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剪纸艺术造型特点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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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看清眼前站着的是位身高不足1．60米，精瘦却有神采的小脚老太，虽然满脸皱纹，但她却有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和一头青丝（奇怪她并没有多少白头发）。

这与我在很多刊物上见到过的库淑兰照片没有什么两样。

但她的生活现状却给我极大的震动，难道这就是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授予“剪纸艺术大师”的库淑兰？

在我没来之前，她的名字和她独创的作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蜚声海内外艺术界，我听到的和我现在看到的、感受到的似乎无法调和。

我将带来的糕点放在了土炕上，库拉着我的手仰头笑着问：

“你知道我叫啥？

”我大声说：

“你叫库淑兰！

”老人哈哈大笑，“同志们可好着哩，还给我买好吃的，下次来，你再给我买些豆奶粉、脸盆子（要求很低）。

我给你持（拿）花（似乎老人已明白我的来意，但凡来此的客人可能无一例外地都会看‘花’，即剪纸作品）。

”她爬上了炕头，可又转了回来，“我对你说，下次你来给我买上随（小）剪子，还有红纸、绿纸、毛蓝纸。

”作为看花的条件，我答应了她。

她这才从炕头上翻出压在最底下的一个纸箱，拿出一大卷卡纸，当她要展开时又说：

“拍照要给钱哩！

二百元。

一张‘花’四百元。

”我突然感到诧异，一个乡下老婆婆，居然被现代市场经济浸染得如此透彻，那种农民的直接与单纯的狡猾，在短短初识的几分钟里给我的感觉全都是“交易”，似乎是老人有过某种被骗的经历，而早已准备好了对付所有外来人的“台词”，又像是别人授教指使的结果。

这使我顿生困惑，仿佛眼前不是我要拜访的大师级库淑兰。

在已看到过的所有对库的报导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

库淑兰是位“庄周梦蝶”式的神奇人物，高尚得如美玉一般，没有任何瑕疵。

但我眼前所见和我接下来的访问，使我的思绪一波三折，库淑兰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当库淑兰在这昏暗破旧的房内突然打开她那绚丽的创作时，我的眼前一亮，她的画作与环境形成强烈对比，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在这样偏乡僻壤的山村里，竟会产生如此具有震撼力的经典艺术创造。

库淑兰代表作：

剪花娘子 

2000年征集

作为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贤淑良家农妇，其中的必然和奥秘来自何处？

全中国植根于民俗土壤中的民间剪纸艺术家数不胜数，为何只有库淑兰一人独创这种剪贴画形式？

不仅如此，她的作品与环境又有着天然的对立与统一，就像一朵扎根于土壤中盛开的艳丽山花，一点都不感到刺眼。

《空空树》、《灶爷灶婆》、《太阳神》、《剪花姑娘》、《连花生子》……库的作品印刷品我过去也见过不少，台湾汉声出版社就专门为她出版过精美的《剪花娘子———库淑兰》上、下册，可原作的魅力远远超出印刷品，而非同一般，有种慑人心魂的魔力。

难怪有很多学油画的画家做梦都想去卢浮宫瞻仰大师的真迹，原来是寻求原作对心灵的直接冲击。

库淑兰拿着一张张出神入化、色彩斑斓的剪贴画，神采飞扬地把每一幅作品背后的民谣、传说、剪花娘子的精魂，一一手舞足蹈地说唱出来，她的那种忘我的如痴欢悦的神情，就像见到老朋友，没有陌生，没有厌烦，一下使我忘记了她刚才和我“交易”的尴尬。

“来，到我跟前来！

我唱给你听”，库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唱道：

“剪花娘子把言传，没有厅院真难堪；

热哩来了树档下钻，冷哩来了烤暖暖；

进了剪花娘子屋里边，清清闲闲也乐观；

好似庙院把景观，叫来童子把花剪；

人家会的是琴棋书画、八宝如意；

我剪花娘子铰的是红纸绿团团。

”

而她手中的这幅《剪花娘子》的形象恰好与歌词形成鲜明对比。

也许这就是作为一代大师所体现的过人之处，她所表现的剪贴画是诗外有画、画中有歌、歌中有舞、相互辉映的立体艺术，这与文人绘画所追求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相互共存的意境截然不同。

所以读赏库淑兰的艺术，不听她演唱的诗歌和感受她的生存环境，单看她纯真可爱、充满灿烂阳光和美好幸福的视觉艺术，我们只感受到它全部情趣意味的一半。

这位自称“剪花娘子”的老人，1920年农历二月十二日出生于旬邑县赤道乡富村的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

