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都有辩证法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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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必须依靠精明的领导者；
依靠科学技术，但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劳动人民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始终都要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
稳定的程度，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我们纠正“一手软、一手硬”，应当使软的一手变硬，而不应当使硬的一手变软。
有些事情在新形势下是必须的，不能用旧观念把它看成是问题；
有些事情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好的，不能以新形势为借口不把它看成是问题。
配套改革是协调发展的动力，协调发展是配套改革的目标。
我们必须对两者统筹兼顾，以配套改革促进协调发展，以协调发展支持配套改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问题缺乏警觉。
我们自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决不能因为别人的低估就妄自菲薄，悲观失望；
也不能因为别人的高估就妄自尊大，忘乎所以。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发展快慢，是否强大，正像一个人是不是伤害别人，并不在于他的个子大小、身体强弱，而要看他的品
不了自己的发展。
比如说武松是英雄，那是因为他死了老虎，他要是打死了一只猫，就算不了英雄了。
冷静地想一想，掌声、歌颂未必真帮忙，批评、反对不是都添乱。
统一战线是同和异的矛盾统一体。
有同无异，就没有必要建立统一战线。
有异无同，就建立不起统一战线。
求同存异，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
我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就要以对方的存在、发展为前提和条件。
“肝胆相照”，要有“肝”有“胆”，光有“肝”没有“胆”怎么“相照”？
长期共存是互相监督的前提，没有长期共存，监督就无从谈起；
互相监督是长期共存目的，离开互相监督，共存就失去意义。
特殊性和共同性是相对的，在这个领域看是特殊的，从另一个领域看又可能是共同的。
一块木头是什么？
就是一块木头。
这个回答并没有错，但他还是什么？
这就要看具体情况。
拿它来做家具就是原料，拿它来烧活就是燃料，拿它来跳水就是工具，拿它来和坏人斗争就是武器，拿它来打劫就是凶器，拿到法院就是证据，但还是那块木头。
这就是质的多样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结合是运用，结合是目的，结合是坚持，结合也是发展。
离开结合谈坚持、谈坚决、谈坚定，只能是空话、大话、假话，只能给马克思注意抹黑乃至窒息或断送马克思主义。
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摇摆不定是危险的；
把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割裂、教条式理解、贴标签式应用是会误事的；
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墨守成规、停滞僵化是有害的。
邓小平说，不争论，是他的发明。
人们说，不争论，是邓小平的高明。
有些事情来回地争论，争论了十年、二十年，到头来一事无成，把时间也丢了。
应先干起来在说，在干的过程中比较，在干的过程总结中提高。
讲原则而不空泛，讲具体而不琐碎。
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不能放在别人的胳膊上。
说什么事情不行、不对容易，而说怎么行、怎么对很难。
权力和真理是两回事，权力大，未必真理一定多。
许多事情似乎早就明白，如果问上几个为什么，就会发现自己并不明白；
经过认真思索之后，就会变糊涂为明白，这个明白才是真明白。
人类的知识有两个特点；
从纵向讲是知识的延续性；
从横向讲是知识的借鉴性。
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丛向靠继承，横向靠借鉴。
领导班子的配备要讲究结构合理。
一个班子就像混凝土结构，有钢筋、水泥、沙子、骨料。
光是钢筋就没法受压，没有钢筋，混凝土一拉就裂了，所以要讲合理的配比。
一个好的班子必须是你擅长这方面，他精通那方面，各有长短，组合在一起就成了面面都行的好班子，当然也要有比较全面一点的、知识、多一点的人负责全面工作，如同乐队的指挥。
但这种人不能多，有的班子之所以一个个数不软，加在一起不强，毛病就在这里。
满盘象棋都是车，见面就“兑”没法走。
要办成事，就要找一批想办事、肯办事、敢办事、会办事的人。
想办事的人是愿望，肯办事的人是热情，敢办事的人是勇气，会办事的人是本领。
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领导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一切活动为了升官发财，一旦掌权就搞独裁。
我们必须防止这种人投机上来。
组织路线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用人不能失去群众，群众不接受、不拥护的人，你咕噜半天好话也不行。
领导的威望从哪里来？
靠上级封不出来，靠奴隶压不出来，靠自己吹不出来，靠耍小聪明骗不出来。
只有靠真心实意地、努力竭力地、坚持不懈地为群众办事实，才能逐步树立起来。
领导为群众办事，群众为领导作劲儿。
领导者必须要有主见和自信。
作为领导者，自己没信心，怎么叫别人对你有信心？
自己没有主见，遇事那不出办法，或有办法而不敢决断，别人怎么能遵循和贯彻？
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人家决策时的果断，而看不到人家事前所下的功夫；
