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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統治的危機，促使統治集團發生了分化，出現了新的組合――洋務派。

他們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提出了應變的思想，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最早揭示這一思想核心的是馮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

“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①這可以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

後來，洋務運動最重要的領導者李鴻章曾多次闡述過相同的觀點，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國藩書、1864年春在致總理衙門書和1865年9月在《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中，都反復強調了用外國長技來維護中國的“文物制度”的主張②。

另外，洋務知識份子如王韜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闡述過類似的觀點。

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務官僚張之洞發表《勸學篇》，才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加以理論概括和系統闡發。

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運動期間，“中體西用”的思想成為洋務派的理論綱領。

　　在這一理論中，洋務派把中學和西學的關係稱之為“體”與“用”的關係，或稱之為“道”與“器”的關係，“本”與“末”的關係，“主”與“輔”的關係，進而肯定兩者的相對價值，即中學具有精神價值，西學具有物質價值；

更進而肯定兩者的功用，即中學用來“治心身”，西學用來“應世事”。

在這裏，中學和西學的地位雖略有高低之分，如強調中學是“本”、“體”，而西學只是“末”、“用”，但同時這兩者又被強調是相補相救，不可偏廢的。

說到底，就是他們企圖要以軍火武器和科學技術的“西用”，來達到維護古老的封建王朝這個“中體”的目的。

顯然，這一思想體現了落後的生產關係與先進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體現了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之間的矛盾。

從哲學上看，這種兩分法是謬誤的，因為它是一種既肯定新價值又不否定傳統價值的相對主義。

　　然而應當指出，洋務派主張“中體西用”，“實已是一革命性的態度”③。

從理論上看，他們以這種思想模式將西學內容合法化，將指向現代的世俗價值目標引進傳統框架內，肯定西學所指向的世俗價值，肯定其具有傳統倫理價值所不能替代的實際功用。

這就等於承認中學還有所不足，還有待於西學補充，西學確有超越於中學的地方，從而動搖了“禮義至上”的傳統倫理價值觀的絕對、唯一的權威地位。

這是鴉片戰爭後中國思想界的一大進步。

從實踐上看，這一思想不再像經世派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那樣停留在書本上和口頭上，而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有效的影響，它具有衝破傳統思想的禁錮，開闊人們視野，引導人們追求新知的積極作用。

即以當時設立的學堂而論，儘管每所學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學生幾乎都強調“以義理為體，以格致為用”，但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實際上是以西學為主的。

有的只是規定“仍兼講中學”：

有的只是說“漢文經學，原當始終不已”，並不列為正式課程；

有的只是要求學生在“閒暇”時閱讀一些史鑒之類的書。

當發現某些學生偏重中學、荒廢西學時，還認為是背離了設立學堂的宗旨而著力加以整頓④。

毫無疑問，“中體西用”思想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化理論⑤，它使中國人邁出了由“傳統人”向“現代人”轉變的腳步。

　　其次，洋務運動從西方引進先進技術和機器生產，實現了中國從手工業製造轉入機器生產的起步。

美國比較現代化學者布萊克指出，在人類歷史中，有三次偉大的革命性轉變，第一次革命性轉變發生在100萬年前，原始生命經過億萬年的進化以後，出現了人類；

第二次革命性轉變是人類從原始狀態進入文明社會；

而第三次革命性轉變則是近幾個世紀正在經歷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國家從農業文明或遊牧文明逐漸過渡到工業文明⑥。

社會學者、歷史學者一般把人類歷史上的第三次大轉變理解為現代化⑦。

從這個意義上說，洋務運動就成了中國現代化運動的起點。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農業為本的相當自足的社會體系，生產主要靠人力。

中國自古有較多的科技發明，並長期在世界佔領先地位，但自14世紀後科學技術一直處於僵滯、停頓的狀態，以致沒有出現像西方那樣的科學革命⑧，科技也未能大量用到生產上。

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心價值系統，重天人合一，重社會秩序與人倫規範。

在大部分時間裏，中國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戰，而是源自內部的傳統危機，但歷史總是依照自身邏輯消解和克服這些危機，進入又一輪王朝迴圈。

然而自19世紀上半葉起，中國歷史的內部要素與西方世界的霸權威脅及文明示範疊加在一起，共同制約著中國的歷史走向。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清政府內部一批掌握實權的官僚，覺悟到中國對西方有不能不學之處，而所要學的即是西方之技術。

於是，在奕訴、曾國藩、李鴻章等重臣的宣導和主持下，洋務運動應時興起。

　　1861年初，清政府宣佈設立總理衙門和北洋與南洋兩位通商大臣，是洋務運動的先聲，然後以派員採購外洋船炮並自行仿造為開路，隨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機器局、船政局、槍炮廠等軍事工業。

