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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扮演什么角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092班胡平（09010211）

摘要：

《老王》和《品质》文学体裁不同，分别是小说和散文，因此叙述者“我”在文章中扮演的角色不同。

对“我”的言行、心理、态度等进行分析，从而区别文体特征，深入了解其带来的不同表达效果。

关键词：

《老王》；

《品质》；

叙述者

前言

苏教版高中语文按照板块进行文本研习，必修三“号角，为你长鸣”这一专题下的“底层的光芒”板块安排小说《品质》和散文《老王》进行对比欣赏阅读。

《品质》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创作于1911年的短篇小说，《老王》是中国现代作家杨绛在1984年写的一篇回忆性的叙事散文。

这两篇文章中的主人公鞋匠格斯拉和车夫老王因生活在特定时代而越发体现出人格的光彩，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底层劳动者的高尚品质。

小说《品质》和叙事散文《老王》除了对中心人物格斯拉和老王这两个形象的刻画外，还贯穿了“我”这个角色。

两篇文章都重在叙事，故事性强，但因体裁上的不同，《品质》和《老王》中“我”的角色相差甚远。

高中现代文教学强调文章的题材内容和中心思想，区分叙事、抒情、议论等类别，而很少从文学作品的体裁、手法等艺术形式层面上加以分析。

学生阅读过程中，主要关注文章写了什么，而忽视了文章是怎么写的，只将形式看作是表现内容的手段，抹杀了本身的价值。

因此，本文从高中语文教学中经常被一笔带过的叙事视角入手，重点分析“我”这一叙述者在小说和散文中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而加深对文章结构的认识，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

一、体裁区分

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是通过完整故事情节的叙述和深刻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

它以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发展及贯穿主题的美学原理为表现方式。

小说的容量大，可以细致地展现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表现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描述人物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提供整体的、广阔的社会生活。

《品质》是短篇小说，围绕着鞋匠格斯拉这一人物，写的是大工业革命时代，格斯拉恪守职业道德，不愿粗制滥造，从而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而饿死。

小说结构完整，艺术虚构了鞋匠格斯拉作为典型人物，在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的典型环境下，体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的特征。

小说中的格斯拉代表了当时社会底层不愿降低产品质量，坚守职业道德的一批有着高尚人格的群体。

散文不讲究韵律，具有一个或多个中心思想，以抒情、记叙、论理等方式表达。

叙事散文以写人写事为主，对人和事的叙述和描绘较为具体、突出，表现作者的认识和感受，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老王》是回忆性的叙事散文，是杨绛回忆文革前和文革中，自己一家人与老王的交往，写老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帮助。

它偏重于写人，全篇以老王这个人物为中心，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做粗线条勾勒，偏重表现人物的基本气质、性格和精神面貌。

杨绛的《老王》被称为是“时代事件中的小插曲”，可见其叙事色彩浓厚，情节性强，“时代事件”表明它是发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从中折射出社会环境的特殊性。

散文的叙事情节不求完整但很集中，叙事中的“情”渗透到字里行间，讲求形散而神不散。

它不像小说中的人物是代表了社会上的一个群体，而是作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品质》和《老王》塑造了格斯拉和老王这两个社会底层劳动者的鲜明形象，身处社会动荡时期，但是他们对待人事的态度没有改变，依然保持独立的品格。

阅读者与之感同身受，体会到生活的辛酸苦辣，人物的喜怒哀乐，以及作者对这来底层社会的劳动者给予的同情和尊重。

两者在文学体裁上不同，以各自的特点见长，文章的艺术创作手法也相应地符合体裁的特点。

，

仔细分析文章的开头，《品质》中开篇就是“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老王》中“我常坐老王的三轮”，都是由“我”开启全文。

再到文章的末尾，《品质》中“‘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由“我”站出来对格斯拉的品质做肯定和认同。

《老王》中“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

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我”反省自己当年的言行，以抒情的形式表达一种人性高度上的思考。

两篇文章都是以“我”为叙述人，在“我”的作用下推动故事往前发展，同时，“我”也参与到人物之间的对话和行为中来，和中心人物发生联系，透过“我”的眼睛看到人物的高尚品质。

但是，在小说和散文中，“我”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到不一样的作用。

二、小说《品质》

《品质》写一位诚实敬业，热爱自己技艺的靴匠格斯拉，他宁可饿死也不愿降低靴子的质量，以此表现出底层劳动者高尚的劳动品质。

小说重在虚构，《品质》中格斯拉太过于理想化，他身上那种宁可饿死也不远降低靴子质量的品质，是大工业革命时代一批恪守职业道德的劳动者的写照。

社会上不会单独地存在这样一个与小说刻画的形象完全一样的人物，作者在格斯拉身上做过加工和升华，这是时代的灵魂。

“我”也是虚构出来的，小说以“我”这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加强了艺术的真实性和抒情的感染力。