只看到人家处置问题的自如，而看不到人家平日长期的积累。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张口就说，说了就对；
拿来就拍板，拍板就正确。
领导者的作用，就在于把多数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并合理发挥出去。
领导者的积极，归根结底是为了是更多的人积极，如果领导者的积极带来周围的人都不积极，这个积极就值得怀疑，这个积极就不如不积极。
履行程序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是有一些“麻烦”，但它是民主权利的体现，也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添了一些小“麻烦”，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导致地大“麻烦”。
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在方针政策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发展规律上找原因。
我们领导者，在工作中常常碰到两种人：
一种是顺着捧的，一种是顶这干的。
一般来说，对顶着干的，我们比较注意；
对顺着捧的，我们则常常上当吃亏。
不信可以回头想想看。
最怕碰上“不懂、主观、有权”的领导。
不懂不可怕；
不懂、不听别人意见才可怕；
不懂、不听意见、但是说可以不算也无大害，最可怕的是碰上不懂、主观又有权“三位一体”的人，其破坏性常常是无可弥补的。
一种好的方法、一个对路的实招，可以下活一盘棋，可以开辟一条道，可以影响一大片。
在工作中注意坚持统筹兼顾，区别轻重缓急，讲求先行后续，实行配套推进。
搞建设要有渐进性、同步性、迂回性。
渐进性、同步性是讲协调，迂回性就是有时候得停一下、转个弯。
现在说，不能老用老办法，或者，老的东西不能丢，这都不完全对。
老办法里面有优良传统，今天仍然是适用的，要很好继承，老办法里面也的确有过时的，不能抱住不放。
坚持不是见但照搬，而是要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在坚持中前进，；
继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要结合新情况，创造新经验，在继承中发展。
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抛弃过是的，创造新鲜的。
对民族、宗教纠纷要尽可能解决在萌芽状态，宜解不宜结，宜疏不宜阻，宜散不宜聚。
尤其不能夸大问题的严重性，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掩盖自己的无能。
形式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形式就不能有效的开展工作，但形式主义是不能要的，因为形式是不讲实效、劳民伤财，有些已发展到误事误国的地步。
政绩是要讲的，因为政绩是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政绩工程”是不能搞的，因为“政绩工程”沽名钩益、华而不实，有些甚至用老百姓的救命钱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自己满脸脏东西，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
你在台上讲人，人在台下讲你，你讲的还管什么用？
中国人只要自己不内耗，别人是打不垮的。
问题当然要正视而不能回避，缺点当然要改正而不可能掩饰，情绪当然要理顺而不容大意。
但是，一切困难和问题，都不应成为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理由，而应成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根据；
不应成为心烦气燥、怨天尤人的借口，而应成为磨练意志、施展才干的机会。
要让别人看重自己，首先自己看中自己。
比较是认识自己、了解别人的重要方法。
有比较才能知长短、见优劣、辩方向。
比较，不仅要纵比，而且要横比；
不仅要经常比、反复比，而且要多方面比、多角度比。
同志之间应该是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乙隘；
作为领导更要有宽广的胸怀，诚恳待人，平等待人，一视同仁，知人用人；
要看的远一点，想的大一点，心胸宽一点，姿态高一点。
还有这种情况，两人闹不团结不是因为你做错了，而是因为你做对了；
不是因为你太穷了，而是因为你太富了；
不是因为你太笨了，而是因为你太能了。
咱们过去来回争是非，争得没完没了，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真的非？
整来整去，谁成了是英雄？
结果都是两败俱伤，两人都怄了一肚子气，都弄了一身病，最后两人死了悼词都差不多。
大家在一起总是要多看别人的长处，多给别人留些存在与活动的余地。
如果你挤得人家一点空间都没有，互相一伸胳膊、一伸腿就碰到了，不怨别人蹬了你，而要怨你自己留给别人的空间太小。
看人必须抓住主要方面，看主要方面是缺点还是优点，既要看缺点对工作有多大害处，更要看优点对事业有多大用处。
就一般讲，要先看长处后看短处，发挥长处避其短处，在发挥长处的过程中补其短处；
要先看优点后看缺点，在发扬优点的过程中克服缺点。
人心换人心，真诚换真诚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批评别人对自己不真诚，首先要反省自己对别人是否有虚假。
有些人专找干事人的毛病，甚至给人家安各小辫子，揪住不放。
凡干实事的人，就要说话，就要办事，就要待人。
老说话难免有失，老办事难免有错，老待人难免有怨，哪怕是万分之一。
其结果，干事的人变成了毛病最多的人，不干事而整人的人反倒变成专给人“治病”的人。
有的人不琢磨事，光琢磨人，专门琢磨干事的人你在前面干，他在后面看，干对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意料之中“常有理”。
我们是历史中的人，我们也是历史中的一段，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将来历史也会评价我们。
我常讲历史的人要办历史的事，这包含两个意思，既不要超越历史，去干那些办不到的事情；
也不要推卸历史的责任，该干的事情也不去办。
