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PPT格式课件下载.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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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才率代替优秀学生录取率，用留学回国率代替留学率。
中学要把优秀的中学生送进大学深造，而不仅仅是关注培养了几名状元；
大学应将优秀的中学生培养成优秀的大学生，而不仅仅是宣传用“状元奖学金”招到了几名高考状元；
同时，社会和国家一方面不仅要让优秀的大学生在实践中发展为杰出人才，另一方面也应让优秀的留学人员回国做出贡献。
中国教育陷入想象力危机,2009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而创造力却排名倒数第五。
只有4.7%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只有14.9%。
早在200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做过一项名为“我国城市儿童的想象力与幻想”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冒险性和想象力得分大大低于平均值。
美国公布的“2001年全球重要科学发现100项”中，中国“三项科学新发现榜上有名”，其中两项是与美国合作完成，独立完成的只有一项。
美国的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是由中国人发明的；
中国学子每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有2000余人，为非美裔学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一倍，但美国专家却评论说，虽然中国学子成绩了得，想象力却是大大缺乏。
是中国的考试制度与命题规则扼住了想象力的咽喉？
功利主义对科学精神的破坏,据国外权威心理学家的研究，犹太人和东亚人的一般智力是世界各民族中最高的，但华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只是犹太人获奖人数的二十八分之一。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心理特点的共同特征：
（1）对自然界和科学现象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兴趣；
（2）从小具有一种自发的探索精神和强烈的想像力；
（3）具有强烈的自我成长动机和成就动机；
（4）高度的创新性、独立性和求异性；
（5）具有反潮流精神，不追求物质利益；
（6）刻苦、顽强、百折不挠的精神。
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教育除了支持上述第6点（如“十年寒窗苦”，“头悬梁，锥刺骨”）之外，对其他5点并不提倡。
我们的传统文化鼓励顺从听话，而不鼓励独立见解；
鼓励中庸、随大流，而不鼓励竞争、冒尖；
鼓励稳妥可靠，而不鼓励异想天开；
鼓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而不鼓励个人的独特性；
鼓励儿童把成人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不保护和激发儿童天性中潜在的兴趣和求知欲。
教育的任何美好愿望在应试教育功力性面前都黯然失色！
社会各界对高考的辛辣批评,黄鸣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一、严重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打乱了人一生的生活节律。
二、只重语数外，负面导向中等教育，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扼杀孩子的天性，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四、扼杀了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五、扭曲价值取向，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取向。
六、扼杀了很多老师的职业成就感。
七、滋生诸多“教育投资潜市场”，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八、绊倒“偏科生”，浪费专项人才。
九、将“后进生”赶入深渊！
十、助长考试舞弊风气，孩子诚信的天平在倾斜！
新课程对高考提出的挑战,高考改革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可以说，近十几年来高考一直处在不断的改革与调整状态之中。
从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到部分省市单独命题考试，从传统的分科考试到强调综合考试，从每年一次高考到春夏两次高考，高考政策基本上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变化。
但是，所有这些变化，都还只是在原有课程体制内发生的变化，与新课程的要求相比较，还处在一种封闭的状态。
那么，新课程对原有高考体制带了哪些冲击，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
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中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对高校招生考试体制提出了时代性挑战。