“我”作为全文的线索，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从我很年轻时认识他，到最后格斯拉由于不能因时而变破产饿死，格斯拉这段时间的人生经历都是在我的眼中看出来，他的日益贫穷，入不敷出，正是在我每次去店里定做皮鞋的时候展现出来。

“我”是格斯拉坚守岗位，不屈服于生活的见证人和观察者。

“在我大约十四岁那年，我够格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就有了模糊的印象。

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鞋子，简直是神妙的手艺。

”这是“我”第一次与格斯拉打交道，用“我”的眼睛所看到的，给格斯拉一个初步的定位。

“人们不可能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经穿，一时穿不坏的——他好像把靴子的本质缝倒靴子里去了。

”这是“我”站出来代表所有的顾客说的话，因为“我”一直都是在格斯拉这里订做的靴子，最有发言权。

“我”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用“我”的经历和感受来写，更具有真实性和可行度。

《品质》一文以“我”到格斯拉店里做靴子的事件为明线，潜藏着的暗线是格斯拉生意日渐的萧条，最后以至于难以维持生计。

我有一次因为急需之用而在一家大公司买了靴子，但是皮革质量是次等品。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他抱怨和气愤，“这些大公司真不体面。

可耻！

”。

他的表情是阴冷和无奈的，“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都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

格斯拉当时已经受到大公司的排挤，生意日渐冷淡，但是在“我”的眼中，看到的是一个固执的鞋匠。

通过“我”与格斯拉的对话，展现了当时工商业主为谋求利益，粗制滥造，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却仍然有人坚持操守。

“我”作为顾客，站在卖家的对立面，也要对格斯拉肃然起敬。

全文的暗线是格斯拉店铺的逐渐压缩，直至消失，这也是在“我”的眼中见出的。

“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了”，“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此情此景，是在格斯拉唯一向我抱怨那次之后的两年时间内发生的。

店内的收入已经支付不起两间店面了，而一向引以为傲的展览的靴子也被废弃了。

这是一个极小的画面，“我”在两年后回到这里，第一眼却看到了这派颓垣的景象。

这几双曾经陈列在橱窗里作为摆设，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的模范品正是格斯拉的象征。

工业化时代，商品的大批量加工生产，厂商为谋取利益，不在顾惜质量优劣，只追求数量，靠广告来蛊惑顾客。

而几十年如一日地保证质量的格斯拉，他不晓得如何偷工减料，注定要在这场弱肉强食的商业战中败下阵来。

“我”不仅是见证格斯拉破产的人，更是对他寄予了很深的同情之情。

“我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以为他的心里把我看成对他存坏意的一份子；

也许不一定跟他本人做对，而是跟他的靴子理想作对”，作为顾客，我来格斯拉店里定靴子，本来是照顾他的生意，是用行动表现自己的好心。

但是，我却有种愧怍，因为我并没有理解格斯拉不随波逐流的原因，而且自己也没有格斯拉那种坚定的精神，所以感到自己也和别人一样，是在亵渎格斯拉的信仰。

这是一个随着时代而通变的普通人，对那些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不为世俗所牵绊的人的惭愧和敬仰。

一年多“我”回伦敦，所去的第一家店铺就是格斯拉的鞋店，并且将他称作是自己的老朋友。

我俨然成了格斯拉的崇拜者，“我”的存在和随着时间的间隔出现，正是用来见证格斯拉不变的职业操守。

“我”这些年一直在国内外奔波，并且穿着格斯拉做的靴子，其间没有换过其他的靴子。

用“我”这个动态的人物来反衬格斯拉这个静态的人物，以动衬静，然后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执着地，终生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劳动者。

“我”又一如既往地定制靴子，却没想到这次是永别。

文章没有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写过格斯拉，连他最后的饿死，也是在“我”追问年轻人的情况下告知给读者的。

格斯拉在这几年生意萧条的情况下，如何苦撑，如何度日，作者并没有具体的描写，只是借助“我”的问话，从侧面旁人的口中用二用三言两语来交代。

这中间的艰辛过程留给“我”和读者思考，从而我在思想上慢慢地接近格斯拉。

文末，用“我”的赞叹还总结格斯拉的一生，因为我成为格斯拉虔诚的崇拜者和仰慕者。

“他做了顶好的靴子”，我的靴子基本上都是出自格斯拉之手，“我”的感受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的一些简单的心理活动，“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这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伤心情”中，认清并同情格斯拉的痛楚，以及“我”把格斯拉当做真心的朋友，这么多年来一直关心他，这些言行与身边的人形成对比，折射出时代的现实性。

