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的经典文章老师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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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两盅，摇摇摆摆地进了课堂。
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当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这吸溜之际，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
“这题目怎样讲呀?
”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
“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
……”滔滔不绝地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
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
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辩了几句。
这一下我可惹了祸，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
他在讲台上来回地踱着，吸溜一下鼻涕，骂我一句，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
×
×
?
你是什么东西?
我一眼把你望到底?
这一句颇为同学们所传诵。
谁和我有点争论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一句“你是什么东西?
我把你一眼望到底?
”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有再多说，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
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
酒醒之后，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详尽。
批改之不足，还特别地当面加以解释，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了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
《林琴南致蔡了民书》是他讲得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
此外如吴敬恒的《上下古今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张东荪的时事新报社论，他也选了不少。
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
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
徐先生讲国文之前，先要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
“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过饭……”这样的话是相当地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吃惊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否则怎能和张东荪一桌上吃过饭?
徐先生介绍完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
这一遍朗诵很有意思。
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地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宣泄出来了。
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已经理会到原文意义的一半了。
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
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
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页整页地勾；
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
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地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
但是他郑重地给我解释，他说：
“你拿了去细细地体味，你的原文是软巴巴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
”我仔细一揣摩，果然。
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
我离开先生已将近５０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
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地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我的老师
冰心
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
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十二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只出一个“学而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
这题目是我在家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级学生同班上课。
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自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
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罢。
“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
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体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
我最怕是她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导的一位。
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
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
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了九十九分，而代数却只得了五十二分，不及格！
当我下课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T女士挟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
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
她温和地问我道：
“你为什么哭？
难道是我的分打错了？
”我说：
“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
你出的十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
”她就款款温柔地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
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恳切地对我说：
“这不能怪你。
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
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
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罢。
”这当然是她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合格，很有留级的可能；
而且她很忙，每天抽出一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
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地道谢。
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地询问T女士的一切，她觉得T女士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
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
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
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
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间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
到了夜深，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消夜。
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
我就会看见T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
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工夫地做着；
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
因着T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学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
我补完数学以后，母亲觉得对于T女士应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福隆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
T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
“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
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数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
他这样的赶，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
”母亲不敢勉强她，只得作罢。
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T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
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
等她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
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她办公室去叩门。
她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地笑了，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
“谢谢你，你真是细心。
”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教室里，嘴角不自觉地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
因为补习算术，我和她面对坐的时候很多，我做着算题，她也低头改卷子。
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她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她身上匀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
在我偷看她的时候，有时她的眼光正和我的相接，出神地露着润白的牙齿向我一笑，我就要红起脸，低下头，心里乱半天，又喜欢，又难过，自己莫名其妙。
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T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地方作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
每次看见我，她总有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如翻译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从事，宁可将大学里功课挪后，不肯耽误她的事情。
她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
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殓她的，有几万人。
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
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
我的老师
莫言
这是一个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
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地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
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
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
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自然明白了。
我5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
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竟然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地进了幼儿园，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
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化管理。
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
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样我的口粮就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跑。
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
给我留下了印象的第一个老师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女老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了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
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
我之所以记住了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那是这样一件事：
全学校的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作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脸。
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
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就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
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一边大哭着，一边往厕所跑去。
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
我拉到裤子里了……我自然不知道我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
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了家。
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
我妻子说她应该叫孟老师姑姑，我问我妻子说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呐！
我问她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
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还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子很矮，姓于名锡惠，讲起话来有点外地口音。
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次一年级──从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调教我拼音的样子。
今天我能用微机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着于老师教我那点基本功。
于老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他教过我的哥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都尊敬他。
“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来往墙上刷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
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
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
几十年后，于老师跟着她的成了县医院最优秀的医生的小儿子住在县城，我本来有机会去看她，但总是往后拖，结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
听师弟说，她在生前曾经看到过《小说月报》上登载过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时她已经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师弟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她说：
比你写得强！
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
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里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
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
他跑得快，跳得也高。
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1.70米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里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
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
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
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
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
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
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
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惊醒。
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
当所有的老师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感动不已。
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牵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
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
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
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1.70米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地在我脑海里浮现。
贾平凹
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
他不漂亮，也少言语，平时不准父亲杀鸡剖鱼，很有些善良，但对家里所有的来客都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
开始我见他只逗着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认了他是老师。
许多人都笑我认三岁半的小儿为师，是我疯了，或耍娇情。
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了，谁规定老师只能以小认大?
孙涵泊!
孙老师，他是该做我的老师的。
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大家，轮到他，他不接，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
阿姨问：
“你不要?
”他说：
“花疼不疼?
”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它的美好了，不爱惜，不保卫，有时是觉出了它的美好，因为自己没有，生嫉恨，多诽谤，甚至参与加害和摧残。
孙涵泊却慈悲，视一切都有生命，都应尊重和和平相处，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晚上看电视，七点钟前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国歌，他就要站在椅子上，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嗤笑，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
我是没有这种大气派的，为了自己的身家平安和一点事业，时时小心，事事怯场，挑了鸡蛋挑子过闹市，不敢挤人，惟恐人挤，应忍的忍了，不应忍的也忍了，最多只写“转毁为缘，默雷上谤”自慰，结果失了许多志气，误了许多正事。
孙涵泊却无所畏惧，竟敢指挥国歌，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在他家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耳朵。
他爹问：
“你来看什么?
“看写。
”再问：
“写的什么?
”说：
“字。
”又问：
“什么字?
“黑字。
”我的文章和书法本不高明，却向来有人恭维，我也恭维过别人的，比如听别人说过某某的文章好，拿来看了，怎么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但我要在文坛上混，又要证明我的鉴赏水平，或者某某是权威，是著名的，我得表示谦虚和尊敬，我得需要提拔和获奖，我也就说：
“好呀，当然是，你瞧，他写的这幅联，‘×
，×
春’，多好!
”孙涵泊不管形势，不瞧脸色，不慎句酌字，拐弯抹角，直奔事物根本，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街上两人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砍刀。
围观的人轰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他便跑过去立于两人之间，大喊：
“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不许打架!
”现在的人很烦，似乎吃了炸药，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闹出个流血事件，但街头的斗殴发生了，却没有几个前去制止的。
我也是，怕偏护了弱者挨强者的刀子，怕去制服强者，弱者悄然遁去，警察来了脱离不了干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一走了之，事后连个证明也不敢做。
孙涵泊安危度外，大义凛然，有徐洪刚的英雄精神，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教导，不布置作业，他从未以有我这么个学生而得意过，却始终表情木然，样子傲慢。
我琢磨，或许他这样正是要我明白“口锐者天钝之，目空者鬼障之”的道理。
我是诚惶诚恐地待我的老师的。
他使我不断地发现着我的卑劣，知道了羞耻。
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称他是老师!
我的老师也将不会只有我一个学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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