2、高中新课程在课程结构上的根本转变必然对高考科目的结构从形式到内容都提出了新要求。
3、高中新课程实行教材多样化，知识内容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统一高考下的命题公正性提出了严峻挑战。
4、高中新课程所提倡的实行学生学业成绩与成长记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对高考以分数为主要录取标准的录取方式改革的严峻挑战。
首先，高中新课程的培养目标既强调了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全面的知识、能力和科学与人文素养基础，又突出了学生的个性发展。
新课程所追求的这一目标并不是单单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渗透进了高中新课程的所有环节。
无论是课程结构上的灵活性、课程内容上模块化，还是课程实施上的选择性、课程评价上的综合性，都体现了“适应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的特点。
因此，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必须研究如何把考察学生的全面基础与个性发展结合起来的问题，如何在考试方式、科目设置、命题思路、录取标注等方面深刻体现这一要求。
其次，高中新课程的选修课与一般意义上的选修课有着根本的差别。
表现在，一般意义上的选修课是并行孤立的，往往作为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的补充而发挥作用，在课程结构中一般处在边缘位置。
但是，高中新课程所开设的两类选修课程，只有选修学分课程，即学校课程没有特定学科背景，属于这种性质，而选修学分课程则不属于这种性质。
选修学分课程是一类特殊的选修课程，它是在原有学科课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新课程把原有的语文、外语、数学、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艺术、体育与健康等学科课程全部拦腰斩断为两截，前一半为必修课程，后一半为丰富多彩的选修学分课程。
这就意味着，不能肤浅地把选修学分课程看作必修课程的简单补充，而应当把它看作高中课程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是取源于原有的学科课程而又超越和发展了学科课程。
无论是在课程知识的范围上，还是在知识的数量与难度上，选修学分课程都是原有的学科课程所不可比拟的。
因此，这种课程结构上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到高考科目的设置，更会影响到高考命题的原则和思路，甚至还会影响到录取标准的变化。
这就意味着，试卷将打破原有的封闭结构，出现一定量的选做题目，试题分数赋值的科学性与公平性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将来命题时争论的焦点。
因此，课程结构的变化对高考方案的影响是最根本的。
再次，高中新课程因教材的多样化所带来的内容的多样化问题值得重视。
正是因为教材内容的多样化，才使得未来高考在知识内容的取舍上变得神秘莫测。
尽管所有的教材都是按照统一的课程标准编写的，但是由于编写水平不一，各版本的教材在知识的范围、数量、难度、梯度的把握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尤其是许多选修学分课程的教材，更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因为很多学科的课程标准只给出了原则性的要求，有的甚至提倡不编教材，只是从现有的专著或相关的教材中选择适合的内容即可。
因此，不管命题专家的水平多高，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课程内容来提炼出课程标准所要求的内容来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最后，高中新课程提倡实行学生学业成绩与成长记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这种评价理念无疑是理想化的，目前的高考尚不具备采纳这种评价方式的社会与历史条件。
但是，既然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已经对学生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这种评价，如果在高考时没有丝毫的反映，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高考改革必须要体现新的评价理念，也就是学生在学校中所获得的过程性评价的结果不应是与学生的高考无关的东西，必须以某种方式把二者结合起来。
如何结合？
以书面笔答为主要考试方式的高考能够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体现新课程的评价理念？
学生在新课程实施过中所获得的综合性评价结果在高考录取时要不要发挥作用，要发挥多大的作用？
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棘手问题。
之所以棘手不在于理论研究上的难度，而在于如何保障制度上的公正、公平、安全和实施操作过程中的公开、透明。
新课程高考应坚持的原则,新课程高考应坚持四个基本原则：
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拔优秀新生，有利于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有利于高考的公平、公正、安全、有效，有利于高中新课改与高考的有机结合、平稳过渡的原则”。
