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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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吏的直接监管，

③有夜市、晓市和定时一聚的庙会

6、明清：

商业区繁华

三、商业都会的崛起

1、战国：

商业城市开始兴起

①以“市”为标志的全国商业中心形成，

②长安和“五都”（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

3、唐代：

长安、洛阳、扬州（当时号称“雄富冠天下”）

4、宋代：

汴京（开封）、临安（杭州）

5、清代：

苏州（“十万烟火”，财富“甲于天下”）

四、古代中国商业经济的特点

1、官府直接管理市场交易，严格控制商业交易

2、宋代以来政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弱，城市经济功能大大增强

3、明清出现区域性大商帮晋商、徽商等。

4、长期受到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商人社会地位地下。

【课堂小结】

填写下表：

商业生产和转运情况

“市”的发展

商业都会

先秦

秦代

对“市”有法律规定，商品买卖必须明码标价

汉代

有专门管理机构，

长安有东、西9市，

长安和“五都”（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以“市”为标志的全国商业中心形成

六朝

草市形成，

且由“草市尉”实行行政管理

唐代

草市普遍，夜市繁荣。

但市场活动范围和时间仍受官府严格控制

宋代

首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商业街形成，

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吏的直接监管，

有夜市、晓市和定时一聚的庙会。

汴京（开封）

临安（杭州）

明清

【教材问题参考答案】

[想一想]

1．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有人认为在明清时代，有人认为在元代，有人认为在宋代，有人认为在唐代，甚至有人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

有人则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不具备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条件。

请根据已学过的知识，谈一谈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答案提示：

（1）中国古代虽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经济也非常发达，完全具备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条件。

只不过，因为专制主义统治的时间太长，再加上统治者长期以来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起了阻碍和延缓作用。

（2）明朝中后期，中国的江南地区的纺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如果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有可能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

2．你读过的古代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反映了商人的生活?

施耐庵的《水浒传》、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等。

[自我测评]

简要说明古代“草市”出现的意义及其形式特征。

特征：

远离城镇；

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区；

是自然形成的民间集市；

也受到政府商业机构的管理。

意义：

“草市”这种民间贸易形式是对官办贸易的有益的补充；

这种自然形成的乡村集市后来演进为相对集中的商业中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阅读与思考]

《唐会要》卷八六记载：

“贞观元年十月敕：

五品以上，不得入市。

”这样的规定说明了什么?

译文：

“贞观元年十月皇帝下令：

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容许进入市场。

”说明：

（1）说明唐代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商人获利丰厚经济实力增强；

政府行政官员企图依仗其手中的权力从商人那里获得利益。

（2）同时，说明在唐代政府对商业的控制依然比较严格。

[知识链接]

市署：

《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

“两京诸市署：

令一人，从六品上；

丞二人，正八品上。

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

”说长安和洛阳两京诸市署，各置主管官员“令”一人，品级为从六品上，副职二人，品级为正八品上。

他们的责任，是管理商品交易，负责度量器物，分辨商品质量的真伪和数量的轻重。

【历史问题注释】

[商帮]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乡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

他们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除与整个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著名的有十个商帮：

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

[晋商]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

期间，晋商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管理，优秀的商业文化，广拓经营领域和活动范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

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

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

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

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称雄国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

但是，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

晋商的辉煌，不仅成就了富商巨贾和商界精英，推动山西成为当时的“海内最富”，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

[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徽商是我国十大商帮之一。

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年间达到顶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以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

徽州正处在当时东南经济要区苏浙中心，南北交往要冲，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移。

南宋初期即有徽人为经营茶、墨、纸、木“行买四方”的记载。

明嘉靖以后，“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人从商增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

其实，徽州人通常十二三岁就要到城里当学徒。

因为徽州地少人多，迫使农民从事其他劳动。

明代《安徽地志》说：

“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

”徽州人做生意一般都是小本经营，多数受雇于他人，并非“生而善买”，而是当时社会因素和徽人刻苦经营所造就的。

嘉庆《徽州府志》就指出：

徽人“善仪容，有口才”，“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买之所入视帝郡倍厚”。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明嘉靖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西汉的商业和交通]

西汉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

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22600多米，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

规模之大，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

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

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

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

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

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商业活动区。

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

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

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东、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手工业区，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

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

据记载，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

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

洛阳水陆交通方便。

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的中心。

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

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

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

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

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西汉的交通运输业也发达起来。

在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曾多次发现木制、陶制船舶或木车。

1974年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中发现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工场，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略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

这些遗址，反映了当时水上交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活跃。

在广州、长沙等地，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玛瑙、鸡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饰。

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国内的特种工艺品，而另一部分则是从海外输入的。

[唐朝前期的商业]