历史给领导者提供了充分施展才智的机会，而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又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或给人类带来福音，或给人类造成灾难。
历史最终都将无情地对每个领导人作出评判。
人民是杆秤，历史是杆秤，政治家的分量最终都是有他们来衡量的。
任何个人、任何政党、任何国家，要想赢得主动，有所作为，都必须放眼世界、放眼未来，都必须提倡思考、提倡探索，做到与时惧进。
要具体地思考、深入地思考、连贯系统地思考，思考现在、思考过去和未来，思考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思考实践、理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如果只研究中国，不研究世界，就会落后世界潮流；
如果只研究世界，不研究中国，就会脱离中国国情。
简单地说别人的东西都不好，或简单地说我们的东西都好，都是十分错误的。
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才能改变落后；
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根本都是个发展问题，中国要解决许多问题关键也在于加快发展。
过去讲，“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现在看，要想红旗不落地，卫星必须早上天。
冬天虽然少一些害虫，但冬天也不能常庄稼，因此，谁也不会希望总是冬天。
一个时期对发展起积极作用而被肯定的东西，在另一个时期就可能成为制约发展而被否定的东西。
我们要敢于自以为非，善于超越自我。
最可怕的是自己折腾自己，自身先发起烧来。
对中国人开讲，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外国引进来的。
改革从总体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但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生活暂时遇到困难的人；
改革必须依靠精明的领导者、依靠科学进步，但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劳动人民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始终都要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绝不能因为别人的低估几妄自菲薄，悲观失望；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发展快慢、是否强大，正像一个人是不是伤害别人，并不在于他的个子大小、身体强弱，而要看他的品德和为人。
一个地球一块地；
一个星球一片天。
海水没有边界地来回流动，空气不用签证地进进出出。
环境保护，不仅需要各国自己的努力，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靠大家共同努力来解决。
许多事情我们可以讲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但老百姓吃不上饭，就没有理由。
“民以食为天”，“饭”字半边是“食”字，半边是“反”字，没有食就会反。
利益的作用激发了人们的进取意识和创造热情，给社会注入了发展活力；
利益的驱动也使一些人的私欲膨胀，带来诸多消极负面的东西。
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思想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不能企图用一种方式、一个办法，比如开一次会或谈一次话，就能把情绪都理顺，把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按锁配钥匙，锈锁先膏油。
把思想问题比作锁，是先有锁，钥匙后配。
对很落后、难办的人，转化得有个过程，得先点一点儿油，慢慢再捅，不然不是把锁捅坏了，就是把要使弄断了。
只有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才有你。
要想靠人民，首先为人民。
要经常想想群众在我们心中占什么位置，我们在人民心中是什么形象。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生存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几一事无成、一无所有。
对共产党的干部来说，心里没有群众，就是忘本；
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就是变质；
滥用手中的权利欺压群众，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
靠实践与靠群众是一致的，离开群众，就无所谓社会实践；
没有实践，依靠群众就成为空谈。
群众最可敬，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社会财富靠他们来创造；
群众最可爱，只要你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就真心实意地支持你；
群众最可怜，他们确有许多实际困难，而对我们的要求并不高；
群众最可畏，不管什么人，惹怒了他们就可以使你垮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
所谓最低要求，是每个共产党员必备的条件；
所谓最高要求，是我们要为之终身奋斗也办不完的事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个回答并没有错，但它还是什么？
拿它来做家具就是原料，拿它来烧火就是燃料，拿它来挑水就是工具，拿它来和坏人斗争就是武器，拿它来行凶打劫就是凶器，拿到法庭就是证据，但还是那块木头。
离开结合谈坚持、谈坚决、谈坚定，只能是空话、大话、假话，只能给马克思主义抹黑乃至窒息或断送马克思主义。
想办事是愿望，肯办事是热情，敢办事是勇气，会办事是本领。
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领导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一切活动为了升官发财，一但掌权就搞独裁。