为什么要坚持四个“有利于”的原则？
这好像是一个大而空的问题，但深究起来，则并非如此，而是大有文章可做。
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拔新生这句话实质上是对新课程下的高考性质给了一个定位，即高考仍然是选拔性、淘汰性考试。
既然是给高校选拔新生，就要看看高校目前对新生质量的要求。
众所周知，我国高等教育目前正处在由“精英教育”模式向“大众教育”模式过渡的时期，本科教育越来越重视“厚基础”和“宽口径”，在专业与课程设置上逐步由原来的学科过细、专业过多向学科综合、科际整合的方向发展，尤其在大学起始阶段，淡化专业，强调学科间的贯通和融合已成发展趋势。
2050年毛入学率50%,目前，高等教育“专才”教育的重心实际上已经上移到研究生阶段。
因此，高考不仅应加强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知识文化素质的考察，而且还要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技能解决跨学科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为高校选拔那些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的学生。
因此，拓宽高考考查的知识与能力范围，就成为新高考努力改进的方向。
有利于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在我国，由于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比较匮乏，高考存在残酷的竞争。
现在，竞争的重点由原来能不能上大学转移到了上什么样的大学之争上。
学生的学习负担重、心理压力大是不争的事实。
高考无论怎样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扭转这一局面。
但是，高考改革还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引导学生学习竞争的重点和焦点的，能化解一部分的矛盾。
国外学生要考名牌大学存在的竞争并不亚于我们，甚至还要甚于我们，为什么没有出现我们这么严重的“应试”教育，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考察的内容是无法通过“应试”训练获得的。
上海高三女孩考入哈佛大学素质令美国学校钦佩2005-01-19上海复旦大学附中汤玫捷一举成为众人瞩目的热门人物。
这位复旦附中高三学生收到来自世界名校美国哈佛大学寄来的提前录取通知书和每学年万美元的全额奖学金承诺。
这一事件在媒体争相报道之后，网上关于“高三女孩汤玫捷提前被哈佛录取”的评论炙手可热，某著名门户网站上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帖子多达十余页余条。
日前，身在上海的汤玫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澄清。
复旦附中校长和老师：
汤玫捷在学校成绩中等偏上“她不是我们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新华社记者在采访复旦附中校长和老师时，有些意外地听到了同样的评价，受到哈佛特别青睐的汤玫捷并非处在学习成绩金字塔顶端的学生。
复旦附中校长谢应平告诉记者，汤玫捷并没有在奥数等竞赛上摘金夺银的纪录，在强手如云的复旦附中，全校400多名高三学生参加考试，就成绩而言汤玫捷也只能算中等偏上，大概排在百名左右的位置。
汤玫捷并不讳言自己的考试成绩只是优秀而非顶尖，“但是哈佛考察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尽管汤玫捷的家庭条件非常普通，但在当语文教师的父亲熏陶下，从小博览群书培养了汤玫捷深厚的文学修养，演讲、作文、艺术也是她擅长的领域。
“她在这些领域获得的各种奖励难以统计。
”汤玫捷高一刚进校就成为学校辩论队的成员，并马上在全市中学生辩论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高二结束后，时任学生会主席的汤玫捷作为全国两名学生代表之一，参与了和美国著名私立中学西德威尔学校的交换生计划。
在美修读一年期间，她甚至让美国人也称赞：
“她是学生领袖型的人才。
”“我可以自信地说，我的综合素质是复旦附中最好的，即使和美国本土录取的学生相比也毫不逊色。
”汤玫捷告诉记者，哈佛大学12月17日在网上组织了提前录取新生的讨论，共同交流的美国学生对她来自中国感到很吃惊。
“也许在他们眼里，中国学生一直是只会做数学题吧,因此，新课程下的高考应该深入研究如何设计出高质量的题目来，这些题目不是单靠机械的训练就可以解决的，要解决它还需要具备综合性的知识背景，甚至需要学生的生活感悟与体验。
也就说，试题应给教师和学生这样一种感觉：
高考不仅仅在考察你已经掌握了什么，而且还考察你从已经掌握的知识中获得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
改变了什么？
希望着什么？
因此，要减少学生的学习负担，仅仅靠减少考试的科目和内容恐怕不是最有效的办法。
只要你命题的思路不变，不管你考多少，他都要拼命地练。
要考虑如何在题目的设计上下功夫，让“应试训练”抓不住“把手”，摸不着“门路”，找不到“捷径”，让那些真正素质全面、综合能力强、特长突出、个性丰满的学生在考场能发挥好。
做到这一点，高中教学的风气就会慢慢地发生变化，教学就会真正恢复到其适当的位置上来。
有利于”是“有利于高考的公平、公正、安全、有效高考在我国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教育上的重要体现。