库淑兰从小生性活泼机敏，心灵手巧，聪明伶俐，人送外号———猴桃，4岁缠脚，六七岁时随母亲学剪纸作画，至今不止。

曾读过几年书，后因婚姻失学。

15岁嫁给本村贫苦农民孙宝嬴为妻，共生养13个子女，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眼巴巴地看着10个孩子相继死去，最后只拉扯大二男一女，现已儿孙满堂。

但有着倔强性格的她，坚持自食其力，至今与老伴单住在土屋里，过着相依为命的清苦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初，旬邑县文化馆在组织民间美术艺人创作时发现了库淑兰不同凡响的剪纸天赋。

从此，库淑兰的名字和她创作的独树一帜的作品，走出了背靠黄土面朝天的山沟沟，走出了国门，登上了大雅之堂，令国内外的业内专家、学者为之倾慕，她的作品被评为“能与毕加索、马蒂斯的作品相媲美”。

她曾迈动着一双摇摆的小脚，走进北京，出入香港。

她终于被世界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剪纸艺术大师”称号。

然而，如何从农妇与艺术大师、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找出这位不平凡老人的生命价值取向和对艺术如醉如痴的颠狂境界所产生的根源呢？

这是我用DV记录她晚年生活和创作的真实目的。

我来此已是第四天，每日我都赶在库淑兰起床之前，就守候在她家的门前，只要她家的门一打开，我的摄像机就开始工作了，除了换磁带、吃干粮、如厕、老人午睡，我几乎是一刻不停地记录库淑兰每天的起居生活、唱诗剪花、出门溜达……前一两天，老俩口还不习惯，而后，她们便不在意我的存在了，镜头中的人物渐渐变得自如起来。

这天清晨，库淑兰比我起得还要早，我来到时，她已双腿跪在灶前起火烧水，库没有梳理的头发和微驮的背影显得越加苍老，电动鼓风机“嗡嗡”地响个不停，炉堂内的炭火燃得正旺，映得她满脸火红，她发现了我，并用眼瞄了我一下，没有作声，她知道我是不会“理睬”她的，这是从我来到第二天起就已经是这样了，我几次不答理她之后，她误以为我突然得了哑巴症（她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情形），一开始，逢人便说：

“这人牺惶的很（可怜），不会说话了，是个哑巴子。

”因为我是记录而不是采访，“介入并不参与”，这是必须遵循的记录手法。

但今天的特殊情况，我却无法遵循这个规矩。

当我全神贯注地拍摄时，镜头中的库淑兰在炉灶前一下起不来了。

此时她老伴不在屋里，库淑兰将手伸向我求助，口中自语道：

“昨黑来把我跌嘎子，腰不得动弹，哼！

哼！

把我吊嘎子（拉一把）！

我右手把着摄像机，左手伸向她的手……库淑兰的腰明显活动受限，锅里的水已烧开，她要把一笼凉馍端进深深的锅里，可她端到锅沿，又无法弯腰放下去，她的腰受伤了，库淑兰小心地慢慢走来，拉着我的手示意我帮她将摆着冷馍馍的竹笼箅放进锅里……

接着她拿来大葱，操起一尺来长的菜刀，慢慢跪在案板前开始一刀一刀地切葱丝，这姿势无疑既缓解了腰痛，又完成她不得不为之的家务活，她在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时，并没有任何的不协调，显然，她经常使用这个姿势。

她的老伴从外面回来了，库淑兰已将早饭做好放在一个木制托盘里端上了土炕（有热腾腾的大馍、辣酱和一盘醋拌葱丝），像是招待客人一样伺侯老伴享用，这是库淑兰一辈子都在履行的妇道和规矩。

她曾对我说：

“我生下娃，在炕上坐三天，就下地给外（指老汉）做饭哩，外脾气不好，一天把我打六回子。

”即便现在上了80岁的高龄，她仍然一如既往。

随后，她没有吃饭就拿起了拐杖，迈动着小脚，东倒西歪地走出了家门，有几次险些摔倒在路上。

她来到村医务室，一连吃下两粒止痛药，村民说：

“耶（她）经常吃这药，不然就动不了，耶老汉（指老伴）就没饭吃了。

吃完止痛药回到家里的库淑兰，显然是药效的作用，她的肢体活动自由了许多。

爬上炕，拉开她创作过无数作品的小桌子，摆开剪刀、色纸、面浆，渐渐进入了制作剪贴画的状态，此时的她，似乎又变成了另一个人，周围的一切不复存在，那专注的神情，早已将生存的苦难抛到脑后，创作使她变得心醉神迷。

在连续的拍摄中，我发现库淑兰在创作每幅作品时，徒手打草稿，信手剪来，随手贴上，那丰满的构图，稚朴动人的造型，绚丽而又统一的色彩运用，怎么贴剪都显得经典好看，显示出她作为一个大师的才智和创作天赋。