70年代洋務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洋務派在繼續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又著手興辦民用工業。

　　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最初兩家也是手工業生產，沒有使用機械動力。

但以後建立的諸廠均一開始就進口外國的機器設備，引進國外技術，以至聘用外國技術人員。

這些進口的機器設備在當時尚屬先進。

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的機器設備均比較完整，在當時也較先進。

軍事工業除了生產普通軍火（如洋槍、洋炮）外，還生產機器設備、船隻等。

如江南製造總局，除製造槍炮和彈藥外，還製造“制器之器”，到1894年生產各種車床、刨床245臺，其他機器310具。

天津機器局在1876？

1879年間，自製了機床等設備177臺。

1867年江南製造總局還建成造船廠，次年造成第一艘輪船，至1885年先後製造大小輪船10餘艘。

　　洋務派創辦的民用工業，機器生產更多地被採用。

如上海機器織布局開始建廠時，即派人到美國選購機器，其中包括軋花、紡紗、織布機械全套設備。

後來李鴻章決定擴充紡紗，又向英國增訂機器。

當時，無論是紡織、鋼鐵工業還是其他製造業，都建立起了機器工業企業。

　　洋務企業儘管受當時社會歷史條件的種種限制，機械化的程度還很低，各企業內部仍大量使用手工勞動，但它們畢竟引進了西方先進的機器和工藝，在生產技術方面發生了空前的大變革，使中國破天荒出現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曙光。

再則，無論是軍事工業還是民用工業，其主導產業為鋼鐵、礦產、鐵路和棉紡織業，即當時所謂“機器礦路”。

這是符合工業發展本身的規律的。

　　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屬於社會生產力。

新的生產力輸入中國之後，必然會逐漸引起一切社會關係的變化。

馬克思指出：

“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⑨。

在洋務派創辦的軍事企業中，已較普遍地採用了雇傭勞動，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他們的工資大體上是按照技術高低而決定的。

例如：

在江南製造總局，“華匠學徒，按日點工給價”；

“內地工匠、小工則人無定數，視工務之緩急為衡；

價有等差，較技藝之優劣為准”⑩。

這顯然存在著資本主義剝削關係。

而洋務派創辦的民用工業，在性質上與軍事工業相比則有很大的不同，它們不僅大量雇傭工人，而且以私人投資為主，所生產的產品計價出售，有明確的利潤目的，進行的是商品生產。

企業中很明顯地存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總之，洋務運動使中國邁出了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第一步，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從此真正開始

二　持續30多年的洋務運動，又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首先，洋務運動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人現代民族主義意識的增長，推動了中國人與現代社會的接軌。

傳統上，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是文化意義上的，他們認同的是一個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華夏文化共同體及其以此為統治合法性的世襲君王。

鴉片戰爭以後，傳統的民族主義意識在新的國際國內環境下開始改變。

人們逐漸認識到中國不過是多元世界中的一個有限的政治實體，這就萌發了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民族主義。

而這種民族主義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不斷強化。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進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戰和現代文明示範的刺激，發生了洋務運動。

洋務派高舉“中體西用”的旗幟，創辦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力圖“借法自強”，這是現代民族主義在這一歷史階段的表現形式。

李鴻章說：

“資取洋人長技”制器練兵，是“禦侮之資，自強之本”（11）。

他在創辦輪船招商局時又說：

此舉是為了“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占盡”（12）。

張之洞在籌辦廣州織布局時同樣也說：

這是為了“自擴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權”（13）。

可見，在洋務派“借法自強”的口號裏，包含著保衛民族利益、爭取社會進步的核心。

　　洋務運動帶來了現代生產力和大工業生產方式，從而刺激和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中國社會進一步出現了各種體現民族主義的思想和主張。

70年代以後，洋務派雖也創辦了一些工商企業，但數量甚少，經營不力，發展緩慢，社會效益也十分有限，難以與外國資本相抗衡。

許多洋務知識份子對這種狀況日益不滿，他們開始批評洋務運動步子太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須破除積習，大為更張”，加快發展工商業的速度（14）。

鄭觀應針對官辦工商業運用封建衙門式經營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辦而用商辦”（15），政府應鼓勵和支持民族工商業。

他認為：

“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舒暢其血脈也。

”他提出“商戰”口號，激勵人們擴展工商業：

“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

國家不惜鉅資，備加保護商務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為國拓土開疆也。

……彼既以商來，我亦當以商往。

”（16）他因此斷言：

“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17）。

顯然，在“商戰”的口號裏，充滿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感。

此外，洋務知識份子還譴責外國侵略者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特別是對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等條款，表示了極大的不滿，認為這些規定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並給中國帶來了無窮的禍害。