正是由于高考的存在，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不管有多少人批评它、指责它、怨恨它、攻击它，但是，如果没有高考，恐怕很多批评指责它的这些人也获得不了这种批评资格与公开发表言论的机会。
在我看来，77年恢复高考是我国建国以来在教育领域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与之相比。
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
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尽管高考在制度建设上存在一些问题，在利益分配方面存在一些地区差异，但这并不能成为取消统一高考的理由。
搞新课程改革不是要否定高考，而是要改进它、完善它、发展它。
因此，新课程与高考改革不应该是彼此分离、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件事，而是一件事，做好了将是一件真正功德无量的善事。
新课程下的高考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这并不意味着高考公正性、公平性的降低，恰恰相反，新课程下的高考改革应更加突出强调考试的公平、公正与科学性。
只不过，这里的公正、公平、科学不是简单的一张卷子定终身、一个分数决命运的武断做法，而是要做到让这张卷子能够满足每个学生的个性需要，让每个学生都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让考试变成每个人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让每一个分数都具有人性化的意义。
因此，考试的公正、公平、安全、有效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考试将更具人性化与个性化色彩。
有利于高中新课改与高考的有机结合、平稳过渡新课程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高考改革的研究工作也可以一步步地进行，但高考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左右摇摆。
因此，新课程改革与高考必须实现有机结合、平稳过渡，高考政策或方案一经公布就轻易不能修改，以维护高考的严肃性与稳定性。
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与平稳过渡，就要分析好新课程的特点与现有高考的局限，还要考虑到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的心理承受力。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高考仅仅是一种考试，如果把新课程改革成败的重心全放在高考改革身上这也是不公平的，不理智的。
因此，对于高考改革我们还须用一种宽容与理智的眼光来看待，不能希望通过高考改革解决所有问题。
新课程实施不能因在高考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而半途而废，转嫁责任。
因此，无论是课程改革与高考改革，都不能抱着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想法，否则，任何改革都会夭折的。
新课程高考应处理的若干矛盾,高考政策的连续性与课程改革的颠覆性教育事业的统筹性与职能部门的分割性政府管理的垄断性与选拔主体的自主性高校需求的多元性与考试方式的单一性高考命题的选拨性与以考定教的应试性课标考纲的统一性与考试说明的地方性,高考政策的连续性与课程改革的颠覆性,强调平稳过渡和政策连续性的高考改革面对课程改革尤其是高中新课程的“颠覆性”冲击，能否做好过渡的平稳性和继承的有效性，关键要看新旧之间的制度鸿沟是因“突变”还是因“渐变”造成的。
我看新旧课程之间不是渐变而是突变。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教育事业的统筹性与职能部门的分割性,高考制度改革与课程改革之间存在的龃龉和隔膜，不仅反映了目前教育理论界课程研究与高考制度研究之间的脱节和割裂，而且还反映了教育职能部门缺乏宏观统筹、部门本位主义严重的管理缺陷和不足。
由于这些部门工作的出发点和看待问题的角度存在各自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因而面对课程改革与高考改革这一重大关系问题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盲区”，甚至是“误区”。
有时在处理一些关键问题上甚至是一些具体问题上难免发生观念的冲突和工作的摩擦，难以达成共同协议。
观念冲突的表现：
从基础教育管理部门的角度看，高考应该尽可能地反映新课程的选择性要求，在卷面中增大选做题的比重，以鼓励学校开齐开全选修课程，真正把课程方案落在实处。
而从考试管理部门的角度看，高考是一种选拔性考试，必须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和区分度，过多的选做题的出现可能会降低考试的科学性，不利于人才选拔的客观性和统一性，因而坚持把选做题目的数量和分值尽可能地压缩在较小的比例内。
从基础教育管理部门来看，省级学业水平考试更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一个学生在校三年的课程学习水平，因而应该加强这种考试，并要以一定的方式与高考硬挂钩，即以一定比例的分数计入高考总分，甚至有人提出用这种考试成绩逐步取代高考成绩作为录取依据。
但是从考试管理部门来看，学业水平测试组织起来成本高、耗时长、安全性低、命题质量难以保证，其信度、效度尤其是区分度不如统一高考高，不宜计如高考总分。
像上述这些观念上的分歧，一方面要通过积极的对话与深入的调研进行沟通和协商，另一方面，必须有一个统筹性的研究和领导组织对相关敏感与关键问题进行最后的判断和裁决。
