军政委中25个被杀,64个师政委中58个被杀,456个上校中401个被杀。

在旧的思想意识论的思想背景下制定政策,就是大讲反修防修,大搞两种思想的斗争,号召人们同传统观念决裂。

以中国的情况为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知识分子下放劳动,有的甚至让他们住在牛棚里。

“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天真无邪的大中学生组成“红卫兵”,高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破“四旧”,反“资产阶级司令部”,造成学生停课,机关瘫痪,工厂停工等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了什么呢?

学生的学习耽误了,前途就是上山下乡。

工厂的生产耽误了,后果就是经济更加短缺。

机关的工作耽误了,该办的许多事都不能正常办理……简言之,整个社会的效率更低。

大力开展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的运动,还使中国全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可笑、可叹、可悲的现象。

因为思想斗争,夫妻互相揭发,父子互相批判,兄弟姐妹互相反目。

斗争的结果不但未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应有的发挥,反倒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

它不但削弱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伤害了群众对共产党的美好感情。

以“生产力水平低下论”为思想基础指导下的政策,就是“在生产关系方面退够以适应生产力不发达的现状”。

原苏东国家从局部引入市场机制到彻底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没有一个得到预期结果的。

以俄罗斯为例。

20世纪90年代初,“民选总统”叶利钦实施了“休克疗法”,企图一夜之间从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所采取的措施虽然很多,但主要的有两条。

一条是1992年1月突然放开被管制的绝大部分物价。

结果物价像脱缰的野马,天文数字般的恶性通货膨胀将百姓的储蓄几乎洗劫一空。

另一条是1992年6月开始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方案,结果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大部分被原先的经理人员和管理者所拥有,两年后培养出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

这种做法对俄罗斯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

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半。

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一下子沦落为世界二流乃至三流国家的地步。

这个教训最有力不过地说明了生产力水平低下论的荒谬及其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误导。

无论是阶级敌人破坏论、旧的思想意识论,还是生产力水平低下论,都不能合理解释既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段“始兴后衰”的基本事实。

因为,第一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开国之初阶级敌人少,而社会主义兴旺发展若干年后反倒阶级敌人多;

第二不是开国之初旧的思想意识淡,而社会主义深入人心若干年后反倒旧的思想意识浓;

第三绝不是开国之初生产力水平高,而社会主义经济迅猛发展若干年后反倒生产力水平低。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种观点并非没有事实根据,而是仅以少部分事实为据,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如同地心说也不是没有事实根据,而是观察事实不全面,理论研究不深入导致的片面观点。

用错误的观点来制定政策和指导实践活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第二节 时代局限步入循环论证陷阱

较之以上所说以偏概全的思想方法错误,循环论证是一种不易觉察,却又严重存在的问题。

它也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挫折。

本节以有限的篇幅,对此做一简单的分析讨论,并以哥德尔定理来说明这一问题的惊人答案。

(一)什么是循环论证

前提与结尾互为根据,谓之循环论证。

逻辑上也称为“怪圈”。

先用直观形象的举例来说明。

1.自我证明不算证明。

电影《集结号》里,从阵亡将士堆里爬出来的连长,为了证明全连战士壮烈牺牲的事,可谓费尽周折!

令观众泪水夺眶的一句话是:

“他们明明都是烈士,怎么就成失踪了呢?

”历尽曲折,幸亏找到了残存的档案和活着的战友,才使烈士的身份得以证明。

这个故事之所以感人至深,据说来自于一个真实的素材。

实践向理论提出了“证明的可靠性”问题:

怎样才算得上“证明”?

怎样才算是“被证明了”?

显然,自我证明不行。

这在上述故事中表现得很突出。

连长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倾诉亲身经历过的事实,但不能算是证明。

甚至他本人究竟是不是所谓的“连长”,也被投来怀疑的眼光。

直到“档案和其他战友”出现,证明才算有效。

荡气回肠之后,观众理解了这样一个道理:

严格审查并非刁难,神圣的英烈称号容不得假冒伪劣的玷污。

2.循环论证是放大了的自我证明。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假扮父女的两个坏人想蒙混过关。

那个老头指着年轻女子对解放军指挥员杨排长说:

“她可是个好人啊!

杨排长反问一句:

“那么,谁能证明您是好人呢?

也就是说,杨排长认为该老头本身是否好人就大可怀疑,又如何能为他的伙伴作证明呢?

假如此时年轻女子站出来说:

“我证明他是好人。

”可以想见,这在杨排长那里肯定是通不过的。

因为这种“循环论证”实际上还是自我证明。

只不过此例中“自己”的范围大了一些,是两个人的“自己”。

在思维过程中也会出现循环论证。

电视剧《士兵突击》中,士兵许三多说:

“人要做有意义的事。

”可什么有意义呢?

“有意义就是要好好活。

”怎样才算是好好活呢?

“好好活就是要做很多有意义的事。

”对于类似的想法和“妙语”,观众将之归结为许三多的憨厚。

循环论证的简单实例。

我们发现,现实生活当中有很类似的事例,如:

领导:

“看问题不要看表面现象,要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群众:

“那怎样认清事物的本质呢?

领导:

“本质就是体现了事物之间规律性的那些东西。

“那什么是规律呢?

“规律就是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

为了说明“本质”使用“规律”作根据,为了说明“规律”又使用了“本质”作根据。

显然是循环论证。

再如:

问:

什么是“直角”?

答:

90°

的角是直角。

为什么叫90°

因为它是直角。

这里用90°

来定义直角,可又用直角来定义90°

,也是一个循环论证。

那么,如何才能打破循环论证的链条,或者如何才能避免循环论证呢?

如果说以上例子听起来多少觉得有些“戏言”之感的话,把循环论证的“怪圈”扩大一些,或者说把循环论证的过程拉得长一些,人们仿佛就一本正经地把它看作“证明”了。

不妨以对“标准”的解释,查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

标准——衡量事物的准则。

准则——言论、行动所依据的原则。

原则——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标准。

再查更多词汇都有类似结果,差别仅在于“证明过程”的长短有所不同。

如信息、永久、要素、现象、理论、道德、调查、变化、方法等,无不如此。

在历史学中,有一篇文章开头说:

宋江是不是打过方腊,是评价宋江是不是投降派的关键。

如果打过方腊,无疑就是投降派了。

但文章后面又说,为什么宋江打过方腊呢?

宋江既然投降成叛徒,不可能不听命于官府,当然要参加打击方腊的行动了。

作者先用宋江打过方腊来证明宋江投降了。

后又用宋江投降了来证明宋江打方腊的必然性,不自觉地掉入循环论证的陷阱。

3.自然科学中的循环论证。

在地质学中,现代地质学家曾用岩石中包含的标志性生物化石,判断古老岩石的生成年龄。

例如在某一块岩石中发现了某种恐龙的化石,于是就判断该岩石生成于距今3亿年前至距今7200万年前的某个时代。

某种生物几千万年前存活着,那么包容这种生物化石的岩石便可被认为生成于那个时代,而一旦发现了含有那种生物化石的岩石,则认为这种生物生存的年龄和生活的年代也就自然而然地确定了。

这种用岩石的年龄判断化石的年龄,又用化石的年龄判断岩石的年龄方法,其实是一种循环论证。

由此曾经闹出不少笑话。

如,人们根据当时被认为已经灭绝了的古生物化石确定了某些岩石的大致年代,但后来人们又发现当时已被视为灭绝了的古生物,居然还生存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

直到地质学界采用放射性同位素法后,测定岩石的年龄,才算走出了循环论证的陷阱。

在地震学中,假设甲、乙两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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