他們要求通過外交途徑取消這些不平等條約。

接著，外交保護權也提到了議事日程。

過去，封建統治者認為海外華僑是“自甘化外”，對他們的悲慘處境不聞不問，漠然置之。

這時，人們開始認識到外交保護權也屬於國家主權之一，於是主張對處境艱難的海外華僑予以保護，使“免受許多欺淩”（18）。

所有這些，都表明中國人現代民族主義意識的增長，這是中國人與現代社會接軌的思想動力。

　　其次，洋務運動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及管理經驗。

洋務運動是一場沒有成功的現代化運動，但在30多年的時間裏它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這些成果對此後一個長時期中國的現代化運動起著重要的作用。

自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在各地先後創辦了大約20個製造槍炮、彈藥和船艦的現代軍用企業（19），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湖北槍炮廠等。

自7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還創辦了40個現代民用工礦企業（20），其中較重要的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等。

此外，洋務派還修築了津沽鐵路、關東鐵路、臺灣鐵路等共計477公里（21），架設了溝通全國主要省份的電線數十條，基本上形成了全國的電訊網（22）。

這些成果，不僅包括了現代生產力和大工業生產方式的引進，同時也催促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中國大地上的生長，這是鴉片戰爭以後半個世紀中中國湧現的新生事物。

萬事開頭難，如果沒有洋務運動的開路，在古老的中國要出現這些現代軍事和民用企業、電訊交通等，不知要推遲多少年，而推遲的結果就很難保證不會出現像朝鮮那樣由外國侵略者越俎代庖、“不變亦變”而“權操諸人”的悲慘局面。

洋務派創辦現代企業，由於事屬創舉，一開始的規模又較大，平時毫無基礎，因而在經營管理方面走了不少彎路，但也從中吸取了不少經驗教訓。

如張之洞籌辦漢陽鋼鐵廠時，還沒有仔細考慮冶煉鋼鐵的原料和燃料問題，便糊裏糊塗地向英國訂購機爐。

當機爐運至湖北，煤鐵礦仍無著落，張之洞才派人四出勘察，雖然從盛宣懷手中獲得了大冶鐵礦，但煤炭問題長期未能妥善解決。

後來決定開採大冶王三石煤礦和江夏馬鞍山煤礦，但王三石煤礦因積水太多，無法繼續開採，白白浪費銀50萬兩；

而馬鞍山煤礦含有硫磺，不適於冶煉，須摻合開平焦煤使用，以致鐵廠所出鋼鐵成本高昂，銷路不廣。

這類事情的發生，主要是由於缺乏經營經驗所致。

事實上，洋務派也正是在逐步摸索中接受了一些教訓和積累了一些經驗，並在後來經營的企業中有所改進。

如開平煤礦之所以辦得較有成績，這同它“摒除官場習氣”，改善經營管理是分不開的。

洋務派在企業經營管理方面獲得的經驗和教訓，對稍後現代民族資本的成長是大有補益的。

洋務事業是不同於傳統的新生事物，它是與從西方引進的科技文化等新因素聯繫在一起的。

洋務派感到，辦這些新事業除了需要大量的資金外，還需要大量的人才。

於是，他們仿效外國，興辦了一些洋務新學堂，以培養各類專門人才。

據統計，至1896年為止，各地洋務派開辦的洋務學堂有34所（23）。

這些學堂大多是專門性的實用技術學堂，規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

據一些資料估算，到甲午戰爭前後，各洋務學堂畢業的學生約計已有一千數百入（24）。

這期間，洋務派還通過派遣留學的途徑培養人才。

如著名的鐵道工程專家詹天佑，便是洋務派派赴美國留學的第一批學生之一。

原學航海駕駛技術，曾任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後來成為著名思想家兼翻譯家的嚴複，也曾被派赴英國留過學。

據統計，洋務運動時期派遣出洋留學的人數共有200餘人（25）。

此外，在洋務派所辦的現代工礦企業中，還鍛煉出了一批精通現代科學技術的工程人員，有的還成為最早向中國全面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傑出學者，如精通數學的華衡 

芳，精通化學物理的徐壽、徐建寅父子等人。

同時，在洋務派所辦軍事、民用企業的近4萬名工人中，還鍛煉出了一大批掌握現代大機器生產的技術工人，成為中國無產階級中早期的技術力量。

毫無疑問，上述在洋務運動中鍛煉和培養出來的科技人才，為稍後現代民族資本的發生準備了一定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