这个判断与裁决应该从全局出发，超越部门利益和本位主义的狭隘视野，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一套或几套解决规划方案，把问题分步骤、分阶段、分层次地逐步解决，要有长远打算和实施策略，而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不能朝令夕改，反复无常。
新课程高考改革要取得积极进展，必须有一个统筹全局的机构进行分工和协调，它的地位应高于具体职能部门，否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就会出现或者是“踢皮球”或者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局面。
目前来看，新课程的高考研究工作确实多多少少地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客观存在。
应反思的问题如果是高中新课程方案本身就存在问题，比如选修学分所占比重过高，课程模块化过于零散和机械，综合性评价方式不适合高中学生的年龄特征、且操作起来费时费力效果不好等问题，确实给高中新课程的推进带来了先天性的障碍，那么，要想通过高考制度改革消解这些问题可能是不现实的，统筹性的领导机构就应责成基础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广泛的调研对课程方案进行适当的修订。
反过来，如果是高考改革方向背离或者偏离了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忽视了新课程对高考所提出的特殊性要求，给新课程实施造成了错误的导向，比如把选修课程误导成必修课程，考试内容必修与选修所占比例过于悬殊，考试科目设置不利于引导学校按照国家要求开足开全课程等问题，统筹性的领导机构就应当责成考试主管部门大力改进高考命题指导思想与原则，使其符合课程改革的基本要求。
应当树立这样的观念通过高考改革使新课程实施更有信心，更有希望；
另一方面，通过新课程改革促进并激活高考制度改革，使人才选拔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人才标准，更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因而，这种统筹规划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急需的，应引起某些主管部门的重视，否则，有关高考的论争就会祸起萧墙，造成无谓的混乱。
政府管理的垄断性与选拔主体的自主性,高考改革目前还只是处在一个起始阶段。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考改革的真正主体还没培育出来。
高考是为高等院校选拔优秀新生的，但高等院校在整个选拔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并没有显示出“名副其实”的真正身份。
目前，实质上不是高校在自主选拔新生，而是政府与教育管理部门在“替”高校“垄断”性地选拔新生。
长此以往，高校对人才选拔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兴趣和起码的感觉，只是习惯性地、集体无意识地按照成绩的高低来录取学生。
学校所关心的不是我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而是每年录取新生的最底分数线是多少，在高校中排名是否靠前。
北大清华则是比较谁录取的状元多。
而至于这个分数线到底能否代表自身对人才选拔的要求和标准，则几乎没有任何评论和判断。
这样，高考对高校来说就丧失了最基本的意义，沦为了一种常规性的、机械化的、下意识的习惯动作。
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前途堪忧高校要用好这个权力，必须解决好对人才标准的认识问题。
首先应该给自己的学校确立一个比较具体的优秀新生形象：
在知识、技能与素养上应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才算是一个优秀的新生；
其次应思考和研究通过怎样的考试或考查来判断学生是否达到了这个标准，具体讲就是要研究考试的命题导向与命题技巧等专业性问题。
2006年复旦大学通过面试自主选拔近300名新生，被誉为高考招生的“破冰”之旅。
2007年的自主招生政策作了调整，所有考生都要参加由十个学科组成的“复旦大学优秀高中生文化水平测试”，该考试以综合性和基础性知识为主，全部为选择题，测试时间约为3小时，满分1000分。
我想这是一个进步，至少在人才选拔标准的科学性上已经迈出了稳健的一步。
高考改革要真正地深入下去，大学必须实质性地介入。
只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真正关心人才的科学选拔而不仅仅是录取分数的高低，我想高考的改革才算真正走上了健康而光明的道路。
当然，要想让高校在高考改革中有所作为，还有许多制度上的改革必须跟上以作为保障。
我们相信，当高校都具有了强烈的鲜明的个性化的人才选拔标准意识的时候，我们的高考就会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当然，也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高考模式，比如把高考交给一些专业性的、信誉高的教育评价中介机构去承担。
这样既可以节约高考的成本，也可以通过形成竞争机制提高高考命题的质量，同时也相应地减轻了教育行政部门的负担，有利于把考试的监督权和执行权彻底分开。
但目前我们尚不具备采用这种模式的一系列主客观条件，诸如考试研究的专业化水平、中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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