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

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周围达七十多里。

全城呈长方形，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

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

外郭城占地广阔，划分为108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

还有两个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

据考古勘察，西市长、宽各约一千米，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15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

东市的构造大概也是如此。

东市有220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西市的繁荣不亚于东市，许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都聚居在这里。

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个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与长安的市相同。

据记载，两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间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同类业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区域，设有行头来进行管理。

长江北岸的扬州，当为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也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

751年（天宝十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在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

当时的各州治县城，也多设有一个或两个供商业贸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内有市的设置外，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了发展。

这种集市当时称做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

中唐以后，这种草市和虚市日益增多起来，也更加繁荣，有些后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

[唐朝后期的商业]

唐后期的商业也有显著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

唐后期的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的集散地，故“雄富冠天下”，商业更加繁荣。

许多大食、波斯等外商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

益州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地区出产的各种货物，多在这里运销外地，故商业亦极繁荣。

时人称“扬一益二”，可见在唐后期，扬州、益州的经济地位已超越长安和洛阳。

东南地区的杭州，到唐后期也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

广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

770年（大历五年），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的有四十多艘。

它们载来了香料、药品、象牙、犀角、珍宝等货物，从中国贩走瓷器、丝绸等物品。

唐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

唐末在广州居住的外国商人数以万计，在泉州也有不少外商居住。

明州则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许多商船从这里出海前往日本。

由于商业的发展，在扬州、长安、洛阳及汴州等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夜市。

商业活动也逐渐突破了过去市、坊区分的严格限制，不少商人已在居民坊内开设店铺。

当时还产生了柜坊和飞钱。

柜坊亦称僦柜，它大概是由邸店分化而来。

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收取柜租。

德宗初年曾借长安柜坊的储款四分之一以助军费，可见那时柜坊是很多的。

另外，唐代已经有了飞钱。

飞钱亦名便换，是中国产生的最早的汇兑制度。

这一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期，办法是：

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钱，这样就解决了搬运大量铜币的困难。

上述现象反映唐代的商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北宋的商业]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

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

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

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

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

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

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

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

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

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

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

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

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

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北宋的货币流通]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

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

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

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

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

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

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

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

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

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

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大祸害。

[南宋的商业]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

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

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

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

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

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

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

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

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

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

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

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

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区使用称为川引外，还发行了会子。

南宋政府发行纸币，主要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

大量纸币投入流通领域，造成币值下跌，通货膨胀。

[唐朝的水陆交通]

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交通干线有以下几条：

（1）从长安往东经东都、汴州（河南开封）达山东半岛；

又自汴州北上可到幽州（北京），南下可达扬州。

（2）从长安往西北经兰州、出敦煌通西域；

又自兰州经鄯州（青海乐都）可到吐蕃。

（3）从长安往西南经汉中达成都，由成都可到南诏。

（4）从长安往东北经河东（山西运城）到太原；

又自太原经幽州可达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及东北地区；

经云州（山西大同）可到回纥。

（5）从长安往南经襄州（湖北襄阳）、潭州（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到广州，又自衡州到邕州（广西南宁）。

当时，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国的水上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

所谓“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可见当时水上交通是很发达的。

唐承前旧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致凡三十里设一驿站，全国有水驿260所，陆上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共有驿站1644所。

陆驿备有马，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政府文书的传递。

在交通要道上除国家设置的驿站外，还有私人开设的接待客商的店肆，各店不仅出卖酒饭，而且“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

教案：

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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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3月09日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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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

①乡村商业活跃,但没有专门市场。

②商运活跃，已开通海、陆丝绸之路

海外商运发展迅速（陆上丝路不通，造船业发达）

商品买卖必须明码标价，当面交易

市、坊界限分明，市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①市首次突破了原先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②形成繁荣的商业街，

③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吏的直接监管，

④草市已经有比较完善的饮食服务设施，

⑤有夜市、晓市和定时一聚的庙会

①长安和“五都”（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

②以“市”为标志的全国商业中心形成

长安、洛阳、广陵（即后来扬州，当时号称“雄富冠天下”）

1、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发达。

2、商业市场形式多样。

3、商业交通发达，水陆商运兴盛，长途贩运发达。

4、自汉代以来，各朝代都出现不同数量规模的商业大都市。

5、商业长期受到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商人社会地位地下。

6、政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少。

7、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相辅相成。

8、出现了区域性商帮。

9、发展艰难而曲折。

商品买卖必须明码标价

乡村商业活跃,但没有专门市场。

长安9市

首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商业街形成，商业活动不再受官吏的直接监管。

草市已经有比较完善的饮食服务设施

有夜市、晓市和定时一聚的庙会

”说长安和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