西安美术学院已故教授杨学芹在《库淑兰的艺术》一文中这样评述她的作品：

“在主题人物身上，由孤形、勾形的对称线条支撑头饰花冠，躯体身边给人以粗壮有力的壮美感。

而由黑色孤线勾勒的圆脸，弯月式的长眉毛，大眼睛与红鼻子，深红嘴唇，黄色眼白，黑眼珠相对比相谐调，面目丰满，五官紧凑，双眉间加大红色的智慧点，于是人物犹如注入了灵气，赋予了生命，显得雍容娴静，神采照人。

多次的跟踪记录，使我感悟了艺术创造之外的真实库淑兰。

她首先是一位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农民，一位勤劳、精灵、受尽贫寒与多次丧子之痛打击的善良农妇，她具有西北农家妇女所具有的一切美德，同时她也兼备农妇所有的世俗与局限，库淑兰是一位比当地任何人都真实而又富有灵性的农妇。

她在中国的民间艺术中，历史性地开创了三方面的先河：

1、打破以单纯的模仿来传承传统；

2、她以自己为原形（在民间艺人中极为少见），以民俗风物和心灵世界为背景，以追求理想境界为终极目的而激发的原欲创作动力；

3、独创了一种前无古人的最适合表现其自我灵魂中真善美的艺术模式———剪贴画。

这种创造的本身，已经充分揭示出库淑兰在中国民间文化长河中，所占有的极其重要的位置和不可忽视的人文精神价值。

她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已远远超出艺术本身范畴。

我们有了认识和感悟之后，就会发现我们对库淑兰的生存状态已漠视到麻木不仁的程度……

多少年来，我们对众多有成就的民间艺术大师的生存背景和创作环境知之甚少。

可以说，我们长期忽视了这一重要的社会底层人文元素，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存在严重的认识偏差。

民间艺人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保护的现象，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盲区。

所谓上层主流文化中“拿来主义”的主观倾向或者称为“历史惯性模式”，对待民间文化至今仍持“摘野花”的态度。

因为它是野花，可以居高临下地随意采来，无需代价和负责任。

只要能用来美饰主流文化的某种需要，一切万事大吉。

（据不完全统计，在已经出版的大量有关民间文化出版物的图文介绍中，有半数以上没有标明作者姓名、年龄及详细出处，更谈不上支付稿酬了）。

这显然反映出主流文化对待民间文化作者的不公正的态度。

至于“野花”的生存环境、土壤条件，是否有养料，能否继续生存等等所有这些，似乎都不是自私的主流文化所要注意和关心的。

难道这些人就如此安然吗？

我痛心疾首。

库淑兰，正是这种“惯性模式”下的典型代表。

在过去的时日里，我曾多次在大专院校及媒体采访中强烈呼吁社会给于民间艺术家以切实的关爱和救助，建议国家文化部门早日设立“中国民间艺术家保护基金”，因为还有成千上万的像库淑兰一样的民间艺术人才正处在困难之中。

虽然我先后通过富村村委会转交给库淑兰近四千元的听众充满艺术良心和人文关怀的捐助善款。

但我已意识到，库淑兰在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她所需要的已不再是金钱和名气，她要的是浓浓的人间温情和体贴入微的关怀，我们能给予她的真是太少了！

2003年3月29日，当我再次打电话到富村询问库淑兰的近况时，话筒的另一边传来库淑兰邻居的声音：

“耶（方言，指库淑兰）在炕上下不来了，一天吃点，一天不吃，气短的很，老了，怕不行了……”

后来，我又欣喜的接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对我所反映的库淑兰现况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并明确表示，要以组织的形式立即联络库淑兰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想尽办法做好库淑兰的生活安置工作。

至此，我的心得到莫大宽慰，我国民间文化最宝贵的创造者、传承者------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家，他（她）们创造的光鲜作品将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

同时，他（她）们的生存状况也将得到应有的关注。

只可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春风来的太晚了，库淑兰还没感到一丝春意，就于2004年12月19日在富村辞世人间，终年84岁。

她所创造的“剪花娘子”的精神符号与艺术形式也就此成为绝版。

库淑兰作品：

江娃拉马梅香骑 

2003年征集

当我冒着寒雪，日夜兼程赶到富村，库淑兰已盖棺长眠，追悼会破例在村委会门前大路上举行，乡亲们默默地送走这位饱尝生命苦难却又不屈用艺术精神抗争命运的老人。

我目睹这一切时，心中在想：

库淑兰终于用死亡换来永恒的安宁，对她来说是福！

而她生前常对我说的心愿：

“1、死后能在坟上立块碑；

2、剪花作品能进博物馆永久地展出”。

这两大遗愿都将在近期相继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