“我”观察了格斯拉做鞋匠的生涯，见证了他执念的高尚品质，同时，“我”也受到他的感染和熏陶，“我”的成长正是受益于格斯拉的品质。

《品质》一文中，“我”是格斯拉的见证者，也是耳濡目染的受益者。

格斯拉对“我”的影响如此之深，更是升华了他的高尚品格。

三、散文《老王》

《老王》是杨绛回忆曾经与一位人力车夫交往过的一系列事情，表现底层劳动者在不幸的生活中不改善良淳朴的天性。

作为回忆性的叙事散文，散文的内容是真实的，它重在抒情。

虽说是选取了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但人物都是来自于生活真实，不具有小说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特点。

这个人物是独一无二的，是作者截取日常生活的点滴，有感而发，信笔写来的。

“我”和老王都是主角，“我”是为情节发展而设置的，相当于一个故事推进的见证人，是情节连缀的叙述者。

老王这个形象是在“我”的回忆中出现的，伴随着“我”和老王之间的交谈会话，有了彼此的了解、同情与互助。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

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正是在这一路的交谈中，“我”这个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王。

老王是“我”眼中的人物，是据实情回忆而展现在读者眼前的。

从“我”和老王的对话中，凭借“我”的印象来写老王这个人，借以表达“我”的情感。

《老王》意在表达“我”对于老王这些底层劳动者不幸生活的愧怍之情，对老王的塑造，主要在于“我”的情感的深化。

“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

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

都不是。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

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

”最后这句话，出自“我”之口，这就是全文想要表达的中心意义。

“我”和老王虽然都具有善良的人格，但却始终难于消除阶级的隔阂至死心存困惑与纠结。

“我”是抱着愧怍的心情来回忆老王的，“我”在文章中是老王的陪衬和烘托。

老王正是在与“我”这类幸运者的对比之下，以一个不幸者却保持着助人的高尚品质，从而让人致以更高的敬意的，也以此使人反思。

特别是人物之间的对话，包含着话外之音。

借两人的交谈，探究会话含义，从而理解“我”的态度对老王品质的反衬作用。

“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表面上是写“我”对老王的同情，不忍心占他的便宜，好像是很有原则性地处事。

然而，话里“当然”却是以一个知识分子高姿态的清高语气来和底层的劳动人民说话的。

理所当然的要付全费，也就表明自己理所当然的高人一等。

“我强笑说：

‘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

‘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

他赶忙止住我说：

‘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老王本是无依无靠的人，“我”对他好，没有看不起他。

他就有着一种报恩的心理，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将自己所拥有的拿来送人，也许“我”是他在世上挂念着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不料，“我”却拿钱给他，没有理解他的意思，硬生生地拉开了彼此的差距。

“我”是作者抒发感情的载体，杨绛正是“我”，叙事性散文讲求真情实感。

“我”在文中是作为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看到底层劳动者老王在文革前后，一如既往地对待自己，赞叹他的高尚品质。

同时，也为自己看轻他，没有真心地理解他而感到后悔。

“我”与老王之间互帮互助的关系和交往，从“我”的眼中看出，作为老王行为的施予者，“我”和他处于同一层次，以一个平常人的心态和人之常情来为人处世。

当“我”站在事情发生以后的许多年，老王都已经不在世上之后，“我”眼中的老王是一个故人，带有回忆性的。

从整体上来观望这一形象，重点不再是对老王这个人的评价，而是通过交往阶段发生的事件，引发“我”内心的某些触动和感怀。

《品质》至始至终是为了表现格斯拉这位大工业生产时代不愿丢弃善良的秉性，保持独立人格的鞋匠的崇高形象。

借助“我”这一顾客的身份从侧面展现人物特点，颂扬精神和品质。

《老王》是重在写人的叙事散文，虽然刻画了一个能与小说人物媲美的形象——车夫老王，但是其最终目的是表达“我”的认识和情感的变化。

全文始终贯穿着“我”和老王的对话，其中充满了意在言外的会话含义，这些就是“我”最后反思自己的材料和证据。

在这里，作者和文章中的“我”是一体的，“我”的设置是能够展示人物品质的基础。

小说《品质》和散文《老王》中“我”的角色都是至关重要的，贯穿始终。

在文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有重合的地方，如采用了有限视角，赋予人物更多的联想和品质的挖掘。

但是，基于在体裁上的截然不同，“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要具体结合到文本中去的。

因为小说和散文本身所对应的表现手法和表达意蕴是有鲜明的差异存在的，因此，借助“我”来表现的意图也是不同的。

语文教学不能只侧重于内容上的理解，形式的多样能够对全文内容的表现，主题的表达起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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