组织路线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用人不能失去群众，群众不接受、不拥护的人，你咕噜半天好话也不行。
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利压不出来，靠自己吹不出来，靠耍小聪明骗不出来。
只有靠真心实意地、尽心竭力地、坚持不懈地为群众办实事，才能逐步树立起来。
领导为群众办事儿，群众为领导作劲儿。
自己没主见，遇到事拿不出办法，或有办法而不敢决断，别人怎么遵循和贯彻？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人，张口就说，说了就对；
拿过来就拍板，拍板就正确。
人民是杆称，历史是杆称，政治家的分量最终都是由他们来衡量的。
国企改制别砸了工人的饭碗
最近几年，中国的“饭碗”又成了一个话题。
“铁饭碗”曾是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社会主义成果，是中国人知足常乐生活方式的写照。
如今，国企改制带来了的新冲击，让人们开始有了连“泥饭碗”也不能保的不安。
国企改制遭到本企业工人强烈的抵制的新闻，在欧洲不少国家引起了关注。
一名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瑞士著名金融高管对笔者说“：
这是中国企业工人对资本主义入侵的一次成功的反击战”。
这个结论是否正确暂时不做平论，但这类事件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出现，应引起认真关注。
瑞士有家国有银行，政府担保百分之百的债务责任，在前几年全球银行金融业“发高烧”的年代里，不少银行家纷纷要求对瑞士的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
当地政府为了保证当地经济与公众的基本安全感和稳定性，对银行的改制方案进行了“公民投票”。
工头结果是约90%的民众反对。
因此，这个改制提案一直搁置至今。
而随之金融危机的爆发，瑞士民众越来越庆幸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一事咧与近来国内国企改制出现的问题，至少说明了一下这几点；
第一这几年，不少过西方经济学者提出了“伦理经济学”的观点，实质上是要求企业管理者和经营者首先要做有良心、有伦理观的人。
这一点对于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改制成败至关重要。
改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职工吃的更饱、更好、而不是砸了他们的饭碗。
如果企业工人感到改制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危机，那是肯定不会支持改制的。
中国缺乏资源，但是中国有千锤百炼几十年、世界第一流的产业工人队伍。
他们的技能、他们的精神，是共和国成长壮大的支柱和精髓，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
他们是国家的未来，是执政稳定的基石。
目前这种改制不应当是上个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的翻版。
当年为了从千苍百孔的烂摊子中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国家下决心把民族资本的企业争取以“公私合营”的方式改制，后来又逐步变成国有企业。
那时的改制是穷人从没有饭碗变成了“泥饭碗”，最后又变成了“铁饭碗”，如今的改制，打烂了“铁饭碗”，最后还可能砸烂“铁饭碗”，最后还可能砸烂他们手中仅有的“泥饭碗”。
这种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对任何人来讲都不容易适应。
第二，企业的体制改革大事究竟是谁说了算，是企业的董事会，还是那些经济专家学者们，抑或是企业的职工？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从瑞士那些国有银行的改制过程来看，银行的董事会真正的承担了社会负责（不仅仅是对企业本身负责）的职责，成为有责任、有良心的企业领导。
企业“兼并”并非只是强吃弱、大吃小、富吃穷的简单交易，其中有着极其复杂的法律、法规、道德和心理方面的因素，这些都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
国内企业的并购过程过于简单，有的甚至没有采取用合理的市场机制，肯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利润不该是唯一的追逐的目的。
要提倡做有良心的企业家。
并购本无错，只是不要过于性急。
如果能多听听工人的声音，肯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保证工人的“泥饭碗”，不应该是最不可攀的目标。
第三，对中国而言，笔者认为，在适当企业，适当行业保存适量的“铁饭碗”未尝不是一个必要而明智的选择。
这对于构建地方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非常重要。
对于中国庞大的劳动人口而言，解决就业是困扰各级政府的大难题。
而提高生产率和减少劳动成本又总是市场发展中一难以调和的矛盾。
其实，适当保留一些劳动密集性产业和企业，适度增加一些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益企业，在某些低端产品链上增加一些“大锅饭”的机会，对于稳定就业、解决就业和扩大就业都是有益的。
所谓改革，就是要改掉那些阻碍社会发展，阻碍解放生产力的旧体制、旧秩序、改掉那些破坏和谐生产关系、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绝大多数人受益，而不能成为资本拥有着中心掠夺、鲸吞原有国家财产的竞技场，更不能成为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合法途径。
我们最还说的一句是“与国际接轨”。
可是在企业改制方面，中国企业首先要做到“与中国实情接轨”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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